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知識分子的道統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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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了資中筠的《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載《炎黃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簡稱「資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從古代到當代的歷史,如實寫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近幾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現在的處境和表現,這些無一不使人感到沉重。 　　資文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大致相當於古之「士」)的精神傳統有三大突出的特點:一是「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一是重名節,講骨氣;再一個就是「頌聖文化」了。可是,在「這60年是『頌聖文化』一枝獨秀了」。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古代,「政治思想上儘管定於儒家一尊,對孔孟之道的傳承和解釋權在碩學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論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從沒有過『君師合一』,更沒有『漢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論』之說。」而現代呢,「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制」,「中國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這是最根本的變化。」 　　在這種體制之下,「家國情懷」是不能允許的了。聖天子在上,國家事用不著爾等操心。有人說了一句「政治設計院」,就犯了滔天大罪。天下是你打下來的嗎?你有什麼資格「以天下為己任」!至於說到憂國憂民,新社會政通人和,弊絕風清,形勢大好,並無可憂之事。誰說有可憂之處,那就是否定成績,刮「黑暗風」,不劃為右派分子也得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 　　「名節」,「骨氣」,也是必須批判的。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消滅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自尊心,把他們改造成為口是心非的兩面派,奴顏婢膝的馴服工具。著名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說:「知識分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我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患,無形的損失。」(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頁)在知識分子看來,這是隱患,是損失;在權力者看來,這正是他要達到的目的。 　　思想改造運動,正如資文所指出的,是「把對是非的判斷權全部收繳上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自信。」「從此獨立人格蕩然無存,不但是非標準,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就這樣,精神傳統的三個特點消滅了兩個,當然只剩下「頌聖文化」一枝獨秀了。 　　「頌聖文化」與時俱進,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的表現形式。資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的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瀰漫性的腐敗——辯護。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在「知識界」出現了這樣的「景觀」,就不能不承認,思想改造運動,至少在這一部分人身上,是達到了權力者既定的目標的。 　　從晚清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清醒地看到中國和外國的差異和差距,決心引進西方先進文化來批判中國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陳獨秀說,《新青年》雜誌的宗旨,「就是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這裡,他不直接寫「民主」和「科學」,而寫外文的音譯,因為這不是中國固有文明中所有的概念,是從外國引進的。資中筠曾經在好些篇文章里表示擁護這種主張。例如,在《重建精神的家園》一文中說:「『五四』一代新人倡導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一針見血地刺到了中國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華,從舊文化脫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斗室中的天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在《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困境》一文中又說:「以『五四運動』為高潮,提出了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這兩樣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華。有人說還應該加自由和個性解放,我認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內,反正不管你說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學也好,所有這幾樣東西確實是精華。」(同上書,第45頁) 　　民主的對立面就是專制。科學的對立面就是愚昧。贊成專制和愚昧的人當然不會認為民主與科學是精華,而是竭盡全力抵制和反對。只看魯迅那一本薄薄的《熱風》,就可以看到他們或以國粹為由,或以愛國為由,拒斥「西化」不遺餘力。這樣的糾纏至今不絕。資文一針見血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 　　抵制「西化」,也有其當代形式。資文就指出了「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出現的「國學熱」。一個代表作是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用新的字句宣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五四」以來,被陳獨秀、魯迅、胡適、傅斯年等人批得體無完膚的尊孔讀經主張,一時間也甚囂塵上。國學院、國學夏令營,電視屏幕上講《論語》,甚至辦起了讓小學生專門去讀四書五經的學堂。看他們的廣告,似乎外國人也在尊孔讀經哩。他們也不再用「國粹」這個名詞,而把它叫做「東方文化」或者「亞洲價值觀」了。由此推論開去:儒家學說將領導未來的人類文明,21世紀是中國世紀,等等。資中筠在《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困境》一文中給它澆了一盆冷水:「這話千萬不要相信,沒那麼回事」(前引書,第34頁)。在《重建精神的家園》一文中指出:「實際上融為一體的,足以與今天統稱為『西方文化』相對的『東方文化』並不存在,所謂『儒家文化圈』連整個東南亞也無法涵蓋,所以這裡『東方』只指中國。」(同上,第6頁)更早,她在《東西方國家關係中的文化因素》一文中說:「究竟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東方文化』或『亞洲文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東北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就不屬於同一文化傳統。單以『東盟』國家來說,至少有佛教、穆斯林、天主教和儒家等多種文化傳統。另外,這些國家的西化程度也各異。無論如何很難以一種『亞洲文化』來概括,遑論『東方文化』。」(《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頁)在《跨世紀的中國人將何以自處?》一文里,她更尖銳地指出「亞洲價值觀」「這一口號反對民主、保護腐化的實質」(同上,第306頁),用種種新的口號來反對西化的人,其實際目的,就是資文所說的「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揭露這種主張的實質和危害,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資文中說到「一窮二白」這事:「中華民族幾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斕的瑰麗畫面變成一張白紙,供一人在上面狂書亂畫。」說得很好,情況就是這樣。我想補充一則資料:有人(好像是李光耀,記不確實了)說過,他不是在白紙上作畫,而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雨過去,就會洗刷乾淨,不留痕迹了。他這話有說對的地方,也有沒有說對的地方。有些政策措施層面的東西,例如人民公社,例如農業發展綱要40條,確實像畫在瓷磚上的畫,消失了。但是還有不少的「畫」是入木三分地保留了下來的,例如,「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的人口政策,例如對文物和文化的摧毀,特別是對社會道德、社會風氣的破壞,對人的素質的損害,這恐怕就得有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回歸到正常的、健康的狀態了。 　　資文中還提出了一個「用腳投票」的問題。這些年裡,一些出國留學的學生,學成之後,就留在外國工作,不再回來了。「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人才外流,總是國家的一個損失。她在《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困境》一文中說:「全球化的過程中人才國際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過去是外國為我們培養人才,回到國內來做貢獻。現在中國在很多小孩失學的情況下,那些父母為之傾家蕩產、老師嘔心瀝血培養的最好的重點中小學的學生,那些奧林匹克數理化競賽的得獎生,最終都會出去,很少是回來的。這裡不討論道德取向、價值觀念等問題,客觀現實是,我們閉關鎖國幾十年,開放以後卻趕上為發達國家輸送人才,不能不是諷刺。從人口比例上看,會不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這是令人擔憂的。」(《斗室中的天下》,第38～39頁)有什麼辦法避免這個人才流失的問題呢?她在《跨世紀的中國人將何以自處》一文中說:「這裡的關鍵是營造一種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的環境,而不是單純鼓勵回國。良好的環境涉及一系列的機制、政治改革和觀念的更新,也不僅是對個別人個別項目的慷慨撥款能解決問題的。一句話,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轉這種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第302～303頁)這意見太對了。拖延政治體制的改革,就不會有創造力得以發揮的環境,一些人就只好選擇「用腳投票」了。這環境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工作條件的問題。舉一個許多人都知道的例子:物理學家李政道,是在美國那樣的工作條件下,才取得了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成就;而他的老師、天才物理學家束星北留在國內,卻什麼成績也沒有留下來。李政道沒有回國,是得還是失呢?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嘛。 　　我以沉重的心情讀完了資文,又以沉重的心情記下了閱讀中的這些感想。不過也不想泄氣。資文結尾之處,語重心長地寫了一段話:「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不斷撐開文化專制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紮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從現在開始,我們就這樣努力吧。 　　(作者為湖南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 　　(責任編輯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