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原則與《高崗傳》-

　　高崗，這位中共黨史上的特殊人物，因其人生經歷傳奇、曲折複雜而始終吸引著史學家和公眾的眼球。他曾被稱為「西北王」、「東北王」，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的「總後勤官」、新中國開國之初的六位國家副主席之一;他也是黨內第一個以「反黨聯盟」罪名被開除出黨，最終自殺身亡的國家領導人。

　　多年來學者們對高崗及「高饒事件」的研究在逐漸深入。但是，由於相關資料的收集難度很大，更由於高崗及「高饒事件」如何評價極其複雜，所以雖經學者們的努力，在高崗及「高饒事件」的研究中有了一些論文及著述，但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局部的、個案的、片段的，甚至有些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系統研究、客觀闡述高崗及高饒問題的專著在此之前仍是空白。

　　近日，由戴茂林、趙曉光撰寫，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崗傳》填補了研究空白。這部書既是國內第一部公開出版的《高崗傳》，同時也是黨史人物研究領域中一部開闢草萊的成功之作。

　　這部傳記洋洋50餘萬言，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紮實豐富的資料為基礎，運用現代史學研究的方法，系統客觀地記述了高崗的傳奇人生。作者將高崗49年的人生歷程分三個時期進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崛起於西北、閃爍在東北、驟然隕落在紅牆內。

　　高崗出生在陝北橫山縣，1926年在榆林中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追隨劉志丹、謝子長參加革命，搞兵運、建游擊隊、創西北革命根據地。在劉、謝相繼犧牲以及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高崗逐漸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言人，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三屆邊區參議會議長等，被稱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領袖」。

　　解放戰爭開始後，他來到東北。剛剛40歲的高崗擔任了北滿軍區司令，成功進行了根據地的創建和剿匪，打開了東北工作的新局面。半年後，他就任東北局副書記，在黑土地上掀起了土改的暴風驟雨。在林彪、羅榮桓率軍入關後，他主政東北，領導恢復東北經濟建設，率先開展「三反」運動，多次得到毛澤東的讚賞。他身兼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人稱「東北王」。同時，他還當選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並出席開國大典。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作為戰爭前沿的東北地區的首腦，他成為抗美援朝中志願軍的「後勤官」，彭德懷在接受朝鮮政府授給他的勳章時曾說：「這枚勳章授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授給高麻子(即高崗)」。

　　研究高崗，繞不開「高饒事件」，也因為「高饒事件」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使得高崗研究的基礎資料的收集查閱變得很困難。作者在後記中也感嘆說：「為高崗做傳，是件難事。收集資料難，論證評價難，出版發表難。」正因為有這「三難」，作者的寫作歷時長達15年之久。作者走訪了許多當事人、知情者、老同志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如高崗家鄉高家溝村70歲以上的老人、高崗就讀過的中學的校友、長期與他共事的戰友及同志，以及高崗妻子及親屬、高崗的秘書等等;參考的書目多達近百種，參考的資料既有相關人員的文集、年譜、傳記、回憶錄、檔案資料，也有專家的研究著述、報刊資料和訪談材料，考察的足跡遍布西北、東北和北京。用功之深，可以管窺。可以說，沒有黨的實事求是原則，沒有作者的艱辛勞動，這部著作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用最新史料解開一些歷史疑雲

　　由於堅持了實事求是原則，特別是由於作者史料工作紮實有力，因而在解開一些歷史疑雲和有爭議問題的研究上，作者就能遊刃有餘，說服有力了。

　　如「高饒事件」後，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開的關於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上提出高崗在攻打臨鎮的戰鬥中「逃脫」。真相如何呢?作者在橫山縣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保存的陝北游擊隊第九支隊的創始人之一高朗亭的回憶資料里，發現了高崗的「蹤跡」。1932年上半年，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游擊隊連續取得重大勝利，但在攻打臨鎮的戰鬥中，閻紅彥率五支隊擔任正面主攻，高崗率領二大隊佔領該鎮東山，掩護主力。由於敵人進攻猛烈，高崗率部未能守住東山，帶領十餘人撤出了戰鬥。那麼，高崗撤出戰鬥(即所謂「逃脫」)後幹了什麼呢?資料記錄高崗帶領19個撤出戰鬥的人在找大部隊，途中碰到了九支隊的高朗亭部，高崗動員他們一道去找劉志丹的大部隊，於是兩路人馬合編為一個大隊三個中隊，從臨鎮以南向盤克塬方向一邊與追擊的敵軍作戰一邊找劉志丹去了。

