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陳岱孫多次強調反對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
面對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岱老特別注重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使之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
1.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之初,全國興起了一股渴望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熱潮,但應以什麼態度來學習,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此,岱老在1987年撰寫了一篇約1.3萬字、題為《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長篇論文,作了系統論述和權威性的回答。
該文一開頭把西方經濟學定義為「在歐美經濟發達的國家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方面的經濟問題進行探討的經濟思想體系」。接著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建國以來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所經歷的曲折的歷史過程,指出改革開放前,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對西方經濟學採取了迴避、排斥和「全盤否定」的態度。「隨著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們對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具體地說,一些人對於西方經濟學,從過去的陌生變為某種程度的目眩,從過去的自滿變為某種程度的自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不加分析、不加鑒別和盲目推崇的傾向」。改革開放以後,直到「最近幾年,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盲目排斥走向盲目崇拜的現象似乎有變本加厲之勢」。「這個從一極擺向相反的另一極的盲動也許都出於無知。但在出現這兩極擺動的情況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經提出的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就需要更嚴肅地對 待了」。怎樣嚴肅對待,岱老提出了幾條根本性的指導思想:首先,「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指導思想」。因為經濟學是一門「有黨性的科學」,西方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服務的理論思想。其次,「西方經濟學中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可資借鑒」:一是借鑒管理的經驗和知識。二是在經濟學分析中,廣泛利用數學方法。岱老指出,「數學」本來是一個嚴謹分析的工具,沒有理由不利用它為研究我們的經濟服務,同時「我們更反對濫用數學,把經濟探討變為數學遊戲」。三是在西方經濟學中,有關市場機制構成和運轉的論述。四是西方發達國家各部門經濟的經營經驗及其在經營實踐 中提煉出來的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結論。五是對所謂「後工業社會」某些問題的研究所暴露的問題。同時,岱老還特別提醒:「借鑒不是全盤接受,也不應生搬硬套,更不是拾人牙慧,把某些隻言片語當作西來真諦。借鑒必然是有所取捨、抉擇。取捨、抉擇的根本原則應該是以符合我國國情為主」。這突顯岱老的愛國情懷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難能可貴的是,從改革開放初始到1997年7月謝世近二十年里,岱老都始終如一地信守這種對西方經濟學「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與社會責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效引領社會思潮和促進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
2.在清除「精神污染」形勢下及時發出有力之聲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有一些人在思想戰線上散布社會主義「異化」論,實即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為遏制其消極影響蔓延,黨中央於1983年下半年發起消除「精神污染」的鬥爭。經濟學界有人懷疑或誤以為這是當局取消或抑制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此情況下,岱老及時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發表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一文,隨後《人民日報》又重發此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該文指出:「作為一個整個理論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卻不等於說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參考、借鑒、利用的地方……當然,相反地,由於某些方面有可資借鑒利用之處,便盲目地全面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對於沒有用的技術手段採取生搬硬套的辦法更是有害的」。此言一出,立即獲得理論界廣泛的贊同和支持,澄清了人們的某些懷疑和混亂思想,有助於推動西方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健康發展。
1983年黨中央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社會主義「異化」論的鬥爭,岱老一直是持積極支持態度的。除了上述發表關於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文章外,他還在1984年1月2日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90周年發表的《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文中,直接批評了所謂「異化」論的錯誤。他說:「在異化問題的研究中,有一部分人對於這題目的興趣在於探討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的初期的階段中一個理論範疇的意義,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另有一部分人的研究就超出了這個範圍,他們研究的目的是企圖以馬克思 的異化論來否定剩餘價值和歷史唯物論」。該文的最後還強調指出:「總之,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就是堅持馬列主義真理和我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當然,我們所堅持的是這些基本原理的科學體系,它既不是某一歷史時期的個別論斷,更不是如異化論這一類的、雖然在早期著作中出現,但在晚期著作中已被更科學的理論所更替的學說」。岱老批評了某些人企圖用馬克思早期尚不成熟的觀點來否定後來成熟的觀點的錯誤思想,表明岱老並非教條地而是真正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社會科學學者。
