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什麼是「讀書人」

晚年的錢穆，有一次在台北外雙溪素書樓里給學生講課，當講到什麼是「讀書人」，什麼是中國的「士」時，他激動地說：「外邊有人說我是什麼史學大師，又是什麼國學大師。我哪裡只是研究史學，其實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我哪裡要當什麼大師，其實我心裡真正要做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

作者 | 嚶鳴

不可否認，錢遜對儒學的喜愛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記憶中模糊不清的父親的影響。

錢遜1999年由清華退休後，同父親一樣孜孜於推廣國學，於《論語》用力最勤。在錢遜眼中，《論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

1949年，中華大地醞釀著重大變化，這一年，對錢穆父子來說，有著特殊的意味。錢穆隻身南下，至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後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從此開始孤懸海外的後半生。

手空空，無一物1949年，歲月動蕩。從內地流亡到港的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一時沒有任何人際網路可以籌措經費，在顛沛流離之中，節衣縮食創辦了新亞書院，取「新亞洲」之意。面對當時大陸知識分子普遍批判中國文化的局面，錢穆認為需要「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在不足2000平尺的狹仄空間中，他們開始重塑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

錢穆在《新亞遺鐸》一書中形容早期的新亞，「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到學費」。不但如此，這些大陸來的流亡學生無所寄託，新亞還要幫他們解決生活問題。錢、唐、張替報章寫文章賺取稿費，到其他學校講學，張丕介的太太曾一度變賣首飾，想盡各種辦法以維持開支。1950年冬天，錢先生專程赴台灣募款，蔣介石設宴款待，得知新亞的窘境後，蔣決定從總統府辦公費項目下每月撥付3000塊港幣，一時解了新亞的燃眉之急。

余英時是新亞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形容這些師生是 「共同的文化難民」。沒有圖書館，沒有任何教學設施，幾乎家徒四壁的新亞書院，從客觀條件上講，的確如錢穆創作的新亞校歌中所說——「手空空，無一物」。在他看來，師生依然「艱險奮進，睏乏多情」，為的是保護正被破壞中的文化的一些東西，「但到底是什麼東西，當時也不是很清楚」。

▲青年時期的錢穆

當時桂林街61－65號的四個單位，容納了一座書院的全部。據新亞校友黃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一書中記載，四樓打通作為教室，中間用厚厚的木板隔開，「這邊在上心理學，那邊在上教育概論」。學校樓下就是紡織工廠，機器轟鳴；對面是三寶佛堂，廟會頻頻；後面是潮州飯店，叫賣聲不絕於耳；稍斜是小舞廳，靡靡之音不息。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中，錢穆完成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人生十論》等大量著作，唐君毅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也脫稿於這一時期。

流亡到港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紅的黃梅調女星林黛也曾短暫就讀於此。新亞的學生中，十個有八個不繳學費，即使繳費，也常只繳一部分。學校不請校工，完全由學生來做。新亞校友列航飛回憶說，他們還自發創辦了新亞夜校，為周邊上不起學的孩子講授課程來作為回報。

新亞課堂的門常常敞開，《新亞頌》中描述說，「教授上課，從未過問計較，誰是學生？誰是外人？誰是繳學費的？誰是揩油的？只要對該科有興趣，不管念哪一系，你都可以坐在教室聽課」。學生們告訴錢穆，「進新亞，勝如進禮拜堂。因進禮拜堂，只限禮拜天早晨或半天。自得進新亞，聽諸位老師授課，把心情暫時移放在學問的天地中，好把他為生活煎迫的苦楚焦灼的心情，暫時淡忘了。如是才能再鼓起勇氣，來向此無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掙扎」。

流亡到港的大量學生和難民，被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貢的調景嶺，他們白天到馬鞍山採石或是修路，夜間搭乘巴士到新亞聽課。有時晚了就三三兩兩的睡在樓梯間，錢穆等人在外講課回來得晚，還要小心翼翼跨過他們上樓。

