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簡史——中世部分（下）

日本簡史——中世部分（下）第四節戰國大名與織豐時代一、戰國大名戰國大名與守護大名不同，後者由幕府任命，雖在其管轄區域內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受到幕府的制約；戰國大名則獨立於幕府統治體制之外，以軍事力量為基礎，將其管轄區域變成獨立王國，並為爭奪或擴大領地相互之間爭鬥不已。戰國大名主要來源有兩種，一是來自原來的守護大名，乘戰亂之際宣布獨立，這種狀況大多發生在偏遠落後的東北、關東和九州地區，例如南九州地區的島津氏；另一方面來自大領主或守護大名的家臣，憑藉武力或權術，排擠或殺掉守護大名，躋身於戰國群雄之列，這種狀況大多發生在經濟比較發達的中部地區，例如尾張國的織田氏；還有極少數的戰國大名是由下層武士或其他人士轉化而來，例如周防國的毛利氏，甚至美濃國的齋藤氏原為賣油的商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被稱為「下克上」的現象，是因為室町幕府與守護大名是相互對立且相互依賴的關係。也就是說，儘管雙方存在著矛盾和衝突，但幕府依靠守護大名維持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而守護大名則依靠幕府的權威進行對地方的統治，一旦大名不承認幕府的權威，那麼其家臣或地位更低的人也會加以仿效，取代他們的位置。戰國大名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並在相互進行的戰爭中獲勝，均在其管轄領域內實施了諸多改革政策。在土地制度方面，將領內土地的一部分作為戰國大名的直屬領地，派官員加以管理，另一部分則以封地的名義授予自己的家臣。獲得封地的家臣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主君，按其封地的收入負擔軍役或其他義務。另一方面，大名削弱或剝奪原有小領主的經濟及軍事勢力，雖然仍保留其原領地，但已在形式上變成戰國大名恩賞給他們的封地，從而將其納入自己的家臣行列，同樣對主君保持忠誠，承擔軍役或其他義務。這樣一來，戰國大名就成為其管轄領域內的最高土地所有者。獲得封地的家臣與領地變為封地的家臣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直屬戰國大名的親信，屬上層家臣，在戰國大名側近擔任較為重要的行政職務。後者是地方上的下層家臣，較少參與政權。有領地者的武士稱為「國人」，管理土地僅領取俸祿者的武士稱為「地侍」，前者組成騎兵，後者為組成兵。家臣一般集中居住在戰國大名所在城鎮，形成城下町。為有效地控制這些家臣，多數戰國大名均制定被稱為「分國法」家法，詳細規定主君與家臣之間的關係以及家臣必須遵守的規則。這些家法除具有強烈的忠君色彩外，其主要內容還包括禁止領有土地的買賣和轉移、實行長子繼承製、婚姻和財產的繼承須得到主君許可、家臣之間不得相爭、對違法者根據情節實施不同懲罰等。戰國大名為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從而在與其他戰國大名的戰爭中獲勝，均採取富國強兵的政策。例如推動金、銀礦山的開採，著名礦山有甲州的金礦、大森的銀礦等；完善水利灌溉系統，開發新田，增加糧食生產，例如甲斐的武田氏就修築了堤壩，大面積增加了水田種植。在一個世紀的戰國時期，日本全國的土地面積增加了73%；撤消關卡，採取措施吸引商人住城下町，例如織田氏在尾張國取消行會「座」，實行自由買賣的「樂座」、「樂市」；為徵集農民參與戰鬥，盡量不在農忙季節進行戰爭，從「應仁之亂」到17世紀初德川幕府成立，數百次的大會戰大多是在農閑時期進行的；整頓包括地租在內的賦稅制度。戰國大名的直轄領地較少，因而年貢也較少，其財政主要依靠普遍徵收的「段錢」、「棟別錢」和「夫役錢」等。為提高徵兵或徵稅的數量，多數戰國大名均實施檢地制度，即核實土地面積，並核算其收入「貫高」。因戰國大名積極發展工商業，因而以城下町為中心的城市急速發展，甚至出現了堺、博多、平野等自治城市。例如，堺的市政運營是掌握在36人組成的「會合眾」手裡，博多的市政運營是掌握在12人組成的「年行司」手裡。在其他一些較大的城市中，被稱之為「町眾」的工商業者組成自治團體，制定有關專門的規則，組織祭祀等的集體活動。二、織豐統一正當戰國大名為爭奪地盤混戰時，西方人來到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的中國走私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種子島，同時帶來了火繩槍，島主購買了兩隻火繩槍並加以仿造。火槍隨即傳到日本各地，大量生產的結果對作戰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僅各國大名均組成步兵火槍隊，而且城堡的建築方式也發生變化，即出現了帶有高牆、深壕、射擊孔的巨大城堡。最初來到東方的西方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為主，他們一方面從事貿易，一方面傳播天主教。為同他們進行貿易，西日本地區的各國大名不僅允許其傳教活動，而且自己也接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1546—1565任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的足利義輝許可傳教活動，後來統一日本的織田信長為打擊佛教勢力也採取了這種態度，結果渴望結束動亂的下層民眾紛紛加入教會，1582年織田去世時，日本的天主教徒已達到15萬人。在傳教士的建議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歐洲參見羅馬教皇。與此同時，強有力的戰國大名開始積極謀求全國的統一，其中以地處中部戰略要地的尾張、遠江等國最為積極。尾張國面積不大，但因最早種植棉花以及地處近畿與關東之間的交通要道而農業經濟與貨幣經濟較為發達。織田信長的父親為尾張國守護代理的家臣，1555年信長滅掉守護代理，成為尾張國的統治者。然後一方面充實經濟實力，一方面加強軍事力量，推行「兵農分離」政策，上層農民不再從事農業，組成被稱為「足輕」的步兵，同時利用梯隊輪流射擊的方式大大提高火槍的效率，增強戰鬥力。