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自覺的「關係」研究與社會建設
［摘要］「關係」研究的「關係本位論」視「關係」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以此為中國社會研究與調查的理論前提，分析中國人文化心理和行為的特殊性，這種範式忽視「關係」的社會結構制約性及其變遷性，易陷入文化本質主義的窠臼；「關係」研究的另一範式則將「關係」視為社會資本，對關係運作現象作技術性實證描述與分析，希冀通過「關係社會學」的研究為世界社會學理論作出中國特色的貢獻。兩種研究範式都忽視了「關係」現象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其研究本身也成為現實中「關係」運作合理化和自我實現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關係」研究需要加強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意識，一方面，在概念和理論上，應強調關係的情感性，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尚往來的情感性關係及其在轉型期市場經濟陌生人世界重建和加強人際關係的情感紐帶中的意義；另一方面，應注重「關係」現象背後的結構與制度原因，探索通過以制度建設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和文化心理建設，打破「關係」循環，使中國人擺脫關係困境，推動中國社會現代性健康成長。
［關鍵詞］關係；關係本位；關係社會學；自我實現預言；理論自覺
［作者簡介］奐平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社會學系副教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般項目「理論自覺視角下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研究」（項目號:14BSH002）階段性成果。
「關係」作為以某種潛在的互利為基礎的個體間相互聯繫的形式和藝術，是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現象。「關係」使得中國社會富於人情味，但也使得人們為「關係」所累，陷入「關係困境」，影響了社會的創新能力，工具化的關係運作往往規避和破壞規則，破壞了公平和公正，惡化社會風氣。中國社會「關係」現象成為諸多學科研究熱門課題，但研究的重點並不在如何化解關係困境上，而是將「關係」作為不同於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屬性」，並分析其「文化基因」和運作邏輯。一些研究者將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關係本位的判斷作為中國社會調查與研究的理論前提，致力於分析中國人本土文化心理和行為的特殊性。此外，也有研究者熱衷於對中國社會中「關係」運作實踐作實證性描述分析，而缺乏反思性批判意識。這種以西方社會和西方理論為參照所得出的「所謂關係最具中國特色」的結論，不但存在諸多理論困境在實踐上難以使中國人擺脫「關係困境」，也難以在推動中國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和現代性健康成長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關係」研究的兩種主要範式
「關係」研究中有兩種主要研究範式，一種是「關係本位論」範式，將「關係」視為中國文化特質，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和關係本位的，關係、人情和面子是中國文化的基因，哲學、文化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多屬於這一研究範式；另一種是將「關係」運作視為對中國特色社會現象進行實證描述與分析的範式，其中以社會學研究尤為典型。就這兩種研究範式的關係而言，「關係本位論」的論斷也成為實證範式的理論前提，而「關係」實證研究的結論又進一步成為「關係本位論」的現實註解。
（一）「關係本位論」範式
關於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本位、關係本位的社會以及關係、人情和面子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判斷，在中國的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幾乎成為某種共識。以此判斷為前提，致力於分析中國人文化心理和行為的特殊性，也就成為這些研究努力的方向。倫理本位、關係本位、差序格局、社會取向、關係取向、關係學、儒家關係主義、情理社會等，都是「關係本位論」研究範式常用的概念。
梁漱溟認為，中國不是個人本位的，也不是社會本位的，而是倫理本位或關係本位的。①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的結構是按親屬遠近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社會結構，社會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泛化，人們注重攀關係、講交情。②中國社會一直沿襲著這種把家庭觀念外延無限擴大的取向，形成了特有的關係社會，所以喬健認為應當將「關係」這一概念引進現代化社會科學中。③金耀基也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關係取向」與中國的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等因素有關，中國家族本位的社會以初級群體為主，人與人的關係基於身份，是特殊主義取向的，親屬或擬親屬的關係圈充滿人情味，圈外的人即屬「外人」。