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與曖昧：台灣人心中的日本想像

2009年2月14日,西方情人節,台灣電影《海角七號》正式在大陸各大影院公映。在過去的一年,《海角七號》——這部被引申為象徵著台灣人拼搏與奮鬥的電影,成為了台灣電影進入21世紀的標誌性符號。或許是水土不服,電影中貫穿的日本元素,卻在大陸遭遇了觀感上的視覺衝突,大陸民眾難以理解何以「日本」會讓劇中的台灣人迷戀與陶醉?　　不同於《海角七號》中對日本特有的曖昧,《1895》——這部同時期上演的台灣本土電影,展現了另一種台灣人的日本記憶,那就是濃縮了一個時代記憶的家仇、國恨……充滿血腥的抗爭讓人品味到了台灣人的不屈與自尊。　　兩部同時期上映的台灣電影,卻詮釋了兩種不同的日本情結,還原真實的歷史記憶,無論是反抗初期的傷痕,還是殖民後期的曖昧,或許,這兩種情感的差異正如同一個浸透了歷史糾葛的複雜文本,讓人心酸,也讓人反思!　　歷史深處的傷痕　　台灣人的心靈深處隱藏著這樣一道傷痕,那是一段與日本有關的歷史,繞不開,也抹不掉!　　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戰中被日本打敗,隨後在同年的4月17日,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寶島台灣割讓給日本。面對日本軍隊的侵台,以及清廷的軟弱無能,台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這場一直斷斷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的抗爭,讓世人見證了台灣人的錚錚鐵骨。　　那是一場充滿血與火的殘酷抗爭。看過電影《1895》的畫面,讓人唏噓不已,不分客家人、閩南人,還是原住民,從一個家族到一個個體,上至主人,下至僕人,都不惜為自己的故土熱血奮戰,直至戰死為止。面對台灣民眾的殊死反抗,一個日本軍官曾這樣記載道:　　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台灣民眾是頑強的,這種精神骨子裡體現的正是中華民族的「威武不能屈」,也只有在台灣民眾的抗爭面前,日本侵台軍隊不得不付出了巨大代價,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內的4800餘人被擊斃。　　保家也要衛國,台灣民眾的近代國家意識在日本的殖民侵犯下開始萌生。被無能的清廷遺棄,台灣人並沒有將祖先的土地拱手相讓與外族。1895年5月23日,丘逢甲等台灣士紳發表《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宣稱「——台灣同胞,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的壯烈感言,台灣精英分子的宣言賦予了這場鬥爭特殊的含義,這已經不是單純的鄉土保衛戰,而一場捍衛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民族之戰。恰如民族志士林獻堂所言:「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具備了近代國家觀念的不只這些受過教育的士紳精英階層,沒有忘記家與國的還有無數個普通台灣人。簡大獅,一個台北的農民抗日武裝領袖,為了抗擊日軍浴血奮戰,在逃亡廈門後,又被清廷移送給殖民當局,在被日軍處決前,這個沒有文化的抗日領袖說下了這樣的宣言:　　我簡大獅,系清國台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持續了幾十年的抗日運動,換來的是日本軍隊的血腥鎮壓,有的幾乎是全家無一倖免。20年代的原住民霧社大暴動,讓當地近乎一半的原住民人口慘遭殺害,悲壯慘烈的抗日運動被日軍鐵血鎮壓之後,台灣人不得不在心中將傷痕裹藏。1897年,日本殖民當局規定,允許台灣人自由選擇國籍,妄圖將台灣徹底變為日本人的居住地,但最終除了四千多人離開台灣外,大量台灣人依然選擇留在台灣,這般痛苦的留守,絕非是對日本的怯懦,更非是對日本的效忠,而是對這片生活了數百年來的故土的眷念與不舍。　　數百年來,「台灣本土文化充滿了受害和苦難的意識」①。台灣的最終淪陷讓這種苦難意識再次萌發,縈繞耳邊,這種慘痛的歷史傷痕鑲嵌在台灣一代代人的民族性格中,一直提醒著後來的台灣民眾,成為所有台灣人共有的歷史遺產。　　