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第四章（3）

那麼阮嗣宗「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他究竟望見了什麼呢?他望見的是「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這四句表面看起來都是景物的描寫，但其中有許多理性的安排和喻托。「綠水揚洪波」是一種形象的喻托，喻指的是時代的動蕩不安。這個我們可以舉古人的詩做例證，杜甫《秋興八首》第一首里就有「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的詩句。《秋興》是杜甫在四川的夔州寫的，夔州在長江的三峽附近，杜甫所寫的是他眼前的實景。他說三峽處的江水波濤洶湧，浪頭一直打到天上去，而山上邊城關塞之上都是陰雲密布，而且陰雲低垂一直接到地面。我曾寫過一本叫做《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的書，其中我把清代以前所有對這八首的註解都收了進去，從中你可以看出杜甫詩內容含蘊的豐美。他的詩里常常有多層意思，這兩句雖然是在寫實景，但他能從大自然的景物中引發出許多感動，而這種感動與觸發里還具有很深的托興，歷代注杜的人從他這兩句詩里講出了多少重的感動與悲慨。那「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寫的遠不止是巫山、巫峽和長江水，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唐朝整個時代的動蕩不安。此外《秋興》第七首里還有一句「石鯨鱗甲動秋風」的詩，表面上看是在懷念唐朝的長安，因為長安城裡有一個昆明池，池水中有一條石頭刻成的大鯨魚。這個昆明池不是唐朝人開闢的，而是漢武帝開鑿的，當時漢武帝要跟雲南昆明一帶的外族打仗，他深知在雲南昆明滇池邊生活的外族軍隊善於水戰，所以為了要訓練自己的軍隊也能在水中、船上作戰，就開鑿了昆明池以象徵雲南的滇池。池中還用石頭修造了一條大鯨魚，神話上傳說每當秋天一颳風，昆明池水一搖蕩，你就會覺得這條魚像活的一樣在水面遊動。杜甫在遠離長安的夔府如此細膩地追憶長安昆明池中那想像中的「石鯨鱗甲動秋風」的景象，他所寄託的是對首都、對朝廷的深切懷念。前人註解這句詩時認為它還不止於對長安故都的懷念，其中也象喻了時代朝政的動蕩不安。這正是杜甫了不起的地方，別的詩人一用象喻就不寫實了，像李商隱的「嬌魂」、「冤魄」等都不是現實中的實有之物。而杜甫是能把寫實與象喻結合得很好的，這是因為杜甫是帶著強大的感發力量來寫的，這種感發的力量使你有可能產生那麼多的聯想。總之，我的意思是說池水的搖蕩，波浪的起伏象徵著時代的不安，朝政的不穩，現在許多人還習慣用政海波瀾來喻指政治鬥爭的險惡。所以阮嗣宗這句「綠水揚洪波」是極寫當時社會的不安定。「揚洪波」三個字是非常有力量，大有洪峰到來，濁浪翻卷之勢。接下去他又說「曠野莽茫茫」。「莽」是草莽，野草叢生叫做莽。他說，大梁城郊外的曠野上到處是一望無際的野草，一派荒涼的景象。這裡我們會奇怪了，既然大梁城是一個都城，那城市周圍本應是車馬繁華，可他為什麼卻說得如此荒涼無人呢?其實這正是他對人世的悲慨。古人所說的無人還不是說真的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是說沒有一個真的配稱其為人的人。韓退之曾寫過一篇很短的文章，其中有「伯樂一過薊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的話，韓愈自己註解說：「非無馬也」，是「無良馬也」。伯樂是古時候善於相馬的人，薊北是產馬的地方，伯樂從薊北經過後真的沒有一匹馬了嗎?不是，是沒有好馬了，因為好馬都讓伯樂選走了。所以阮籍說的「曠野莽茫茫」不是說沒有人，而是沒有一個像屈原詩中所說的那種如蘭花蕙草一樣的正人君子，朝野內外到處是「莽茫茫」的惡草荊棘，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阮籍的悲慨真的是非常的沉痛，他說他所看到的大梁國都里沒有能夠堅持品格理想的賢人君子，沒有真正人的氣息，只看到草莽荊棘中互相競逐、相互殘殺的禽獸! 「走獸」的「走」是奔跑的意思。《聖經)上說曠野之中有獅子在那裡來往奔跑，它時刻在尋覓著可食的獵物，一旦發現目標就會不顧一切地將它吞掉。阮籍的用意也是說而今大梁城都里來回奔跑著的也是這些禽獸，它們之中的強者，那些懷有野心的人都變成野獸一樣為了權力祿位彼此殘殺；而那些弱者呢?就像「飛鳥」一樣地跟著風頭、勢頭盲目地隨翔，人家往東飛他就跟向東，人家往西飛，他又向西追。陶淵明也寫過鳥，他寫的是一隻「棲棲失群鳥」，陶淵明之所以了不起，就因為他不是一隻「相隨翔」的飛鳥，他是「棲棲失群鳥， 日暮猶獨飛」。你要知道一般的鳥都是相隨翔的，你這裡撒一把米那鳥群就會落在這裡，你那裡撒一把米，這群鳥又撲向那裡去了，正如杜甫詩里說的：「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杜甫是用雁鳥來諷刺那些攀權附勢、望風追隨的小人物，這些人就像秋天的大雁，南方暖和了就向南飛去，北方春天來了又飛到北方來，總是追著太陽，他們內心沒有什麼理想，他們所打算的就是稻梁，即食物和實惠。只有陶淵明這樣真正有品格、有操守的人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和選擇，不為五斗米折腰。這裡阮籍在「還顧望大梁」時沒有看見像陶淵明這樣真正配稱為人的人，看見的只是一些「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一樣的衣冠禽獸。阮嗣宗這幾句寫得很好，他的用字非常有力量。「走獸交橫馳」， 「走」字、「交橫」兩個字，「馳」字，「飛鳥」，「相隨」等字都用得很恰當、很有力，雖然用了安排和托喻，但他裡邊仍然是有強烈的感發的。再接下去的兩句就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的了。前面他給我們勾勒出一幅禽獸當道，人跡荒涼，皇都內外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圖，可這幅圖景展現的是什麼時候呢?是「是時鶉火中， 日月正相望」!他真的是說得很嚴肅確鑿的。「是時」就是「此時」，此時是什麼時候，他說就是「鶉火中」的時候。「鶉火中」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剛才我不是說阮籍這組詩有泛慨時世的，也有特指一事的。如果單就這首詩的前六句來看，那都是泛慨，是普遍地、一般性地感慨當時的不安定。可到了「是時鶉火中， 日月正相望」兩句，就突然使這一首詩的重點轉移了，變成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特指了。這裡是阮嗣宗有心安排的托喻。首先「鶉火中」就是一個精心安排的典故。我們先看李善對這句的註解：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段話， 《左傳》是左丘明解釋<春秋)的一本書。中國的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由於記載的內容太古老、太簡單了，後來的人看不懂，所以就有解釋經書的書，即「傳」。後來「傳」也變得古老難懂了，於是就又有了專門解釋「傳」文的疏。所以你看中國的經書里，往往在大字的經文後不知有幾千幾百個小字的「傳」與「注」。《春秋》這部經典，據說是孔子記載魯國這一個時代歷史的史書，給《春秋》做註解不同於解釋別的經書，只要你把字面意思說清楚就可以了。注釋《春秋》有兩點要注意，一是對具體歷史事件要真實詳盡，二是要註明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褒貶態度。 《春秋》一書里是包含著孔子的褒貶意思的，有人說他是「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如果他給你下了一個字的貶語，那麼這一個字的嚴厲程度比砍你一刀還厲害呢。這裡我隨便舉一句為例，如《春秋》第一篇第一段所記載的魯隱公元年發生的一件事件，只有六個字：「鄭伯克段於鄢。」《春秋》之所以要有人來注釋，實在是因為它太簡要了，像這六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通過注釋我們知道了：「鄭伯」是鄭國的一位國君，即鄭莊公， 「段」是庄公的弟弟， 「克」是攻克、征服的意思， 「鄢」是地名。