④許烺光的「心理社會均衡」論認為，中國文化中的「仁」要求個體「將其心靈與人際關係維持在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之上」，人之所以為「人」，關鍵不在於性格，而在對人際關係的處理上。⑤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台灣地區心理學者開創的本土心理分析範式主張用價值中立、主客二分、量化分析等主流心理學方法研究中國本土社會心理，分析文化在心理與行為形成中的作用。何友暉等學者認為，「關係取向」概念既具本土特色，且能與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個人取向」相區分。⑥何友暉還提出「方法論的關係主義」，認為社會現象獨立於個人特徵之外，關於個人的事實都必須放到社會脈絡中加以了解，不可化約到關於個人的知識之上。⑦黃光國建構的華人「儒家關係主義」概念和理論認為，人情、面子和關係是由儒家文化塑造的中國人社會心理深層結構的反映，也是中國人社會行為中萬變不離其宗的「基型」。⑧「報」或互惠規範是一種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規範，但在社會互動的法則上，中國社會比西方更重視「報」的規範，更強調情境的適用性，人情與面子的運作更為重要。黃光國認為，這種特點之所以長久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文化使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⑨翟學偉也認為，中國社會是「情理社會」，是由普遍的天理規則與個人的人情相結合，通過「禮」的作用，二者達成某種平衡。因此，「描述—情境—詮釋」「語言分析」和「講故事」的本土社會分析範式是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有效方法。⑩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東亞華人經濟圈的崛起，有關華人社會行為的研究也受到國際社會科學界的注意，「關係」也成為了解和分析中國人社會行為的核心概念。{11}1998年，在美國還召開了有關中國社會關係的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12}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如楊美惠關於禮物、人情和請客等中國社會關係及關係學的研究{13}，又如閻雲翔關於中國東北農村禮物交換和社會交往的研究{14}。
（二）「關係社會學」實證分析範式
有學者指出，中國在經歷了百年的近現代化歷程後，社會的性質仍是倫理社會{15}，關係對人們的社會行為仍然有著支配性的影響{16}。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是倫理社會的判斷，應該是確立中國社會調查理論前提的基本出發點，因為只有充分肯定主觀性、特殊性和情感體驗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社會調查真正切入中國社會實際。{17}有分析認為，在中國開展社會學研究，在選題、調查現場進入和調查實施等各個環節，都必須考慮「關係社會」的國情，「關係社會」是最具社會學本土方法論意義的國情。{18}
關於中國社會是關係本位的認識與判斷，與20世紀末期西方興起的社會網路和社會資本理論有高度的契合，於是原本含義豐富的「社會資本」概念被狹義地操作化為「關係」，或者說將「關係」上升為「社會資本」，並對中國社會中關係運作的情境、途徑與機制進行社會學實證分析的範式開始興起。較早關注的議題有關係網路與農民工社會流動、社會網路與就業等。與西方「弱關係」社會學假設及理論相對應，有學者對東方社會「強關係」假設及實證研究表明，華人社會中強關係對職業流動有很大的影響。{19}有學者通過調查數據分析宴請或社交飯局在中國城市居民發展和維持人情交換中的作用，發現宴請夥伴網路比核心網路更多元化，關係資源更多嵌入在非家庭關係中而不是親屬等關係中。關係資本積累的主要機制是以宴請夥伴網路為網路橋樑和關係轉讓，而不是有形資源的轉讓。{20}有學者通過測量中國特色的「春節拜年網」{21}和「紅白喜事網」{22}，以分析中國人社會資本或社會網路的構成、來源、作用及影響因素。這些研究代表了中國社會資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內容。
2009年在西安召開的「關係社會學」國際研討會，是中國「關係」研究的重要事件。有學者倡導要注重以文化解釋中國社會的運作機制與邏輯，並建構相關的理論模式，對中國社會的關係主義現象作系統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以此為探索和推動中國社會學理念、方向和學術流派的突破口；認為「關係社會學」是一套關於倫理本位、關係導向為特徵的關係主義現象的理論知識，也是一種從關係主義出發分析中國社會和其他社會的一種方法論，「關係社會學」研究將為世界社會學理論作出巨大貢獻。{23}根植於「關係」這一中國文化本土概念的「關係社會資本」，也被當作中國經驗和本土知識的國際概念化並豐富國際學界「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的概念框架{24}，試圖從學科的高度發展出一套普適性的社會學理論及分析工具。
二、「關係」研究範式反思
「關係」研究的上述兩種範式，在理論前提、假設、研究立場以及研究結論及其社會影響等方面，都與中國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有諸多相悖之處，需要作全面而深入地反思與討論。