當時距尾張國不遠的遠江國大名今川義元勢力比較雄厚，今川首先迫使三河國大名德川家康臣服自己，然後與關東地區的武田信玄、北條氏康結成同盟，在1560年借「上洛」（進京覲見將軍）為名進攻尾張國。但因初戰告捷而輕敵，夜宿桶狹間時被織田率領的少數軍隊擊敗，今川也被殺。此後織田與德川結成同盟，約定織田向西發展，德川向東發展。1567年織田打敗其岳父——美濃國的齋藤氏，將其首府稻葉山城改為歧阜，作為自己的大本營。同年織田開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章，表明統一全國的決心。1568年織田奉天皇和足利義昭之邀率兵進入京都，廢除幕府將軍足利義榮，扶植義昭為將軍，挾天皇和將軍號令天下。1569年織田迫使實施自治半個多世紀的堺市服從其控制，從而掌握了富裕的近畿地區城市與農村；1570年織田打敗近江國淺井氏和越前國朝倉氏聯合軍隊，並在翌年攻佔寺院武裝的重鎮延曆寺，焚燒該寺；1573年，織田信長罷黜足利義昭的將軍職務，室町幕府正式滅亡。1574年織田鎮壓越前國、加賀國等地的「一向宗」農民起義，屠殺數萬；1575年織田與德川家康聯手在三河國長篠城與武田勝賴進行決戰，以火槍與柵欄相結合的戰術打敗武田的強大騎兵，排除了關東地區的勁敵；1576年，織田在琵派湖畔築安土城，作為控制近畿地區的根據地，此時全國統一已近半。1582年織田開始西征，派遣羽柴（豐臣）秀吉進攻備中國的高松城，但陷入重圍。織田率軍前往救援停留京都本能寺時，家臣明智光秀叛變，被迫自焚而死。織田信長死後，其部將羽柴秀吉繼承了織田的統一事業。秀吉出身尾張國的上層農民家庭，其父為織田親兵，初稱木下藤吉郎秀吉。秀吉參加織田的軍隊後因表現突出而成為重要將領，並在1573年改稱羽柴秀吉，以期成為丹羽長秀、柴田勝家那樣的織田家臣。本能寺之變後，秀吉與其對手毛利氏和好，然後率軍回京都打敗明智光秀，迫使其自殺，並以織田的後繼者自居。1583年秀吉在近江打敗柴田勝家，同時修建大阪城，作為自己統一全國的根據地。1584年秀吉與織田之子信雄、德川家康的聯軍發生戰鬥，未分勝負後講和。1585年秀吉征服四國，天皇授其「關白」職務，1586年任太政大臣，並獲天皇賜姓「豐臣」，以後稱為豐臣秀吉。1587年秀吉南征九州，島津義久投降。1590年秀吉出征關東地區，包圍小田原城，迫使北條氏自殺，並使東北的伊達政宗臣服。1591年豐臣將「關白」之職讓給養子秀次，自稱「大閤」。1593年統治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歸順，將北海道南部劃入日本版圖，至此統一大業終於完成。因秀吉晚年在京都伏山築城居住，後該地因種植桃樹而被稱為桃山，因此，織田、秀吉時代也被稱為「安土桃山」時代。三、豐臣政權豐臣秀吉在世時大權獨握，因而中央政府組織並不完備。最初設「五奉行」，由五位的親信分別掌管行政、司法、財政等事務。平時各司其職，如有重大事務則「五人合議，妥善裁決」。後來又任命德川家康等實力最強的六位大名為「大老」，即其中的一人死後稱為「五大老」，共同商定重大事務。這種因人設位的做法隱含著危機，一旦豐臣去世，其平衡立即被打破。豐臣政權的經濟基礎主要是其直轄領地，另外控制了主要金銀礦山的開採以及貨幣鑄造，以及京都、大阪、堺等工商業城市的徵稅。為鞏固對全國的統治，豐臣秀吉政權採取了諸多嚴厲的措施。第一，在1588年頒布《刀狩令》，借口鑄造京都方廣寺大佛需要鐵釘，收繳農民手中的武器。其真正目的是「貯藏武器，必使年貢雜賦滯納，企謀暴動」，因而必須沒收「諸國百姓所持刀、腰刀、弓、槍支等武器」；第二，實施「太閤檢地」，即通過丈量全國的土地面積，確定土地耕種者以及年貢（即賦稅）的承擔者。在1591年全國檢地完成後，命令各國大名提交帳冊和地圖，以總收穫量即「石高」核定其提供軍役的準確數量；第三，頒布《身份統制令》，規定武士、町人、百姓各守其業，實施兵農分離、農商分離政策。禁止農民流動，武士脫離農業居住在主君所在的城下町，並隨主君移動；第四，統一度量衡，推動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如廢除行業壟斷制度、減輕商人的賦稅負擔、撤消關卡、修建道路等。豐臣秀吉在征服西南地區各戰國大名時，雖對天主教在該地區的傳播感到威脅，但為推進對外貿易，並沒有採取嚴厲的禁教措施。只是在掃除倭寇等海盜的同時，因葡萄牙人的挑撥而鎮壓了西班牙的傳教士和信徒。鑒於大陸政權明朝的衰落，豐臣秀吉的野心也急劇膨脹，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不僅要求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政權、菲律賓馬尼拉的西班牙政權、台灣等地對其臣服與納貢，而且早在1587年就派使節到朝鮮，要求其臣服納貢，並作為進攻明朝的嚮導。朝鮮明確拒絕其要求後，豐臣遂在1592年派15萬大入侵朝鮮半島。初期陸軍進展順利，很快攻佔漢城和平壤，但在朝鮮軍民的抵抗和明朝援軍的打擊下，戰局發生逆轉。特別是朝鮮水軍在李舜臣的領導下，利用靈活作戰的龜甲船連連擊敗日本水軍，日本軍隊被迫在1593年求和。但豐臣對明朝封其為日本國王並許可朝貢的條件大為憤怒，在1597年1月再次派遣14萬大軍、數百艘艦船入侵朝鮮。儘管日本軍隊在海上初戰告捷，但朝鮮重新起用李舜臣後，日本水軍大敗，陸上之戰也因明朝軍隊與朝鮮軍隊聯合進攻而節節敗退，龜縮在半島南端一隅。1598年8月豐臣秀吉病死，「五大老」決定結束侵朝戰爭，同年底日本侵略軍撤回其國內。史稱「文祿之役」和「慶長之役」兩次侵朝戰爭不僅給朝鮮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且其巨額戰費是豐臣政權垮台的主要原因。就其侵朝戰爭的原因，除出身低微的豐臣企望通過對外戰爭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聲望以獲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外，滿足國內統一後武士的好戰心理以及大名、領主的土地要求也是其重要的背景之一四、 安土桃山文化儘管安土桃山時代是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統治時期，但安土桃山文化也包括17世紀初的德川幕府時代。