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說鄭莊公在鄢這個地方打敗了他的弟弟公叔段。我要說的是這裡面重要的在於那個「克」字，就是這一個字，它具有嚴於斧鉞的力量。「克」是擊敗，凡用「克」字為動詞，它的動作對象一定是敵國，如我們常說的如「克敵制勝」；又如《春秋》里的「晉國伐虢，克之」，這個「克」字就是用在敵對兩國的交戰上的。可這裡鄭伯把他的弟弟打敗了，孔子也用了一個「克」，這其中就含有責備庄公不應採取這種不仁不義的對待敵人的手段來對待自己弟弟的用意，雖然孔老夫子的意思沒有明說，但做傳注的人卻將這一「克」字里的微言大義說明了。好，以上我是順便介紹一下有關<春秋》、《左傳》的知識。關於「是時鶉火中」的這段故事，《左傳》上說是發生在僖公五年晉國想要向虞國借一條路，以便去攻打虢國。你如果看《古文觀止》，那裡面有一篇《宮之奇諫假道》就是從《左傳》上這段故事裡選的。而這個故事在《春秋》上只記了七個字：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是虢國的都城。這裡又發生了一個問題：主動攻打虢國下陽的是晉國，虞國只不過是借了一條路給晉國， 自己並沒有參與去攻打虢國，但這正是孔老夫子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地方。在孔子看來虞國就不應該借這條路給晉國，他借出這條路就是為晉國滅虢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等於虞國參與攻打虢國的事情了，所以孔子在記載這件事時甚至把虞國放在晉國之前說「虞師晉師滅下陽」。我們現在的成語「唇亡齒寒」就是當時虞國的國君要借路給晉國伐虢時，虞國的大臣宮之奇勸諫國君時所作的比喻，他說虢國與我們虞國同屬小國，我們本應相互聯合，共同抵禦大國的侵略，就像唇齒相依、互相保衛那樣才對。可如今你要讓出一條路讓晉國把虢國滅了，就像我們的嘴唇沒有了，牙齒裸露出來一樣，那麼暴露在外面的虞國馬上就會成為晉國的下一個討伐目標了。果然不出宮之奇的預料，晉國在滅了虢國之後返回的路上順便就又把虞國消滅了。當然我現在還不是要講這段故事，而是在講這個典故與我們這首詩的關係。《左傳》上記載說，晉侯伐虢的時候曾經求教於當時的一個有名的占卜師卜偃，中國古代凡是占卜的人都不說其全名，只說他名字中的一個字，並在這個字的前面加上他的職業， 卜者名偃，就叫卜偃。如果你看《春秋》、《左傳》就會發現， 卜偃是晉國非常有名的佔I、的人，晉國每有軍政大事都要交給㈠匣占卜之後才做決斷，所以晉侯這次攻打虢國想要知道成敗如何，就又去問卜偃：「吾其濟乎?」我能成功嗎? 卜偃說： 「克之」，能打敗虢國。晉侯又問：「何時?」 卜偃答道：「童謠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旃(xTn)。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 卜偃認為晉滅虢的時間應該是在鶉火星當空的夏曆九月十月之間的時候。那麼卜偃怎麼知道晉侯能在這時取得滅虢的成功呢?原來中國古人除了用龜甲來占卜之外，他們還認為人間的盛衰興亡常常事先會有徵兆的，而有時候這種預兆是借著小孩子口中的童謠來暗示出來的。中國古代書籍里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剛才我們所說的卜偃的預言就是依據當時童謠里的幾句話，現在我來解釋一下， 「丙」是一個日子，中國古代用甲乙丙丁來記時日，他說在丙的那一天， 「龍尾」是天上的一顆叫天龍星的尾巴，「龍尾伏辰」是說天上的天龍星的尾巴正伏在辰的方位上的時候；「均服」是指統一的制服，即軍隊的制服，「振振」是振奮、威武、嚴整的意思。他說在這時正是軍威振奮昂揚的時機，你可以「取虢之旃」了。「旃」就是旗子，這裡讀作xin（一聲）(為了押韻)。後面「鶉之賁賁，天策（火+亨）（火+亨）」， 「（火+亨）火」與「天策」也是天上的兩顆星名， 「賁賁」是閃閃的不安定的樣子， 「（火+亨）（火+亨）」是紅亮的樣子，他說等到你看到鶉火星在天中一閃一閃的樣子時，你的軍隊就成立了，即「火中成軍」，那時就會發生「虢公其奔」，虢國的君主奔逃，虢國滅亡的事情。以上是卜偃所引的童謠的意思，那麼卜偃為什麼說是九月十月之交呢?因為按照中國的曆法算起來，九月十月相交的時候正是鶉火星行於中天的時候。阮籍所以要用「是時鶉火中」的典故，他的安排、他的托喻就在這「九月十月之交」中。那麼他的托喻是什麼呢?杜預在注釋《左傳》的「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這一句時特別指出：「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什麼是「夏之九月十月之交」呢?這就又牽涉到中國古代的曆法問題，原來中國古代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曆法。我們在講《古詩十九首》時說過，夏朝是以寅為歲首，商朝是以丑月，周朝是以子月為歲首的。而春秋時代是周朝的時代，所以用的周曆，可是占卜所用的卻始終是夏曆，這也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算卦人所用的曆法直到現在還是夏曆，即我們所說的陰曆，或農曆。所以杜預注釋《左傳》時特別註明是夏曆的九月十月。為什麼我要把這點也說得如此詳細呢?因為阮籍這首詩的用意與這些曆法有很密切的關係。要知道在阮籍所處的曹魏的時代曾經改過兩次曆法。本來自漢武帝的太初年間改用夏曆以來，一直到東漢都沒有變化，可是到了曹魏時的明帝景初年間又改用周曆了。魏明帝死後，七八歲的齊王芳繼位後，又改回來用夏曆了。而就在齊王芳改用夏曆不久就發生了廢帝的一件大事，齊王芳後來被廢了，所以他沒有一個皇帝的稱號。那麼他當時是怎樣被廢的呢?當時司馬懿死了，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還在。這個時候，齊王芳已經漸漸長大了，他已覺察出司馬兄弟的野心了。有一次司馬昭帶兵回來要拜見齊王曹芳(當時還是皇帝)，齊王芳左右的親信大臣們就給他獻策，讓他趁機把司馬昭拿下來，可齊王芳膽子小，他因司馬昭握有兵權而猶疑，不敢做這件事情。但後來這件事被傳出去，於是司馬兄弟就策劃廢掉齊王芳。他們就假借郭太后的口吻散布輿論，說這個兒子不是她的親生子，是過繼的一個養子，對太后如何如何不好，所以要假借郭太后下詔令把他廢掉。可當時郭太后並無廢帝之意，於是司馬氏又找到了郭太后的叔叔，讓他以長輩的身分說服郭太后廢帝，郭太后的叔叔是依附司馬家族的，所以就聽從了司馬氏的安排，去逼迫齊王芳退位。這件事在司馬光的《資冶通鑒》里有詳細的記載。據說郭太后的叔叔進來的時候，太后與齊王芳母子倆正在下棋，他們母子二人其實相處的還不錯，當郭太后的叔叔進來說明來意後，太后當時並不同意，她說：你把司馬昭請進來，我要跟他討論一下。她的叔叔說：這沒什麼可討論的了，人家已經決定了，你們只有服從的份，而沒有任何可以討論的餘地了。於是郭太后與齊王芳被逼無奈答應退位了。要知道這件事就發生在那一年的九月十九日。廢掉齊王芳後，司馬氏要立一個新的君主，這個人比齊王芳年長一輩，是太后的同輩人，對此郭太后當然不願意：這讓當太后的如何處理呢?所以太后堅持要立一個晚輩，就是高貴鄉公曹髦。曹髦是魏明帝弟弟的兒子，與齊王芳是同輩人，齊王芳是魏明帝的養子，曹髦是魏明帝的侄子，郭太后還可以在上面做太后。剛才我說過，齊王芳被廢是在九月十九日，而高貴鄉公曹髦的繼位是在十月初六，當時所用的是夏曆， 由此可見出，阮籍包含在「是時鶉火中」這一時間範圍里的原來是他對司馬氏廢立之變故的深沉感慨!他的典故安排果然精當，每一個典故所暗示的內容都是準確切實的：地點是「大梁」，曹魏國都的所在地；時間是「鶉火」星行於中天的「九月十月之交」；事件是深受曹魏信任和重用的司馬家族懷著野心策划了一場陰謀篡奪的大變故。可見阮籍這首詩是特指司馬氏陰謀廢立這一事件的，尤其「是時鶉火中， 日月正相望」兩句的指向是非常明確的。那麼既然「是時鶉火中」已經暗示出變故的時間是九月十月之交了，為什麼他又說「日月正相望」呢?所謂「望日」就是月圓之日，每逢十五太陽與月球相對相望，太陽的影子全部投射到月球上，這就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圓月，這一日就叫作望日。如果太陽與月球之間有個地球擋在中間，那麼太陽的光芒只有一部分投射到月球上，這時我們所看到的只能是半月或彎月，中國古代所說的朔日就是每月的初一，晦日就是每月的三十，而望日就是十五。這裡阮籍所說的司馬氏正式進宮逼迫齊王芳退位是在九月十九日，而他們密謀策劃此事件是在九月的中旬，就是九月十五「日月正相望」的時候。你看阮嗣宗這首詩中的每一句都是有根據的影射和暗示。

