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1995《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與政局演變》，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網站

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570《美國研究》1995年第1期政治-文化分裂與美國政局演變金燦榮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兩年來美國政局的演變　　隨著中期選舉降下帷幕，柯林頓第一屆任期的前半段施政過程被划上了休止符。兩年來的美國政局演變，在理論上可以區分為兩個過程，第一是柯林頓推進其政策主張的過程，第二是圍繞政策的推進而展開的政治鬥爭和力量轉換的過程。　　就第一個過程而言，柯林頓是以非常積極的姿態推進其政策主張的。關於柯林頓政府在提出政策主張、推動政策立法方面的具體活動，我國新聞界和學術界多有介紹和分析，不再贅述。這裡只是指出，在柯林頓過去兩年的施政中存在著三個特點：第一，雖然主要施政目標未達到，但總的說來做的事情不少。柯林頓的主要施政目標是促使國會通過健康保險改革法案，從而將保險的覆蓋面由目前的８５％擴大到１００％。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５日的《國情咨文》中，柯林頓宣稱要使１９９４年成為「健保改革之年」。然而，這一主要立法計劃卻在馬上就要結束的第１０３屆國會中擱淺，並且在未來１０４屆國會中的前景也未必美妙。另一方面，兩年來柯林頓取得的成績還是不少的。舉其大端，內政方面有：在經濟政策領域，上台伊始就提出並部分實施了刺激就業增長的短期經濟計劃，促成通過在５年時間裡減少５０００億美元聯邦赤字的預算方案；在社會政策領域，主要成績有「布雷迪禁槍法案」、「打擊犯罪法案」、關於教育改革的「公元２０００年目標」和「從學校到工作」等計劃。外交方面有：在貿易關係方面，促使國會批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烏拉圭回合協議」，召開亞太經合會首次西雅圖非正式首腦會議，召開３０年來頭一次邁阿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政治與安全關係方面，促成中東和談，與盟國的關係雖有摩擦但基本平穩，改善了中美關係，與俄國基本上保持了良好關係，第二年還在一些熱點問題上取得進展。柯林頓曾自我評價說，本屆政府第一年內所做的事情超過戰後歷屆政府在同期內的作為。〔1〕第二，先內政，後外交。有鑒於外交成績對布希競選連任沒有起作用，加上施政重點在國內，柯林頓在第一年任期中對外交比較忽視。一度導致其外交政策搖擺不定，飽嘗批評，引起人們懷疑柯林頓領導外交的能力。認識到外交上的成功固然不足以保證其連任成功，但外交上的失敗卻可能是致命的，柯林頓在第二年開始在內政外交之間平衡使用精力，外交政策漸有起色。第三，施政充滿妥協性，而且往往是柯林頓讓步較多。柯林頓在《國情咨文》中稱，在第一年施政中從未使用過否決權。這並不說明白宮與國會山充滿和諧，而是說明柯林頓的立場極富妥協性。美國新聞媒體中已出現一個新詞——「柯林頓式的妥協」（Clinton"s compromise)。以「打擊犯罪法案」為例，該法案一開始就是妥協的產物，既包括加大打擊犯罪力度等共和黨人的主張，又包括一些被共和黨譏為「變相社會福利政策」的、通過增加開支來加強教育和引導從而預防犯罪的民主黨人的主張。法案最後依靠共和黨溫和派得以通過，但代價是在原來已被壓縮過的３３０億美元總開支中再削減３０億預防犯罪開支。輿論界和共和黨藉此宣稱，法案的通過是共和黨的勝利。　　就第二個政局演變過程而言，可以用兩個現象來概括：首先，出現了政治鐘擺大幅右擺現象。在１９９２年大選中選民把柯林頓送入白宮，同時還讓民主黨控制國會兩院，但在中期選舉中卻使柯林頓的聲望降到底點，並讓共和黨在參院、眾院、州長和州議會各項選戰中全面獲勝，輿論驚呼華盛頓發生「政治地震」，政治鐘擺在短短兩年時間裡大幅度右移。其次，出現了「柯林頓現象」。本文所謂崐的「柯林頓現象」，簡單地說就是柯林頓雖然取得不少成績，而且客觀上形勢也不錯，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使人頭痛的聯邦財政赤字從１９９２年的高峰持續兩年下降，〔2〕但是，兩年來柯林頓的所做所為一直爭議不斷，得不到社會好評。關於這一點，柯林頓本人深有體會。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４日柯林頓接受聖路易市一家電台的電話採訪時激憤地說，本世紀以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像他那樣受到如此頻繁而且惡毒的攻擊。〔３〕　　「柯林頓現象」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一些政治勢力在攻擊柯林頓及其心腹方面樂此不疲。柯林頓的「桃色」舊聞不斷見諸報端。特別是柯林頓夫婦長期的密友福斯特自殺並且一些與「白水案」有關的文件隨之失蹤之後，「他殺說」甚囂塵上，以「白水案」為核心的柯林頓夫婦的財務問題被媒體反覆渲染。最後導致國會設立一個由獨立檢察官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並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在這一過程中，柯林頓從小石城帶來的心腹班子喪失殆盡。第二，政府推進每一項政策都遇到極大阻力。不提圍繞全民健保法案展開的激烈較量，就已通過的法案而言，從１９９３年的預演算法案、布雷迪禁槍法案到１９９４年打擊犯罪法案，從１９９３年底批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到最後批准「烏拉圭回合協議」，柯林頓政府無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第三，柯林頓本人及其政策所獲社會評價不高。一般說來美國新聞界（尤其是全國性媒體）是比較自由派的，多數親民主黨人。事實上，新聞界與柯林頓確有過一段蜜月期。在１９９２年大選期間即已有人提出柯林頓的緋聞和「白水案」問題，但被新聞界忽視或掩蓋,從而幫了柯林頓大忙。專家估計,８０％的新聞界人士投了柯林頓的票。〔４〕奇怪的是，柯林頓上台不久新聞界就開始與他針鋒相對。據統計，他上台頭１７個月，美國三大電視網對他作過３２００次報道，其中７５％是負面的,也就是說,平均每晚有５次攻訐他的言論。〔５〕在此情況下，共和黨藉機夾攻柯林頓。於是，有些法案吸收了共和黨的主張，它們的通過就成了共和黨的勝利；有些比較多的是柯林頓和民主黨的主張，那麼這些法案就成了無用之論。結果，這在一個方面促成柯林頓聲望大降。