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思想周報｜中國式相親鄙視鏈；「暴走團」老人

相親價目表：到底為什麼結婚？來自鳳凰WEEKLY的《中國式相親價目表》，使「中產階級教育鄙視鏈」後，「中國式相親鄙視鏈」又火了：作者通過考察北京各大公園的「相親角」，梳理出一條層次分明的「鄙視鏈」——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有北京戶口的瞧不上沒戶口的，三環有房的瞧不上五環「郊區」的……層層分級下來，京籍京戶、中心城區與教育高地有房產，男性海歸博士與女性本科等指標立足「鄙視鏈」頂端，無房、無戶口、低學歷則居「底層」，更有女性因為1991年生「屬羊」這種原因被拒絕。

相親鄙視鏈。 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 圖相親市場向來講究「門當戶對」，大多人看得清楚：「門當戶對」的要求下，是婚姻對鞏固階層和共享資源的需求。戶口、房子、學歷、薪酬、職業和家庭背景等等齊刷刷一擺開，一個人大致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實力便一明二白地顯現。「沸騰」公眾號刊載的《「相親價目表」是提前打響的「階層保衛戰」》便認為，在轉型的社會下，很多人既沒有辦法保證收入不斷增長，也缺乏較好方式保持既有財產增值，對新增的中產階級而言，「階層下滑」的恐懼，使其在婚姻大事上格外謹慎；而越是想要「萬無一失」，越是說明內心的焦慮——在這場階層保衛戰中，一樁貨真價實的婚姻，成為用以鞏固階層地位的壁壘。不難理解，即使在以年輕人為主場的集體相親或婚戀網站，「顏值」「共同語言」等固然是有分量的考慮因素，但談得最多的，還是戶口、房子、學歷和家庭背景。更不難理解，在聚集在相親角的父母看來，子女的婚姻是否「門當戶對」，不僅關涉子女今後人生的幸福和平順程度，更牽涉到兩個大家庭的生活質量、階層位置和未來利益——在房價居高不下的今天，光是付個首付，便有「掏空」父輩和子女兩代人積累的可能。當然，「鞏固階層」「共享資源」等目的，並非現代相親市場所獨有：從父母做主、媒人牽線的傳統社會開始，相親及其所期許的婚姻，往往更看重「利益的同盟」多於「愛情的結合」。讓人困惑的是：從50年代初反「封建婚姻」的婚姻法運動開始，強調「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倡導自由戀愛的主張多年來早已獲得廣泛認可，婚姻歸根到底是子女的事，應該讓子女來選擇並為之負責的信念也日益深入——為何這種子女不在，父母忙活的相親角近年來越發火熱了？就算相親角的大爺大媽也贊同婚姻最終取決子女的意志，但這種操勞子女婚姻，替子女考慮並挑選婚姻對象的做法，是否也太過插足子女的獨立生活了？

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 圖僅用父輩的壓迫、代際差異、「傳統」、「落後」來解讀這種「插足」未必合宜。倘若我們將這種現象視為當代年輕人「婚姻自主權」的喪失的話，須知這種喪失往往並非單純「父母-子女」代際權力較量的結果：父母基於傳統觀念，期望子女早日成婚延續後代固然會給下一代造成極大的壓力，但年輕一代本身的生活壓力、經濟需要和情感訴求也使其不得不不情願地接受或尋求父母的「幫忙」。張豐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登載的《中國式相親鄙視鏈：不是人之常情，是一種病》一文中，對「父母代勞」做了一種最直觀易懂的解釋：對身處後工業時代的青年而言，光是為了生存的工作便付出了大部分時間，在工作忙碌的前提下，影視、遊戲往往又佔據一部分精力——他們既沒有時間，也缺乏途徑去找尋戀愛對象並維繫親密關係；在此背景下，父母的出面和操勞便不難理解。這一分析背後，折射出「父母插足」更根本的原因：若年輕人還在為生存奔波，尚不具備對自己人生的徹底自主，婚姻自主權的掌握談何容易？正如閻雲翔在提出中國「新家庭主義」時的洞見：巨大的生活、工作壓力與對人脈、住房的需求，使80後、90後不得不在婚嫁、工作方面繼續尋求父母的支持。這一方面擴大了父母在子女婚姻選擇的上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也使子女在做出婚姻決定時不得不考慮兩個家庭父輩的背景、階層與財力。越來越熱鬧的相親角，既折射了年輕一代在「自由戀愛」上遭遇的阻力和困難，也暗示了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婚姻依然不只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庭的事。但張豐隨即寫道，無論是參加相親的年輕人，還是幫孩子徵婚的父母一輩，一旦走入雙親市場，便不得不面對雙重的孤獨和雙重的失敗：對年輕人來說，以自己才華、性格為驕傲的她/他，在婚姻市場中卻不得不擱置豐富、複雜的自我意識，以長相、財產展示一個「更適合結婚的自己」；而對父母一代來說，當他們開始以孩子的婚事為生活的核心，甚至將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幸福與子女的婚姻捆綁在一起時，他們不僅成為子女困難的一個延伸，也讓下一代承受更大壓力。相親角和那張令人咋舌的價目表，既是沉重現實下的「人之常情」「不得已為之」，卻又在另一方面成為默許甚至加劇資本侵蝕和社會功利化發展的幫凶。或許正因如此，中國青年報的《沒京滬戶口未必糟，可怕的是你配不上愛情》，澎湃新聞的《在「中國式相親」中，大家都失去了做人的尊嚴》等媒體的評論，依然在強有力的物質和堅硬的現實前談論尊嚴和愛情：如果不能保持堅定和信心，無法努力爭取對自己和對婚姻自主，即使為了戶口犧牲愛情，生活道路漫長，又如何能篤定未來幸福呢？ 「暴走團」事件7月8日，山東臨沂一支中老年人組成的晨跑團在機動車道上行進，出發22分鐘後遭到一輛計程車衝撞，導致一死兩傷。事故視頻和新聞流出後，網友評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暴走團」：「你弱你有理？」「只有車禍才能讓暴走團遵守交通規則？」等對晨跑團不守規則、無視公共安全的聲討絡繹不絕。而7月13日，事件進一步升級，該暴走協會的另一支暴走隊80多人手拿熒光棒，身貼反光條，以叉車在隊尾「護衛」再次走上馬路。這種以更不守規則來對抗「不守規則」之指責的行為，引起更大激憤。爭論之中，該事故引發的話題呈現兩種走向：堅持理性者，呼籲勿以義憤替代法律審判，強調「暴走團和計程車司機均存在違法行為」，並更多關注對「路權」、法律意識、城市建設和規劃專業性的討論；而許多網友，則針對「暴走團」隊長「社會對老年人不夠寬容」的說法展開激烈爭論，「壞老人」的說法不絕於耳。