（一）「關係本位論」問題及反思
關於中國社會倫理本位、關係本位的判斷，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本質主義或文化決定論。這種判斷與研究範式存在諸多方面的理論與現實困境。
第一，中國社會仍是倫理本位和關係本位的觀點，過分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穩定不變性，陷入了文化本質主義的窠臼。這種文化分析過分強調文化的穩定性，由此使得「文化的延續性和純潔性被過度傳達」{25}。這種分析傾向忽視了文化及其所處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制度環境的制約性及其變化性，也忽視了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對作為文化之重要方面的所謂「國民性」變化的影響。實際上，文化是人類適應社會需要的產物，「文化是一個不斷使人們適應環境的過程，而環境也要求人們用新的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並做出回應」{26}。「關係」或「關係取向」作為適應農業社會的文化價值規範，對中國人的行為會有一定程度上的持續性影響。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文化意義上的倫理本位和關係取向不可能穩固不變。{27}
大量關於「國民性」的相關研究及判斷，實際上僅僅停留在觀念的陳述上，從未有恰當的樣本或心理學測量工具加以驗證。{28}「關係本位論」的本土心理學研究雖然設計了許多測量工具以發現關於中國人不同於西方人的關係取向等特徵，但其結論實際上並不能說明中國人的「關係取向」就是文化使然。因為文化雖然規範著人們的互動和社會關係選擇，但經濟社會結構因素（如工業化、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變化和政治經濟制度變化等）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社會態度與行為起著決定性影響，會深刻地影響人們的互動與關係形式。{29}
關於中國社會「關係」文化穩定性的判斷，可以從一些例子來加以反證。例如，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與規範中，比「關係」更為核心的孝文化在當代中國社會日益衰弱，按「關係本位論」的文化解釋邏輯，何以孝文化衰落了，而「關係取向」的文化卻依然盛行？孝文化衰微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社會結構轉型使得家庭結構深刻變動，家庭對個體的支持功能弱化，個體對於家庭依賴性也減弱。又如，一些司法腐敗案和相關研究表明，按理本應更具規則意識和法治精神的律師，也常「通過行賄和給予回扣，動用其在公檢法和其他政府官僚系統中的人脈關係，在發展著的關係中生存發達」{30}。律師關係運作實踐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司法中的腐敗，而不應簡單地歸因於所謂的關係文化。
第二，關係本位的論斷，實際上是以近現代西方社會為參照，對中國社會之複雜性的理想類型化。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一些學者通過「關係」研究進行本土化理論建構的努力，看似頗具理論自覺，試圖要擺脫西方理論的牢籠，但這種努力又陷入了另外一種困境：以西方為參照，刻意挖掘中國社會的文化「獨特性」而建構的本土化理論，可能因過於強調獨特性而偏離實際，也忽略了文化普遍性的一面。實際上，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目前最迫切需要努力探究的，不是提出適合這塊土地之風俗人情的研究方法或工具，也不是闡明此一地區特有的現象，更不是修改西方社會學界提出來的理論，而是檢討整個西方既有之社會學知識背後隱藏的預設與其意識形態的理路」{31}。從中西對比的視角對中國進行「理想類型」的概括容易出現的偏差是由此反映出來的所謂「中國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於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而造成的。近現代國內外學術界、思想界，尤其是中西方的人類學家、社會學者們藉助於西方現代社會科學而建構「中國社會」的過程，其實也是參照「現代的、城市的西方」，將既有的中國裁剪、過濾成傳統的「鄉土中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就如費孝通用於描述中國基層鄉村社會基本屬性的差序格局、鄉土中國等，往往被擴大為中國整體社會的本質特徵，而中國城鎮社會、城鄉關係的傳統以及城市性等方面則被無意識地忽略。{32}這種分析範式導致的研究偏差，不利於對現實中國城鄉發展中的問題進行準確的理論把握。
第三，當代中國即使仍是關係本位，也已不同於傳統社會的關係本位，關係的工具化趨勢日益明顯是不爭的事實，但將功利化的關係盛行簡單地歸因於傳統文化，顯然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中國「關係取向」的社會特徵與傳統的精耕農業和父系制度密切相關。{33}在鄉土社會中，個體天然地生活和依附於家庭、親屬和老鄉等網路，現代化過程打破了人們原有的關係網路，人們仿照原有的方式搭建新的網路，社會關係的工具性逐步增強，人情和親情網轉化成交換網，關係變成了關係學。{34}根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分析，「關係」盛行是社會轉型期的重要現象，而不僅僅是文化使然，也不是什麼中國特色。例如，17世紀英國在向工商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獲取職位和牟利也是憑藉關係——走後門。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由於「立法工作還沒有完全趕上社會的行動」，再加上「並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因此人們做事很可能「有因循舊習慣的趨向」，貪污腐敗等違法現象就是因為「組織不健全，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35}黃光國也承認，華人「關係主義」除了是文化使然，部分也是「結構」使然。{36}