１９９４年入夏以來，柯林頓的民意評分始終只有４０％左右，這是戰後歷屆總統執政同樣一段時間後的最低支持率。共和黨人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在中期選舉中，他們竭力把歷來集中於地方問題的中選變成對柯林頓的全國性信任投票。中期選舉的結果表明，這一策略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對於「柯林頓現象」和政治鐘擺大幅右移現象的產生原因，民主黨在中選之後提出一種解釋。他們認為，柯林頓的社會評價下降嚴重削弱了民主黨整體政治地位，是該黨中選失利的主要原因。而柯林頓社會評價的下降不在於其政策有什麼問題，而在於：首先，柯林頓政府對自己的政策思想和成績宣傳得不夠。其次，柯林頓施政的程序安排出了錯誤。主要是第一年不該一上來就提出在軍隊搞同性戀合法化，結果導致將軍們反戈，宗教領袖們震怒；第二年又太集中於全民健保法案，沒有儘力推進社會福利改革法案，而對後一法案兩黨共同點較多，本來是可以做出一點成績來的。 民主黨之外的解釋主要有：第一，柯林頓的立場變化太多、太快，人們不信任他。〔６〕與柯林頓相比，里根的政治立場非常鮮明，支持者和反對者基本固定；而柯林頓卻極善於轉變立場，這充分顯示了其政客特徵，使得支持者不敢信任他，而反對者愈發堅定。第二，近年的經濟發展未給老百姓帶來實惠，柯林頓和民主黨也就不能從中汲取政治支持。第三，反在職者情緒在前年大選中就已出現，而且在冷戰後的世界其他國家也普遍存在，柯林頓和其他民主黨人身居官職，自該倒霉。 上述種種解釋都是成立的。不過，本文認為產生「柯林頓現象」和政治鐘擺右移現象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 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 在論及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及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政治－文化分裂的起點是什麼，即分裂發生前存在著什麼樣的社會型態以及政治和文化型態。　　美國是個典型的移民國家，社會構成極其複雜。但是，從美國社會產生的那一天起，直到建國，直到歷史發展的今天，美國始終存在一個主流社會和一種主流文化，即一個符合主流社會需要的價值準則、思想觀念和行為規範體系。美國社會首先是由歐洲移民組成的社會，其中最早的移民是英國移民，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里英國裔移民都是人口最多的社會群體。〔７〕這就決定了美國是個白人歐洲型社會，其主流文化是歐洲文化的移植物，其中英國的傳統居主導地位。美國人通用的是英語，美國主流文化的代表性型態是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典型的美國人是所謂的ＷＡＳＰ，即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來自歐洲的宗教傳統對美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其中新教的影響尤為突出。乘坐「五月花號」船來到北美洲的「移民始祖」是英國的清教徒，他們不畏艱險橫渡大西洋，奔向蠻荒的美洲大陸，不是為了淘金（相形之下，今天絕大多數移民美國的人們主要是出於經濟動機），而是為了追求宗教自由。立國後，美國憲法明確拒絕了建立國家宗教、實行政教合一的可能性，確保了宗教自由原則。各種源於歐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美國的大地上繁榮起來，歐洲型宗教文化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在美國具有巨大的社會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幫助主流社會維持現存秩序。 如果把１７、１８世紀歐洲的社會思潮簡單地劃分為封建專制主義和資產階級進步思潮，〔８〕那麼美國的主流文化就是在歐洲資產階級進步思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９〕歐洲的專制主義傳統對其影響甚微。該文化的核心是歐洲自由主義傳統和美國式的個人主義。〔１０〕 美國主流文化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兩個富有政治意味並且專門屬於美國的特性。〔１１〕第一，堅持最起碼的、最基本的一致性。其觀念上的表現是所謂「美利堅主義」，其政治上的表現是本土主義勢力（如歷史上的美國人黨、非美活動委員會等）在歷史上的種種活動。由於美國社會是由許多種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團體等組成的複雜拼合體，而且歷史短暫，沒有時間從容消化差異因素，因此其主流文化一方面容忍各種差異存在，使不同社會團體都有生存和活動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卻堅持為維護社會統一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對基本一致性的威脅，都將受到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堅決反擊。第二，堅持變革的漸進性，即主張有控制的變革。美國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尊重進步，不反對變革。其哲學基礎是個人本位，把個人選擇的自由置於任何特定價值體系之上；其政治上的主張是憲政主義和限權政府原則；經濟上則主要表現為小政府主張和放任主義思想。美國革命的第一價值目標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體制是因為它相對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而被採用的。〔１2〕美國的政治體制也因此被設計成權力分散式的，對社會的干預能力被降到最少、最必需的程度。正是基於這種自由主義內核，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是不反對變革的，事實上美國社會進步和變化之快是近代以來的世界各國中少有的。另一方面，美國主流文化對革命、對激進變革抱有深刻的懷疑態度，它所推崇的是相互妥協的、有控制的變革。美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雖然革命的領導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概念，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受過歐洲式教育的、具有貴族氣質的有產者和知識分子。