　　 要知道帝王的廢立對一個國家說來無異是一場大動蕩，而它就發生在「是時鶉火中， 日月正相望」的日子，發生在「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的時代，這與「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的政治背景結合起來，不由地使阮嗣宗更加深切地感到了「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的陰森可怕!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兩句運用了暗喻象徵的手法。《易經》上說過「相彼雨雪，先集為霰」，是說你看雪在降下之前，先會看到冰霜集結的雪霰。也就是說霜霰是降雪的信號和徵兆。阮嗣宗這兩句暗示出當時政治鬥爭的冷峻和嚴酷，司馬兄弟的野心如此顯著，居然到了連皇帝都敢廢立的程度了，這正如霜為雪兆一樣，離著篡位奪權、顛覆曹魏江山的日子不遠了。所以接下去阮籍直抒悲慨：「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羈旅」是說羈留、行旅在外，這個外是指朝廷之外的「羈旅之臣」，即不屬於中央政治鬥爭圈子之內的人。

　　 我在開始的時候講過，在「竹林七賢」裡面，在魏晉政治鬥爭的險風惡浪中，阮嗣宗的身分是最為微妙和特殊的，阮嗣宗跟司馬氏的關係始終處於依違離合之間，表面上他也不敢得罪司馬家的人，但內心卻不是真正歸屬於司馬氏的，所以他說自己是遊離於魏晉朝廷權勢競爭圈子之外的「羈旅」之人。

　　 此外「羈旅」還表示他自己是無所歸屬的，是孤獨寂寞的，沒有可以與之同行的伴侶，所以是「無儔匹」。「儔」是同類的意思， 「匹」就是可以與之匹配的伴侶。人是需要有一個歸屬、有一個群體的，可是阮籍當時的處境卻是「羈旅無儔匹」，這怎能不讓他「俯仰懷哀傷」呢？「俯仰」從字面看是指俯首和抬頭，但這裡指代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的所有時間、所有行動。就是說他無論是俯、是仰，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行為中，他的內心總是充滿著孤寂凄涼的哀傷之感。對此他是怎樣看待和平衡這種心態的呢?他最後說：「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他認為在魏晉易代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背景的考驗中，人們所取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小人」與「君子」的區別。一般我們中國所說的小人與君子有兩種意思，有時它指的是地位的上下高低，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這都是指上行下效的，上邊掌權的人推行什麼樣的政策，做出什麼樣的榜樣，下邊的老百姓就跟著你的風氣像草一樣被風支配著，這裡的「君子」、「小人」是指政治地位的高低。但有的時候「君子」、「小人」，是指品德上的高低、優劣，如「寧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同樣為儒家弟子，卻有品德上的高低不同，這裡的「君子」、「小人」是指品德上的區別，阮籍這裡所說的正是後者， 「小人計其功」他是說那種品格低下的人，他們所計較、所盤算的只是私人的利害得失，這個「計」字很準確，寫出了「小人」們心胸狹隘、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的本性。而「君子」卻不同， 「君子道其常」：「道」是人應遵循的一條堂堂正正的、普天之下的大道，有品格操守的人不但遵循此「道」，而且還「道其常」，「常」是不斜、不變、穩固的意思，不管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永遠都不會改變和放棄他所遵循的大「道」，而且越是在激烈嚴峻的考驗面前，就越能堅定地持守住自己的選擇，即使他明知道會為此付出「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斯人獨憔悴」的種種代價也在所不辭。所以他在最後就說：「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惜」是顧惜、捨不得的意思，這句是說真正的君子哪能顧惜和計較因遵循正「道」而遭受的自身之迫害與憔悴呢。為了表明自己這一份心意和思想，他才寫下這首詩，即「詠言著斯章」。「著」是明白、明確的意思， 「斯章」即指我們講的這首詩， 「詠言著斯章」就是用明白的語言把我內心的志意和感慨確切地表達在這首詩里。當然其實他寫得並不明白，我講了這麼半天還不大清楚你們是否聽明白了。總之這首詩我們一定要弄明白它，因為這實在是阮嗣宗詩里最明顯的表現出他的喻托，而且他所託喻的是特指魏晉之間司馬家族篡立這一重大事件的深痛感慨的一首典型之作。

第七節 阮籍之六

　　 阮籍的《詠懷》里還有一首「西方有佳人」的詩寫得也很好，但在一般的選本中都沒有選，《昭明文選》里就沒選，這是什麼原因呢？方東樹先生所評的《古詩選》里說「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然屈子指君，此不知其何指，若為懷古聖賢則為泛言，不可確指矣，故可以不選。」由此可知自古選詩者各有其標準和態度。

