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帆｜《局外人》：加繆在政治問題上有些天真

[摘要]大多數想要一勞永逸，但這會撞到這個世界無理由的沉默上。我們也會感覺到在生活中世界對你的惡意，但其實世界中無法尋得一勞永逸的意義，文學的價值正在此：我要堅持地問下去，必將追尋意義。

阿爾貝·加繆無論在其生前生後都始終與誤會搏鬥。他思考在一個他人與上帝都趨於沉寂的世界裡，人和人之間怎樣才能彼此理解、相互溝通。在其冷峻而剋制的筆下從不添加一點幻覺，沒有任何東西失其本身的變得神聖，但恰恰是這片僅屬於人的大地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真誠。

一方面是作為內容的真誠，在他的思想中主人公都有些不善言辭，卻在陽光、大海與他人的緊密團結中展現出人的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形式的真誠，從1935年至其離世整整二十五年的手記中，他未加掩飾地、以清澈透明的語言勾勒出自己的思考歷程，真實再現了其背後整個二十世紀法國知識界的面貌。

近日，三卷本的《加繆手記》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正式推出中譯本。9月3日下午，華東師範大學法語系教授袁筱一、獨立書評人云也退兩位嘉賓與廣大讀者共聚「思南文學之家」，暢談加繆的手記及其思考。

活動現場。

經歷過二十世紀所有苦難的加繆

雲也退談起了自己與加繆的結緣，大抵在十九、二十歲的時候他發現有個作家幾乎可以解決所有的困惑與精神危機，這正是對青年成長來說最合適的時間。有了加繆的書甚至很多眼前的事可以放在一邊，被他吸收到博大的精神世界中去。總的來說，加繆的著作特別全面，包括小說、哲學、政論、戲劇種種；而其本人也很全面，無論是演戲、踢球、社交面上男男女女的關係以及他從中的脫離，可以為他刻畫出極為豐富的肖像。每一幅照片都擁有人吸收進去的魅力，甚至在他私人性質的著作出版後，關於他的想像和印象非但沒有顛覆，反倒更增添了闡釋的空間與生命質素。

在袁筱一教授正式講演之前，特別地提請讀者留意：「五十年前的今天也是傅雷先生離開我們的日子，我作為法國文學翻譯的後輩需要向其表達敬意。」傅雷雖然沒翻譯過加繆，但卻在立身行事上有一定相似。加繆最打動人的正是「真誠」。他從具體的人的生存環境到人的思考，經歷了其出生直到現在仍然具有價值。加繆和其他的法國作家不太一樣，如我們經常把他和薩特並提，後者作為法國人的精神導師，哪怕有一些爭議，但其依然名聲在外。然而，只有經歷了越多的時代才越能理解到加繆的好。加繆在中國的接受同樣，可能讀者多多少少聽過他的名字、讀過他的作品，但其影響終究有限。甚至還要多虧羅蘭·巴特，以及一些美國理論的研究者，才擴大了加繆的接受度。在袁筱一的印象里，加繆的閱讀及接受仍然有一定限制，不在廣大讀者群中為人熱愛和推崇。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如果非要形容加繆，那麼他是一個透明的人，乍一讀還有點冷酷。在他的手記中也保留了大量對內心的審問，讀來會覺得不免殘酷。《局外人》寫了一個荒誕之人，看錶象認為是他多麼冷漠——爭議正在於此。袁筱一堅信主人公默爾索其實有十分深層的激情。讀者往往要到三十歲以後才能慢慢理解其觀點。「如果你也經歷過對內心的審問，那麼你會與加繆更加親近。畢竟加繆不僅僅貢獻文學，他是經歷過二十世紀所有苦難的人。」

同樣是《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對於雲也退而言卻更傾向于思考這種感覺的隔膜是否受到了觀念上的束縛。主人公默爾索冷酷卻是在講真話。他鮮有感情的流露，直到被處決也多是異於常態的無動於衷。雲也退坦言，這樣一個故事，主人公這麼酷，不想屈從於別人的要求。你會覺得和他交流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他陳述自己對母親真實的感情，無法強迫自己變得很悲傷。這種酷使雲也退深深迷戀，甘願接受這樣一種局外的感覺。