〔１３〕這一特點就把美國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激進知識分子領導的現代革命區別開來了。從美國憲法制訂者們設立參議院時的種種考慮中，〔１４〕從他們有意製造修憲的困難等方面，都可以感覺到對激進變革的保守態度。就此意義而言，我們可以把美國主流文化的這種特質稱作「保守的自由主義」，主流派美國人可以稱作「反革命的革命派」。 直到本世紀３０年代，上述主流文化一統天下、全面主導人們的觀念和行為（包括政府行為）的局面持續了數百年。南北戰爭也沒有中斷這一局面，因為內戰中雖有思想和文化衝突，但區域利益衝突占絕對主導地位。然而，３０年代經濟大危機及其引發的嚴重社會危機，完全暴露了小政府和放任主義思想在解決現代社會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宣告了統治美國數百年、尤其被上世紀中期之後的美國社會奉為金科玉律的自由主義政策體系破產，信譽掃地，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由此而來。 隨著羅斯福「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形成了民主黨自由主義。新的自由主義是崐一種修正型自由主義，它並不反對古典自由主義中的個人自由觀念，但強調要為每個人享受自由創造基本的平等條件。平等觀念在美國社會價值系統中的地位由此大大提升。而為實現平等，就必須引進政府干預機制，大大擴張政府職能，實現政府廣泛而有效地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從而改變美國歷史上先個人、後社會，先社會、後國家，強社會、弱國家的傳統格局。〔15〕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及其政策得到所謂「新政」聯盟的支持，該聯盟包括勞工、少數民族和少數種族、自由派知識分子、多數婦女等非主流社會群體。另一方面，同時形成了共和黨保守主義。美國的現代保守主義更像主流文化的傳人，其哲學思想堪稱原教旨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它仍然堅持把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其政策主張的核心仍然是放任主義和小政府，並且在社會問題上堅持家庭的價值和對宗教的忠誠。共和黨保守主義與歐洲歷史上的保守主義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它只是在堅持歐洲自由主義的原始意義，反對給自由主義增添平等觀、政府干預論等內涵這個方面才能被稱作保守主義。〔1６〕共和黨的典型支持者是男性白人中產或中上階級，多數工商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屬於共和黨。共和黨在人數上少於民主黨，「新政」迄今共和黨選民始終只佔選民總數的２０％，而民主黨一度達到５０％（近年降至４０％，其餘４０％為獨立派選民），〔1７〕但是，共和黨人的平均活動能量遠遠超過民主黨對手。在爭取獨立派選民方面，共和黨比民主黨有辦法。 二戰期間，由於戰爭的形勢，新型自由主義的發展以及民主黨自由主義與共和黨保守主義的衝突均未完全展開。但是戰後，尤其是６０年代，以越戰為契機，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婦女運動、青年學生運動以及社會各界的反戰運動風起雲湧，使美國社會處於大動蕩、大變革之中。政府權力也急劇擴張，其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新政」時期。肯尼迪的「新邊疆」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都是社會改造方面的大手筆。截止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分裂現象可以說暴露無遺了。緣「新政」而起的政治－文化分裂，至此基本形成穩定的格局。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地位急劇下降，長期屬於非主流社會的弱勢集團和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大為提升（當然還不致於取代前者）。 這裡應當明確和強調的是，所謂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是一種政策主張對立和文化觀念衝突相互交織的狀態。具體說來它是指：（１）政治上，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峙，自由派與保守派交鋒。（２）政策上，存在兩種對立的主張，自由派主張擴大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要求政府參與社會財富再分配以促進平等，對原來的弱勢社會集團（如黑人、婦女等）實行照顧性的傾斜政策，對異端行為（如同性戀、家庭解體等）採取容忍政策；保守派則主張小政府，按市場原則分配財富，強調機會平等，堅持家庭價值和對宗教的忠誠。（３）思想上，自由派提倡修正型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要求在原來的自由主義觀念體系中加大平等觀的份量，加入政府干預論；而保守派則堅持原教旨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４）文化上，自由派容忍並支持多元文化，而保守派則堅持主流文化的主導性。 政治－文化分裂不是社會的分裂，因為政治－文化分裂是同一個大框架內部的分裂，對峙各方對於美國基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是認同的。雖然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要求差距加大，但還遠不至於分裂。另外，政治－文化分裂既不同於單純以利益分歧或衝突為基礎的政治分裂，即單純的政治勢力重新排列組合或重新組黨，因為它是以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衝突為背景、為基礎的；又不同於單純以觀念差異為基礎的文化分裂，因為主流文化和代表非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相衝突是有明顯政治目的的，是為了達到各自的利益和政策主張這類現實目標而展開的文化交鋒。政治－文化分裂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遠不是簡單劃一的，而是交織出現、極為複雜的。