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戰亂，各地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以及西方人帶來的商品與文化，賦予了安土桃山文化豪華性、現實性的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遺產是城堡建築。與過去的山城不同，戰國時代的城堡多建在平地或高地上，在具備軍事功能的同時，又作為大名的處理政務、生活居住的場所。如同當時的名城安土城、大阪城、伏見城那樣，氣勢雄偉，面積廣闊，內部裝飾華麗。尤其作為暸望塔的最高建築天守閣，更是構思巧妙，十分壯觀。儘管進入17世紀後建造的城堡返樸歸真，但其雄偉之風依然不改，其代表有保留至今的姬路城、松本城、彥根城、二條城等。豪華壯麗的城堡內部裝修推動了繪畫的發展，尤其是狩野派的繪畫。狩野永德進一步發展了水墨畫與大和繪相融合的技法，其鮮艷的色彩、有力的線條、宏偉的構圖形成新的裝飾畫。同時，狩野派繪畫也突破了傳統的繪畫題材，出現了城市平民生活及風俗的繪畫，例如狩野長信的「花下遊樂圖屏風」等。隨著京都、大阪、堺、博多等大城市的發展，富裕的市民階層成為文化的創造者和承繼者，其中以千利休的茶道最為著名。千利休以簡樸、寂靜的禪宗精神為基礎，制定了飲茶的禮儀和程序，將其發展為茶道。由於得到豐臣秀吉和眾多大名的保護，茶道甚為流行，豐臣建造黃金茶室，並經常舉行茶道聚會。千利休也成為政界要人，甚至捲入豐臣家族的內部糾紛，後被迫自殺身亡。17世紀初，出雲地方的阿國到京都演出歌舞，受到平民的喜愛，稱其為「歌舞伎」。最初演員為女性，但因風俗問題而遭到禁止，後來少年演出的「若眾歌舞伎」也遭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再後來就演變成由成年男子擔任演員的「野郎歌舞伎」，在民間流行開來。與此同時，以琉球傳來的三弦琴為伴奏樂器、操縱木偶進行演出的「人形凈瑠璃」也在民間得到廣泛流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南蠻文化」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巨大影響。當時的日本人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稱為「南蠻人」，並將其乘坐的船、從事的貿易、傳來的文化稱為「南蠻船」、「南蠻貿易」、「南蠻文化」。他們帶來的機械鐘錶、眼鏡、火繩槍、葡萄酒、樂器、煙草、西方繪畫、活字印刷、飲食、服裝以及天文學、醫學、地理學等西洋文化均對日本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第五節 前期德川幕府一、幕藩體制1590年，德川家康被豐臣秀吉轉封關東六國，成為擁有250萬石領地的大名。家康以江戶城為據點，苦心經營，勢力大增，地盤穩固。位居豐臣政權中五大老之首，同時因未參加對朝戰爭而保存了實力。1598年豐臣秀吉死後，其近臣分為兩大集團。1600年9月，擁戴豐臣之子秀賴的五奉行之一石田三成聯合小西行長、毛利輝元等大名率八萬西軍東征，德川家康率10萬東軍迎戰，兩軍會戰美濃國關原。因西軍出現倒戈者，東軍獲勝。石田、小西被處死，沒收、削減西軍各大名的領地高達630萬石，並將這些領地轉封東軍將領，由此確立了家康對全國的統治地位。1603年家康獲征夷大將軍稱號，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亦稱江戶幕府。1605年，家康讓將軍之位給其子秀忠，以表示家天下之意。為徹底消除後患之憂，1614年，家康借口豐臣秀賴鑄造的方廣寺大鐘所刻「國家安康，君臣豐樂」之文是詛咒自己，遂發動冬夏兩次戰役，攻陷大阪城，豐臣秀賴及其母自殺身亡。1623年秀忠讓將軍之位給其子家光，如同其父家康那樣作為幕後將軍掌握最高權力。前三代將軍均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沒收、減少、轉封領地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實力，僅沒收的領地就有120家，佔全部大名的半數以上。這種武力政治不僅穩固了德川幕府，也完善了其統治體制。在政權建設方面，德川幕府採用的是「幕藩體制」。即中央政權是幕府，地方分為200多個半獨立的藩。幕府組織分為統治全國的中央機構和負責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機構。中央機構在將軍之下設大老、老中、若年寄三個職務，其中大老是非常設最高官職，老中是負責日常行政的最高常設官員，若年寄輔助老中管理旗本、御家人等。同時，設置監察大名的大目付、監察一般武士的目付、管理寺院的寺社奉行、管理幕府直轄領地的勘定奉行以及大番頭、小姓組番頭、書院番頭等軍隊首領等官職。地方機構設有京都司代、町奉行以及奉行等職，其中京都司代負責與皇室、公卿貴族的交涉和監督，城代是管理重要城市的官員，町奉行是管理特殊城市的官員，奉行是管理指定城市的官員。另外還設有相當將軍秘書的「御用人」，其通常職能是傳達將軍命令給老中，但因這些人員多為將軍的親信或政治顧問，容易掌握大權。幕府之所以能夠號令天下，其背景是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幕府擁有收穫量400萬石的直轄領地，另外還有300萬石的家臣旗本封地，共700萬石，約佔全國3000萬石總收穫量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加賀藩前田氏領地也僅有102萬石。同時，幕府壟斷金銀礦山開採和貨幣鑄造，並控制江戶、京都、大阪、長崎、堺等大城市的工商稅金。全國的軍事指揮權也由幕府將軍直接掌握，直轄將軍的常備軍稱為「家臣團」，成員為有封地並能晉見將軍的旗本以及僅領取俸祿（大米）且不能晉見將軍的御家人。旗本可構成八萬人規模的軍隊，御家人也有兩萬人左右。旗本組成大番、書院番及小姓組番等，御家人組成徒士組、鐵炮百人組等。旗本及御家人除平時擔任幕府的守衛工作外，還擔任幕府的中下級官員以及幕府直轄領地的代官等職。幕府將直轄領地及家臣封地以外的土地封給200多個藩主（大名），這些大名按照與幕府的親疏關係分為三類，即親藩大名、譜代大名和外樣大名。親藩大名與德川家族具有血緣關係，其中有能夠繼承將軍職務的御三家（水戶、尾張、紀伊三藩）以及御三卿（田安、一橋、清水三藩）；譜代大名是「關原之戰」之前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外樣大名則是在其後臣服德川家族的大名。