3.20世紀90年代多次強調反對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界逐漸滋長了一種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不良傾向,如有的迷信市場機制萬能,反對宏觀調控;迷信通貨膨脹有益論,反對物價管制;借口科斯產權明晰之說,主張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甚至以80年代西方掀起的私有化浪潮為榜樣,主張我國搞非國有化(實即私有化)改革,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經濟改革和建設中的指導作用。這種不良傾向若任其發展,後果不堪設想,俄羅斯採取「休克療法」和非國有化政策的悲慘結局就是前車之鑒。面對這種嚴峻形勢,岱老在1994年3月由國家教委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西方經濟學學術報告會」上說:「對西方經濟學,我們一度進行盲目的批判,現在又存在一種危險,即盲目推崇。盲目的推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因此,目前對西方經濟學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時,他還列舉了「市場經濟」、「休克療法」和「通貨膨脹」等方面的問題以論證其論點。同年11月,岱老在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六次學術討論會上又說:「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們對西方經濟學採取盲目批判,全盤否定的傾向。其影響所及,使受這種傾向裹挾的某些學者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忘在腦後,將西方經濟學奉為神明,特別是對近年來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泛濫成災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崇拜得五體投地,把西方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奉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論上造成嚴重混亂,在實踐上造成嚴重後果」,同時還強調指出:「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借鑒工作,主要的傾向和主要的危險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
1995年末,岱老在為筆者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一書作序時,在上述一系列反對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論述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全面系統論述了這一觀點,明確指出:「70年代末,我國克服了對西方經濟學說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我們有一批專家從改革開放伊始,就主張對當代西方經濟學採取分析的態度,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借鑒。但在洶湧而來的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浪潮中,這一正確主張的聲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會潮流的方向。於是我們就面 臨這樣一個歷史格局,從過去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排斥這一極端,跳到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另一極端,這是當前的一個主要危險」。該「序」還進一步提出了如何克服當前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這一主要危險傾向的九條措施,其中特別提出要「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真可謂對症下藥,恰到好處。
岱老的「序」當時以《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或《西方經濟學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為題,先後由《經濟學動態》、《高校理論戰線》、《求是》等全國十多家報刊全文或摘要發表,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1996年3月,國家教委社科中心、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研究會在京聯合舉辦「西方經濟學研究問題學術報告會」,全國120餘位經濟學者參加並一致贊同岱老的觀點,認為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對其「盲目崇拜,照抄照辦」,亟待改進。岱老提出的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方向問題,也涉及如何更好促進改革開放事業健康發展的問題,是岱老晚年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與建設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當然,在學術理論的研究探討中,任何一個問題或觀點,各個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都是難免的。1996年4月28日,岱老曾針對當時有人誤以為「序」的意見不是出於他的本意的觀點給我寫的一封親筆信中說:「其實,說是由我所引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意見,乃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對西方經濟學有過涉獵者的共同意見。」這十分肯定了「序」中對西方經濟學看法的意見,既是他本人的意見,也是當時許多研究西方經濟學者的「共同意見」。
1997年1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程恩富教授為自己即將出版的新著《西方產權理論評析》請岱老題詞。岱老十分高興,當即寫了蒼勁有力的16字箴言:「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凝結了他一生寶貴的治學經驗,指出了我們研究西方經濟學正確的方向、方法,同時再次重申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為學術界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摘自《高校理論戰線》2009年第8期,原文標題為《陳岱孫學術思想研究(下)》)
附文:
陳岱孫: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戰後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是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傳播及其對世界各國經濟政策的廣泛影響。戰後時期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學科領域內,其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論,形成了比較大的體系,同時建立了若干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另一方面是形成了許多新的學派。這樣,當代西方經濟學與戰前時期相比,就帶有某種複雜性。在方法上,戰後西方經濟學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廣泛採用數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不少當代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誌,滿篇滿紙都是數學公式。此外,當代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上還繼承其前人特別是李嘉圖學派解體以後西方庸俗經濟學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經濟現象及其表面聯繫為能事,不能、不願意也不敢觸及經濟問題的本質。但現象和現象之間的聯繫往往與人們的常識相吻合,因而容易為人們所認同。但正因為是常識,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特內部規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與真理大相徑庭而流於謬誤。從常識的角度接觸西方經濟學,就難免將西方經濟學的謬誤當作真理加以接受。