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都同時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只不過民主黨內自由派更多，而共和黨內保守派更強。大量的獨立派選民則是根據具體的問題而在兩黨間搖擺，在一個問題上贊同民主黨，而在另一個問題上投向共和黨。就個人而言情況更為複雜，一個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可以同時是多元文化的激烈支持者，一個非主流社會的成員可以具備主流文化的全部觀念；一個政治上的保守派可以同時是文化上的開明派，而一個文化上的自由派卻可能信奉最為極端的保守主義政治信條。 隨著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由出現、發展，終至定型，「新政」迄今、以至於未崐來美國社會的政治（包括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處在一種新型的、不同於歷史上的社會背景框架中。這就要求觀察美國的人們在分析任何具體發展過程或問題時，不僅要把握住傳統的制度框架和具體問題上的利益或觀點分歧，而且還要把握住上述政治－文化分裂格局所造成的影響。 民主黨自由主義戰後大發展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人口構成中非主流人群的絕對數量和比例增加。黑人人口增長很快，更重要的是移民中的非歐洲人比例大增，尤其是１９６５年移民法通過後更是如此。〔18〕第二，非主流社會集團自我意識覺醒，並開始為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而鬥爭。科技和通訊手段的發達、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實現和就業機會的增長，是刺激婦女、黑人與其他少數種族等原來的社會弱勢集團自我意識覺醒的基本原因。另外一個是政治因素，即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勃興，許多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來自這些國度的群體的自我意識和自豪感隨之加強。第三，從冷戰出發與社會主義陣營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需要。以社會平等為第一價值目標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對美國主流社會奉為圭臬的古典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發出嚴峻挑戰，並且對戰後新興國家產生巨大的感召力。為了爭奪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主導權，主流社會不得不對國內非主流集團的平等要求讓步。第四，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和５０、６０年代經濟與科技的大發展，也給主流社會的讓步政策提供了心理基礎與物質條件。〔1９〕 戰後民主黨自由主義大發展所帶來的積極後果是：第一，政治民主進一步擴展，並深入到社會生活領域。原先的弱勢社會集團，如黑人和其他少數種族、婦女等，社會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得到更多的尊重。第二，社會思潮和人們的思維活動更為活躍和豐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現代思潮或後現代思潮層出不窮，其中不乏嚴肅的思考。 但是，與自由主義大發展同時發生的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和定型，又導致了嚴重的問題。第一，統一的價值準則喪失，觀念混亂，甚至連亂七八糟的東西也可以自成一家，還都有人鼓噪稱好。第二，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由於日益缺乏統一的道德標準，結果家庭解體、教育水平下降、犯罪活動猖獗。社會福利制度救濟了一些窮人，卻又造就了一批缺乏自立精神的懶人。另外，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對婦女、黑人提供強制性定額照顧的「照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計劃，〔２０〕自７０年代以來得到廣泛推行。這對美國人一貫信奉的機會均等觀念形成挑戰，被不少人認為是「逆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從而導致了新的種族緊張關係。第三，自由主義政策長期推行的結果，導致美國經濟在７０年代出現停滯和通脹並存的局面。本身就是滯脹一個來源的自由主義政策體系對此束手無策。加上國際格局變動等因素的作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事實在７０年代顯露出來。至此，民主黨自由主義聲譽大減，人心思變。 戰後自由主義的急速發展和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化，威脅了前述美國主流文化的兩個基本特性：非主流社會的地位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的勃興，威脅了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基本一致性；社會的急劇變化違反了變革的漸進性原則。這就必然會引發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共和黨保守主義的反擊。不過，在３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自由主義主導美國政壇近半個世紀的時期里，保守主義的反擊沒有成功。值得提出的反擊事例至少有兩個，一是５０年代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和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一些活動。不過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對外（蘇聯）的，儘管其活動限於國內。這是出於害怕「共產主義擴張」的威脅、害怕共產主義思想破壞美國社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一致性而作出的保守主義反彈。