車禍發生後，暴走團夜間上路叉車「護航」 。 視頻截圖平心而論，正如公眾號「人民網輿情監測中心」在《山東臨沂老年「暴走團」遭車禍：輿論真的不夠寬容？》中的分析，本次事件輿論雖多有激憤，矛頭多集中在「無視法律法規就要付出代價」上。網友對司機的同情，更多出於對「暴走團」及其組織者無視交通規則、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滿。而面對不少認為「暴走團」「活該」、「應當承擔全部責任」的言論，澎湃新聞李勤余在《暴走團老人被撞，我們應該幸災樂禍嗎？》中指出，不能因為受害者有過錯，就將所有責任通通推給受害者——這種以道德譴責替代冷靜法律判斷的行為，是對「正義」概念的歪曲。同時，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暴走團」法治意識的缺失，另一方面卻折射出城市建設與規劃的挑戰：廣場舞、晨跑等是當下老年人能選擇的最實惠又方便的鍛煉方式，有鍛煉需要，卻無合適場地，再加上規則意識相對單薄，是老年人貿然佔用籃球場、烈士陵園廣場乃至機動車道的直接原因——對城市治理者來說，不同群體鍛煉、運動都是合理權益，如何兼顧不同群體需求，為他們提供合適鍛煉場地並減少相互衝突，是創造一個更多元、寬容、和諧的城市空間必須解決的問題。但本次事件的爭端，更多集中在「暴走團」群體的主要構成——中老年人上。聯繫此前廣場舞大媽佔領籃球場、烈士陵園前跳廣場舞等事件，對部分中老年群體忽視社會規則，擠占公共資源的怨言早已有之。無論是「大媽大叔們怎麼越來越討人嫌了？」還是「是壞人變老了，還是老人變壞了」一類的質問，都反映出指責者對這個群體在公私邊界上混淆不清的不滿：老一代一方面缺乏對私領域的保護與尊重，另一方面則往往以將公領域視為私領域，不加珍惜且沒有公共意識地加以佔用。但周海燕在《我至今記得小時候擠公交車的絕望》中認為，老一代人公私不分，是因為他們一度完全被剝奪了保有「私」的權利。在物質匱乏，分配權被管理機構掌控的年代，儘管一切皆「公」，人們卻不得不通過拉關係、走後門等方式為自己爭取哪怕多一點的好處：在此意義上，「公」並不更加使人們珍惜公物或富有共享精神，而是使「強者先得」的概念深入人心——「當私域不受保護，公域便勢不可免地淪為叢林。」即使未來物質豐富了，青少年的成長經驗也極大地烙印在其世界觀與行為模式上。更不可忽視的是，被輿論火力集中的「壞老人」一輩，幾乎在所有公共資源分配的博弈中都處於代際中最不利的位置：年輕時幾多波折，難以受到良好教育，工作後經濟衝擊，成為產業結構調整下最先下崗的一批人。對這個經濟上不佔優勢，文化上缺乏話語權的人而言，依靠年齡和人數來爭奪公共資源、滿足自身需求是幾乎最現實的選擇。周海燕認為，看到其中歷史因果，而不是用種種污名去片面指責這個群體，才能更好促進公共領域的建成。

馮雪梅在《誰能保證自己老了以後不會討人嫌》中則認為，儘管年輕一代相較父輩更重視私領域的保護，忽視公共領域規則、缺乏對公共領域的尊重卻未必僅僅是父輩所有——幼兒園門口亂停車的家長，放任「熊孩子」破壞公共財物的父母，又何嘗不是缺乏公德？成碟地捋走公廁的廁紙，給共享單車裝上私鎖的，僅僅是年老一代嗎？忽視整個社會公共意識培養的缺乏，而將矛頭一味對準老人，又有誰能保證自己老後，不會成為令人討厭的「壞老人」？更重要的是，在一個日益老齡化的社會裡，如果人們對年長者的態度從敬畏轉化為懼怕，再從懼怕轉向厭惡，最終受歧視和偏見的，難保不是未來變老的自己。「暴走團」事件反映了代際的差異，卻不僅僅是代價差異的問題。它既關乎法律意識的普及，考驗司法行動的及時和公正；也關乎城市公共空間的規劃和管理，考驗政府能否為百姓提供一個友善和諧的環境；而讓社會變得更有公德，不能僅僅靠對特定群體口誅筆伐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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