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之春：台灣民主：笑料還是燈塔

　　1986年蔣經國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尤其是1996年李登輝開啟了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後，對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有的認為在台灣各種的民主亂象叢生，政壇上搞得烏煙瘴氣的，認為這是民主的笑料，是民主不適合華人地區的表現。有的認為台灣的各種民主亂象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不可避免的一種代價，任何一個地方的民主制度都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台灣自然也不能例外。其實，通過與同時期開始發展民主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台灣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就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民主制度，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和平轉型，因此，它的民主化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現在隨著台灣一整套民主制度的日益成熟，前一種觀點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了，後一種觀點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誠然，台灣的民主社會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也必須辯證地看待這些問題，避免得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民主化只是給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建立起了一個可靠的政治制度，它並意味著台灣從此就天下太平了，各種的社會問題仍然會層出不窮，況且台灣的民主本身還需要繼續得到提升。

　　我有一次與一位同事進行交流。他說我們在民主化的問題上不能太激進。像台灣，凡是國民黨提出什麼民進黨就反對，凡是民進黨提出什麼國民黨就反對。在民主化上能否太激進這一問題我當進沒有與他進行過多的討論，現在也不準備去談論這個問題。我當時只是說台灣的社會絕不像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那麼糟，它的運行其實也挺正常的。台灣社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族群撕裂這是事實，這個問題也確實需要得到妥善的解決，因為只有不以族群和基本教義劃界而只以自己的利益和理性判斷的選民才是成熟的選民，這樣的民主社會也才是成熟的民主社會。然而，台灣社會的族群撕裂是否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足以危及到民主制度的地步了呢？我看也未必。台灣的立法院經常打打鬧鬧的，提出一個議案時總是要經過反覆激烈的爭論和博弈。首先，這種博弈是議會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當提出一個議案時會場顯得死氣沉沉的，最後舉手表決甚至鼓掌表決一致通過，那才是對議會制度的絕大諷刺呢？其次，台灣的立法院一年要通過幾百個議案，如果都像人們說的那樣凡是國民黨提出什麼民進黨就反對，凡是民進黨提出什麼國民黨就反對，那一年這幾百個議案又是怎麼通過的呢？而且台灣社會的族群撕裂還有一個至為重要的背景，就是台灣的統獨問題。正是這個長久得不到解決的統獨問題成了台灣不同政治勢力進行較量的重要議題，也成了台灣社會分裂為不同族群的根本原因。但解決這一問題的決定因素並不是台灣自身，而在中國大陸一方。其實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就取決於大陸能否及早地建立起民主憲政制度。這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不解決，台灣問題就不可能得到和平的解決，實現祖國統一就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台獨的危險就始終不能排除。現在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在顯著增強，大陸的市場對台灣有著有很大的吸引力，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的依賴性很強，在這種背景下台獨的危險也許還不大。然而，誰也不能保證在保持現有體制的前提下，大陸的這種發展勢頭還能維持多久，誰也不能保證大陸的經濟哪一天都不會蕭條下來。要是真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大陸首先就已經自身難保了，可想而知還能有多少的實力和資本遏制台獨勢力。毛澤東時代當我們大陸在「極左」的路線中苦苦掙扎時，倘若不是蔣氏父子對一個中國有著很強的認同，也許台獨早就已經成為事實了。