加繆生長於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他們家有遺傳的病史，而母親要工作養活他們。他母親本身也是聾啞人，只能讀唇語。所以，沒有經歷過貧窮，可能不會有局外人的感覺。他想寫的並不是對母親的冷漠，只是不想超過事實本身去講述這些感情。這種想法與其語言一致，正是羅蘭·巴特所評價的「零度語言」——我們不能超出存在的所有去講。浪漫主義那裡感情肆意，不斷提升語言所能表達的意義。與之相對，加繆卻始終在剋制地審問自己。他的語言是一切虛幻的剝離。固然我們可以沉浸在虛幻之中，這樣更輕鬆更快樂，去相信一個有真理存在和更美好的世界，其中充斥著有價值的美好情感。加繆並不是反對這些價值，而是理性地思考和面對這些真相。他沒有要求所有人都剝離這些幻覺，但是像他這樣讀書寫作的人也無力面對真相的話，那麼只能像西西弗斯的命運般受到神的擺布和調戲。理性地自我審問與對幻覺的剝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加繆

加繆在政治問題上有些「天真」

雲也退隨後將加繆的主題引向了對正義問題的關照上。加繆教導我們撇開一些虛幻的大詞，比如在《局外人》中默爾索的父親是一名法官，當他對一個人作出判決，會感覺到對法官神聖的感覺一下子就沒有了。類似地，在《鼠疫》中塔魯曾親眼目睹父親將犯人送上死刑架，目擊者只會感覺到法律的殘忍和生命剝奪的輕易，從此再無法接受審判席的感覺。任何一個人只要被這種程序消滅了肉體，都會感到詫異。《局外人》出版於1942年，彼時法國淪陷，維希政權勾搭德國人迫害少數民族，特別是猶太人。默爾索對生命的感悟與時代有關，這是一個無法公開表述自我、無聲的、被周圍環境所孤立起來的人。故事講述了默爾索平白無故地殺了人，但所有平白無故的背後是靈魂被邊緣化、無從表達的人。這裡面透漏出加繆巨大的悲憫心——雖然在當時看來有些書生氣，憑著執著的真摯樹立起反對死刑的理念，這正是知識分子的原則所在。他首先反思是否有人死了，死於某種程序，沒有某種東西可以與人因為某種緣故被處死相提並論。

1945年法國從傀儡政權中解放，要求對曾經與納粹勾搭的人進行肅清，各種人趁機公報私仇。加繆難以接受對人的隨意處死，儘管自己是抵抗運動堅定的支持者，但最終他仍毅然在要求赦免親納粹派知識分子羅貝爾·布拉齊亞克的請願書上簽名。不是因為他是基督徒或慈悲，而是因為在當前處境下要面對我們共同的人性，提醒我們和他之間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

有時我們甚至會覺得加繆在政治問題上有些「天真」，但袁筱一一語中的地點出，實質上他更多是在哲學式地追問「正義是什麼，法律能否代表正義？」二十世紀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捲入了浩劫，而加繆正是自始至終的親歷者。兩次世界大戰推翻了人民所有對真理的幻想，但它們仍然不是盡頭，隨後戰火在加繆的出生地阿爾及利亞點燃。這場解放戰爭具有高度的複雜性，殖民的後果、所有的暴力全部都存在於阿爾及利亞，就後果而言直接導致了戴高樂下台。人類無法逃離劫難，為此加繆只能反對一切暴力。「正義」本身也是與薩特有所分裂的開始，但是今天我們更能夠欣賞加繆的態度，民族仇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必須去追問其本身如何形成。

加繆抱有對所有人類的狀況有著深刻的同情——對具體的人，不對某一種「認為值得高尚的」價值。阿爾及利亞不將加繆認作自己的朋友，仇視武裝力量的法國人也不認為他站在自己一邊。他沒表達自己立場，只是詢問為什麼會這樣？暴力無法解決問題，戰爭的因素也無法消亡。對於荒誕唯一的辦法就是反抗，而反抗要求無論什麼情況下要保持理性的思考。加繆的作品是非常簡單的，沒有太強的故事性，卻有非常強烈的激情，裡面滿含著對所有人的同情。無論在什麼處境中，應當去思考與你本質相同的同類怎麼想，又對他們負有怎樣的責任。加繆正是這樣很有力量的一個人。

