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康熙遺詔」難解雍正即位疑案

編者按

近日，遼寧省檔案館展出了「康熙遺詔」，再一次引起大眾對於雍正皇帝即位問題的關注和探討。一些媒體據此認為雍正矯詔篡位一說可予否定，這一千古疑案亦可就此破解。其實所謂「康熙遺詔」，並非首次面世，此次展出的遺詔的確具有較大文獻價值，而自孟森先生以來，清史學界就圍繞「篡位說」「繼位說」展開了長期爭論與探討，至今卻依然撲朔迷離，指望據此「康熙遺詔」蓋棺定論為時尚早。究竟遺詔是如何出台的，在此歷史疑案中起到何種作用？本刊特邀請清史專家對此進行梳理和解讀。

1、「康熙遺詔」與中國古代「遺詔」的特點

其實所謂「康熙遺詔」，並非首次面世，除本次出現之遼詔，海峽兩岸已存有四份。大陸所藏在第一歷史檔案館，台灣所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檔收藏者有二，一為滿漢雙語合璧「遺詔」（以下簡稱一檔詔）。此詔書久已為學界所知，先後有王鍾翰、楊啟樵、金恆源等多位學者對其進行過研究和介紹，並曾公開展出。還有一份僅有漢文、且無日期的版本（參見王鍾翰《清史滿族史講義稿》）。台灣收藏同樣有二，亦為滿漢雙語一份、漢文一份，其成書過程等也有很多學者研究論證（參見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而本次遼檔館展出的詔書，以滿、蒙、漢三種文字合璧寫成，蒙文遺詔屬首次問世，對於文獻學研究來說意義較大。但是涉及世宗即位本身，遼詔則很難起決定性的判斷作用。

要徹底說清本問題，必須先簡單梳理一下，在中國古代「遺詔」究竟是何種性質的文件，為何「遺詔」在康雍交替之際受到如此重視。

中國古代皇權社會中，所謂「遺詔」，一般是先君駕崩之時宣讀的詔書，內容多為對其執政生涯的總結及對於新君的期許，當然，通常也會指明某某皇子繼統為帝。而古時的遺詔並不嚴格等同於今天的遺書，很多遺詔並非皇帝親筆，而是皇帝駕崩後大臣或新君根據皇帝生前意願所擬。因此，所謂遺詔的真偽，關鍵在於它是否真實反映了先皇生前意願。如是，則為真詔；如非，則應認為是偽詔、矯詔。最著名的矯詔事例發生在秦朝，秦始皇出巡暴崩於沙丘，趙高李斯二人傳遺詔令長公子扶蘇與大將蒙恬自殺，命胡亥登基。古今史家皆認定其為矯詔。

對歷史上遺詔真偽之弊康熙本人心知肚明，在《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1717年12月24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記載了他對諸子的面諭，其中有：「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暓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預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然必須指出，他所說的多是自己過往的總結，並無任何宣布繼位人選的記錄。

毫無疑問，詔書應該是皇位傳遞時至關重要的依據。但縱觀中國歷史，皇位更迭之際，因詔書真偽掀起的波瀾並不多見。雍正即位可謂此中最為激烈者。個中緣由，又與清代的皇位繼承製度息息相關。中國古代的皇位傳承方式經歷了種種變化，但總體上，以嫡長繼承製建儲最為普遍。一般說來，如果太子身份及早確立，不出意外的情況下，由其繼位順理成章。此時詔書所起的不過是程序上確認新君登基的作用。換言之，如果太子人選未出現變化，而詔書所寫有異，很難不引發朝臣的懷疑，與宗法禮制也不相合。因此，歷史上如隋煬帝謀奪大統，便是設計先使文帝廢除楊勇太子之位，再立自己為太子，以太子身份而非遺詔為繼位依據。

清朝初年，漢族王朝慣用的嫡長繼承製並不符合滿族傳統。關外時期，滿族多采八旗推選制，入關後，也多有平衡八旗勢力等考慮。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甚至康熙本人都並非嫡長子，也不是以太子身份繼位。康熙意圖效法前代，於康熙十四年立次子胤礽為皇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五十一年發生了著名的兩廢太子事件，之後直至康熙駕崩，再無太子之立。在這種背景下，儲位虛懸，並無法定繼承人，遺詔才成為繼位人選的決定性因素。

2、「康熙遺詔」的出台與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駕崩於暢春園。按雍正自己寫成的《大義覺迷錄》所言，康熙臨終時將遺言宣付負責禁衛的隆科多，由隆科多傳口諭，令雍正入繼大統。據《上諭內閣》記載，三日後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謂遺詔，且只宣讀了滿文本。不管是篡位派或繼位派的學者，都認同此做法的原因是：當時漢文詔書尚未寫就，故不得不如此。而更有學者指出：康熙確曾用滿文宣布了遺言，根據這個遺言，十六日暫時寫就了滿文草稿，但遺言並不利於皇四子，故此不能馬上公布（金恆源《康熙遺言與康熙遺詔關係》）。無論如何，從中可以證明一件事：即現存所有「康熙遺詔」，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後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駕崩時，只有口諭而已。因此，這次三體文字合璧的遼詔，恐怕更晚於現存漢文詔書與滿漢合璧詔書，據此定案說服力有限。