　　 大多數的選本都不選它，是因為中國過去一直有個傳統，即把文學與政治教化扯到一起去。他們常常把政治教化的價值附加在文學的價值之上，凡是政治教化上沒有可取之處的詩，他們就不選。這是中國過去的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偏狹之處。阮籍這首詩不被選的緣故，就在於它裡面找不到什麼政治上的指向。前面我們講過的「徘徊蓬池上」一詩雖然很難講，可是許多選本都選了，就因為它反映出阮籍在魏晉之交「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的殘酷政治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的一份品格上的操守，這就是此詩在政治及教化上的意義與價值。而「西方有佳人」一詩表面上是寫對於一個「佳人」(美女)的追求想望之情的，而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如果這其中沒有托喻，只是寫男女之間的感情，裡面找不出一個可以比附政治教化的內容來，當然就不值得一選了。所以方東樹說他雖有屈原《九歌》的意思，但指向卻不明確。談到《九歌》，我還要先介紹一下與它有關的一些知識。 《楚辭》里有一組叫《九歌》的詩，雖然稱作「九」歌，其實是十一首歌，這其間有許多說法，有的認為中國古代所說的九是數字之中最大的一位數，因而它常有指代或象喻各種事物的總體或極言其多、其高的意思，所以《九歌》就是「許多歌」、「歌遍徹」的意思。還有人認為這十一首歌裡面《湘君}與《湘夫人》可以合算為一首， 《大司命》與《少司命》也可以合算為一首，這樣就正好符合《九歌》的意思了。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說這十一首歌中，開頭是一個總序，結尾是一個總結，不算開頭、結尾的兩首，剩下的正好是「九歌」了。那麼究竟《九歌》所歌的是什麼內容呢?表面看起來都是祀神之歌，因為中國古代的楚地一向是以神奇浪漫而著稱的，楚國這個地方的人民「信鬼而好巫」，因此對於神仙鬼怪比較迷信和崇拜。《九歌》就正是他們表達抒發對各種鬼神敬仰、祭祀之情的巫歌，如歌頌日神的《東皇太一》，歌頌雲神的《雲中君》，歌頌湘水之神的《湘君》、《湘夫人》，歌頌山神的《山鬼》，歌頌河神的《河伯》，以及讚頌主宰人類命運之神的《大司命》、《少司命》等等。那麼這些歌曲的作者是誰呢?一般來說也有幾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它是楚國當地流傳已久的地方巫歌，另一種認為它是屈原創作的。還有一種意見調和了前面兩種說法，認為它原本是楚地的民間巫歌，後來經過屈原的修改及再創造而形成了今天這個樣子的。總之在這些祀神的巫歌里確實有很多表現君子美人、男女思慕的內容，很像是出於屈原之手筆。以前我在講《楚辭》時，曾說過中國古代詩歌中關於「香草美人」象喻傳統是源於屈子的《離騷》的。而《九歌》因為它是巫歌，「巫」是溝通神鬼與人間信息的特殊之人，這些人中也有男巫、女巫的性別不同，同時他們所祭祀的對象也有男神、女神、男鬼、女鬼的不同性別。一般說來，男性的神、鬼，都由女巫來祭祀，而女性的神、鬼則用男巫來祭祀。這樣《九歌》』中就自然有了表示男女思盼愛慕的內容，他們表示愛慕就是希望這個神早日降臨。如《少司命》里的「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說那位神仙像乘著旋風，撐著雲做的旗子飄然而來，倏忽而去，來去無言，行色匆匆。他說當神未降臨時，我就開始懷念你了，「悲莫悲生別離」，而當神仙降臨了，我就非常愉快， 「樂莫樂兮新相知」。這兩面兩句的思慕之詞所表現的正是對神靈早些降臨的企盼渴慕之情。此外在《湘夫人》中還有這樣兩句「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這裡寫的完全是香草、美人、男女思念，他說沅水上邊有芬芳的芷草，澧水邊上有美麗的蘭花，我就在這美麗芳香的花草之間思念著君子你的到來，但我卻不好意思將這種思念之情說出來。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像這類表示男女愛悅的內容在《九歌》中是非常多的，但中國詩歌傳統中並不認為它是淫靡、低俗的，可像北宋柳永所寫的那些單純表現男女愛情的詞卻被斥之為市井俗詞，一無可取之處。所以方東樹才說阮籍的這首詩，如果你認為它是具有屈原《九歌》的意思(其實《九歌》是否屈原之作， 尚未有定論)，但它又找不出像《離騷》、《九歌》中那麼明確的指君、指神的根據來；如果就算他詩中所說的「佳人」不是指曹魏的君主，而是「懷古聖賢」的，則又不免太過於浮泛不實了，所以這首詩「可以不選」。 ·

　　 我要說「西方有佳人」這是一首很美的詩，我常說，一首好詩的標準，不全在於它裡面有多少道德、倫理、政治、教化的暗示和托喻，而在於它能否傳達出，或能傳達多少感發的力量，是否能夠引起你心靈、精神、品格上的觸動，使你由此生出一種向上、向高、向遠、向美的追求嚮往之情。王國維《人間詞話》里曾讚美《詩經·蒹葭》一詩「最有風人之致」，所謂「風人」就是詩人，是能夠用詩來打動你的人。「風」在中國文學裡常代表一種感發的力量， 自然界的風可以吹動你的鬢髮，撩動你的衣衫，而文學作品中的風」則可以·觸動你的心靈，打動你的情感，鼓動你的精神。《蒹葭》一詩就具有這種使你為其所動的力量，他說「蒹葭蒼蒼， 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這真是很美的一首詩， 「蒹葭」就是我們所說的蘆葦，它長在水中，每到秋天就開出那種像棉花絨毛一般的花來。他說你看那一湖秋水之中的蒹葭，蒼蒼茫茫，渾然一片，清晨的露水因氣候的寒冷而凝為白霜，遠遠看去更是一派如霧、如煙、似夢、似幻的凄迷景象，就在這樣一個空曠、寂寥、茫然、凄清的時節，我懷念起那位心中的「伊人」(多半指女子)，她似乎就出現在水的那一邊，我逆流而上將她追尋，然而「道阻且長」，忽然覺得路遙且多艱，反而離她更遠；於是我換轉方向，順流而下去與她接近的時候，我明明看到她好似就在水的中央，卻怎麼也不能靠近她。詩中那種對於這位美麗之「伊人」所表現出的一種求之難得、棄之難捨、可望而不可即的企盼、追尋、渴求、想望之感，正是王國維所說的所謂「最有風人之致」的地方。其實，我們不要管這「伊人」是誰，是男，或女，是真有，還是本無，重要的是她激活了你心靈中的一份美好的追尋求索的情懷，這才是詩歌中最寶貴、最重要的價值所在。阮籍的這首詠懷詩雖然不能夠用魏晉之間的某些政治事件或教化道理來比附，但他所寫的卻是這樣一種對於美好、高遠境界的追尋、嚮往的感情，下面我們來看看這首詩：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