由此，被拋的生存境遇與不可抗拒的偶然性始終糾纏著加繆。任何一個人都有權質疑自己為何生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中。雲也退指出了加繆的敏感之處，「我到底是屬於這兒的人還是法國人，父親去哪兒了？」這些困擾著他的問題，使其心智成為高度感受性的。「荒誕到底是什麼意義——我面對處境沒有答案和出路，完全是出於偶然我才生在這裡。」加繆的作品中會長時間地看到一種悖論式的情感，在貧窮之中找到了幸福感，樹立著牆和門的地方被推開了……這是一個生於海邊的人天生負有的東西。加繆的文字一直在教導我們去尋找地中海式的寧靜和陽光，包括在其遺作《第一人》中可以看到希臘的遺址，孩子在長大後還要像希臘人一樣的搏鬥。相對地，薩特的《噁心》中荒誕卻是到此為止，沉浸在沒有希望的表述中。羅昆丁寫一篇論文一直沒有寫完，困在沒有未來的境況之中。薩特和加繆當初那麼親近然後卻各奔前程，構成了二十世紀的一段笑劇。這種關係內在於法國文學，就像伏爾泰和盧梭、福樓拜和波德萊爾，最終一直延續到他們身上。

加繆塑造的人物並不冷淡，卻很有激情

袁筱一教授進而將話題轉回到了《加繆手記》的意義上。在手記中作者談到自己的若干關鍵詞：一部分是普世的經驗，包括世界、人（複數的、具體的人）、痛苦，另一半則是陽光、海灘等等。假如我們只是在十九世紀的趣味上，《局外人》可能略顯平淡，但其實平淡的情節中蘊含著巨大的激情。默爾索講到自己是如此地熱愛生活，腦海中有對顏色的回憶，有女朋友瑪麗的裙子……瑪麗一直問他「你愛我嗎？」「大概是不愛吧。」默爾索只是不超出真實地去說。當他重新回憶起與生活的密切關係，就會意識到愛不是抽象的詞，是活生生的色彩。

《加繆手記》，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6年7月。

陽光，海灘甚至痛苦能夠抵擋荒誕。加繆自己對荒誕的解決是一種衝突——人類的呼喚，人總是欲求，不斷地問存在的意義。大多數想要一勞永逸，但這會撞到這個世界無理由的沉默上。我們也會感覺到在生活中世界對你的惡意，但其實世界中無法尋得一勞永逸的意義，文學的價值正在此：我要堅持地問下去，必將追尋意義。

宗教，作為一勞永逸的意義是解決辦法。當我們選擇了唯一的真理，生活可以是很輕鬆的。然而堅持荒誕的生活方式，一定會很痛苦。他一直在描述這種痛苦，當災禍不可預見地來臨時，親人全部離開了他，作為活生生的人註定極端痛苦。但即使痛苦，也有不可推卸責任。

退一步說，作為具體生活的人其實完全可以選擇宗教，但加繆恰恰沒有這樣選擇。儘管加繆和薩特曾經有過一個短暫交際（或許法國的知識分子群都表現出過某種趨同），但在類似的問題上他和薩特有本質性的不同，也正是因為最終回答的不同才會形成多彩的風貌。在加繆那裡，沒有一個唯一的真理存在，彼此無法互相說服，而他要試驗這種可能性，在此意義上文學和人生抵達了無隙。他筆下的主人公被視作「反英雄的英雄」，在失敗之中總有成功。當西西弗斯接因為嘲笑諸神，被罰推石頭上山，他只是平靜地接受了懲罰，因為我也有同樣權利嘲笑諸神，此即是成功。

如果沒有讀過加繆的哲學隨筆，手記可作為很好的進入他的方式。手記類似於日記，更多是記下創作和思考，袁筱一坦言在閱讀完加繆的手記獲得了意料之外的驚喜。因為羅蘭·巴特的緣故加繆常被視作先鋒寫作的人物，毫不意外其中會出現提到紀德、普魯斯特，但他同樣提到了自己對巴爾扎克的喜好。如果聯繫其對寫作使命的思考就會理解，雖然巴爾扎克文筆不是那麼漂亮，甚至粗糙，但不妨礙他成為好的作家。在《局外人》1955年序言中加繆稱默爾索是「一個太陽下沒有陰影的人，是剝離了所有幻覺的人。」這個形象直接關聯著當代人的生存處境，在此意義上會發現加繆和巴爾扎克的共通性。