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想起這一切，不禁感慨，「不是國家動蕩之中，我怎麼會躲到香港，去讀新亞書院呢？那麼苦的日子，你怎麼忘得掉？」

新亞不叫學院，不稱大學，而選用「書院」二字，是出於錢穆追溯宋明傳統的考慮。

在余英時看來，宋明書院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大學則是從西方系統移植而來，新亞則自始含有兩種不同的文化成分。因了香港地緣政治的緣故，東西方文化交融並存，也成為實踐錢穆 「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理念的理想之地。

錢穆經常同學生講，有一個健全的文化，才有健全的中國，希望將來可以建立一個合理的文化制度，以強盛中國。

黃祖植所理解的新亞精神，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其二是在困苦艱難的情境下奮鬥。

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錢穆病倒了，躺在地板上。他叫余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似乎這樣就可以排解身體之痛。錢穆在《新亞精神》一文中直言，沒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討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種精神。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做了決定，「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期待這樣一來，中文便不會受到輕視。道理也很簡單，學生在美國讀書，首先學英文；在中國讀書，自然應當首先講中文，為的是求中國學問。當時全港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最初創辦目的是為了培養公務員，以及律師和醫師等專業人士。港大全部用英文授課，因此中文中學畢業的學生往往很難獲得深造機會。中文大學的創辦，正是為了突破這樣的限制。

儘管名字得到了響應，但錢穆與時任校長李卓敏的辦學理念還是發生了明顯分歧。孫國棟說，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中國文化，辦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學；而李卓敏則要辦一個普通的中文大學。次年，錢穆提出辭呈，李卓敏對他講，如果辭職，便無法補發新亞自成立以來未發的薪水，如果退休，則可以補領薪水。錢堅持要辭。他在農圃道對學生髮表演講，「將來新亞遷至馬料水，我和新亞，便漸成為了無關係。」

對於新入學的本科生來講，選擇新亞、聯合或是崇基，更看重的是宿舍和體育設施的差別，考量的是事業前途和薪水高低。「新亞可支配的教育經費只有6000萬，而崇基是6個億，怎麼比？」黃乃正慨嘆道。新亞書院的大一新生何世旭很坦誠的對我講，「新亞」難以成為他們的身份認同。創刊於1958年的《新亞生活》月刊，對於學生們，也不過是束之高閣的讀物。改革開放後，活躍的內地資源不僅將香港迅速推升為全球最重要的商業與金融中心，更使得實用的傳統固守於此，「中環價值」越來越廣泛的贏得了認同。英語流利、領口雪白，在中環大樓間不斷穿梭，才是他們的未來期待。

一併失落的，或許還有昔日錢穆喊出的「手空空，無一物」的新亞精神。創辦至今近60年，新亞書院所不斷面臨的理想與現實，事實上也成為香港社會變遷的映像。對事業前途與薪水高低無限考量的「中環價值」，早已壟斷現世學生的內心。這是一重理想精神的失落與遺失，還是一個時代流逝的惘然與喟嘆？

▲馬英九在紀念錢穆二十周年時致辭什麼是「讀書人」

錢穆先生在為新亞書院所作校歌里有這樣一段：「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里，餓我體膚勞我精。」他想的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在新亞開學典禮上，他說過：「讀書的目的必須放得遠大。要替文化負責任，便要先把自己培養成完人。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的文化。」他為新亞制訂的學規第一條便是：「為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融通為一。」

晚年的錢穆，有一次在台北外雙溪素書樓里給學生講課，當講到什麼是「讀書人」，什麼是中國的「士」時，他激動地說：「外邊有人說我是什麼史學大師，又是什麼國學大師。我哪裡只是研究史學，其實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我哪裡要當什麼大師，其實我心裡真正要做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士」是做什麼的，在錢穆看來，「士」就是傳播發揚中國文化的使者。這句話道出了他的志趣與追求，而這也正是多少中國讀書人曾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