親藩大名和譜代大名大多配置在重要地區，前者給予較高的名譽，但沒有實權，後者領地雖然較少，但可以擔任重要幕府職務，而外樣大名雖然領地較大，但不僅被置於偏遠地區，周邊還有譜代大名對其進行監視，而且也不能參與幕政。為有效控制各藩，幕府在1615年頒布「一國一城令」，即一個藩只能修建一座城堡，供大名居住和處理政務；1635年幕府頒布《武家諸法度》，其中規定大名負有「參覲交代制」的義務，即在江戶及領地間輪流居一年，同時各大名還要負擔幕府的軍役和重大工程。另一方面，諸藩大名在自己領地內具有相對獨立的統治權，設置藩機構和官職，武士組成家臣團。這種雙重統治結構史稱「幕藩體制」。1611年，德川家康擁立後水尾天皇，表示幕府擁有干預皇室的權利。1613年，幕府頒布《公家眾法度》，規定天皇及朝廷貴族以學問為第一要事。1615年幕府再次頒布《禁中並公家諸法度》，進一步限制天皇及公卿貴族的權力，例如規定武家官位須由幕府任命，防止大名與朝廷勾結。朝廷與幕府之間專設聯絡機構，並禁止天皇出訪，朝廷的領地也只有10萬石。1620年，第二代將軍秀忠將其女嫁給天皇。1627年幕府借口大德寺、妙心寺違犯法規，處分其主持，並剝奪天皇賜給的象徵最高榮譽的紫衣。1629年秀忠立其外孫女為明正天皇，成為時隔奈良時代稱德天皇859年的又一名女天皇。德川幕府將整個社會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士即武士，是統治階級，連其家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0%。其中又分為上自將軍、大名、家臣，下至散居鄉村的鄉士和失去俸祿的浪人等20多個等級。儘管地位各有不同，但都有氏姓帶刀和無故斬殺平民百姓的特權；農是農民，他們被禁錮在土地上，交納沉重的苛捐雜稅。由於農業是當時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所以幕府十分重視對農村的統治，先後制定了許多有關法令，例如規定禁止農民出賣土地、禁止遷移、禁止過度分家、禁止過奢侈生活、禁止自由種植農作物等，並在農村實施「五人組」連座制度；工是手工業者，商是商人，他們均居住在城下町中，因而被稱為町人。除上述四個等級之外，還有少數被稱為「穢多」、「非人」的賤民，他們的住處、職業、婚姻均受到嚴格限制。最初幕府為對外貿易而默認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但天主教的人人平等教義與幕府身份等級制存在矛盾，而且離心傾向較強的西部大名多信仰天主教，同時西方人傳教多與殖民活動相連，因而幕府在1612年禁止直轄領地上的傳教活動。1613年幕府強迫天主教徒改變其信仰，1622年對長崎的傳教士、信徒處以酷刑。1637年島原、天草農民及浪人武士為反抗大名的剝削而起義，其中多為天主教信徒。幕府派重兵加以鎮壓，其後實施「踏繪」制，即踩踏聖像以表示其不是信徒，否則將予以嚴懲。與此同時，由寺院提供證明其信仰的「寺請證文」，後來所有人員均須在寺院登記，形成被稱為「寺請」的戶籍制度。德川幕府成立之初，許可各藩大名以及私人進行海外貿易，但需要具有幕府頒發的許可書——「朱印狀」。但隨著禁教的實施，以及幕府壟斷對外貿易，因而到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已在海外的日本人也不準回國。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來日，1641年將荷蘭人集中到長崎的出島上，形成「鎖國體制」。儘管德川時代未能與中國大陸政權恢復邦交關係，但仍通過四個窗口與其他地區或國家進行頻繁的交往，即通過長崎的荷蘭商人及中國民間商人進行對外貿易、通過對馬藩與朝鮮進行外交往來與貿易、通過薩摩藩與琉球進行人員往來和商品貿易、通過松前藩與北海道的蝦夷族進行交往。在長崎的荷蘭除向幕府提供有關海外事情的「荷蘭風見書」外，還要每年組成一百多人的隊伍前往江戶參拜將軍；雖然1609年與朝鮮簽訂《已酉條約》以及貿易是由對馬藩進行的，但朝鮮通常在新將軍即位時派使節前往江戶祝賀。從1607年到1811年，前後共派出12次使節團，前三次稱「回答兼刷還使」，即對日本國書的回應，同時帶回豐臣侵略朝鮮時被掠到日本的朝鮮人，其後稱「通信使」。但因團員較多，費用負擔過重，逐漸減少次數，而且最後一次僅到達對馬藩；琉球王國在向中國大陸政權清朝進貢外，還在新幕府將軍即位或新琉球王即位時向江戶派遣「慶賀使」或「謝恩使」，在德川時代，前後派出21次。通過這些形式，構成了日本型的「華夷秩序」。二、政治經濟德川幕府前三代將軍通過武力穩固了其政權，但借口大名無繼承人而沒收其領地的做法使許多武士失去主君，這些被稱為「浪人」的武士在三代將軍家光去世時達到40萬，其中一部分武士在兵學家由比正雪的率領下計劃於1651年發動推翻幕府的起義。同年家綱任四代將軍，在鎮壓謀反浪人的同時，修改不準收領養子的禁令，允許50歲以下的大名收領養子繼承其家產。1663年，幕府頒布新的《武家諸法度》，禁止主君去世時下屬殉死，應為新的主君盡忠效力，並提倡儒學的「仁政」、「忠孝」，對父母不孝者嚴加處罰，同時廢除將大名家眷扣留江戶的人質制度。1664年，家綱向所有的大名頒布領地證明書，將軍的權力基礎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幕府和各藩政治穩定的基礎上，不僅經濟得到發展，許多藩還設立了講授朱子學的學校。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在其江戶藩邸設彰考館，並邀請明朝流亡學者朱舜水編撰《大日本史》等。因此，從四代將軍開始，幕府實施「文治政治」，即利用儒家的治國理念維持其政權。1680年綱吉任五代將軍，不但自己篤信、鑽研儒學，而且親自向大名、旗本宣講，並建造湯島聖堂，聘請著名學者講授朱子學。在1683年頒布的新《武家諸法度》中，將武士首先應遵守的「習文武弓馬之道」改為「文武忠孝及禮儀之事」。另外，綱吉十分注重農村的穩定，認為官吏的首要職責是「常察民之辛苦，無饑寒之愁」，因此，對那些玩忽職致使諸民貧困的官吏嚴加懲處。同時嚴禁武士之間或武士家族內部的爭鬥，1701年赤穗藩主淺野長矩與幕府儀禮官吉良義央發生爭執而遭到切腹的懲罰。長矩的家臣大石良雄等46人殺死義央一家為主報仇，幕府命令他們全部切腹自殺，然後大肆宣傳他們的「義舉」，受到穩定思想與政治的雙重效果。