而幾乎就在雍正登基同時，各種懷疑、流言就接踵而至。康熙末年殘酷的儲位鬥爭，讓各位皇子都難以接受既成事實。故各種說法真偽摻雜，紛至沓來，也給日後的歷史研究造成極大混亂。此中流傳最廣者，即為改詔說。本次遼詔公開，很多人認為雍正合法繼位的立論依據，其實在於根據它可以判斷改詔說難以成立。

所謂改詔說大致有二，其一較為流行，即「傳位十四子」改「傳位於四子」（參見《大義覺迷錄》）或「傳位第四子」；其二為「傳位於胤禎（十四子名）」改為「傳位於胤禛」（參見金承藝《清朝帝位之爭史實考》）。兩種說法都曾引起學界辯駁，本次遼詔出現，很多人也從三種文字的寫法來論證改詔為不可能。但實際上，無論詔書是以漢文、滿漢文還是滿蒙漢文寫就，改詔說從邏輯與事實兩方面本身就都難以說通。改詔一事風險極大，不論任何高明的寫手，都難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蓋彌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著風險改詔，必須具備兩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開表明自己已擬好遺詔，並宣佈於某處保存。第二，詔書當於皇帝駕崩之時當眾取出宣讀。否則，根據前文所論遺詔的性質，則改詔不如重新製作一份詔書便利。康熙是於出獵途中突發疾病，至暢春園休息而突然駕崩，而任何史籍都沒有言明已有遺詔。退一步講，就算史籍都經過雍正即位後的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難想像康熙出獵會隨身攜帶遺詔。而三日後才發布詔書，不難看出雍正有時間有條件製作詔書。故而改詔一說，本來就於情於理難以成立。因此遼詔至多證明雍正沒有改詔，依然無法成為判斷雍正皇帝即位情況的關鍵證據。

3、關於雍正即位的一點看法

為了澄清社會上關於滿漢關係、皇位正統性以及其他於己不利的種種流言，雍正七年，雍正親自寫了《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其中有他對即位情況的自述：當時胤禛替代其父在天壇祭天，聽聞康熙身體不適，屢次請求探視均未果。但十一月十三日，突於祭所接到召見通知：「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

這段記載即為隆科多所傳上諭，也是後來遺詔的內容。但對於它的真偽，歷來爭論不休。根據雍正自己的說法，他是在京諸皇子中最後一個到達暢春園者，而當時，康熙已告知在場的諸皇子與隆科多，胤禛將即位為帝，只有他本人因晚到而不知。「及朕馳至，問安皇考，告以癥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戌時龍馭上賓，朕哀慟號呼，實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仆於地。」據此則他到後與康熙曾有一段關於病情的交談，但其間康熙並未透露讓他繼位的意思。直至康熙駕崩後，方由隆科多宣詔告知。

必須注意到，《大義覺迷錄》頒布時，雍正帝所述的諸位見證人中，主要政敵阿其那（八子允禩）、塞思黑（九子允禟），以及傳詔大臣隆科多等或已死或被圈禁，而允祥等乃雍正帝最為信任的心腹。因此這些見證人幾乎不可能發表任何異議。故難以輕易判定其真實情況。而在這段記述中，最不合理之處當屬雍正帝本人對此事一無所知。繼承皇位如此大事，所有在場人都被告知，唯獨隱瞞當事人一人，過於不合情理。

綜上可知雍正自述中真假摻雜，很難區分。個人看法，實則在胤禛到暢春園時，所有人應該均未被告知儲君情況。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康熙對儲君難以定奪，彌留之際無法清醒思考。二是可能有過對胤禛繼位不利的言論。否則如此大事，斷無只瞞他一人之理。由此可見，隆科多才是雍正即位最關鍵的人物。關於隆科多的作用，篡位派與繼位派也有過爭論，孟森先生最先認為隆科多負責禁衛警戒，以重兵包圍暢春園，諸皇子縱有異議，也迫於武力，難以抗衡（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而楊啟樵先生提出，按照清制，禁衛為前鋒營、護軍營職責，隆科多掌管步軍營，無此職權。他進入暢春園也是作為顧命大臣，單人前往，因此武力脅迫不太可能（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

當然未進行武力脅迫，並不代表隆科多所傳必定是康熙本意。總體來看，康熙恐至臨終，皆未明確表示繼位人選。當時希望最大的四子與十四子，一個代為祭天，一個出掌兵權。「唯祀與戎、國之大事」，很難推論康熙更加屬意者為誰。同時，暢春園一病不起，實出康熙意料之外，很難對繼承人做出思考與部署。因此隆科多成為權力天平中最重的砝碼。隆科多本人身為國舅宗親，經歷了諸子奪嫡的風潮，非常清楚此事重大。十四皇子遠在西北前線，假使皇位虛懸，在當時諸子覬覦皇位已久，且均廣樹黨羽的情況下，難保不生大變。根據實際情況考慮，皇四子胤禛登基，對穩定局勢最為有利，不過也不排除兩人間對此事曾有默契。經過史實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遼詔的出現，遠不能將此千古疑案辯說明白。事實上，不論雍正如何繼位，現今已很難有決定性的文獻證據出現。因為若證據有利，當時就會公布；如果不利，雍正執政十三年，必舉全國之力徹底消除，不會留下把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