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

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

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古直的《阮嗣宗詩箋》在注釋「西方有佳人」這一句時曾舉出了許多出處。他首先引了《詩經·邶風·簡兮》中的「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句。這首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萬舞」是當時周朝的一種舞會的儀式，一個大的典禮活動就要有一個萬舞的儀式。「簡」是選擇的意思，這首詩表面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簡選那最美的舞者，來舉行一個大型的歌舞的儀式。詩的最後幾句話就是「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記得早在講屈原時我曾說過，中國文學自《離騷》以來就有了一個「香草美人」的傳統，但《離騷》里所說的「美人」可以指君主，可以指賢人，也可以用來自比。而《詩經》里的美女大半是寫實的，像《碩人》那位「碩人」有名、有姓、有身分、有地位，連與皇親國戚之間的親屬關係都寫得十分落實。再如《有女同車}中寫的「有女同車，顏如蕣華」，寫一個女子與我同坐一輛車，她的容貌跟早上的木槿樹上的花朵一樣美麗。像這些都是很實在的一個人或事，但唯獨《簡兮》這首詩，有人認為「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四句是讚美當時周朝的祖先西伯美德的，西伯就是周文王，他是在商紂時被封為西伯的。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簡兮》這首詩寫的就是當時為了「萬舞」而要選擇一個真正的美人，而這類人是在西方的，並沒有任何托喻的意思。總之，阮籍這首「西方有佳人」是有出處的，而「西方」二字是出於《詩經》的，那麼「有佳人」這三個字又出於何處呢?古直的注釋里又引了《漢書『外戚傳》里的記載：李延年善歌舞，他曾作有一首惟人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外在曹子建的《雜詩》里有一首「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的詩。可見，佳人是各方都有的：『南國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 「西方」也「有佳人」。不過在這些「佳人」中，有的是指現實中的真正美麗的女子，像李延年《佳人歌》里所詠唱的那位「佳人」就是他的妹妹李夫人。而另外的如曹植《雜詩》中「南國」的那位「佳人」卻是含有喻托的，她是作者自喻其才德之美的。那麼阮嗣宗的「西方佳人」說的又是什麼呢?他說這位「西方佳人」是非常美麗而有光彩的，我曾屢次講過，凡是真正的美，不是外表塗上去的顏色，而是從裡面放射出來的光彩。我們讚美一個女子的美麗時經常說她是光彩照人，就是這個意思。阮嗣宗說這個「西方佳人」的光彩亮麗「皎若白日光」，就如同白天的日光那樣明媚奪目。這裡他用白日的陽光來作比喻，也是有其出處的，宋玉《神女賦》中說楚襄王在高陽台上睡覺時夢到一個神女，當這個女子到來的時候， 「共始來矣，光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宋玉說這個女子是帶著一片光影出現的，好像早晨的太陽剛出來，一道明媚的金光就射到了你房間的屋樑上一樣，阮籍用的就是這個出處。下面他接著說這個女子不僅容貌光彩照人，而且她的衣飾也很美，她「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被服」就是「披戴」或「穿著』』的意思，她說這個女子身上穿的是用那種最細、最薄的纖羅織成的最美麗的衣服，身體的左右還佩帶著一雙璜狀的美玉。「璜」是什麼形狀的呢?「半璧曰璜」，是說璜的形狀就好像是半個璧的樣子。你要知道，古人選擇佩飾還不光是為了美觀，他還有一種更深的寓意在裡邊。 「環」，從聲音上就給人一種圓滿、全面、環繞的感覺；而「塊』』字的發音就有分裂、訣別的感覺；至於「璜」，從這個字的構造上看，它是個形聲字，右邊從「黃」，你知道「橫」字的右邊也從「黃」，因此「璜」字無論從聲音，還是形狀構造上都具有一種平穩均衡的感覺，所以「左右佩雙璜」這句詩中還蘊含著品德操守上持恆、完美的意思。接下去他又說這個女子「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修容』』出自屈原《離騷》的「余獨好修以為常」一句， 「修」當矯正、調理、修飾講，屈原的意思是說：我是以經常保持清潔美好的形象作為自己一貫的人生態度和習慣的。而這清潔美好的所指即是他的品格修養。總括前四句的意思，他是說那個美麗的「佳人」即使有了「皎若白日光』』的美麗容貌，「被服纖羅衣」的美妙服飾， 「左右佩雙璜』』的美好品德，也仍不以為滿足。她還要不斷地修飾完善自己：「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姿」是說她的風姿、姿質。姿是一種態度，一種風度，是一種活動著的美好姿質。不但如此，甚至當一陣風從她身邊吹過時，都能將她身體內放射、閃耀著的美好而芬芳的溫馨發散開來，傳播出去。假如真有這樣一位「佳人」，這樣一個美好的理想之對象的話，你怎麼能不對「她」產生愛慕、想望和追尋的感情呢？！

　　 所以接下的「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兩句便寫出了這位佳人對她心目中所追尋、所懷念的美好目標的一份渴求思慕之情。這裡你要注意了，前六句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寫作者眼中的「佳人』』形象，後八句仍然是以作者的口吻來寫這位「佳人」的內心情感，而不是明寫作者自己的情感。當然作者的理想追求及感情寄託，在對「佳人」的心理描敘中也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他說這個女子登上高處，眺望她思念追尋著的一位令她傾心仰慕的人，而這個人在哪裡呢?阮嗣宗以為如果真有一個值得「佳人」渴慕懷念的人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比這「佳人」更富光彩、更具魅力，那麼這個人一定來自東方日出的方向，因為只有那裡的人才會「皎若白日光」，「光耀照屋樑」，所以她就舉起衣袖(袂)攏住分散的精神和目光，全神貫注地眺望那朝陽升起的地方。講到這裡，我忽然想到很多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踏莎行》的小詞，是表達我對故鄉故園的懷念之情的，我說：「黃菊凋殘，素霜飄降，他鄉不盡凄涼況。丹楓落後遠山寒，暮煙合處空惆悵。 雁作人書，雲裁羅樣。相思試把高樓上，只緣明月在東天，從今惟向天東望。」上闋我寫的是身處加拿大的異國他鄉，天涯飄泊的內心孤獨與凄涼；下闋在寫我對故鄉家園的思念之情時說：「相思試把高樓上，只緣明月在東天，從今惟向天東望。」這幾句所表達的情意與阮嗣宗的「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我登高樓所望的是玲瓏秋月；阮嗣宗筆下這位「佳人」登高所眺的是明媚的朝陽。但無論是「明月」，還是「朝陽」，它們所象喻的都是光明、理想和希望。接下來「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寫出這位「佳人」品格追求的高遠與遼闊。她把自己的美好容顏寄託於高深莫測的雲天之上，而不是降落在卑污齷齪的塵世之間，不但如此，當她行動起來時就「揮袖凌虛翔」，古人穿的衣服都是寬袍大袖的，袖子一舉起來，就像兩隻翅膀一樣宛若凌空而上，隨風而翔。她在追尋中期待著與她心中的偶像相遇，可那理想中人在哪裡呢?「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這兩句已不只是借寫「佳人」之情而發揮了，而是直接寫出阮嗣宗內心中的一份如夢如幻的期待渴盼之情。人們常常會有這樣的感受，當你對熱烈嚮往、殷切希望的人或事思之既久，求之過切，並將全部精神都投注進去的時候，你有時會進入一種如真如幻的境界，在這種狀態中，似乎你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就在你的眼前， 只消舉手之勞就能如願以償了。可就在你為這渴望已久，並且近在眼前的所得而激動、驚喜的時候，你再定睛來看，那剛才分明所見的一切竟都化為烏有了!這首詩的最後四句所寫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你在「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的殷殷企盼之中，忽然眼前一亮，你夢寐以求，朝思暮想的那位理想的「偶像」出現了，她像雲霞一樣飄忽不定、模糊不清；「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你分明感覺到，她在從你身邊經過時曾回眸一顧，那脈脈含情的目光與你相遇了。