從1685年開始，綱吉為獲得男性繼承人，聽信單讒言，禁止殺生，陸續頒布以《憐憫生類令》為首的60個愛護動物令，禁止虐待貓、狗甚至昆蟲，並花費巨額資金建造收容流浪狗的場所，其規模之大可收容八萬條狗，需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飼養這些狗。不僅如此，幾十萬人因不小心傷害生物而受到處逮捕、流放甚至處死等懲罰。另一方面，綱吉大興土木，修建寺廟神社及其他建築，開支過度，為彌補幕府財政虧空而大量鑄造劣幣，結果引起物價暴漲以及社會的不穩定。1709年綱吉去世，其外甥家宣任第六代將軍，起用著名儒學者新井白石輔政，實施了一些新政策，如廢除《憐憫生類令》，釋放因違反該令而被逮捕的萬名犯人；修改《武家諸法度》，提倡「仁政」，強調武士之責在「修文武之道，明人倫，正風俗」以及「國郡家中之政務，各盡其心力，不致士民怨苦」；減少幕府財政開支，改善與皇室的關係，整頓財政與貿易，鑄造新幣等。家宣任將軍三年後去世，其三歲的兒子家繼任第七代將軍。新井白石繼續推行其改革政策，但1716年，任將軍只有五年的家繼去世，其改革政策未能獲得較好的效果，從此幕府開始走下坡路。在整個17世紀，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其體現為農業進步、手工業興盛、全國交通發達、城市增加、商業興旺與豪商的出現等。農民得到份地，社會環境較為穩定，儘管土地租稅較高，但仍然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在江戶時代前半期，農業生產獲得顯著的進步。首先體現在耕地面積的增加上，這主要是得益於幕府鼓勵開發新田。開發新田者既有鄉村官吏，也有富裕的農民，還有富裕商人承包開發。另外，幕府和各藩積極進行的水利建設，有力地推動了新田的開發。例如在德川幕府初年，全日本的耕地面積為163萬町步，到18世紀初增加到297萬町步，增長了80％；其次是農業工具的進步，灌溉用水車、多種肥料的運用、備中鍬及千齒機等先進農具的出現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另外，經濟作物得到普遍種植。各藩大名甚至幕府為獲得更多的貨幣收入，允許農民在一定範圍內種植經濟作物。因此，桑、茶、棉花、麻、油菜、染料等推廣到各地，同時也出現了有名的特定農作物生產地區，例如大阪的油菜、三河及尾張(今愛知縣)的棉花、上野與武藏(今琦玉、群馬縣)的養蠶生絲、宇治(今三重縣)的茶葉以便及最上(今山形縣)的紅花等。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首先促進了農村家庭手工業以及城鎮手工業的發展，例如桐生地區(今群馬縣)絲織業、西陣(今京都府)的絲綢業、伊丹(今兵庫縣)的釀酒業、大阪的醬油釀造業、有田(今佐賀縣)的陶瓷業都非常發達。除農村家庭手工業外，城鎮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進展。在批發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基礎上，甚至出現了手工工場。商品性農業及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和交通的發達，另外，德川幕府實行參覲交代制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的規定也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物資流通的頻繁。在江戶、大阪、京都等大城市集中了許多大的批發商和金融商人，並出現了鴻池、三井和住友等非常有名的豪商。1688到1703年的元祿時代成為江戶幕府時期經濟、社會最好的時期。以町人文化為特徵的「元祿文化」不僅使得現實享樂主義文化的得以出現，而且也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文化。三、思想文化在德川時代前期的思想界，儒學占統治地位，尤其是朱子學作為「官學」達到鼎盛。由於朱子學提倡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大義名分論」，因而在鎌倉時代隨禪宗傳到日本時就受到統治階級的歡迎，但當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間是與佛教混合在一起。戰國時代末期，京都相國寺僧侶藤原惺窩熱心儒學，並經常與各國大名交往，後來受到朝鮮學者姜沆的影響專心朱子學，同時逐漸脫離佛教的世界觀，還俗後致力於朱子學的獨立。京都建仁寺僧侶林羅山成為惺窩的學生後還俗，因未經許可講授《論語》險遭迫害，後被惺窩推薦給德川家康。林羅山主張「世界萬物均有上下名分，人間社會也是如此，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各有其位，不得混淆」，積極肯定身份制社會。以這種天命論、名分論為主要特徵的朱子學對於否定戰國時代「下可上」的行為、維護幕藩體制是極為合適的思想，因而林羅山深得德川家康將軍的信任。不僅成為家康的政治顧問，而且其學問也得到發揚光大。三代將軍家光建學塾，教育幕府士族子弟，林家世襲儒官。到五代將軍綱吉時，建幕府最高學府昌平黌，並任林家三代孫風岡為大學頭，林家的私塾成為官學，使朱子學在元祿、天保年間達到全盛期。被稱為「京學」的這一流派著名人物還有木下順庵、新井白石等。另外還有以土佐(今高知縣)南村梅軒為中心的南學朱子學，這一流派傾向道學，主張儒神合一。除朱子學外，同為儒學的還有陽明學和古學。被稱為「近江聖人」的中江藤樹及其學生熊澤蕃山最初研習朱子學，但逐漸對朱子學產生懷疑，於是將大陸明朝的王陽明學說介紹到日本。他們借用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觀點，批判朱子學的「知先於行」思想，同時批判現實，主張個人的、省悟的儒學。中江藤樹晚年放棄武士籍，從事教育。熊澤蕃山積極從事岡山藩政的建設，並在著作《大學或問》中批判幕政，受到禁閉的處分。會津藩、熊本藩的陽明學者也因其革新性而遭到鎮壓。陽明學到幕末時期的傳人有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這些人大多原也為朱子學者，但在研究過程中逐漸轉而鑽研陽明學。古學派的多數學者原來也是朱子學的信徒，後來懷疑朱子學與孔子、孟子的原意多有不同，改而提倡古學，呼籲從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學的真意，同時他們也反對陽明學。