殖民時光的曖昧　　五十年是一個世代交替的跨越,台灣被割讓時曾痛哭流涕的那一代大多已作古,新生的一代迎來了這個充滿變數的大時代。他們學的是日語,穿的是木屐,住的是日式住房……民族、國家認同的裂變就在這期間不知聲響地生根發芽。　　進入到20世紀初,日本的殖民統治也在依靠「鐵血政策」穩定下來,開始真正的經濟建設。從30年代開始的「皇民化」教育,日本人依靠經濟、教育、文化,開始培育起台灣的日本化進程,從經濟發展,警政建設、市政規劃,甚至司法建設,日本逐漸在台灣形成了一套規範化的統治體系。不能不說,日本人精心建立的殖民體系是頗有成效的,它不僅推進了台灣的近代化水平,也深深影響著那個年代台灣民眾的情感思維。　　在日益和平繁榮的殖民社會中,赤裸裸的暴力開始被隱藏起來,曖昧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培育。台灣人在「皇民化」教育中開始滋生畸形的民族與國家認同,從禁止民間信仰到公開鼓勵學說日本話,培養民眾的天皇膜拜,日本人妄圖通過文化霸權的方式將中華文化與母國認同從台灣人心中驅逐出去。這種殖民主義的文化消亡,正是大國剝奪小國、強國剝奪弱國民族意識的慣用方法②。　　毋庸置疑,日本的「皇民化」確實在部分年輕人心中產生了投射效應。在年輕一代人的心中,中國已經逐步成為「他者」,成為心中淡忘的名詞。李登輝曾說:「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光復後才是中國人。」這句話正代表了當時很多一大批年輕人的基本認知,即使以後改變了看法,日本始終對他們來說,卻有著糾葛於心的複雜情結。忘掉母國,改變國籍,少數台灣民眾的這種被動「奴化」乃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即使是那些最後為日本戰死在異國土地的台灣士兵,他們同樣只是那個時代無辜的殉葬品。　　一個成熟的古老民族,有著頑強的歷史文化傳承。即使有極少數人忠誠日本,成為殖民化的「優良產物」,但對於大多數成年人來說,卻幾乎無效,台灣的中華文化一直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日本的「皇民化」時期,民間的宗教信仰還在悄然進行,中華文化還是維繫台灣民眾民族感情的紐帶,那絕非穿起日本服裝、住上日本住房,就可以輕易改變的。否則,光復之初,台灣也不會對回歸故國表現得那麼興高采烈,昔日虛幻建構起來的殖民認同頃刻間就土崩瓦解。　　不同於少數人的文化效忠,多數台灣人對日本人始終含有難以言說的模糊情感,這種普遍的曖昧,有著複雜的歷史因素。在長期的殖民地生活中,殖民地的台灣人對日本人始終存在痛恨與敬畏的矛盾心理,尤其台灣民眾在日本人面前有著自卑感,認為自己落後、愚昧,而日本人才文明、高貴、進步。在李登輝等極端的崇日者眼中,日本人甚至被形容為太優秀,愛乾淨,愛洗澡,見到日本人就高興,就好像見到自己的家人。於是,台灣人才千方百計地要學習日本人的生活方式。40年代的台灣社會,從家庭到公共場所,都滲透了日本化的痕迹,這種主動積極的移植體現了殖民地人民特有的曖昧情感,這種曖昧折射出來的日式好感甚至一度填補了五十年來殖民統治帶來的殘酷記憶。或許,達成自髮式的柔性合作比剛性的政治馴化更為容易。　　殖民統治是建立在血腥鎮壓基礎之上的,統治集團永遠都充滿了暴力的殖民性格,即使是日本的懷柔統治已經讓多數台灣人開始接受日本的制度安排、學習日本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間性的自我保存依然還在頑強地生存抗爭。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是在日據時代才昂然樹立的……日本人統治非但沒有使台灣人的自主意識消減,反而使台灣人建立了自主的自我形象③。蔣渭水、林獻堂……這些倡導保存台灣意識的知識先驅者,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台灣知識精英對殖民當局的文化抗爭。他們用聲音告訴世人,任何殖民化統治都是不會將台灣消亡的。　　一個民族的記憶被強制性地漸漸掏空,那不是民族本身的罪孽,曖昧——這個特定的名詞只是反應了那個時代扭曲的政治生態。理解那個時代的悲喜交加,在身臨其境的那個歲月,或許你才能有切身的體會,這遠勝過對曖昧的話語斥責。　　光復之後的懷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台灣正式光復。　　