　　 你仰慕已久、渴求已久的心終於與你所期待的人相遇合、相溝通了。這就像宋代詞人周邦彥詞中所說的： 「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周清真是說他在通往蓬萊仙境的路途上曾遇到了一位女子，二人相遇合後不用說一句話，只是微微一笑，其相互了解、相互傾慕的程度就已勝過與世上任何人的交往了。這也就是屈原所說的「目成心許」的境界，你要知道世上有些交往，就算你和他相識多年，彼此在意識和心靈上都是陌生而有距離的，相比之下，周邦彥詞所寫的那種「一笑相逢蓬海路」的佳會，的確會使那塵世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變得如塵土一樣不值得一提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笑』』是在「蓬海路」上，那是在追求神山仙境，追求美好理想的征途上的相逢，是「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之殷切期待中的相遇，是志同道合、嚮往光明、追尋理想的共同願望與努力才使他們一見如故， 目成心許的。由此看來，阮嗣宗內心中那一份嚮往光明理想的殷切希望與他詩中「西方佳人」，那「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的企盼之情也在尋求理想的「蓬海路」上偶然相遇了，然而這種遇合來得太突然、太短暫、太迅速了，飄飄恍惚中他還未來得及把握住，她便又飄然而去，最終只落得((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的終生抱憾。「悅懌」是形容他們相互愛悅歡喜的心情；「交接」是交往接觸。「晤」是相見、會晤的意思； 「言」在這裡是表示語氣的虛詞，不當說話」講，如《詩經·衛風·伯兮》 「願言思伯」中「願言」即「眷然」的意思，「言」在其中只是個語助詞，-沒有實在意義。阮嗣宗這兩句是說我們嚮往光明，追尋美好理想的共同心愿在不期而遇的恍然一顧中感到了無限的愉悅和欣喜，但未等我們說一句話，有一個交接的機會，就又匆匆離去了，因此反而使我陷入了這種相見不如不見的感傷之中。司馬光寫過一首詞，其中有一句說「相見爭如不見」，人間有這樣一種情形，假如大家都在塵土之間生活，大家都爭逐於世俗利祿之中，如果你沒有什麼更高遠的追求、更深刻的覺悟，你就會像「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一樣習以為常地適應、習慣這一切。但假如你不甘心過這樣的生活，你有更高、更遠、更美好的追求，而且你曾經看到了一線光明和希望，看到過那恍然洞開的天窗外稍縱即逝的迷人色彩，可你卻只能望而興嘆，·無法企及。這確是人生的一件很可悲哀的事，對於這種見而欲求、求而不得的情感境界，清末詞人王國維表現得最好。以王國維的品格理想而言，他確是追求高遠、完美的，而且他真的是探觸到了社會、道德、宗教、哲學以及人生的許多真諦的，然而他所處的時代和現實與他所追求嚮往的理想實在是相去太遙遠了，因此他常生活在矛盾、痛苦和悲哀之中，他的許多詞就表現了這種心態和感情。如《蝶戀花》一詞中曾寫到：「憶掛孤帆東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見，一霎天風吹棹轉，望中樓閣陰晴變。」又如另一首《浣溪沙》詞說： 「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雲。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讀了上面這兩首小詞，你若以為王國維真的曾經掛帆東海去尋求神山樓閣，或真的登山寺窺皓月，沉迷於天外孤磬的玄妙之音，那就錯了，其實這兩首詞都不是寫實的，而是用象徵主義的手法表現心靈境界的。「憶掛孤帆東海畔」寫出他早年曾志意不凡，敢於獨自一人撐起理想的風帆去追求那最美好最高遠的仙境。中國古代傳說東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萊、方丈、瀛洲，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或許是他晝思夜想、夢寐以求的緣故，他分明覺得那海上的仙山瓊閣，就在咫尺眼前，而且不是阮嗣宗說的「飄飄恍惚中」，而是「海上年年見」!可是當他滿懷對「神山樓閣」之親見，對「上方孤磬」之親聞， 「掛帆」出海，「試上高峰」的時候，突然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一霎天風吹棹轉」，「偶開天眼覷紅塵」。「棹」是船槳；「覷」就是看；「天風」是那種無法抵抗的天外來風；「天眼」是能透視萬物的天神之眼。那曾經是望中的「神山樓閣」，那曾是耳畔的「上方孤磬」，都被無情之「天風」吹得無蹤無影，藉助天神之眼，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艱險求索之路，結果才發現自己依然還是滾滾紅塵中人!這種情況下，你內心的失望和悲慨是可想而知、不言而喻的，這就是阮嗣宗所說的「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的境界，所不同的是阮嗣宗只寫了一種追尋，單純的追尋和尋而不得的遺憾，而王國維卻表現出一種哲理的反省、思索和覺悟，這與他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有關。但無論怎樣，不管阮嗣宗的「佳人」是指君，還是指古聖賢，也不管王國維的「樓閣神山」、「上方孤磬」是指宗教哲學的靈光，還是社會人生的真諦，總之他們所共同表現出來的是千古才人志士所共有的一份基本心態：他們永遠處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遠處在求不得的悲哀之中，這種永恆的矛盾痛苦、感傷悲慨之情正是這首詩之所以會興發感動我們的力量所在。這也是我以為這首詩是應該選，應該講的原因所在。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阮籍的詩我們就講到這裡，下一次我們再來看嵇康。

第八節 嵇康之一

　　 從今天開始我們就要介紹嵇康的詩了。關於嵇康，我們在講阮籍詩的時代背景時已經做過介紹了，今天我再把他說得更詳盡一點。上一次我曾經談到嵇康的姓氏問題， 「嵇」字，有人念「ji（一聲），有人念「xi」，還有人說嵇康本姓「奚」，後來他為了逃避冤讎而改姓「嵇」了；總之關於這一問題，歷代的考證學家有不同的說法。

　　 大陸上有一位叫侯外廬的學者，他在一本《中國思想史》中談到魏晉時代的思想時特別提出了嵇康這個作者，他認為如果以詩歌創作而論，阮籍的詩比嵇康寫得好，而如果就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應該說嵇康比阮籍更深刻、更具思辨性。嵇康寫過許多篇論文，最有名的像《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此外還寫過《宅有吉凶論》、《難自然好學論》等。他討論了許多天人之間的問題，他認為人若是順乎自然，依其天性就可以延長你的生命，反之你若做了許多損害自然天性的行動，你的生命就會受到斫喪；他認為音樂是沒有哀樂之別的，是由於聽音樂的人有哀樂不同的感受，所以才說音樂是有哀樂的；他認為宅是有吉凶的，可是宅自身不能單獨有吉凶，要與人配合起來才有吉凶的作用。無論他的這些論點是否可靠，總之嵇康確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侯外廬在談到他的姓氏問題時認為他們自稱本姓「奚」，後為避冤讎而改姓「嵇』』的說法不完全可靠，因為假如為「避冤讎」就應該逃離本地之後，然後改姓，可據歷史上的考證，嵇康他們根本不曾離開過本地，因此改姓一說是不可信的。那麼侯先生的看法是如何的呢?他以為嵇康是譙郡人，曹魏的曹操也是沛國譙郡人，他們是同鄉，而從譙這個地方出來的人，有許多都存在著家世出身的疑問，我在講曹操詩的時候講過，曹操的家庭是起於微賤之中的。在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自己就說他出身微賤，惟恐當時的人們不能認識到他自己的才能和價值，所以才渴望建功立業。後來當他們曹氏家族得意之後，他們就任用了許多故鄉的人，這些人也同樣都是出身微賤的。根據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的考證，我們只知道嵇康的父親叫嵇昭，當曹操起兵之後，嵇昭曾經協助督運軍糧，並以此得到了仕宦地位的。至於嵇昭以前的祖輩，歷史上就沒有什麼記載了。所以侯外廬的意思以為，嵇康與曹操一樣都是家世出身背景不詳的微賤門第中人。在當時譙郡，「奚」姓是一個有名望的家族大姓，所以嵇康他們就藉此自稱本來姓「奚」，只是後來才改姓「嵇」的，其實「嵇」正是他的本姓。以上所說都是根據侯外廬先生的考證，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做過考證，我只是把前人的看法介紹給大家。關於嵇康與曹操家族的關係，記得我以前也講過，他所娶的長樂亭主是曹操一個孫子的女兒，這就是說嵇康與曹氏家族有宗親關係。

　　 至於說到嵇康的為人，其實毋須我來介紹，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對自己的詳細介紹，我上次談過他的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他為人的自白書。山巨源就是山濤。山濤到後來依附了司馬氏，在司馬氏的手下做了「吏部郎中」，後來又升為散騎常侍，這時他想要「舉康自代」，想推舉嵇康來接替自己的「吏部郎中」之職。如果按照當時這幾個詩人的年齡采看，山濤應該是年齡最大的，我推測很可能山濤是以長者的身分勸薦嵇康來接受這個官職。但以嵇康與曹魏家的關係而論，他顯然是反對司馬氏的，如果接受了山濤的舉薦，那無異於也投靠依附了司馬氏，所以他當然不會接受的。不但不肯接受，他還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與山濤斷絕交往的信，即《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雖然寫過關於養生的文章，也知道人應該泯除喜、怒、哀、樂的感情，因為這些情感是足以斫喪你身體、生命的根源。他雖然能知，且說得很有道理，可他這個人能知不能行。他是個性情剛直的人，這點不論從他的文章，還是他的詩歌里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詩文的好處與缺憾都正在於此。他文章寫得剛直峻切，噴薄而出，具有一股氣性。世上有些人不管受到怎樣的委屈、羞辱也不輕易發火，而另有一些人氣性很強，他們一點屈辱、污穢都不能包容和忍受，嵇康正是這樣的人，從歷史上記載著的與他同時代的幾個人對他的評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我在講阮籍時說過，魏晉之間的名士在當時錯綜複雜，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中大多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志意在仕途上發揮才能、施展抱負，所以他們就把自己的才能寄托在飲酒、服藥、彈琴、吟嘯之上。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魏晉風度與葯及酒的關係》，其中就講到魏晉名士們飲酒與服藥的事。據說那時的文人名士們所服的丹藥有很多種類，最有名的一種葯叫「五石散」，說是取許多礦物質，什麼紫石英、什麼『『白石乳』』等多種礦物質混合在一起熔煉，待煉成粥狀之後就可以服食了，服用之後就需有許多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衣服不可穿得太緊了，因為服食的藥效一旦發作起來，皮膚就會變得很敏感，很容易因摩擦刺激而產生痛癢的癥狀，所以你看魏晉時那些名士的衣服都是寬袍、緩帶、大袖的樣子，那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生活上的背景。

