毛澤東讀過佛經嗎？
據逢先知回憶，毛澤東很重視佛教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經典如《金剛經》、《華嚴經》、《六祖壇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
根據逢先知提供的書目單，
青少年毛澤東由於受虔誠信佛的母親的影響，很早就接觸了佛教經典。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寫道：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統一即至統一。」
「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絕時間感官者，想像即思維，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而言之，萬即一，變即常。」
顯然，毛澤東的這種「萬即一」的思想除了受佛教華嚴宗的「圓融無礙」的思想影響外，還與華嚴宗的「一多相容」的思想影響分不開。
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法藏（643-712）有一篇著作，名叫《華嚴金師子章》，是他向唐代女皇帝武則天講佛法的教材，比較集中和簡要地概括了華嚴宗的根本觀點。其中第七節專門介紹了華嚴宗的「十玄門」觀點。
「十」是華嚴宗用以表示無盡的意義。「玄」是玄妙。「十玄門」就是指示通向成佛的十種玄妙法門。
「十玄門」中有一門便是「一多相容不同門」，認為金和獅子在金獅子中，相互容攝，「一」和「多」相互容受，互不相礙。法藏看到了本體與現象的區別，更加強調的是其同一性。他通過對沒有「一」就沒有「多」，沒有「多」也就沒有「一」，「一」就包括了「多」，「多」就包括了「一」的論證，最後得出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的同一論。
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論證其「一多相容」的觀點時，強調的也是同一性，他說：
「事實本無區別，惟概念有區別，以為便利言語記憶計也。道德之本質，本一人因其適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惡之分。不僅道德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別，皆不過其發顯之方面不同，與吾人觀察及適應之方面有異而已，其本質只有一個形狀也，如陰陽、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惡、正反、潔污、美醜、明暗、勝負之類皆是。吾人各種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別相構成之，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
「差別之所以生，生於有界限。為界域生活之人類，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動有限，對於客觀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動所及之域，而種種劃分之，於是差別之世界成矣。」
《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曾向逄先知要過多次，外出還經常帶著。逄先知回憶說，凡是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現代佛學》期刊也成為毛澤東經常看的雜誌。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就談到過禪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慧）能敢於否定一切。有人問他：死後是否一定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思想無所寄託，大為流行。」
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和英文老師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澤東身邊的歲月片斷》中說：
「毛澤東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讚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我對慧能及禪宗的一點微薄知識，多是得自毛澤東的講授。
「毛澤東對我談到慧能的身世。……為我背誦了這兩首法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毛澤東跟我說，後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間本無任何事物，故無尖埃可沾；佛性本來是清凈的，怎麼會染上塵埃？這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
「毛澤東還談了慧能學說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
近年來，民間悄然興起的毛澤東廟
禪宗六祖慧能生於唐太宗時代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小時家境貧寒，皈依佛門後，一直是雜役僧，幹些舂米的活兒。年老的禪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眾僧作法偈，意在從中體會各僧的根基悟性。門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間在壁上作了一首，眾僧都叫好，就是毛澤東對林克背誦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滿意，說他只到門前，還未入得門來，讓他重作。
神秀苦思數日，作不出新偈。於是，不識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請人代寫了一首，就是毛澤東給林克講解的第二首。弘忍聽後很賞識，就定慧能為傳人，把衣缽授給了他，並讓他速回廣東新縣老家。慧能遂為禪宗六祖。
《六祖壇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據慧能的談話集錄的一部典籍，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簡稱《壇經》。其中記述了禪宗六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迹和他啟導門徒的言教。
毛澤東認為，慧能的思想動搖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禪宗徒眾敢於說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稱為佛了。
六祖慧能敢於否定經典偶像和成規，勇於創新，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並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對此，毛澤東在晚年曾有過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會見一國外共產黨的領導人時，毛澤東特彆強調，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完全照抄中國」。接著，以佛教為例，說：「什法師說過，學我者病。什法師叫鳩摩羅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中國有個學者叫嚴復，他引了什法師的話，在他翻譯的赫胥黎寫的《天演論》上面說的。……赫胥黎贊成印度的佛學哲學。」
「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鳩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勞動人民的。」
毛澤東認為，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是「勞動人民的佛經」。其實，慧能是在聽聞《金剛經》之後開悟成道的。
《壇經》中記載，慧能在未出家前，因家貧賣柴度日。有一次，送柴至一客店，聽一旅客在誦一經，聽了幾句，心即開悟。一問方知那旅客誦的是《金剛經》。後來慧能到黃梅縣東禪寺禪宗五祖弘忍大師處求法。五祖觀察他有利根。於是一日深夜三更將他喚至室內，為他單獨講授《金剛經》。當講至「應無所而生其心」時，慧能言下頓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驚嘆道：
「何期自性，本自清凈；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由此可以說，《壇經》是《金剛經》思想的發揮和通俗化；換言之，《金剛經》是《壇經》之母。所以，佛祖釋迦牟尼在《金剛經》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以此經出」，決非虛語。也正因為如此，禪宗的各代祖師都大力弘揚《金剛經》，勸導世人讀《金剛經》。這也是《金剛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原因。
談話過程中，毛澤東饒有興緻地問班禪大師：「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說：「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問：「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說：「釋迦牟尼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又問：「《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多吧？」
班禪說：「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說：「《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毛澤東認為「《金剛經》值得一讀」，那麼，小時候信佛、青年時代研究過佛學的他，到底讀沒讀過《金剛經》呢？雖然目前沒有明確的記載顯示他讀過《金剛經》，但是從佛教大德趙朴初先生的關於他與毛澤東的一段談話的記載，則可以斷定毛澤東是讀過《金剛經》的。
「1957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談。他問：『佛教有這麼一個公式——趙朴初，即非趙朴初，是名趙朴初，有沒有這個公式呀？』我說：『有。』主席再問：『為什麼？先肯定，後否定？』我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而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談到這裡，客人到了，沒有能談下去。」
毛澤東這裡使用的「是……即非……是」的句式，出自《金剛經》。在《金剛經》中，上述句式很多。例如：
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
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如果不是對《金剛經》的內容非常熟悉，毛澤東就不會開玩笑式地與趙朴初先生討論「趙朴初，即非趙朴初，是名趙朴初」這樣一個命題的。可見，毛澤東不只是提倡「《金剛經》值得一讀」，而且他自己也下功夫讀過《金剛經》。
因為毛澤東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對獻身於佛教的人物常懷敬意，毛澤東曾對秘書林克說：「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經，其經歷的艱難險阻，不弱於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帶回了印度佛教的經典，對唐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更讚歎道：「鑒真和尚，說他六渡扶桑，雖然前五次都失敗了，但他不屈不撓，終於到了日本，對於佛教的東漸，特別是中國佛教及文化貢獻最大」。
據林克回憶：有一次，毛澤東和周谷城談論哲學問題，說到胡適寫的哲學史，然後突然對中國至當時尚無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遺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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