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3)

06-15

　　到二月革命的時候，一戰期間，它基本上從第二政府已經變成了第一政府，已經成了真正的政府。人們都說，第三種人在利用戰爭和沙皇政府在搶奪天下。很多明眼人已經看出來，他們不是在幫政府，已經是在搶奪政府，他們是在為國分憂的外衣下，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們發布命令，從來不請示政府，就是蔑視政府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了。當時一個著名的口號是「誰善於工作，誰才是國家的主人」，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辦，停止供應，整個後方就亂了，俄國就會天下大亂。連媒體都已經有人呼籲，說政府幹脆就把權力交出來，現在就兵不血刃實現權力交接吧，你交給兩個聯合會，否則你沒有出路。所以後來沙皇的退位，不但是因為戰爭，的確它已經是大勢所趨了，就是如果沒有十月武裝奪權的話，基本上這個已經大勢所趨。這個時候兩個聯合會和第三種人已經被看作俄國的中流砥柱。坊間里都知道，俄國沒有政府，只有兩個聯合會，兩個聯合會從第二政府變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經具有了取代政府的資本。皇后，就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給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說，這兩個聯合會已經令人無法容忍，他們肆意妄為，超越本分，給正在打仗的國家帶來了混亂，現在又非分插手國家的管理，對政府來講，這已經是名存實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懦在於政府知道自己已經患上了重症肌無力，還不敢公開宣稱大權旁落，因為一來怕沙皇怪罪，二來怕弄假成真，自己威信掃地。戰爭期間，他們有很多建議，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舉行合法的工會、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包括像05年革命時候的彼得堡企業工人大會實際上就是他們發起的。

　　沙皇已經知道尾大不掉，當初是想做為一個附屬組織來幫助政府來管理，現在沒有想到，這已經取而代之了，它已經成為專制體制的一個心腹大患了。而這個時候，體制內的一些人也感覺到沙皇不思進取，也失去了信心，轉而發生了立場變化。因為那個時候談社會主義、談變革等等，沙皇政權已經看得大勢所趨，很多原來官方的溫和人物、都很具有國家思想的人物，現在革命性越來越增強，包括我說的齊契林，他是俄國的國家學派，當然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就連《俄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司徒盧威都稱他從「強有力政權的支持者」變為了「俄國專制主義和特權階層不調和的敵人」。貴族聯合會到那個時候，貴族已經持一種反沙皇的立場。二月革命的時候，他們的確過了幾個月的輝煌的日子，二月革命他們感覺到非常好，他們說曲線救國，終獲成功，兵不血刃，政權到手。的確，兩個聯合會的主席李沃夫當了臨時政府的總理，沙皇的各級政府官員因為有政治污點都被民眾拋棄。所以地方自治局半個世紀的工作和實踐積累以及人脈資源成為組織性最好、最有基礎的政府人選。他們基本上是一套人馬，兩個招牌，以民間的招牌來擔負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他們就是臨時政府。所以他們也非常高興，認為兵不血刃就達到了目的。

　　二月革命以後馬上就搞民主選舉、民主改革，因為沙皇退位，臨時政府成立。他們發表的第一個宣言其實與革命政黨的政治訴求是一樣的，就是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進行市杜馬和地方自治會的選舉」，然後進行全俄立憲會議選舉。這其實也是布爾什維克當時追求的目標。他們為了操練，先進行了基層選舉，在43個省、456個縣、9305個鄉大力展開了選舉，而且都選出來了30萬個鄉議員，基本是由社會革命黨控制。因為它是一個農民的政黨，有100萬的會員。當時布爾什維克走出地下狀態的時候2.4萬人，在農村只有4個支部，所以從整個政黨組織來講，布爾什維克從地下狀態走出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小黨。縣、鄉自治會又選舉出23551名縣議員，比較完整的基層組織已經搭建起來了。臨時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會的主席是臨時政府委託的全權代表，來管轄地方事務。這樣基本就可以說，沙皇的權力他們通過選舉拿到了合法授權。

　　我們在學蘇聯歷史的時候把沙皇的杜馬罵得一塌糊塗，因為俄國杜馬的很多東西要從100年前來汲取，然後對杜馬的評價現在又反過來。這（圖略）是鄉間長老和地方自治局，因為俄國是一個村舍的社會，鄉間長老起著很大的作用，地方自治局和他們之間是一種良性互動。那些專家都會到下面去，不管是情感溝通還是搞民意調查，都是與他們互動。

