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沒有落幕，而是剛剛開始

06-15

趙磊：沒有落幕，而是剛剛開始趙磊

沒有落幕，而是剛剛開始　　　　趙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到底是什麼問題？　　2011年12月2號，承蒙重慶·國際法醫人類個體識別技術學會和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的邀請，我有幸參加了《2011「轉基因技術與人類安全」研討會》。　　作為「轉基因技術」的門外漢，在備感榮幸的同時，我也深感慚愧。榮幸的是，我不僅親耳聆聽了國內外一流專家對轉基因技術的精闢分析，而且還對轉基因技術的風險做了一次高效率的掃盲。慚愧的是，在這個關乎國家穩定、民族安全和人類前景的重大問題上，與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擔當相比，社會科學工作者發出的聲音實在是遠遠不夠的。　　回到成都以後，我總要想起顧秀林教授的一句話，她告訴我：她之所以對轉基因技術如此念茲在茲，是因為知道了那些驚人的真相之後，一種毛骨悚然、墜入深淵的恐怖從此無法釋懷。　　從顧老師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對生命的強烈關懷。這個關懷，不僅僅是對個人身家性命的在意，更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身家性命的憂慮。　　當一組組令人痛心的數字，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畫面在我眼前揮之不去的時候，我聽到了中國法學會犯罪學研究會長王牧教授在會上悲憤的提問：明明它正在危害人類的生存權，為什麼能夠在全世界流行開來？這個提問促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轉基因技術到底是個什麼問題？　　無論從內容上看，還是從本質上看，轉基因技術都是一個科學問題。所以，用科學態度、科學方法來對待轉基因技術，討論轉基因技術，研究轉基因技術，應當是大家的共識。從這個共識出發，不論是「挺轉」，還是「反轉」，我相信，只要堅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對轉基因技術在推廣和應用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巨大風險，人們也不會有什麼歧義。可是很遺憾，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轉基因技術與人類安全），科學家和科學家打起來了。　　問題在於，同樣是自然科學家，為什麼差別就這麼大呢？我意識到，科學不僅僅是自然科學的事情，也是社會科學的事情。　　二、立場就是政治　　顧秀林教授在發言中說：「生命科學30年來的進展，已經在實質上顛覆了當年分子生物技術的核心部分——遺傳基因決定論。但是，以錯誤理論體系為基礎開發出來的所謂農業『生物技術』，仍然在大規模使用」。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利益、政治、科學技術糾纏在一起」，也就是她發言的標題：「道理講得清，利益講不清」。　　講得清的那個道理，是自然科學的道理；講不清的那個利益，則是社會科學的利益。　　利益之所以「講不清」，在自然科學看來是因為「不講科學」，可在社會科學看來，則恰恰是「講科學」的結果——只不過這個「科學」，不是自然科學的「價值無涉」，而是社會科學的「價值關聯」，也就是通常說的「立場」。關於「立場」，說來話長。　　從研究對象來看，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為對象，研究「自然與人的關係」。從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的特徵是「實證」加「理性」。實證是「拿出證據」，理性是「要講道理」——這個道理不是「神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也就是「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和「辯證邏輯」。　　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研究「人與人的關係」，它的對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類社會。社會科學既然也自稱「科學」，那麼它的方法論當然也要「講證據」，也要「講道理」。但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是，除了「講證據」、「講道理」之外，社會科學還要「講立場」。不論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不論是法學還是社會學，都擺脫不了「立場」的糾結。　　什麼是立場？當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人與人的關係」落實到國家之間的關係、民族之間的關係、階級和階層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立場便由此形成。這就是「政治」，這就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　　於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孟山都、共濟會和張啟發，陳一文、蔣高明和顧秀林，他們之間的分歧其實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政治問題」。　　三、科學超越不了立場　　同樣的事物，由於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簡直有著天壤之別。