　　 《晉書·嵇康傳》上記載說，當時還有一個服藥的人叫王烈，有一次他在山上得到一種「石髓如飴」的東西，我想一定是某種岩石的漿乳，他們認為吃了這個東西可以長生，就把這東西視為寶貴之物，王烈他就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準備留給嵇康吃，沒想到留下來的那一半很快就凝固成石頭了，於是他們就說嵇康這個人沒有長命的因緣。

　　 《晉書》上還記載了一些當時文人名士們彈琴、吟嘯的故事。阮籍不是說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嗎，而且阮籍的侄子阮咸就是中國古樂器「阮咸」琴的發明者，這種樂器名稱的來歷顯然是依據創製者的名字而命名的。

　　 嵇康也是一個擅長彈琴的音樂家，歷史上記載說嵇康臨死前，人家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說請把我的琴拿來，我要最後彈一支琴曲，並說從前有一個叫阮孝尼的年輕人要跟我學這支曲子，我不肯教他，可現在我要死了，這支曲子從今以後再沒有人會彈奏了。這就是被稱之為他，臨終絕唱的《廣陵散》。

　　 而關於這曲《廣陵散》，歷史上也流傳著一段故事：據說有一次嵇康到外地出遊，一天夜裡他在野外的一個叫作「華陽亭」的地方留宿，夜深不眠，他就取琴來彈。忽然他發現附近有一人影在聽他彈琴，後來這人漸漸與他接近，並與他共談音律，還要過琴來彈了這曲聲調絕倫的《廣陵散》，並且還把這支曲子教給了嵇康，不過他囑咐嵇康說：這支曲子你可以學，卻千萬不能再教給別人了。說完，那人就不見了。這當然只是傳說，我講這些是為說明嵇康與當時那些文人名士們在寄情酒、葯、琴、嘯中所表現出來的個性，以及他們對嵇康為人的評論，現在我要特別提出那個擅長吟嘯的孫登對嵇康的評價。

　　 在講阮籍時我不是說有一次阮籍登上蘇門山去拜訪孫登的故事嗎，要知道孫登才是一個真正的高隱之士，阮、嵇兩人都無法與他相比，因為他們都不能做到既潔身又自保的程度：阮籍為了苟且全身，內心充滿了那麼多抑鬱痛苦卻不能抒發；而嵇康呢，—為了潔身全節輕易地得罪了司馬氏，最後慘遭殺身之禍。由此可見，真正能夠潔身遠禍、保全身心的人是孫登。歷史上記載著嵇康也去拜訪過孫登，並與之交談了很久，而孫登的表現依然是不大講話，最後嵇康臨走時，孫登才開口說了一句話：你這個人「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意思是說，你雖然很有才氣，但你的「識見」缺乏，所謂「識」者，就是「知幾」的能力，中國古人說「知幾其神乎」，是說在一個人的修養上，你不但要讀書、明理，還要知幾，「幾」是微弱細小的意思，是事件將發之前的細微徵兆。比如古語有「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裡的「月暈」與「礎潤」就分別是「風」與「雨」的徵兆。所以「知幾」是一個人洞察、預料事物發展趨勢的一種見識。孫登這位高隱之士認為像嵇康這種「才多而識寡」的人生當「今之世」這樣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是很難幸免於難的。這種徵兆，不但像孫登這樣的人一望即知，就連嵇康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看到了。後面我們要講他的《贈秀才入軍》一詩，有人說這裡的「秀才」就是他的哥哥嵇喜，從詩中我們能看出他與他哥哥嵇喜在出處的態度上是很不相同的，何謂「出處」，「出」是出仕，「處」是隱居獨處，不去做官。

　　 根據侯外廬先生的考證，嵇康以前做過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於他與長樂亭主結婚之後，作為曹魏宗親、皇親國戚，·當然得有一個官職了，所以就給了他一個中散大夫之職，不過這種官職是比較閑散的，對政治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和影響。等到司馬氏勢力逐漸強大起來之後，嵇康便連這個閑官也不再做了。所以山濤才推薦他出來接任自己的「吏部郎中」，但他沒有接受。這時他哥哥嵇喜卻出仕了，一會兒我們可以從他與嵇喜兄弟二人互相贈答的詩作中了解到他們各自所持的態度。此外他還寫過一些答贈朋友的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答二郭》詩， 「二郭」是嵇康的兩個姓郭的朋友。在他們的贈答詩中，我們也看到了這兩位朋友對嵇康的忠諫和規勸，這些話與嵇喜和孫登的看法很相似，都是奉勸他不能如此訐直地得罪這許多人，要知道保全自己，儘力與世俗「和其光，同其塵」(《老子》五十六章)。老子所說的「和光同塵」就是說要涵蓄光芒，混同塵垢，與世俗做一些妥協，這樣才能免除身家性命的危險。你看，通過我們剛才所說的，與他同時代高人孫登、他的哥哥嵇喜，以及他的朋友二郭等人對他的評論與勸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嵇康的為人是如何的。除此以外，更能表明他為人處世態度的，還是他的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我們沒有時間講他的全文，只能摘出其中的幾段話念給大家聽一聽，從中你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嵇康這個人。

　　 在文章的開頭他說：「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意思是說，從前我們最初剛剛在穎川相遇的時候，你就稱讚我，那時我常常認為你是我的知己，不過我也很感奇怪，因為我們以前並不熟悉，怎麼會剛一見面你就能認識我呢？接下去他又說：「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這句是說，前年我就聽我的朋友說你要推薦我代替你去做吏部郎中，這個事情雖然沒有成，但我由此知道了你原本是並不了解我的。後面的話就越加激切了：「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他說你這個人是四面「傍通」的，你認為什麼都可以，很少有什麼事情是認為奇怪而不可為的；而我則是個「直性狹中，多所不堪」的人，他這幾個字很準確地概括出自己性情， 「直性狹中」是說自己性情耿直，氣量狹窄，對一些不合於自己心意的事情無法容忍，所以「多所不堪」。由此可見我們彼此性情不合，不可能真正了解、認識對方，只是偶然與你相識罷了。近聞您又仕途遷升了，我深為憂慮不快，你推薦我來代替你空下來的職位，恐怕就像是「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一樣。 「庖人」是廚師，這裡指那些宰殺豬羊的屠夫。「割」即宰殺。他的意思是說我恐怕你是不願意一個人動手弄得滿手鮮血，於是才「引尸祝以自助」，「尸祝」是古代行祭祀之禮時那個扮演神靈的人，這個人是保持清白、冷靜，決不參加殺豬宰羊的工作的。嵇康認為山濤做了官，還要拉嵇康也出來做官，就像那屠宰牲畜的廚夫，不好意思看到自己一人雙手沾滿淋漓的鮮血，於是就要把那清白的尸祝也拉出來， 「手薦鸞刀，漫之膻腥」，「薦」是用手托著，「鸞」是寶刀上的裝飾，他說你一人操刀還不算，還要把刀也傳遞給我，滿不在乎，隨隨便便地也引我走到那個鮮血淋淋、膻腥污穢的場合去，這樣的事情我是絕對不能去做的。你看，在這封信的開頭一段嵇康就把山濤諷刺了一頓。