對國內政治沒有產生廣泛和長期的影響。二是１９６４年極右派戈德華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結果慘敗。 在７０年代，自由主義已經失去了咄咄逼人的上升勢頭，但仍保持了政治上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保守主義開始積聚力量，意指主流社會的「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一詞反覆被人使用。到８０年代，以里根贏得１９８０年大選的勝利為標誌，美國進入了以「新保守主義」為旗號的保守主義復興時期。保守主義積極進攻，而自由主義採取守勢姿態。這一是因為自由主義政策所帶來的問題在７０年代充分暴露，二是因為里根的出現解決了長期困擾保守主義運動的如何聚集力量的問題。長期以來，非主流文化由於有主流文化這個共同的靶子而得以聚合力量，形成攻勢，而主流文化卻難以在非主流文化中找到一個值得合力攻擊的對象。然而，里根的崛起使保守主義運動獲得了一個旗手、一個共同召集人崐，保守主義的力量由此得以在８０年代凸現出來。 隨著里根任期屆滿、布希繼任，保守主義運動又陷入群龍無首的渙散狀態。與里根不同，布希是個管家型而非鼓動型的政治家，因此難以凝聚龐大的保守主義運動。加上里根的保守主義政策施行數年後也產生了很多問題，最明顯的如聯邦赤字由１萬億美元上升到４萬億，貧富差距拉大等等，結果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保守主義回潮處於低落狀態的局面，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反攻暫時中止。這構成了兩年前民主黨獲勝、柯林頓執政的重要歷史背景之一。 ７０年代的實踐證明了單靠自由主義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越戰斷送了「偉大社會」。由於越戰的干擾，在６０年代這個民主黨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期，自由主義未能得到全部的資源以推行其政策，這就減少了其成功的機率。另一方面，８０年代里根主義的實踐則再一次證明，單靠保守主義同樣不解決問題。必須指出，在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裡，政府權力與市場的結合比美國緊密。美國對幾個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連年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些國家政府的保護政策造成的。所以，世界政治與經濟的現實也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單獨依靠市場的力量來解決問題。或許可以說，美國社會需要的是能在自由和保守兩派間找到平衡點，能使對立雙方合作一致、共同解決問題的新的政策思想和政策體系。這是柯林頓上台的另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分裂與政局演變 在１９９２年大選中，柯林頓充分利用了保守主義復興的勢頭低落、人們希望找到新的政策平衡點這種歷史背景。他高揚「變革」大旗，提出一套自稱既不同於民主黨自由主義、又不同於共和黨保守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體系，〔２1〕從而在選舉中佔了主動。 不過，美國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對柯林頓先天不利，因為柯林頓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標準：他有逃避兵役的經歷，他承認吸過大麻，他的緋聞不斷，如此等等。保守派對他抱有深刻的懷疑態度。所以，雖然柯林頓的競選策略是成功的，但是最後他只是以４３％的選民票入主白宮，是美國歷史上又一位少數派總統，其選民基礎並不強大。事實上，柯林頓奪得總統寶座主要不在於他的競選活動搞得好，而在於布希競選連任的活動組織得太糟糕，被有些美國分析家認為是總統選舉史上最差的一次。〔２２〕加上當時美國經濟正處在自然衰退期，這雖與布希政府無關，但依然沉重打擊了布希的政治地位。所以，可以說是布希輸了１９９２年大選而不是柯林頓贏了這場選舉。 政治基礎並不堅強的柯林頓上台後，卻極為雄心勃勃，大有仿效他所崇拜的肯尼迪總統、推動美國再開拓一個新邊疆的勁頭。他上台後的作為在兩個方面冒犯了保守派：一是政策方面，他的一些政策復歸了民主黨自由主義，最明顯的是保障同性戀權利和支持墮胎合法化，這使保守派大為光火。另外，布雷迪法案的通過使他得罪了全國槍支協會的成員。二是施政風格方面，他的一些施政風格不僅使許多普通美國人不滿，更使保守派無法忍受。這主要有：施政如競選，說得多，做得少；施政缺焦點，立場變化太快、太多；夫人干政。其中，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沒有任何公職的情況下居然主持制定柯林頓政府的核心改革法案——全民健保法案，這尤其使保守派人士承受不了。這樣一來，處於消沉狀態的保守主義復興運動找到了共同的敵人，重新活躍起來。兩年來，國會共和黨人表現得極為團結和有紀律，多次成功地挫敗柯林頓的施政努力；而國會外的保守派則集中攻擊柯林頓其人、其心腹和其政策。「柯林頓現象」由此在美國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產生出來。而「柯林頓現象」本身嚴重損害了柯林頓的政治地位，進而削弱了民主黨的整體政治影響力，從一個方面導致共和黨在中期選舉獲得勝利，使政治鐘擺向右擺動。 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導致了「柯林頓現象」和政治鐘擺大幅右擺現象，而這些現象又反過來再次凸顯了政治－文化分裂的事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注意到了這一事實，並開始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去尋找發生在美國的各種事件的背後原因。最近英國《衛報》上的一篇文章對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作了非常具體而生動的描述，極為形象傳神。作者寫道：自由派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城市，是一種城市同盟。該集團的精英是自由派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東部沿岸，並可能崐掌握著好萊塢。