殖民侵略從來就沒有造就以後台灣與大陸的分離傾向,日本人的五十年統治更沒有成功將中國從台灣人的情感中驅逐出去,中華文化依然完整在台灣得以維繫,母國的國家認同在殖民者的暴力機制退卻後迅速得以恢復。即使那些感傷者對殖民者心存好感,為日本人的敗退高唱輓歌,一下子不適應這種暴風驟雨般的變化,但大多數台灣人,都對回歸祖國表達了高度一致的集體認同,那是內心裡真正的熱切與興奮。　　1945年,國軍第一批軍艦抵達台灣,對於來自祖國的軍隊,台灣民眾的最初印象確實不怎麼好,「拿著扁擔,吊著雨傘、棉被、鍋子,連槍都沒有,不如日軍服裝整齊、紀律嚴整」。但台灣民眾依然給與了寬容與諒解,他們對祖國的狂熱可以從當時的各大報紙上看到,滿街都擠滿了歡迎的人群,民眾開始自發學習國語,學生們開始奔赴大陸求學。台灣,第一次在20世紀與祖國結合得如此密切。　　但幸福感並沒有很快地到來,台灣人的心是細膩的,他們很快覺察到了街頭見聞背後的故事,看到了不公,看到了差距。1947年1月,《大公報》記者蕭乾在台灣訪問,發表題為「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個世紀」的報道文章,裡面就深刻描寫了大陸與台灣所呈現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的懸殊開始在台灣民眾心中引發了心理的震蕩與搖擺。大陸的落後,以及國民政府的腐敗不堪,讓台灣民眾再次滋生了對那個殖民時代的懷念,日本時期「守法的警察、公正的法官」,也多次被後人拿來與當時腐敗不堪的國民黨執法隊伍相比。但這種比較,也並非就預示了對日本殖民時代復辟的懷念,「這種日語時代中人或有的傷逝的感懷,並不代表政治上對那個『皇國』的認同」④。真正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只是一小部分極端分子,大部分對日本殖民時期的記憶,所謂的懷念或傷感,也只是一種情感上的寄託罷了。　　台灣民眾對日本的特有懷念,在台灣導演吳念真的自傳體回憶電影《多桑》中就有著真實的刻畫,即使到了50年代,劇中的「多桑」(父親)這個角色,還是鍾情於日本產品,還想著遠赴日本謀生。在那個特殊的政治年代,台灣民眾的記憶「脫軌」,只能在暗中悄悄進行,身為殖民地人民,難以擺脫「亡國奴」的原罪感,他們努力學著蹩腳的國語,在負責接受的大陸權貴面前保持刻有的謙卑與恭順。但即使如此,這種歷史的「原罪」還是被當時來台的接收人員所深以為戒,來台的官員、警察以及士兵,大多對殖民地人民持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對台灣人的日本話、日本住房……更是本能地予以排斥。於是,才有了在治台初期,就開始強制推行國語,禁說日語,禁說日本歌,禁演日本電影和廢止日本新聞雜誌,還對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反日教育……如此「反日」,自然是希望消滅在台灣遺留下來的日本符號和痕迹,甚至是一絲情感的曖昧,也要統統從這片土地清除。　　表面上的大好局面只是掩蓋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騷動,台灣人的日本記憶並沒有在一夜之間蕩然全無。國民黨的反日教育,非但沒有遏止台灣的日本情結,反而隨著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對立而逐漸抬頭。對日本人的懷舊,依然在當時的中南部地區蔓延,成為一個特有的文化現象,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　　哲人亞里士多德說:「人生來就要過城邦生活。」身處殖民地,自然也無法擺脫殖民生活。五十年的殖民烙印並非一日可以全然抹去,對於台灣人來說,長期接受日本統治,迎接的必然是一個極其陌生的中國⑤。這種政治情感的水土不服性,沒有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環境下得到教化,最終卻被暴風驟雨的政治激變所中斷,未嘗不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現代人的思索　　1895年,台灣淪為了日本殖民地,1931年,大陸東北淪陷,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大陸大片國土被日軍佔領。