在轉型過程中政府的市場參與者和市場駕馭者的雙重角色為各級官員利用其掌控的各種資源配置權進行尋租活動創造了很大的空間和可能，也成為關係運作的重要推動因素。由於文化尤其是價值觀念的變遷具有滯後性，在短期內不易改變，因此如果將中國轉型過程中關係運作的原因歸結於文化傳統，就無疑為現實社會中的關係運作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論解釋，這種解釋也會成為公共領域各種腐敗性關係運作的借口或理論庇護，從而阻滯對反腐敗和制度建設緊迫性的認識與行動。
（二）「關係社會學」實證研究範式的問題
「關係社會學」實證分析範式最主要的問題是將「關係」上升為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理論和概念狹義地操作化為關係網路。這一傾向一方面是出於對社會資本與「關係」之間有高度契合性的判定，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便於對社會資本進行量化分析。但是，以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為視角研究中國的「關係」現象，無疑會使有消極社會作用的「關係」合法化。{37}
西方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是社會如何通過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克服集體行動困境，提高社會效率和促進整合，更多地強調其「公共性」。西方社會資本研究雖然也關注和強調個體關係和非正式社會網路在找工作等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但其理論背景及前提是西方社會市場較為完善、制度相對健全並為人們所遵守和尊重，因此個體社會資本運作也以不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為前提。相比較而言，處於轉型過程的中國社會，由於現代社會保障不發達、相關法律制度缺失、不健全或有漏洞，關係運作成為人們獲取資源和減弱不確定性的主要選擇。尋租、腐敗等機會主義行為的關係運作一般都是以規避正式制度的「特殊主義」渠道進行的，往往是對公共資源的攫取。關係運作帶來的收益會刺激更多「理性」個體（社會成員或組織）積極尋求和投資「關係資本」，從而導致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增加和制度的失效。{38}關係運作常態化，極大地破壞著信任、公正等社會整體層次的社會資本的形成，也使社會治理陷入困境。因此，在概念和理論上將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工具化運作的「關係」混同於社會資本，並停留在技術性的實證描述和分析上而缺乏反思性批判，是嚴重缺乏理論自覺意識的表現。
（三）「關係」研究與關係的自我實現
「關係」研究的上述兩種範式，都忽視了其研究結論本身也會進入大眾意識形態，從而成為中國社會關係合理化和自我實現的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社會關係的盛行，有社會結構與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默頓所揭示的「自我實現預言」社會心理機制的作用，即如果人們賦予社會情境某種意義，那麼其隨後的行為及結果將受這種的意義的影響，最初並不真實的設想和預言就會應驗，變為真實的後果。{39}在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部分社會個體的關係運作實踐及其帶來的好處，會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認識到關係的效用及規則，並參與到關係運作的實踐中。此外，一旦人們普遍形成關於中國社會是關係社會的觀念，關係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和效應便會充分展示出來。
社會成員關於中國社會是關係社會的認知與觀念的形成，除了受個體社會化經歷與體驗的影響，與相關「關係」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影響也不無關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關於「關係取向」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行為的基本特徵的判斷以及相關實證研究結論，會通過各種途徑成為某種大眾意識形態，成為關係合理化和自我實現預言的重要推動因素。與「關係」研究密切相關的以「關係網」「關係場玄機」「中國式飯局宴會」等為命名的通俗讀物，其主題都是宣揚人脈即財源、關係決定輸贏、關係就是生產力，教人們如何讀懂關係、發展關係、善用關係，如何劃圈子、找靠山、結貴人。「關係」研究的成果及結論，不但成為中國人，也成為外國人形成關於中國社會是關係社會認知的重要依據，各種「洋賄賂」泛濫，嚴重影響著中國經濟秩序，可以說與此不無關係。{40}