他們讀《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看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新聞。他們上過大學，通常有研究生學位。他們主張婦女享有平等權利，贊成墮胎權。他們擁有自由化的大學校園。在他們後面是黑人、拉丁裔移民、下層勞工和多數婦女，他們喜歡看畫面直觀的電視，其中不少是中學輟學者。他們住在城市裡，幾乎很少是雙親家庭。他們通常依靠福利生存，指望並相信政府的力量。他們通常投票支持民主黨。另一方是新興力量：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他們住在郊區，只上過高中，頂多是大學本科，經常聽（中波）聽眾可以參與的訪談廣播。他們絕大多數是白人，男性。他們的中心區域是南方及日益擴大的中西部鄉村。他們對龐大的政府干預不以為然，而相信軍方的力量，通常投共和黨的票。〔２３〕 通過分析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和兩年來的政局演變，人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結論：第一，保守主義仍在復興，而且力量仍然強大。「沉默的多數」不再沉默。８０年代以來美國政壇的力量攻防格局大致是這樣的：自由派一直處於守勢，失去了上升勢頭；保守派積極反攻，但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攻勢暫緩。近兩年來保守派又恢復了進攻的態勢，並在中期選舉中取得了重大勝利。〔２４〕第二，冷戰的結束加深了分裂，並加強了保守派的力量。冷戰結束是以蘇聯的自我崩潰、兩極格局瓦解為標誌的，它對保守主義的幫助表現在這些方面：首先，蘇聯的不戰而敗給保守主義提供了現實依據，說明其堅持的原則是正確的。從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一文和布熱津斯基的（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失敗》一書中，〔２５〕人們都可以體會到美國主流文化代表者們的這種自我評價。其次，人們對國家安全的擔心下降，外來的意識形態競爭壓力減小，而國內問題特別是社會問題突出，這些冷戰後的轉變都促使保守主義及其代表的主流文化不必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容忍異端。 「新政」以來，美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是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中展開的，政治發展過程是其中之一。未來的美國政治發展將仍然在政治－文化分裂的影響中進行，其主要的表現大概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柯林頓個人政治命運的影響。柯林頓在美國政治－文化分裂格局中的地位是非常尷尬的。過去的人生經歷給他打上的自由派烙印，使柯林頓較之於一般的民主黨總統更難得到保守派的信任與合作；而作為少數派總統，他為了取得成績以競選連任，又必須尋求共和黨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為此不得不做出妥協，在中期選舉使共和黨控制國會後情況更是如此；但是，由於連續出現妥協，很難保證原來支持他的民主黨人士不轉變立場。事實上，民主黨內部已有人在醞釀換馬。這樣一來，在１９９６年大選中柯林頓不僅肯定會遭到共和黨人的強大衝擊，而且會在民主黨內首先受到嚴峻挑戰，不能排除他在預選中被拉下馬的可能性。 第二，對政府解決問題能力的影響。當今的美國政府面臨許多新的問題和要求。首先，社會問題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這次中期選舉中的爭論都是圍繞著社會問題展開的。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超過其他問題，而這類問題解決不好將從根本上影響美國的前途。需要指出，部分社會問題和社會問題的部分複雜性就來源於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其次，美國經濟正處於結構轉換時期。近年的經濟增長沒有給民眾帶來實惠，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就業結構正在變化，收入較高的中間管理層的位置大量減少，新的就業機會多是低收入的、臨時性的。最後，冷戰後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挑戰的絕對強度不如冷戰時期，但是挑戰的性質卻比過去複雜得多。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分裂嚴重限制了為解決這些新問題、新要求而尋找共同目標的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冷戰後美國政府內外政策制訂過程中的混亂狀態。前幾年剛完成《大失敗》一書的布熱津斯基近來出版了一本《大混亂》，這種心理轉變非常有意思。〔２６〕 第三，對政府與民眾關係的影響。冷戰後世界各國普遍出現了政府信譽下降，民眾對在職者不滿的情緒，這裡面存在著一些共同因素，但也有各國獨特的原因。就美國來講，政治－文化分裂就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不僅限制了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造成許多無謂的政黨政治鬥爭，引起民眾的厭煩心理。反在職者情緒將長期存在，對未來的任何執政者都形成威脅。這種情緒還為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第三勢力的出現和發揮影響提供了社會思潮基礎。 美國的政治－文化分裂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狀態，而是隨時都在變動之中的。目前它既有進一步分化的趨勢，又有整合的跡象。從分的方面看，有大學中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衝突加劇；〔２７〕而《正態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商和階級結構》一書在美國暢銷並遭致大量批評性反應，則說明新的種族矛盾抬頭。〔２8〕從合的方面看，一部分非主流社會成員開始向主流社會靠攏。最新的例子是，黑人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與一些黑人牧師共同組織了一個「彩虹聯盟」（Rainbow League）。