台灣和大陸同樣經歷了被日本殖民侵略的慘痛歷史。　　再次翻開歷史,一路往上,從康熙收復台灣,祖國內地與台灣開始正式緊密相連,而1895年的割地,兩岸由此陷入隔絕狀態。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惜,短短几年後,國民黨敗退台灣,從此,兩岸陷入了長期的政治分離局面。台灣三百年的開發史,未嘗不是一部兩岸人民共同耕耘的開拓史,但融入情感、分享共同歷史記憶的卻只有那麼聊聊可數的歲月,以至於不得不讓人心生感嘆。也正是由於兩岸的長久分離,才使得台灣在保存中華文化的同時,形成了又不同於大陸的近代歷史文化,至今還在影響著台灣人民的情感方式。　　沒有共同的歷史生活經驗,即使共享一樣的歷史文化資源,也會產生觀念的異化。大陸與台灣,同樣有被日本侵佔的歷史記憶,但卻成為兩種不同的集體認知,一邊是不帶有任何情感雜質的仇恨,另一邊卻是難以言說的傷痕與曖昧。明白歷史的人,應該會發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才造成了兩岸不同的歷史境遇,大陸在八年抗戰後成功將日本驅逐出去,避免了國家淪陷的命運,即使東北的殖民化也遠不及台灣來的那麼深刻,這才有了大陸人民對日本的恨,不帶著任何的一絲情感。而台灣不同,在五十年歲月中被殖民機器所逐漸培育馴化,殖民化已經浸入到一部分台灣人的情感與基因中,由此,才有了不同於大陸的集體認知。分歧延續到現在,對歷史認知的各執一詞,才帶來了今天一系列困擾兩岸的難題。就在曾幾何時,我們警惕、批判「皇民化」教育,對於台灣對日本的曖昧,更是則一律斥為「媚日」,從不同歷史語境出發,難免不會產生較大的偏差,固然這種批判不會被大多數台灣人所樂意接受。　　兩岸關係的跨越,應該建立在互相尊重容忍對方歷史記憶空間的基礎上,尤其對於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只有去用心聆聽台灣人的心聲,你才能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有我們難以想像的苦悶,如此,才能彌補在歷史時空中的那段情感空白。兩岸要發展,就要對一些歷史認知分歧求同存異,不要在諸如日本的歷史遺留問題上一味施加文化霸權,不能東風壓倒西風,大陸對日的仇恨情緒不能簡單套用在台灣人情感上。只有尊重歷史,尊重彼此特殊的集體認知,才是較為理性的做法。否則,粗暴驅散對方的記憶認知,就只能帶來情感上的不兼容,就會使得兩岸關係的死結永遠無法解開。　　只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才能彼此更好地融合,日本所帶給兩岸民眾不同的情感體驗,也正反應了兩岸以來所凸顯的情感鴻溝,這道鴻溝的填補需要心靈的慰藉,更需要彼此生活的拉近,一個有著越來越多共同體驗的兩岸交流,帶給民眾的正是一種能夠彼此融合的契機,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兩岸的未來也就不會有所謂麻煩的問題!　　《海角七號》就是一把開啟兩岸尊重歷史的鑰匙,唯有同情的理解,才能重新打開溝通的大門,這當是給兩岸關係一個最好的註腳。　　注釋:　　①徐宗懋:《台灣人論》第51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版。　　②[美]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第11頁,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許信良:《新興民族》第190頁,[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④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第41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⑤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第40頁,[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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