雲也退則進一步介紹了加繆手記的內容，他發現加繆對自我認識的興趣特別濃厚。他在個人筆記中將與宇宙環境互動的種種火花都記錄了下來，閱讀那些細膩且樸素的作品會使我們的內心變得敏感。或許手記正是一種適合加繆形成自己風格的體裁。了解他所有作品後再去讀手記，加繆內心完整性以及風格的感覺就顯著地凸顯出來了。《鼠疫》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人們無法用明晰的語言來講話，使用語言的人對語言並沒有意識。語言不是透明的，它隔開了事實，概念和描述的辦法不能讓聽者明白描述的東西是什麼。手記中加繆那麼專註自身的語言，以致每一句話都是斟酌的。而其他作家的日記，如紀德的有些篇章寫得隨意，或像毛姆的札記中充滿了各式雋永箴言等等。加繆往往只保留下一種觸動的感覺，一個「站在玻璃後面，卻看不到他的人」的畫面。他的著作和契訶夫小說有點接近，未曾不強調戲劇性。雲也退特別向讀者推薦了在《流放與王國》中一個特別喜歡的短篇——《不貞的妻子》，故事講述了在北非旅行的一對夫婦，妻子能感覺丈夫的冷漠，也能感覺到沙漠的熱情，而不貞的對象正是沙漠。人在這種環境下與一個真實的自我相遇，進而身心感動，靈感勃發。其主旨是如何在一個無聲的自然環境下使靈魂得到更新，正是躺在床上也可以完成的個人凈化，唯一需要的是豐富的想像力。由此，加繆完成了藝術家審美式地對處境的體察，讀來給人很大的享受。

手記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加繆的手記比小說顯得更矛盾，常常講一句話打一個問號，猶豫著是否要下這樣一個判斷。某些作家的手記有粉飾成分，因為他們自知這些文字終將出版，但加繆的作品卻極端坦誠。

他的手記內容可以分成幾種類型，一類是就某個問題的思考。比如隨便翻開即可看到他關於知識分子的評論，他認為「知識分子是有辦法讓自己一分為二的人，我很高興自己能夠兩者兼具。如果可以合二為一，這就是一個實踐上的問題。我瞧不起知識是無法有所懷疑，我寧願一直睜大眼睛。」又如他關於激情的定義，會幫助我們理解他塑造的人物為何不是冷淡的人，卻是很有激情的人。或許薩特嘗試構建宏大的體系，但加繆就是一點點醞釀著零星思考，並將所作所為對應。讀完手記，或許可以作出一個強判斷，加繆不加任何偽飾的是一個真誠的人。

裡面還有另一類型，即加繆作品的創作判斷。比如大家都認為加繆寫《鼠疫》時阿爾及利亞剛好爆發了鼠疫，但手記中發現1942年加繆已經開始了作品構思，不是對1944年、1945年鼠疫真實的描繪。羅蘭·巴特就反對《鼠疫》是對納粹的映射，不能將其完全指認某一種惡劣環境，裡面沒有非常現實的社會問題，但加繆也不是對社會問題完全不思考的人，如劇本《正義的人》就有具體的映射，只是他並不必然承擔寫實主義作家的使命。

第三類則是文藝評論。他記錄下了對喬托畫展的零星思考，不是正規的藝術評論，也不太成體系，但通過他的眼睛會發現他自己的趣味，也會發現他對其他作家的趣味究竟在哪裡。

同時，他會捕捉自己靈感閃現的某一瞬間。他往往不用直接思考的方式，只是克制地勾勒一兩個畫面，但有些畫面直接就能以其豐富的內容深挖出一篇小說，如關於女性的思考、人與人關係的思考。或許，手記中寥寥數語記錄下的畫面正是偉大小說的前身，無論對於加繆還是其他創作者皆可成為啟迪。（文/宋一帆）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