他們在黑人社區四處宣講黑人要自立的觀念，要求黑人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黑人社區的犯罪、吸毒、教育水準下降、家庭破裂等問題，而不要一味指責白人社會，並永遠躺在福利的搖籃里長不大。 從未來的發展看，較代表非主流文化的自由主義和較代表主流文化的保守主義都有一些支持因素。從自由主義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會正在成長，非歐洲移民大增，主要是拉美裔移民，而且無法遏止。〔２９〕美國日益由一個歐洲型社會變成一個世界型社會（注意，問題在於不是一個世界化或全球化社會），由一個民族熔爐社會變成一個馬賽克社會。第二，美國主流文化的核心是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它具有尊重選擇和變革的基本性質；建立在自由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社會體系本質上是有利於非主流社會發展的。從保守主義方面看其支持因素是：第一，非主流社會及其文化的力量上升必將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將有助於保守主義凝聚力量。第二，主流社會的力量仍然強大，如果在政治上被有效利用，將有可能減緩或遏止非主流社會的成長。 美國政治－文化分裂的格局在未來如何演變是很難預測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包括政治進程在內的美國社會各方面的未來發展，仍將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多元文化與主流文化、非主流社會與主流社會的對峙中展開。 注釋： 〔 1 〕U.S. Information Service, Embassy of the U.S.A., Bulletin, January 25, 1994, pp.23-29.另見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５日柯林頓《國情咨文》。〔 2 〕相關數字請見Economic Indicator, October, 1994,第３２頁。〔 3 〕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５日紐約《世界日報》。〔 4 〕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１日紐約《世界周刊》。〔 5 〕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８日紐約《世界周刊》。〔 6 〕 美國學者康原（John Kamm）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中國外交學會舉辦的中期選舉講座會上，在與筆者交談時就持這種看法。〔 7 〕 截至1790年，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及其後裔占白人總人口６０．９％，蘇格蘭裔８．３％，愛爾蘭裔９．７％，總計母語為英語的白人人口比例是７８．９％。參見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ition, Series Z, 20-23, p.1168.〔 8 〕 當時的歐洲已經出現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主義思想，並且也參與了反封建的鬥爭。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有不同於資產階級的要求，主要是：「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０６頁）但是，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畢竟太微弱了，它不可能進入早期美國歷史締造者們的視野中。反過來，由於早期歷史和文化淵源中幾乎沒有社會主義因素和傳統，這就從一個方面造成了社會主義難以在美國發達到歐洲那種程度。〔 9 〕 恩格斯認為，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８頁。〔10〕 個人主義一詞首先出現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法國，法文是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ｅ。個人主義在當時的法國就像在今天中國的政治辭彙中一樣，專指那種邪惡的、反社會的自我利益衝動，是對社會的一種威脅，相當於當代英崐語中的ｅｇｏｉｓｍ一詞，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一詞第一次進入英語可能是在１８３５年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文章里，英文形式是individualism（參見《大美百科全書》第１５卷，第４８頁，台北·光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愛默生賦予個人主義正面的、積極的意義，把它改造成為一種對個人優越性的樂觀信仰。由於積極意義的個人主義首先在美國出現，並且在美國得到最大範圍的贊同，於是正面的個人主義就成了美國式的個人主義，並進而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的核心觀念。今天，事實上在整個西方世界，個人主義的主要涵義都是積極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觀，美國式的個人主義觀念在向世界擴展。　　美國式的個人主義與歐洲古代和近現代史中的許多哲學思想和宗教思想有關。它還發展出一些現代形式，其中一種現代意義的個人主義甚至可以和集體主義相融合。不過，筆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式個人主義仍然是今日美國主流文化的主幹，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１）從目的方面看，個人是最高的價值，社會（包括政府）只是為實現個人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在這個方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對立的。（２）從動力方面看，一切社會問題都產生於個人，而解決問題的最終力量也存在於個人之中。