「關係」研究的上述範式及結論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使得關係運作陷入惡性循環。首先，這些研究結論會使得人們更加確信關係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如果不努力編織關係網路，便難以在社會中有立足之地或出頭之日。裙帶關係、腐敗關係網也由此被視為中國本土特色而有了傳統合理性依據。其次，這些研究及結論會令正處在現代制度建設過程中的中國社會的相關制度建設與實踐陷入困境——人們往往認為制度與規則只是形式，其實際運作肯定有關係介入，在這種思維定式下，人們通常會「理性地」選擇自己也參與關係運作實踐，這種情況在許多藉助關係的腐敗案例中比比皆是。此外，「關係」研究結論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也表現為如果當事人在爭取某種資源或機會中進行了關係運作而並未達成目標，他們可能不是考慮目標資源的稀缺性與競爭的激烈性，而是將失利歸因於自己的關係運作不到位，或懷疑與埋怨資源掌控者的腐敗與黑幕，並由此產生不公平感。在政治和社會公共領域，關係運作的經驗與認識的積澱與自我實現預言機制的交錯，使得人們對一些公共事件的判斷也往往先入為主地判定其中必定有關係運作與腐敗黑幕，從而對社會公平正義產生普遍懷疑。
三、「關係」研究反思與社會建設
關於中國社會關係現象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強理論自覺意識，以反思性批判意識超越現有的研究範式，要系統地梳理相關概念與理論，建構適應中國社會建設需要的概念和理論體系，要注重對中國關係運作的結構與制度原因及其消極社會影響的分析，對關係現象自我實現預言機制進行解析性研究，通過發現與分析中國社會治理實踐中通過制度建設打破關係自我實現預言循環機制的成功案例，探索有效的制度設計與建設，推動中國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形成清朗的制度生態環境和健康的社會風氣，使人們擺脫「關係困境」，在經濟社會生活中「不求人」「少求人」，讓人們創造社會物質與精神財富的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涌流。
（一）「關係」研究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反思性梳理
對「關係」研究相關概念、理論及其預設的反思性梳理，可以差序格局為例。關於「關係」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如關係、人情、面子、報、自我、倫理本位、關係主義、關係理性、關係資本、關係社會學等，其根本理論指向都涉及對差序格局概念的探討。{41}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被後輩學者視為一個概括中國社會特殊性的概念，一直是學術討論的熱點主題。但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費孝通在1947年創造和使用了這一概念，但在此後的學術生涯中，他卻很少提及此概念，也沒有再作過任何分析或闡述。就如蘇力所分析的，費孝通當時使用這一概念，主要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西方近代工商社會與鄉土中國的某些重要差異，是「出於學術思想交流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考量，而不是本質主義的」，他很快就放棄這一概念正「反映了他的學術敏感、精細和較真」。實際上，無論中外，在傳統社會，人們都自然地或不得不以一種「愛有差等」的差序化方式應對和想像世界，如以血緣和地緣關係來理解和組織其主觀世界，並據此與他人交往。而且，古今中外人類社會都會以文化和制度來克服這種個人主觀心理上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和社會圈子的組織在中國鄉土社會中比較重要，在團體格局的西方現代社會中，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同樣也存在。例如，今天許多西方國家及社會也仍然對內對外實行某些差序格局的政策，如基於國籍、種族和性別等方面的區別對待政策。此外，從《鄉土中國》寫作時「國民經濟接近崩潰，貪污盛行、是非不分的風氣」瀰漫整個社會的背景來看，用差序格局概括鄉土中國，也反映了當時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費孝通對於團體格局的歐美社會的讚賞。{42}可以說，費孝通後來對差序格局概念未再予以重視，也恰恰體現出其理論自覺意識和對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學術關切與使命感。
對於「關係」研究的相關概念、理論及其理論預設反思性梳理與重構，其基本的依據、參照和研究目的應該是中國社會轉型、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實踐的需要。當前中國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面臨兩方面的任務：一是要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將關係限定在日常生活的範圍，限制和防止公共領域的關係運作，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二是要重建中國社會日常生活領域的人情關係和情感支持網路。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受利益的驅使，傳統的禮尚往來人情關係日益演變成工具化的關係運作，通過關係運作獲取公共資源的尋租與腐敗，嚴重影響著社會公平與正義，消解著社會團結。因此，「關係」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是僅限於什麼樣的傳統文化產生了關係實踐，而在於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與制度環境導致了關係的盛行。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親疏有別的個人關係規則很難在公共社會中發揮作用，社會整合需要通過公共制度建設，形成社會成員共享的利益及價值協調機制。{43}通過社會體制變革推動公共性培育，保證公共品配置的公平正義，是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44}