　　布爾什維克，就是我們說後來成為蘇維埃政權的政黨，他們與第三種不是一路人，在理論也對他們多有批評。我剛才前面說到過，列寧對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種人一直都有批評，但是在專制年間，其實反對派也從地方自治運動當中擴大自由、開拓社會的空間當中受益，所以他們基本上也是參與到活動當中去。而且布爾什維克在二月到十月期間，基本上是拆臨時政府的台。他們那個時候批評地方自治局說，你不夠民主，你搞地方自治還行，但是不夠，你要搞更大規模的就像正規的這種議會選舉，也就是搞立憲會議選舉。托洛茨基就說，地方自治局儘管也有民主的形式，但依靠的是鬆散的選舉人群，而且還需要選舉資格，必須要有多少盧布，要有什麼樣的財產，要有選舉資格。所以它只是代表了昨天群眾的狀態，也就是說，人民並沒有給它委託書，你搞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我們要搞的無產階級民主比你的民主範圍要擴大，更有時代性。

　　但是十月奪權以後，列寧當時也想立憲會議選舉。列寧想得很簡單，我是先奪權後選舉，在已經以執政的狀態下了，我再通過有效的宣傳，肯定我能夠選上。當時布爾什維克主要的力量在軍隊中，並不是在農民當中。軍隊放假，都回家去宣傳。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布爾什維克獲得了24%的選票，社會革命黨這個農民政黨獲得了58%的選票。這樣就很為難，列寧就覺得，這時候我們怎麼辦？最後商量的結果就是用槍杆子顛覆票箱子，既然我選不上，原來還在《工人之路》報，就是《真理》報的前身，把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我們服務選舉的結果，但是在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就覺得，我現在要把權力拱手讓出去，不幹了，說這是一個過時的選舉，整個法律都是臨時政府的。可是很多人就問他，包括像後來第二國際的盧森堡很多人就問他，說你現在才說這樣的話，你當時宣傳的時候動員了這麼大的宣傳，又不是說他賄選，也不是說他舞弊，現在只是說是一個過時的法律，你為什麼早不說呢？你選舉結果出來以後再說，那就太沒道理了。所以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召開的時候就開始搞專制，「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專政和專制之間並不是一個程度的差別，列寧提的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是一個常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暫時狀態，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因為他慘敗，他就開始翻臉，就要搞專政革命，鎮壓民主反革命。那個年代，在1918年，這個詞是非常流行的，就是「民主反革命」，就是你贊成選舉了就是反革命。列寧當時在一個信件當中，不是他公開發表的，說「什麼叫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就是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選舉的鬥爭」過程。他把話說得這樣明白，這樣直白，可是他沒有想到，「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是布爾什維克的綱領。它從1903年開始的所有黨綱當中，這一條沒有變過。其它的都發生了變化，只有這一條沒有變過，只是因為你自己沒有選上，你自己就把這一點改變了。

　　以前是說第三種人不夠民主，現在是說越民主越反革命，那最民主的立憲會議就最反革命，不同意直接反革命的立憲活動家那就是次反革命。為什麼呢？因為布爾什維克認為，新政權當中，人文知識分子是沒有用的，專業技術專家還是有用的，還是可以留下來，所以大家都知道在1922年的哲學家之船當中，把俄國頂尖級的人文知識分子都趕出去了。他們先到柏林，再到巴黎，後來有很多的人文知識分子就成為文化保守主義。在蘇東劇變，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他們又出口轉內銷，又回到了俄國。當然主要是因為他們給西方貢獻了一種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理論——俄國式的存在主義，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所以這些人——技術知識分子都留下了。