　　再如，1949年6月至7月高崗同劉少奇、王稼祥出訪蘇聯，圍繞著高崗的這次蘇聯之行，後來產生了不少「故事」：有人說高崗挾洋自重，討好蘇聯，斯大林也特別欣賞高崗，把他特殊化;有人說高崗向斯大林建議宣布東北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把國土拱手讓給外人;也有人說高崗在蘇聯公開頂撞劉少奇，劉少奇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才將高崗提前召回國。而這些「故事」在坊間廣為流傳。那麼作者如何看待、評述上述這些「故事」呢?作者據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的《斯大林與中國》一書作者，俄羅斯歷史學家、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A·M·列多夫斯基在書中公布的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的六份文件，結合蘇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國的有關文獻，清晰解答了有關「故事」真相。這次蘇聯之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所以這次中共代表團出訪蘇聯，冠以「東北商務代表團」的名義(按照斯大林的提議並經中共中央同意)。在雙方已經達成了貸款協議，高崗出訪蘇聯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而即將召開的東北人民代表會議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崗回來協商時，中共中央決定高崗先期回國，劉少奇繼續留在蘇聯商談兩黨之間的其他問題。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崗回國的第二天，蘇聯《真理報》發表了「東北商務代表團」出訪莫斯科的報道。報道中說：「不久前，高崗先生率領東北民主政權代表團從東北來到莫斯科，商談商務問題。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同一天，《人民日報》以《東北人民政府商業代表團赴蘇談判達成通商協定》為題，也做了報道：「中國東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崗為首的商業代表團，日前已從東北到達莫斯科，舉行了有關通商問題的談判。由於順利商談的結果，獲得了東北與蘇聯之間相互交換商品的協定。……代表團已於7月30日從莫斯科動身返國。」高崗的這次出訪只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負責人是劉少奇，可最後在媒體上露面的確實是高崗。不過，此時的這種安排並不是因為高崗有多麼特殊。當時以高崗的名義發布消息完全是因為中蘇兩國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蘇兩黨協商一致的結果。

　　「高饒事件」有極深刻的歷史教訓,即如何建立黨內民主的協商機制，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不同的意見分歧

　　20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高崗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如何為這樣一個人物做傳，如何評價圍繞人物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說是研究中的難題。這就需要研究者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正視歷史。

　　《高崗傳》的寫作，必然要談「高饒事件」。學界普遍認為「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20世紀80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中，「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對於高崗及「高饒事件」的評價，過去國內的出版物多是一邊倒的批判。只有國防大學林蘊暉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對「高饒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讀。

　　讀《高崗傳》可以發現，作者是把傳主放到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中進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軌跡分為三個時期，從而把一個在黃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閃爍，又在紅牆內驟然隕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做了全景描述。對這一時期圍繞著高崗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運用新發掘的資料重新做了系統的考證和中肯的評述。作者通過近年來披露的新史料，結合作者的研究和訪談，以大量的史實為依據，為讀者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

　　從作者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高饒事件」中的兩次關鍵會議，即1953年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無論是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指桑罵槐」，還是饒漱石「震動」組織部，其矛頭都是指向劉少奇的。這兩次會議通常被學者視為「高饒事件」的起點。然而，通過書中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到，高崗與劉少奇的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也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發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雙方接連在富農問題、互助合作問題、工會問題上發生爭論，毛澤東在爭論過程中基本上是贊成高崗的意見的。所以高崗在東北局內部也說了一些貶低劉少奇的話。1952年11月，高崗奉調進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此時的高崗同時擔任著三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可見中央對他的重視。之後發生「新稅制風波」，毛澤東的不滿溢於言表，他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重新作了分工，周恩來主要負責對外工作，又把政務院二十個部中的八個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負責的。顯然，中央的決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對周恩來工作的批評和對他工作範圍的削弱，而高崗卻進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高崗更進一步受到毛澤東的欣賞。

　　然而，權力是把雙刃劍。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會下鼓動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責劉少奇的意思」，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財經會議的結論講話中，強調了要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這既是對薄一波等的批評，也是對高崗的警告。可是，高崗不僅沒有重視黨內的統一領導問題，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於黨的團結、違背組織原則的言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並直接影響了他的人生結局。

　　「高饒事件」是有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的。這個教訓就是如何建立黨內民主的協商機制，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不同的意見分歧。前車之鑒，讀史者不得不深思。

　　讓歷史事實來說話，把一個政治人物的傳記寫得引人入勝，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傳記，很難擺脫板著面孔述說、流水賬式敘述的窠臼。然而，此書不然。翻開這部傳記，「引子」從一個老人的壽宴說起將讀者帶入歷史，讓你欲知詳情;文采飛揚的敘述讓你讀起來欲罷不能;高崗一生的傳奇經歷以及引發的重大的歷史事件讓你欲知究竟;幾十幅珍貴照片讓你彷彿回到那逝去的歷史時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創新。不僅嫻熟地運用了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言必有據，史論結合，而且還注意吸收當今史學研究的新觀念，更注重史料運用，讓歷史事實來說話。引導讀者站在歷史的宏觀大背景下詮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把一個政治人物的傳記寫得如此引人入勝，確實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作者為陝西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副編審，《高崗傳》責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