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 | 鄭永年2017再論改革之一

中國現階段還是要重視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社會建設。

2017年4月17日，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做客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做了題為《中國改革的現狀與未來》的演講。演講文字稿較長，IPP評論經鄭永年教授授權，陸續刊發這次重要演講的全文。今天刊發的內容是這篇演講稿的第一部分。

01

改革的突破口

我以前寫過一本小書叫《中國改革三步走》。我認為，從總體上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經濟、社會三大方面。從西方和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改革實踐中，我概括出一個思路： 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產，再分配，最後才是民主。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從很多社會包括西方、亞洲日本和「四小龍」的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中國也屬於東亞社會的一部分，我覺得中國有可能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這三步走意味著在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會有一個主體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階段先經濟改革，但社會改革、政治改革要作配合；第二階段主體是社會改革，但經濟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三階段主體改革是政治改革，但經濟和社會改革必須做配合。如果是革命，那麼可以全面推行，因為革命往往是破壞性的。

革命是破壞，改革是建設，破壞要比建設容易得多。改革，理想地說，也是要全面推進的，但實際上全面推進是做不到的。任何一個國家碰到的問題都很多，不可能幾百項改革同時推進（在一個特定的階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個都是攻堅戰。

歷史上看，先進行經濟改革有很大的道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西方有比較成熟的民主，但（很多人並不懂）西方早期是怎麼發展過來的。我覺得，西方也是先發展經濟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實際上是1970年代之後才開始有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時候進行的。一戰之前基本上投票權屬於極少數的有財產的男性，工人階級是沒有投票權的，婦女和少數民族更不用說了。

比如瑞典，這個國家被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教授生前視為第一波民主的典範，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開始有公民投票權。再比如我們現在視為西方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奴隸制，一直到了林肯時代才廢除。1970年以後通過（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才開始有政治權利。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並不是歷史上就存在的，它產生的時間很短。實現「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就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問題。

從今天的眼光看，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就是「先經濟」的時代，是原始資本積累或者原始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後，工人階級才慢慢參與政治過程，到了二戰以後大眾民主得到快速發展。根據西方的經驗，我們可以認為，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必須在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則民主化之後就沒有機會建立了。這也是歷史事實而不是抽象的理論。

我們從西方的歷史來看，大部分國家的基本國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建立的，包括我們所看到的法制、法治、社會政策、社會制度、福利制度等等。比如，法國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崙時代建立的，德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麥時期建立的。

不過，民主化以後，民主政治確實對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制度有很大的推進作用。一般上，我把基本國家制度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民主化以前必須建立的制度；第二類是必須在民主化以後建立的制度；第三類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民主化以後會轉型的制度，轉型可能往好的方面轉，也可能往不好的方面轉。

02

「先經濟、後社會、再政治」的改革路徑

東亞社會的成功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三步走」：先經濟，後社會，再政治。東亞社會在很長時間裡出現了我們政治學裡面講的權威主義政體，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權威主義政體下，新加坡的經濟從「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語），在此過程中再進行社會政策、社會組織、社會福利建設。

很多人說日本和「四小龍」是亞洲的經濟奇蹟，但是別忘了，日本、亞洲「四小龍」更是一個社會奇蹟。這些社會在經濟起飛的二十多年以後，不僅經濟從「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一世界」，社會發展上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把中產階級做大到超過70%。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當然，每一個經濟體在發展中產階層過程中所採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日本採取工資倍增計劃和社會政策，台灣大力扶持中小企業，新加坡發展政府企業和社會政策，香港也是在促進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基礎上推行社會政策。

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獲得推進後，這些經濟體才開始進行民主化。這倒不是說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低的社會不能進行民主化，而是說民主的質量是大不同的。從簡單的投票行為來說，一個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會可以投票，一個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會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0美金的民主行為完全不一樣。

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會，就像我們從中國農村選舉所觀察到的，人窮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一塊肥皂就影響了選票（收買選票）。這不難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時候，大部分人還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還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時候，投票行為就不一樣了，大部分人已經受過高等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小恩小惠就很難影響選票了，而且至少人們不會採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世界歷史上最為和平的，這些社會都避免了歐美早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

改革如果按照「先經濟、後社會、再政治」這樣三步走是比較理想的，但是每一個社會不見得一定會按此三步走。比如亞洲和拉美很多國家就不是這樣的，他們在人均GDP很低的情況下，在社會經濟還沒有發展的情況下就開放政治，結果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從理論上看，這些國家都具備了西方所說的那些條件，多黨制、憲政、法制、開放的媒體等，但實際上都是名不符實的。這些國家實行多黨制，但每一個政黨都想分大餅，而不是做大餅，因此社會經濟一直發展不起來。

我們國家這幾年一直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一些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調查研究，表明二戰以後一百多個國家，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這十幾個國家裡面大部分是中東那些擁有能源、石油資源的國家，能源價格漲上去了，人民就很容易富裕起來。除了這些國家之外，其他的五個經濟體都在亞洲，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就是按照「三步走「進行的，做得非常成功。

19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亞洲有兩個民主的「明燈」或者典型，一個是緬甸，一個是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當時開始實行西方式民主，經濟開始得到發展。但結果呢？到現在，它們仍然面臨很多問題。到了60年代，西方說亞洲又出現了兩個民主「明燈」，一個是泰國，一個是菲律賓。不過，這兩個經濟體到現在也面臨諸多問題。前兩個國家仍然處於低度發展階段，而後兩個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們應該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研究，我們的改革秩序應當是怎樣的，我們的發展秩序應當是怎樣的。

03

中國改革也可以三步走

對中國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階段開放政治。不過，如果從西方的經驗，從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我覺得還是實行「三個階段」的改革比較好一些。根據我自己的觀察，中國實際上可能也在這樣進行改革。

我們從1980年代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在整個鄧小平時代，中國都是以經濟改革為主體。80年代中期中國也進行過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問題，所以後來沒有繼續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經濟層面的基本國家制度建立起來了，並且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人均GDP連300美金都沒到，現在已經到了8000多美金。我們的經濟總量更不用說了，從那麼小的一個經濟體到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今後十多年裡趕上美國的經濟總量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與經濟優先的GDP主義相伴隨，也出現了環保、社會等很多方面的問題。因此，十六大之後中央提出兩個重大目標，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後，社會改革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做了諸多的努力；同時，也想通過社會改革來培植社會力量。這個思路，我認為非常正確。

同時，鑒於有效的國家制度是高質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設我們也必須踐行，但制度建設是不是馬上就像西方那樣開放政治呢？我對此持保留態度。我覺得中國的人均GDP還很低，現階段還是要重視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社會建設。沒有堅實的社會經濟條件，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即使發生了，也不會有效運作。

＊本文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的演講稿，經作者本人審定。文章首發於時政評論網「正角評論」。

編輯：正角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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