例如山鹿素行在其《聖教要錄》中認為朱子學以及陽明學均不是真正的孔孟精神，只有直接研究孔孟經典，才能恢復先秦儒學的本來面目，山鹿因此受到幕府流放的處分。另外在《中朝事實》中，山鹿素行認為，比起明清的「中華」來，日本是「中朝」；另一位古學派的創始人伊藤仁齋在京都開設私塾，依據《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講述經驗性知識的重要。古學派成員還有荻生徂徠、太宰春台等人。荻生主張政治和道德分開，以科學態度治學，反對朱子學的空談理性，堅持學習歷史或「事實」；其弟子太宰更是關心政治經濟，主張促進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除儒學外，「元祿文化」的重要含義是其文學藝術。元祿是五代將軍綱吉的年號。在其前後一段時期，幕藩政治較為穩定，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因而以富裕的大阪、東京町人為中心，形成了現實主義的市民文化。其特徵是豪華、充滿活力，而且此時的娛樂成為一種商業活動。其中松尾芭蕉的俳句不僅帶有「幽玄閑寂」美學觀點，而且其走遍日本尋求自然題材的寫作方式也受到鄉村民眾的歡迎，例如其作品《奧州細道》等。井原西鶴創造了被稱為「浮世草子」的寫實小說，其作品《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描寫了市民階層的性愛，《日本永代藏》形象地刻畫了商人的行為準則及其賺錢術，《武道傳來記》講述了武士的仁義道德等。在藝術方面，德川時代初期的歌舞伎不僅演變成為融合舞蹈、音樂、戲劇、繪畫的綜合藝術，而且也發展成具有豪華舞台的固定演出藝術節目。以女性為題材的木板刻印浮世繪大量生產，一般市民也能購買，因而推動了這一藝術的流行。著名建築方面有德川初期因茶道興起而建的桂離宮庭園。第六節後期德川幕府一、 幕政改革五代將軍綱吉晚年的惡政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兩個深遠的影響，一是武士階層的貧困，一是農民的分化。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一方面上至將軍、大名，下至一般武士，均追求奢侈，結果開支增大；另一方面，貨幣經濟使得依靠地租收入的幕藩財政入不敷出。「國用不足年事已久，上下窮困日甚」。幕府以及各藩大名經常向商人借貸，最後只好剋扣普通武士的奉祿，結果均屈服於商人，部分下級武士或淪落為平民或破產。「商人過富，武士貧困。武士貧乏，則取民之事益多。」統治者將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不斷提高地租，結果造成農民的貧困與分化，直接影響到社會穩定。儘管在六代和七代將軍時期新井白石曾對此進行改革，但因時間過短未能奏效。1716年，33歲的紀州藩(今和歌山縣)主德川吉宗因七代將軍德川家繼無嗣而成為八代將軍，當時階級矛盾激化，幕府財政危機嚴重。吉宗立志改革，首先改變三代將軍以來不親政的做法，大權獨攬，提拔身份較低但有才能的人擔任重要官職，為此設立提高這些官員俸祿的「足高制」。同時強化掌握民政與財政的勘定奉行所，以期改革幕府財政。其主要措施有：第一，調查全國土地與人口，頒布節儉令；第二，公布「上米令」，即要求各藩大名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貢獻米給幕府，作為交換，大名參覲交代時在江戶的時間縮短為半年；第三，實施「定免法」，也就是將地租固定化，廢除過去的「檢見法」，即每年根據收成決定地租的方式，同時提高地租，鼓勵種植經濟作物；第四，整頓司法制度，編篡法典，頒布不受理因債務糾紛引起訴訟的「相對濟令」；第五；加強對工商業的控制，通過組織流通業的行會來控制米價；第六，頒布「流地禁止令」，命令債權人將因抵押過期的土地還給農民。除此之外，吉宗還獎勵學問，解除洋學進口的禁令，獎勵實說，建立城市消防制度，設立舉報箱，「以廣開言路，溝通下情」等。吉宗實施的「享保改革」取得一定實效，幕府財政有所好轉，因而被譽為「幕府中興的將軍」。但許多改革措施因大名、新興地主、商人的反對而未能貫徹到底，如「上米令」、「相對濟令」、「流地禁止令」等。同時，其嚴厲的統制措施引起農民和町人的強烈不滿，再加上1732年出現被稱為「享保饑饉」的大災荒，致使農村中的農民起義、城市中的市民暴動頻頻發生。1745年，家重任九代將軍，但其身體多病且喜酒色，智力也有缺陷，在任15年無甚業績。儘管1760年成為第十代將軍的家治十分聰明，亦得到祖父吉宗的親自培養，但幕府權力為田沼意次所壟斷。田沼其父為紀州足輕，隨八代將軍吉宗進江戶。田沼在家重任將軍時成為幕臣，升遷迅速，其俸祿從600俵增加到一萬石，隨後成為「御用人」，1772年開始擔任老中職務，其俸祿高達5.7萬石。直到1786年，史稱「田沼時代」。田沼意次為改善幕府財政，積極利用商品經濟。其具體措施為許可並強化工商業行會組織「株仲間」，向其徵收被稱為「運上金」、「冥加金」的稅金，並對銅、人蔘等商品實施專賣制度，進行貨幣改革，使其更加便利化，並計劃擴大對外貿易，進口金銀等貨幣材料；鼓勵商人開墾新田，同時準備開發蝦夷地區（今北海道）。但田沼執政時期賄賂政治盛行，同時因淺間山火山爆發、關東地區洪水泛濫，導致各地暴亂不斷，因而遭到各階層的反對，特別是以松平定信為首的上層保守派。1784年擔任若年寄的田沼之子被旗本暗殺，1786年將軍家治死，田沼被迫辭職，其改革政策也隨之終止。1787年15歲的家齊任11代將軍，30歲的白河藩主松平定信任老中。松平為八代將軍吉宗之孫，因藩政改革成功而倍受注目。其任幕府老中時正值連年天災、農業歉收、米價暴漲的「天明饑饉」，江戶發生長達六天的市民搗毀米店運動，並迅速波及全國35個城市。松平定信決心進行改革，因從1789年寬政元年開始，因而稱之為「寬政改革」。「寬政改革」的核心思想仍然遵循享保年間改革的方針，努力穩定農村，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以鞏固幕藩體制。首先頒布嚴厲的《節儉令》，要求各藩大名、百姓、町人緊衣縮食，將軍後府經費壓縮三分之二，朝廷亦被要求節約。為挽救窮困的旗本、御家人，頒布《棄捐令》，免除其債務；其農村政策的著眼點是恢復和增加農村人口以及耕地面積，保證年貢的穩定收入。作為增加農村人口的主要措施是命令流入城市的農民返回鄉里，同時貸給口糧和農具，並禁止溺嬰。