70年代末葉,我國克服了對西方經濟學說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當時,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大多數學者,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即對當代西方經濟學應當採取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的態度,摒棄其庸俗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理論框架,吸取和借鑒其中某些合理成份。既要反對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又要反對盲目迷信、機械照搬的作法。近年來,我國廣泛地開展了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並且在我國經濟政策制定和企業經濟管理工作中借鑒了西方經濟學某些有用的成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經過10多年的研究,我們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了解前進了一大步。我國近年來出版的數量眾多的論文、專著和譯著表明,我國學術界對外國經濟學說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我們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學界,這些年來又漸漸滋長了一種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鑒西方經濟學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這種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傾向變得空前嚴重起來。如果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認直加以克服,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這股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傾向產生和泛濫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說的戰後時期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某種複雜性和迷惑性這種理論上的因素以外,還根源於戰後時期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若干實際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是兩點:一是戰後時期的前半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經濟的帶有戰後恢復性質的經濟高速增長;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戰後時期出現國際性的嚴重挫折。
總結這10多年來關於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我們應當承認,我們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績同時,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和不足。上述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迷信的傾向的產生和泛濫,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缺點和不足是分不開的。我們工作的缺點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或者說是「述而不批」。不錯,我們有一批專家,從改革開放伊始,就主張對當代西方經濟學採取分析的態度,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借鑒。但在洶湧而來的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浪潮中,這一正確主張的聲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會潮流的方向。於是我們就面臨這樣一個歷史格局,從過去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排斥這一極端跳到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另一極端。這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後果。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比前蘇聯東歐國家落後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後果的嚴重性將十倍百倍於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這種歷史結局的出現。要做到這一點,當前一個最緊迫的任務便是克服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傾向。為此,必須改進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強對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第一,分析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傾向的國際理論背景。我國近年來在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傾向,與7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國際思潮的泛濫有密切關係。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與時代潮流不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不大,但卻成為西方國家打入發展中國家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工具。在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吹取消國家干預,極力使社會主義經濟蛻變成資本主義經濟。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代表著西方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讓國內經濟學界特別是青年學者認識這一國際背景,使他們提高警惕,顯然至關重要。
第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將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與世界經濟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首先要實事求是地科學地分析戰後時期西方經濟發展,揭示戰後初期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戰後經濟重建性質,指出自70年代以後,西方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雜以停滯和危機的歷史時期,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西方經濟的通例是低速增長和慢性蕭條,戰後初期的經濟繁榮乃是由特定的歷史原因產生的特例,因而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在對西方國家經濟的估價上面,我們也看到兩種極端,一個極端是在前30年,我們不少學者喜歡將西方經濟描繪成一片暗淡,除了危機還是危機,不承認戰後一段時期西方經濟的繁榮。另一個極端是近年來我們一些學者傾向於將西方經濟現狀和前景描繪成一片光明。這些學者對西方經濟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國家的學者還要樂觀得多。我們必須克服這種片面性,要用我們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導青年正確認識西方經濟的現狀和發展趨勢。這對青年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端正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態度,克服對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第三,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與西方經濟學說史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西方經濟學發展數百年,但在馬歇爾以前,內容並不那麼複雜,脈絡也比較分明。戰後西方經濟學雖然內容龐雜,學派林立,新學科層出不窮,但每一種新的理論,每一個學派,每一個學科,都可以在學說史上直接間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而一旦找到其學術淵源,這些理論、學派、學科的神秘的光環也就黯然消退了。
第四,加強對西方經濟學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強西方正統派經濟學陣營中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與自由主義學派鬥爭的研究。這兩大流派的鬥爭,從重商主義時代晚期起,貫穿著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全過程。對西方經濟學這兩股思潮兩大流派的鬥爭內容、實質及其發展前景的研究必須聯繫時代的特徵。現代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派只能是現代國家干預主義學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學派。