　　 後來他又說：「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他說我從前讀書時，常從書中看到有一種耿介、正直，不隨俗沉浮、苟且迎合的人的，那時我不相信天下真會有那種寧可冒著犯上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自己耿介孤直本性的傻瓜。而現在我才相信世上果真是有這樣的人的，因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如果你天性中有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真是不能勉強去做的。就像陶淵明，他寧肯去躬耕南畝，忍受饑寒交迫的痛苦，也不能忍受「口腹自役，違己交病」的仕途生活，如果違背了自己的本性去做他不喜歡的事情，那他就會覺得滿身是「病」。「交」者，極言其多，「交病」，是各種各樣的不舒服交織在一起的痛感。嵇康說，他現在才終於發現自己之所以在眾人的勸告之下（他哥哥的勸說，他朋友二郭的勸告，隱士孫登的勸誡……）不能改變的原因是，他天性中具有許多「不堪」與「不可強」的事情。那麼哪些是他所「不堪」與「不可強」的天性呢？他又是怎樣形成了這樣一種天性的呢?在後面的一段話中他做了清楚明確的回答。他說「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他認為自己形成這樣一種性情是由於他本身就是一個「疏懶」散漫的人，再加上少時「孤露」，無父曰孤；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故曰孤。「露」是裸露，沒有上面的蔭蔽和保護的意思，正因為「少加孤露」所以才愈加地致使「母兄見驕」，被母親和長兄所寵愛、嬌慣、任縱。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我講到這裡，就順便談一下，這裡說的「母兄見驕」的兄，有人說就是他《贈秀才入軍》詩里的嵇喜。可是根據侯外廬與《嵇康集校注》的作者戴明揚先生的考證，這個嬌縱他的兄長不可能是嵇喜，證據有二點：一是嵇康曾經寫過懷念家裡親人的《思親詩》，在這些詩里有「思報德兮邈已絕，嗟母兄兮永潛藏」的句子，他說我想要去報答家裡親人對我養育的恩德，可是我所應該報答的這些親人卻都已去世，離開我那麼久遠了，我只有對「永潛藏」，永遠深埋在地下的母親和長兄表示我深切的悲悼之情了。

　　 從這詩里可以看出嵇康的那位從早寵愛嬌縱他的兄長早已先他而逝了。而且根據歷史上的記載，當嵇康臨死前要求取琴來彈時，那個把琴拿給他的人就是嵇喜，這說明嵇喜是死在嵇康之後的，這是一個證明。此外還有一點也可證明即他的那個有恩德於他的哥哥應該是比他年長得多的，而從他給嵇喜的贈詩中所記載的他們同輩兄弟之間的嬉戲遊玩的事情中看，這個嵇喜不像是那個比他年長很多的長兄。

　　 以上這些都是後來學者們的考證，我這裡順便提一下。無論嵇喜是不是曾經嬌寵過嵇康的哥哥，總之他確實有一個從小對他倍加寵愛的哥哥，所以他說「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他自雲「不涉經學」，沒讀過古代聖賢的經典著作，這實在是嵇康的客氣，其實他不是沒讀過這些經學，而是不受這些儒家禮法觀念的束縛罷了。後面他又說自己「性復疏懶」，「疏」是馬馬虎虎，粗心大意，又很懶惰；「筋駑肉緩」，我身上的肉與筋都是鬆弛的；這還不算，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我的頭髮跟我的臉常常一月之中有十五日不梳洗，不到悶癢得難以忍耐時，我都不洗頭。後面他說得就更妙了：「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他說我連上廁所都懶得去，直到實在忍不住了，才往廁所跑。你看他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嵇康就是這個樣子：一方面他天性中就有這種耿介、孤傲、率直的本色，另一方面他是要故意說這些不登大雅、不合禮法的話給山濤聽。你山濤不是那麼正經、那麼嚴肅地跟我大談規矩禮法嗎？我偏要說這些難堪的話給你聽，讓你明白我對你那套規矩禮法根本就不屑一顧!

　　 非但如此，下邊他又進一步曆數了他天性中的「必不堪者七」，一定不能忍受的七件事，和「甚不可者二」，別人認為我一定不可以這樣做的二件事。他說「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我喜睡懶覺，早上起得很晚，我若接受你的推薦去做官，那看門的人很早就要催我起床，這是我首先不能忍受的。「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我喜歡抱著琴隨便走到哪裡吟詩歌唱，我還喜歡到草野之間去遊玩釣魚，要是做了官，平時身邊跟著大群隨從，我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活動了，這是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讓我直獃獃地正襟危坐，身不得動，腿不能搖，我受不了，因為我不喜歡洗頭，也不喜歡洗澡，身上長了許多虱子，一癢起來就要抓個不停，可一旦做了官，身上就要穿起禮服，頭上也得戴上禮帽，還要給長官作揖叩拜，不能妄動，這是我無法忍受的第三件事。「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我平時就不喜歡寫信，而人間的繁雜之事如此之多，如果做了官，桌子上堆滿讓我應付處理的公文，我若不去應酬，就不合乎規矩職責，若勉強應付，又不能堅持很久，所以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四件事。「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世俗之上有許多需要禮尚往來的應酬，如弔喪等等都是我不喜歡的，但人情世俗對此卻很看重，我如果不去，就會遭人責備，而且我已經因為這些事情招致了許多人的怨恨和中傷了，我雖然有所意識，可本性終不能改，總之我無論怎樣做，都不會有好結果的，因而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五件事。「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這裡嵇康無異是在罵人了，他說我不喜歡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可我一旦做了官就要與這些人一起共事，有時滿座都是賓客，他不說人家講話，而說人家是「鳴聲聒耳」，在我耳邊吵鬧。後邊的兩句就是罵人的話了：「干變百伎，如在目前」，我們都知道魏晉時的政治鬥爭非常激烈，仕宦途中險惡叢生，那些做官之人要想仕途平穩，有所升遷，就得學會八面逢迎，機巧偽飾，所以官場上到處都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那些表面看上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滿座「賓客」，背地裡什麼營私舞弊的花招和伎倆都使得出來，所以他說這是我第六件不能忍受的事。「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我本來就沒有耐心，如果做起官來，有那麼多公事要處理，那些事務的繁瑣乏味與世故人情混雜在一起要費去我的許多思慮與精神，這也是我不能夠忍受的第七件事。

　　 至於說到在別人看來是絕對不可以做的兩件事，他也十分清楚：「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其實這才是他後來得罪司馬氏，遭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每非」就是常常非議批評的意思。「商武』』指商湯與周武。他說我平常總愛批評、非議像商湯放桀、武王伐紂那樣的帝王，而且我還鄙薄、輕視像周公、孔子這些極力推行、維護禮法的人。這在當時那些世俗的、講究禮法和教化的人們眼裡是絕對不能夠容忍的，·所以他說是「甚不可」，最危險、最·不應該做的事了。事實上嵇康所非議、指責和鄙視的真正對象是司馬家族，因為你知道在魏晉之交的時代，司馬氏他們是假借著商湯、周、孔等儒家禪讓的美名來做暗中篡逆奪權的事情，所以儒家的那一切禮法美名都被司馬氏利用了作為篡奪的手段。嵇康之所以說不贊成商湯、武王，還不是說不贊成革命，而是不贊成司馬氏的這種篡奪的手段。而「薄周孔」，是因司馬氏把孔、周變成了一個虛偽的外表，變成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且後來的專制君主也都假借一些名教禮法來控制人民。這當然不能說是儒家本身的錯誤，儒家的主張和理論有許多都是好的，只是後來被統治階級利用了、敗壞了。你若仔細考察魏晉之間的時代，就會發現司馬家族在此其間是言孝，不言忠的。在他們所標榜的儒家禮法中，他們特別推崇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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