同時對農村貸款，推動開墾荒地和修建水利工程，獎勵業績突出的代官；1789年頒布《糧食儲備令》，即「圍米令」，命令各大名按收入的千分之五比例儲備糧食，以備荒年；取消田沼時代給予商人的專賣權，廢除商業行會，藉助大商人的力量穩定市場價格；建立收容所，培訓流浪者從事各種手工業；在思想領域，推崇朱子學，嚴禁以蘭學為主的異學。不僅取締有傷風化的讀物，而且林子平主張加強海防以備外國入侵的《三國通覽圖說》和《海國圖兵》亦被禁止發行，其人也遭到監禁。儘管松平實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幕府的財政均衡，也提高了幕府的權威，但其嚴厲的統制引起民眾的不滿，並與成年後急於親政的將軍家齊產生對立，因此，定信在1793年被迫辭職。二、 幕府衰退儘管1837年家齊讓將軍位給其子家慶，但仍幕後執政至到1841年去世，史稱「大御所時代」，又因其年號為文化、文政，所以亦稱「化政時代」。家齊實行放任政治，即很少理會幕政，喜愛家庭生活。他有40個妻子，其中16個為其生了28個兒子和27個女兒，共55個子女。家齊將其子女作為大名的養子或兒媳婦，共結下36家大名親家，為此花費巨額錢財嫁女娶媳。現在的東京大學校址當時是加賀藩主在江戶的府邸，其本鄉校址著名的紅門就是當年其藩主前田家為迎娶家齊第21女建造的。另一方面，西方列強逐漸接近日本。首先是沙皇俄國不斷向東擴張，18世紀末沿千島群島南下，直接窺探蝦夷。1792年俄使節拉克斯曼到達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絕。其後雙方在北方經常發生摩擦，1807年幕府將松前藩及蝦夷地區全部作為直轄領地，同時設松前奉行，以對抗俄國的入侵。在南方，因英國船隻經常靠近日本港口並引起糾紛，幕府在1825年頒布《夷國船打拂令》，要求各藩驅逐靠近日本港口或近海的外國船隻。洋學者渡邊華山及高野長英等批判幕府的這種無差別攻擊政策，結果遭到幕府的嚴厲處分，史稱「蠻社之獄」。因經營蝦夷地區與將軍子女婚姻的費用驚人，為彌補幕府財政的嚴重虧空，大量鑄造被稱為「化政小判」的惡幣。儘管幕府因此得到550萬兩的利潤，但引起物價的急劇上升，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商人力量的壯大，並出現了以城市民眾為中心的「化政文化」。與此同時，農民的分化與貧困造成社會治安上的嚴重問題，幕府專門成立了「關東取締出役」機構加強對犯罪活動的打擊。然而，1832年到1833年的大災荒使得糧食嚴重歉收，餓死者無數，社會動亂不穩，農民起義與市民的搗毀運動一年就超過了百餘件。在大阪地區，富商們趁機囤積居奇，市政官員不僅不救濟百姓，反而勾結奸商哄抬物價。信奉陽明學的大鹽平八郎本是維持治安的下級武士，因對幕府腐敗不滿而辭職，開辦洗心洞私塾教授學生。1837年初，大鹽忍無可忍，率其門徒發動武裝暴動，橫掃五分之一的市區，搗毀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萬餘間。儘管在幕府大軍的鎮壓下很快失敗，但大鹽本身作為武士出身並在被稱為「天下廚房」的大阪發動暴動，同時提出改革幕藩體制的要求，因而對幕府產生了較大的衝擊。1841年8月，德川家齊去世，受到12代將軍德川家慶信任的水野邦忠為任命為幕府首席老中，並在其主導下進行「天保改革」。其改革內容有以下幾點：第一，精簡幕府機構人員，推行節儉政策，嚴禁買賣高價物品，同時嚴厲統制出版業，禁止出版批評幕府和有傷風化的作品；第二，抑制商業和手工業，頒布《解散行會令》，促進商品自由流通，以期實現物價的下降；第三，再次頒布《返鄉令》，禁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並將短期流入城市的農民送還鄉里；第四，頒布《禁止藩國產專賣令》，試圖減弱各藩的經濟實力。頒布《上交知行地令》，即「上知令」，將江戶、大阪周圍的大名及旗本所屬土地交換為幕府直轄領地；第五，取消1825年頒布的《驅逐異國船隻令》，訓練洋式軍隊，製造大炮，防止外敵入侵。各項改革措施，大多執行不利，如解散行會令造成商業蕭條，物價上漲，只好終止，《禁止藩國產專賣令》和《上交知行地令》也因大名、旗本的抵制而取消。此次改革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造成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幕藩體制難以適應，正因如此，不僅改革沒有成功，而且社會矛盾、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實際上，進入19世紀以後，農村人口減少，例如關東北部下野國的人口在18世紀初到19世紀初的百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流入城市的農民多成為批發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或集中手工業工場的勞動者。許多藩為解決其財政困難，不僅推行藩政改革，而且積極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實施藩營專賣制度，並設立藩營的工場，尤其是地處西南的薩摩、長州、佐賀、土佐等外樣大名之藩。例如薩摩藩在1827年集資進行離島的砂糖專賣，並通過琉球與清朝進行走私貿易。同時實行殖產興業政策，建造造船廠、玻璃廠、紡織廠，購買洋式武器裝備軍隊等，因而成為實力較強的「雄藩」。三、 思想文化早在元祿時代就出現了實證性研究《萬葉集》的學者，例如戶田茂睡、契沖等。到18世紀後半期，對日本古典的研究擴展到《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歷史書籍，逐漸形成了從中尋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國學。從師契沖的荷田春滿提倡建立國學學校，其學生賀茂真淵撰寫《國意考》、《萬葉考》等書，探討未受儒學、佛教影響的日本古代思想。作為國學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長，擁有門徒近五百人。本居不僅提出了《源氏物語》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過對《古事記》的詳細研究闡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張排除外來思想，回歸古代精神，同時明確規定國學「乃皇朝之學問也」。