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困境就是傳統的家庭、鄰里、社區等紐帶減弱，以情感支持為主的傳統社會資本衰落。因此，「關係」研究概念與理論重構的另一重點方向，應該是如何藉助傳統文化資源重建中國轉型過程中的社會聯繫與團結的紐帶，而不是僅僅停留於實證描述與分析人們如何通過關係運作獲取稀缺資源的實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禮尚往來的關係互動與面子、人情結合在一起，雖然也帶有經濟意義上的互惠性，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性交換。雖然這種關係建構能夠給個體帶來一些資源，但這並不是個體主觀上有意為之，而往往只是「意外之後果」，關係更多地意味著提升面子或聲望，維繫和建構關係本身就是目的，這是與經濟理性不同的「關係理性」{45}。林南關於中國「關係」的最新研究也更強調關係作為社會交換的情感基礎的層面。{46}李澤厚也指出，中國文化中「關係」產生於情境，側重情感認同，區別於著重人的分離性的西方現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國的「關係主義」與西方的「個體主義」的不同也是「情理」與「理性」的分途。{47}《論語》中大量講「關係」及其中的情感，而非公共理性。因此，如何在社會轉型的「陌生人世界」中重新建立起各種關係中的情感和諧，以「和諧高於正義」的理念來范導和適當構建公共理性所設立的社會性道德和法律規範，這是今後理論上和實踐中的重要課題，也應該成為一種理論自覺。{48}重視情感性互惠的關係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優勢，如何「很好地吸取傳統中的精華，是我們發展、完善社會理論的基礎」{49}。在概念和理論上強調「關係」的情感性，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尚往來、人情交換的情感性關係及其意義，對於重建和加強轉型期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的情感紐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對於如何通過制度建設防範公共生活中的關係運作及其消極影響也有重要意義。
（二）「關係」研究與制度建設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制度和政策得不到貫徹，有時候潛規則反而代替了正式制度。關係盛行、人們陷入「求人社會」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制度漏洞、制度和規制執行不徹底不透明、對權力監督不到位等制度性因素。關係運作中被求的主體一般都是掌握公共資源分配的官員或工作人員。{50}制度和政策得不到貫徹的也往往是因為制度和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不足，操作性和精緻性不夠，因而為非制度化的關係運作留下廣闊空間。因此，加強對轉型過程中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機制的研究，應成為「關係」研究的核心議題。
西方社會科學界注重對公平正義法則和制度設計做精緻的研究，一方面源於西方社會快速變遷對制度建設的高度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方社會科學家對這種需求的敏感與理論自覺。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Rawls）長期致力於對正義原則及其與政治、經濟等基本社會制度的關係等問題的探索，其理論享譽全球，也推動了西方現代社會制度的建設。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E.Ostrom）也正是因為對公共事務治理之道的探索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社會轉型與社會建設的偉大實踐及其對制度和政策研究的巨大需求，給社會學提供了空前的發展機遇。積極主動回應這種時代變化及需求，才是中國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作出自己貢獻的根本途徑。