近年來國內滋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傾向,深究起來,實質只是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這一古舊學派的崇拜。而人們之所以以腐朽為神奇,盲目崇拜這一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學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誤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主流派經濟學;二是為其光怪陸離的理論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它與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理論淵源關係;三是沒有識破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學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險惡用心。西方國家在國內甚至國際經濟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二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第五,加強對西方國家激進派經濟學的研究。西方激進派經濟學派別很多,如新劍橋學派,加爾布雷思新制度學派,新左派經濟學等。這些學派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持不同程度的批評態度,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社會經濟矛盾和問題有所研究有所揭露。特別是帶有某種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新左派經濟學,出版了不少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的著作,很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生活在西方國家,就近研究,取材容易,體察也較直接深切。在國內翻譯出版和介紹激進學派特別是新左派經濟學派的著作,對於教育青年一代,使他們對現代西方國家的現實具有真實的了解,克服對西方社會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
第六,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的著作研究。戰後時期,發展中國家出現了一批進步的民族主義經濟學家,如普雷維什、薩繆爾·阿明等,這些經濟學家與西方國家一些進步經濟學家如布蘭克等聯繫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衛發展中國家民族利益,實現發展中國家經濟獨立和工業化、現代化的理論,引起了人們的注目,被稱為發展主義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的影響。70年代後期以來,特別是80年代,這一學派受到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排斥和打擊。在80年代,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取向型改革模式,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政治獨立也受到嚴重威脅,後果十分嚴重。對發展中國家來說,8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在80年代,發展主義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和鬥爭從未停止過。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學派經濟學家的努力有所增強,近年來在拉美國家嶄露頭角的新結構派就是其中一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同西方國家、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作鬥爭的經驗,他們對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對我們具有十分切近的借鑒意義。我們對這一流派的經濟學雖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夠,今後應當加強。
第七,加強對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前後經濟學說的研究。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借鑒和引入西方經濟學說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問題比我們中國要早得多。著名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與西方自由派經濟學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論戰中創立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並在戰後波蘭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加以實施,就是有名的例子。80年代,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主流派經濟學逐漸轉化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藍圖的制定工作逐漸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把持。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代表直接插手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前蘇聯、東歐國家推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其最顯著的例子。「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我們應研究前蘇聯、東歐國家變革前後推行的經濟改革理論和政策的前因後果,我們應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作為我們改革開放的鑒戒。
第八,積极參加國內經濟問題的研究工作,在切實做到以西方的經濟理論聯繫中國實際的基礎上,提出有真知灼見的政策建議。西方經濟學無論如何,是植根於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實際在種種方面和西方實際大不相同。在借鑒、利用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分析解決中國今日面臨的經濟問題時,我們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國實踐上已證明為謬誤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證明有成功經驗者,我們也得詳察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要特別注意與別有用心的西方經濟學者的建議作不調和的鬥爭,防止蘇東國家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第九,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我們宣稱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就理所當然地是我們的理論基礎。無庸諱言,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在部分人們的心目中,在部分學者的心目中,特別在是缺乏生活經驗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工作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而且有所放鬆。這種狀況必須迅速改變,而方法也要改進。我們不能以照本宣科地複述經典著作為滿足。更不能像時下某些人那樣尋章摘句,甚至斷章取義歪曲經典作家的原意,偷換自己的自由主義私貨。例如用《資本論》中馬克思關係於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用語,鼓吹私有制;利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股份公司的論述鼓吹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馬克思關於社會所有制的用語,否定公有制等等。
來源:《高校理論戰線》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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