　　我還有一次收看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節目，主講嘉賓是北京聯合大學專門研究台灣問題的劉紅教授。他說到當我們回顧中國歷史，就會發現我們什麼錯誤都可以犯，而且很多事件後來也都得到平反了，但至今我們還沒有聽說給漢奸平反。他言下之意就是說誰搞台獨，誰就是漢奸。劉教授這場講座的許多觀點我都認同，但這個觀點我倒認為是值得商榷的。我當然也明確地持有一個中國的立場，並不贊成各種的台獨觀點，但我同時也不覺得可以把台獨與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划上等號。原住民自決原則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在民主憲政制度下決定一個地區是否獨立的原則，這在聯合國憲章中也得到了確認。我們現在顯然還無法接受這一原則，無條件地維護國家統一仍然是我們要堅持的原則。然而，時代在發展變化，我們的思維和觀念也應該在發展變化。我們如果建立起了民主憲政制度，這一原住民自決原則未必是需要排斥的；而且我們如果建立起了民主憲政制度，允許台灣人民可以自主決定是否獨立，相信台灣人民也未必會選擇獨立，畢竟兩岸還有共同的中華文化認同，還有極為密切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畢竟在全球化的時代統一已經成為主流。美國的憲法中規定，各州人民可以自主投票決定是否從聯邦中獨立出去，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州提出要舉行這種公決。在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下，各州人民維護聯邦的統一還來不及，何來的獨立呢？這就像一個美國著名的焚燒國旗案例一樣。一位美國公民曾經在憤怒之下把一面國旗給焚燒了。他遭到起訴後最後卻被判成了無罪。然而，從此以後卻再沒有人去焚燒國旗了。當一個國家連國旗都允許你焚燒時，你還有什麼理由去焚燒國旗呢？因此，即使民主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即使從國家統一的角度看，我們實現民主也是時不我待的。

　　劉教授的講座在肯定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指出台灣的民主化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多少的實惠。這一問題我認為也需要辯證地看待。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存在著一定的關係，但兩者之間又不存在著必然的關係。民主化對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肯定是有利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我們又不能指望實現民主化後就立即能夠帶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它只是給這帶來了一種可能，提供了一種制度框架，能否取得這一效果還要取決於許多其他要素，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換言之，民主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經濟增長是一個多變數函數，決定經濟增長、經濟產出的至少有以下四個要素：制度架構（或稱制度資本），如產權保護、民主、法治等；自然資源稟賦，如離海岸河流的遠近、石油、各種礦產的儲藏情況；勞動力，它的數量、成本、素質等；土地。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項越多，該國的經濟增長就可以越快一些，收入就能越多一些。同時，這四大要素互相之間又有替代性，一個經濟體只要一個或幾個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些，經濟照樣可以有很大的發展，人們的收入照樣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而已。」①簡單地以人民是否從中得到實惠、經濟是否得到增長來評價民主化的價值，這實際上潛意識裡仍然表現出一種「唯GDP論」和實用主義的思維。

　　台灣這二十多年來在民主化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它在經濟上的表現至少也是不差的，人民所達到的生活水平也是不低的。台灣建立起來的民主、法治社會已經給人民的幸福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然而，即便是這樣，由於地方就這麼小，人口就這麼多，它也難以成為「經濟大國」；同時，它也已經完成工業化了，不可能再像落後的國家和地區那樣出現井噴式的發展了；再者，在大陸地區經濟迅速增長的情況下，還出現了一種「虹吸效應」，台灣自然就顯得有些「風光不再」了。況且，人們既有著物質的需要還有著精神的需要，既要有免於匱乏的自由還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台灣的民主化結束了國民黨專制時期的「白色恐怖」，使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都得到了很好的實現。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在這些方面已經做得盡善盡美了，而是還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就像它的民主制度一樣。我們現在亟需要做的並不是在這邊對台灣的民主橫挑鼻子豎挑眼，而是要虛心地向它學習，儘早地開啟我們民主化的進程。我們哪天能夠過上台灣民眾這樣的生活，能夠像他們那樣真正實現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就要馨香禱祝了！謝泳先生說過一句話，筆者深有同感：「在民主問題上，現在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而只有責任說它的好處，這話聽起來有些霸道，很不寬容似的，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起碼責任。民主有沒有壞處，那是一望而知的問題。它有壞處，但它的壞處和沒有民主的壞處不是一回事。而且沒有見過民主好處的人，最好別說民主的壞處，因為它的那些壞處都是和好處相伴而來的，我們不說民主的好處，也就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②

　　① 陳志武：《民主與經濟增長縱橫談》，《陳志武說中國經濟》，山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謝泳：《多說民主的好處》，《隨筆》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