（３）從責任方面看，每個人的人生意義都是由他自己決定的，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11〕 有關美國主流文化兩個特性的總結，參見〔英〕維爾（M.J.C. Vile）：《美國政治》第一、二章。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版。〔12〕 多數美國學者都是這麼看待美國革命的價值取向的。參見James Q. Wilson, Americ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Politics, (M.A.: D.C. Heath and Co., Lexington, 1980), pp.16-21.〔13〕 這方面最著名的論述是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於１９１３年出版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一書。該書中文版由何希齊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４年版。〔14〕 漢密爾頓指出：「一個組織完善的參議院是必要的」，因為它「會在一切情況下都能成為對於政權的一種值得讚賞的制約力量」。見《聯邦黨人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１、３１５頁。〔15〕 最能體現美國傳統的小政府觀念的是這兩句話：「政府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罪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潘恩寫道，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為不可容忍的禍害。」《潘恩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版，第３頁。〔16〕 在西方國家裡，保守主義一般是指尊重傳統的價值，認為由無數歷史的經驗累積起來的傳統必定要比最傑出的個人理性還要高明，從而傾向於維持現狀，並小心翼翼地避免創新的這種特性。保守派人士不同於激進分子或進步人士，後者往往對於現存生活方式不滿而致力於尋求新的或自認為更好的制度形式；保守派也不同於反動分子，後者也對現狀不滿，但認為今不如昔，而致力於恢復想像中的美好的過去。保守主義在西方是個褒義詞，代表社會穩定的力量，所以不少政黨自稱保守黨。至於歐洲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主義，是專指法國大革命時期對革命持懷疑、批評和否定態度的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參見《大美百科全書》第７卷，第３２０－３２２頁。〔17〕 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３頁。〔1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112th edition, from No.8 to No.10, pp.11-12.〔19〕 五六十年代世界範圍內的左傾激進主義思潮和運動，極大地影響了積極推動自由主義發展的許多美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可以看作第五點原因。不過這種影響的具體發生過程還有待深入探討。對當時美國影響較大的左傾思潮和事件大概有：古巴革命以及隨後盛行於拉美的城市游擊戰理論；以薩特的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以法蘭克福學派為理論指導的１９６８年５月巴黎學生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在當時的不少美國人眼裡是既理性而又理想主義的，極富魅力。〔20〕 Affirmative Action一詞在國內通常譯成「肯定性行動」。這一方面是英文字面意義如此，另一方面是因為推行該計劃的指導思想中，還有一些超出簡單照顧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考慮。但是，該計劃的實際推行過程卻崐愈來愈局限於提供簡單的照顧。為了反映出Affirmative Action在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情況，為了方便國內讀者的理解，決定將此詞譯成「照顧行動」。〔21〕 關於柯林頓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請見〔美〕威爾·馬歇爾、馬丁·施拉姆主編：《柯林頓變革方略》（達洲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22〕 同〔６〕。〔23〕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國《衛報》。轉引自新華社《參考資料》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第２２－２４頁。〔24〕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來，保守主義復興運動席捲西方世界，與此同時出現的則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運動，以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銀行指導下出現的也是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這些現象的同時出現是頗耐人尋味的。〔2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 (Summer 1989);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89).〔26〕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27〕 參見沈宗美文，《美國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28〕 R.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29〕 同〔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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