社會現象中自我實現預言的惡性循環，可以通過有意設計的制度措施來打破。{51}中國關係社會的自我實現預言及其循環機制，也需要通過適當的制度設計來破解。因此，「關係」研究應有的理論自覺和研究的重點應該是深入分析關係現象背後的結構與制度性原因，揭示關係現象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公共領域關係運作對社會信任、社會公正和社會活力的消極影響，注重發現和研究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實踐中通過制度設計與建設打破「關係困境」的成功案例。例如，國家公務員考試製度、國家一些項目評審制度的改革與不斷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範了制度運行過程中的關係運作，制度的公信力也大為提升。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等一系列黨風政風社風整治舉措的實施，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強並常態化；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簡政放權改革不斷深化，許多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審批事項被取消或調整，行政審批信息化、標準化力度加大，最大限度地為群眾辦事創業提供了便利，這些都是讓群眾辦事「不求人」、減少關係運作的根本途徑。這些制度化建設舉措使得黨風政風明顯好轉，求人之風大為減弱，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明顯提升和彰顯了社會公平正義。加強制度反腐的力度，以黨風政風清廉帶動社會風氣好轉，是打破關係運作惡性循環的標本兼治之策。
（三）陌生人世界的親密關係重建研究
如何在市場經濟陌生人的世界重建熟人社會並發揮其在日常生活領域情感支持、社會互助和社會團結等功能，同時又限制藉助熟人圈子在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配置中的關係運作，也是「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
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打破了人們地緣的穩定聯繫，使得社會關係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了分離，由此導致信任危機等諸多社會問題。{52}以血緣、地緣和熟悉關係為紐帶的熟人社會，在整合社會、維繫人際間情感、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仍有著積極意義。{53}在高度流動的陌生人社會中，通過陌生關係熟悉化，依賴傳統道德觀念，對於建立穩定協調的經濟交易秩序也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54}
除了城市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等現代化力量對家庭、社區等親密關係造成侵蝕外，一些出於特定目的的制度和政策也會對親密關係造成傷害，農村留守人口等社會問題在今天依然嚴峻，一些住房分配和城市商品房限購政策往往直接催生出各種形式的假離婚或真離婚現象。因此，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在出台過程中，需要精心設計並充分評估社會影響，以避免對家庭等傳統關係紐帶及其功能的發揮造成破壞性影響。
（四）「關係」研究與文化心理建設
在中國人的政治、經濟和日常社會生活中，人們遇事首先想到的便是走後門、找關係，找到關係就放心，找不到關係便忐忑不安，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和大眾心理。{55}在一些人眼中，有了關係和金錢運作，制度、法律、政策都可變通，什麼事都能辦成。人們的關係運作實踐和關於「中國是關係社會」的認知，導致關係運作惡性循環，從而影響到制度化建設的進程和效果，事事求人、要找關係的不良社會風氣，成為催生貪腐最便利的環境。中國人的關係困境除了制度因素之外，更有不良社會風氣自我實現預言的一面。因此，除了制度建設外，「關係」研究還應注重通過對文化和社會心態的研究，探索以文化和心理建設打破關係運作自我實現預言機制及其惡性循環的途徑與方法，培育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文化和積極健康的社會風氣，助力於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以及移風易俗，「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等諸方面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任務。
「關係」研究的學者要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觀察中國歷史和社會之變遷趨勢，明察當前社會改革之要務，要注重研究梁啟超所說的「歷史的人格」或「首出的人格」，探索其對社會心理和國民性格革新的影響。{56}因為某種「首出的人格」如確能針砭當時的嚴重社會問題，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而又能被簡化普及到切合實際的程度，為一般民眾所了解接受，就會為社會多數人或積極接受而內化，或消極默認而服從，這樣，「首出的人格」就會演變為民眾的特性，一種新的國民性格因此而形成。{57}要注重研究那種勇於抵制不良關係風氣的個體或群體人格及其在喚醒在關係盛行中「沉默的大多數」的作用與機制，促進推動中國社會現代性健康成長。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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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陸焱
(本文發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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