但是，不要以為立場與科學不共戴天，更不能把政治排除於科學之外。科學超越不了立場，政治本身就是一門科學。就像量子力學裡的「測不準原理」：位置與動量，時間與能量，波與粒子，哪個能夠得到「科學」地確定？這取決於觀察者的「立場」所在。沒辦法，在立場面前，連自然科學也不能免俗，更何況社會科學。　　所以，即便用自然科學的遊戲規則來衡量，社會科學背後的「立場」依然是一個科學問題，這其中的道理早已經被馬克思所看破，那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　　我注意到，紐西蘭 GE Free主席克萊爾女士提出的9個問題（風險把握、開放、代價、消費者知情權、公眾發言權以及管理者責任等等），紐西蘭《有機農業》雜誌總編霍爾先生提出的「三個重疊」（糧食、能源與政治的重疊），說到底，其實都是「政治問題」。這讓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的自然科學家們，居然有著相當自覺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意識，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意識」。　　所以，當自然科學家已經在關注「權力、貪婪和控制」的時候，如果經濟學者還在轉基因技術上大談「投入產出」、「價格調節」和「市場自動出清」，如果法學家們還在高談法律的「中立」與「超脫」，而迴避根本立場問題的時候，我覺得這隻能是社會科學的恥辱。　　四、「反轉」背後的政治　　事情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怎麼辦？有人強調，要依靠教育；有人強調，要依靠專家；還有人強調，要依靠法律。「教育+專家+法律」，這些元素一個都不能少。但是，如果轉基因技術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的話，那麼，「教育+專家+法律」的展開就離不開一個基本的政治支點：人民群眾。　　什麼是政治？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毛主席說：「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只有得到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支持，「教育+專家+法律」的作用才會得到充分發揮、才能落到實處。　　全國政協委員凌孜女士在發言中說：中共建國歷史最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走群眾路線。與「挺轉」的專家相比，「反轉」專家的力量對比十分懸殊。所以，只有依靠人民群眾來辦這個事情，才能和某些強勢利益集團去抗爭。　　我以為，凌孜女士所言就是轉基因技術背後的政治。如果用公式來表達，「反轉」背後的政治就是：「教育+專家+法律∕人民」——教育、專家和法律是分子，人民是分母。　　當然，別忘了還有政府。既然是「眾人之事」，那麼政治就是政府的本職工作。所以，「反轉」背後的政治還得加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政府。它的責任是什麼呢？兩個關鍵詞：「指導」和「推動」。至於這個元素是放在分子里，抑或放在分母里，我想，還是留給實踐來回答吧。　　韓國中央大學名譽教授金成勛先生說，國防安全並不僅僅是真刀真槍的「打仗」，基因控制是更為殘酷的「戰爭」。所以，這位韓國前農業部長在任的時候，不僅對孟山都的轉基因技術保持高度警惕，而且不遺餘力地促進本國有機農業發展。資本主義政府官員尚且能做到的事情，「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政府理應責無旁貸，做得更好吧？　　五、余論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立軍同志等439人聯名提出了一個議案：「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法》，以嚴刑峻法誠摯食品、藥品領域嚴重犯罪」，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面對食品、藥品領域日益猖獗的犯罪行為，當有良知的學者正在痛心疾首而主流學界卻仍然淡定自如的時候，當民眾的生命健康正在遭到嚴重威脅而某些官員卻無所作為的時候，這個議案就是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出的最好詮釋。　　陳一文教授告訴我，他正在思考一個新的科學視角：「科學創新社會學」。為什麼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考慮科學創新呢？因為現在的科學界充斥著許多謊言，這是科學創新的巨大障礙。人們一直以為，只有20世紀以前才會有宗教裁判對科學的壓制，其實在今天，對科學的壓制遠比哥白尼和布魯諾那個時代嚴重得多。我想，如果從政治的維度來解讀轉基因技術上的種種學術霸權，那麼陳教授的思考的確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值得立項的重大課題。　　最後，我借用本次研討會主席王立軍教授的話作為本文的結語：這次研討會關注的不僅是學術，更是人類的生存權，這是科學工作者的一份責任。因此，面臨嚴峻的挑戰，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並沒有落幕，而是剛剛開始。很多事情會被流逝的時光所忘記，但今天的研討會必將為歷史所銘記！　　　　註：文中所引發言未經發言者本人審閱。如有誤讀、誤引，責任在我，並在此深表歉意。　　（　2011-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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