　　因為地方自治委員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他們在地方也搞了，地方政權架構非常完整了，這樣他們就與蘇維埃處在一種對立的關係，而且一些機構還成立「拯救祖國革命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展開奪權鬥爭，所以到1917的年底，主要是從1918年開始，布爾什維克就重拳出擊，打擊拒不歸順的地方組織。所有的人，只要發表了反蘇維埃言論的人，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在1918年3月，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力宣言》規定，「政權應當完全由蘇維埃掌握」，一切以選舉作為借口的各級組織均不具有合法性，就是你的是借口。在這之前，他說這是我們爭取的目標，但是現在說你那是借口，也就是說所有地方自治機構統統要被取締，兩個人在內戰中是友，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後加入了這種白衛運動當中。我們都知道俄國打了三年內戰，其實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因為14國武裝干涉，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搖籃當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這個，真正的原因是合法的授權，沙皇的江山如果說是通過選舉規則來說，大家都認可，布爾什維克首先破壞規則，你來搶江山，那憑什麼你搶來的江山就是你的？因為俄國當時正在打一戰，所以各外國的力量又介入，這樣才有了14國武裝干涉之說。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於丘吉爾，丘吉爾在一戰的時候就說，你們要是這種狀態的話，我們國外也要介入。當時托洛茨基說不要14個國家介入，你只要投入14個師的兵力，對我們就是太大的威脅。實際上沒有14國真正的武裝干涉，過去一直認為是14個國家就像組成聯合國軍那樣對布爾什維克開戰，其實真正的狀況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回到我們這個話題，也就是說，地方自治機構因為他們是通過選舉的，布爾什維克說凡是打著以選舉為借口的，都不具有合法性，統統都被取締。所以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運，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基本上就結束了。本來他們的社會實踐可以給俄國提供一種既不同於傳統治理，也不同於革命後蘇維埃模式的第三條道路，但是俄國革命卻把這一切都埋葬了。

　　在1922年到1928年之間，國家首先達到管制社會，對社會實際上是關、管、卡。以前也有人問過我，說沙皇時期和蘇聯時期，包括東歐和蘇聯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我說最大的區別就看有無社會。沙皇時期是有社會的，因為它有教會。東歐與蘇聯相比，也是社會比較強大，內務部主要工作就是把社會全部取締，就是全國性的組織全部取締，內務部先登記，7000家全國性的群眾組織完全都不可能有過去那種自治，都不可能。就連「拉普」，「拉普」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一個很左的帶有浪漫色彩的群眾組織，有40萬會員，也被取締。它的意識形態是端正的，只是成員有點同仁結社性質，也被取締。這樣，後來的工、青、婦社會組織已經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有一本書就是專門講沙俄的這種社會組織結構，我很想從社會史的角度做一下，看看沙皇時代，尤其是在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初這一段，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挺有意思的。但是蘇維埃打造的都是國字型大小，都是在民政部登記的，都是要建立黨支部的，財政上都是由國家撥款的。即使一些與政治無關的文體組織，也都是按照黨中央的這一套打造的。這樣，尤其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活動。這些組織都沒有社會積極性，也沒有組織能動性，他們是一種垂直的隸屬關係，不能有橫向組織聯動。雖然每一屆，蘇聯有1918年、1936年、1975年這些憲法，都保留結社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裝飾性的條款，不但沒有結社自由，甚至可以說能管到床頭上，就是私生活這些方面國家都要管的，一切的領導核心都是蘇共。

　　第三種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個世紀的努力基本上就沒有了。可以說，俄國的社會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也戛然而止了。但是在新經濟政策階段，它有一個迴光返照。為什麼呢？因為內戰打完以後，俄國1300萬人在內戰中死亡。俄國在奪取政權的那一天基本上沒有死一個人，尤其在冬宮之夜，但是接下來的內戰，基本上是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戰爭，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300萬人打到最後成了100萬人。這些人也無所事事，農民作為一個階層保留下來了，而且整個農村也中農化，富農、地主消滅了。再加上反斯托雷平，那個時候又沒有集體農莊之前，又回到了村舍。所以當時布爾什維克認為，只要你在政治上沒有組織聯動，在某一種程度下，它還是允許有一些民粹派的活動。它已經不是像過去那種有政治結構，它只是提出來一些具體的做法，比如說整理土地等等。做這些事情的話，布爾什維克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允許的，包括有一些專家。但是後來沒有想到農村的村舍也成為一種農民聯合的力量。現在十月革命以後，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統起來，就像我們搞統購統銷一樣，你現在想用剪刀差來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農民可以不種啊。你把工業產品賣得很貴，然後農產品很便宜的時候，我就萎縮，嚴重的萎縮，然後就拋荒。後來，斯大林發現這一著行不通，所以才有了1929年的大轉變。但是在1929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種人的技術人員在那裡活動，有一個很短暫的迴光返照。所以有那麼幾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學術領域去做宣傳還是合法的，所以我們把有些人稱作新民粹派，康德拉基耶夫、恰亞諾夫、尤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個年代活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