接受其影響的平田篤胤更是激烈排除儒學及佛教，提倡尊重古代信仰的復古神道，其思想受到農村上層農民的歡迎，並得到流行。國學者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尊王攘夷運動，同時又是幕末時期排外主義、明治中期國粹主義的歷史淵源。蘭學本來稱西學或洋學，因德川幕府初期實行鎖國政策，歐洲科學技術及其知識只能通過長崎的荷蘭人傳入日本，因而稱為「蘭學」。1720年將軍吉宗提倡實學，宣布不再禁止與天主教無關的西書，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陽、野呂元丈等人學習荷蘭語，推動了蘭學的發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譯《解體新書》，介紹西方的解剖學，是日本的第一部大型西洋醫學譯著。後來從醫學、軍事發展到各種學科，在日本全國形成了學習西方知識的知識分子集團。到19世紀中期，翻譯西方書籍約500多部，其中較為著名的蘭學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澤、高野長英、緒方洪庵等人。同時也出現了由蘭學者開辦的學校，例如仙台醫師大槻玄澤在江戶開設「芝蘭堂」私塾，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緒方洪庵在大阪創辦「適適齋」學塾，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創辦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等。除國學、蘭學外，幕末時期還出現了許多批判幕藩體制、提倡改良、對應外來危機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營道》，主張人人耕種，反對剝削與身份等級；海保青陵在《稽古談》中認為，重建幕藩財政不能依靠消極的節儉政策，而是積極適應商品經濟，實施藩營專賣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語》、《經世秘策》，主張開發蝦夷地區，並通過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而增加國富；佐藤信淵在《農政本論》、《經濟要錄》等書中卻主張必須振興產業，國家統制流通領域，同時積極向海外擴張。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學的水戶藩，逐漸形成將朱子學、國學、神道教相結合的「水戶學」，主張尊崇天皇，服從將軍，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形成很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時代的教育。18世紀末，除幕府設立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作為向幕臣灌輸朱子學的教育機構外，許多藩也設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養解決藩財政等問題的人材。藩校最多時達到280個左右，最初講授朱子學等儒學，後來根據需要又加設洋學、國學，同時根據年齡、學習能力設置不同的年級。這些藩校不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響也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例如1841年水戶藩創辦的「弘道館」，不僅其規模最大，而且成為幕末「尊王論」的大本營。除官辦學校外，民間有武士、學者、町人開辦的眾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設立的懷德堂，講授朱子學、陽明學，但也出現了批判儒學、主張實用性的學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還有大鹽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澤「芝蘭堂」、緒方洪庵「適適齋」等。另外，民間初等教育機構「寺子屋」在19世紀初急劇增加，全日本達到1.2萬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戶。這些小學校大多由村長、僧侶、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經營，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歲兒童就讀，學習讀寫、算數等。除上述的教育機構外，還有許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報德仕法」振興農村的二宮尊德、主張節儉正直商業道德的石田梅岩「心學」等。以江戶町人為中心的「化政文化」出現生在德川幕府時代後期的文化、文政年間，即1804到1830年，其特徵為現實主義、享樂主義，顯示了商品經濟急速發展下市民生活的多樣性。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鄉村戲劇的流行，出現了以演藝為職業的演員，以及富裕商人及農民熱衷的茶道及花道，以人情本為中心的現實題材小說，木板刻印的「浮士繪」等。此時的「浮士繪」也大多以普通生活為題材，例如著名畫家葛飾北齋、安藤(歌川)廣重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富岳三十六景》，利用各種手法表現了象徵日本的富士山，如《神奈川的浪濤里》等；後者的代表作有《東海道五十三次》，以連畫的形式描述了東海道沿途的風土人情等。思考題：1、 分析鎌倉幕府的統治基礎2、 剖析室町時代的文化發展3、 論述三個幕府時期土地所有制的變化4、 簡論幕藩體制與商品經濟5、 試析德川時代儒學、國學、蘭學的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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