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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民族的深刻點

——關於抗戰的深度思索

抗日戰爭勝利近70年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回顧，應該對它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我們今天對這種勝利的回顧絕不僅僅是流於表面，今天我們應該從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剖析我們為什麼能夠取得勝利。

很多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被美國打敗的，或者被蘇聯打敗的，或者就是美蘇聯合起來把他們打敗的，他們在中國戰場只是打了個平手而已。這些觀點在日本當今的媒體中屢屢可見。當然這些東西不用我們過多地回答，但「二戰」之中日本的整個戰略犯了重大的錯誤。

它的重大錯誤是什麼？它低估了中華民族的抵抗決心。

日本最初發動「九一八事變」輕易得手，發動「七七事變」表面上看也是輕易得手。

「九一八事變」以1萬多不到2萬人的關東軍，迅速佔領了東三省，3天之內佔領瀋陽，1個星期佔領遼寧，3個月佔領了東北三省。

「七七事變」的時候，統計頂多是七八千日本侵略者，1個月之內佔領整個華北。當時日本認為6個師團只要3個月之內就能滅亡整個中國。

我們可以看，日本的整個意圖完全徹底地失敗了，日本最後陷入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這難道不是日本的失敗嗎？難道這是日本的勝利嗎？

從這點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事實證明：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取得的第一場反侵略戰爭勝利，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勝利。

當然在講到這種勝利的時候，相當一段時間以來，也有些不同的聲音。比如就講過正面戰場佔多大比例？敵後戰場佔多大比例？實際上說穿了，就是國民黨是抗戰主力，還是共產黨是抗戰主力？海峽對岸還發出一些完全不同的聲音，認為國民黨是抗戰的絕對主力，而共產黨只是打擦邊球而已，甚至說共產黨在抗戰中佔了多大的便宜，如此等等。

今天我們在總結抗戰勝利的時候，要更加深刻地認識這些問題。我們為什麼能夠進行14年的抗戰，而剛開始是如此虛弱，被日本人認為是如此虛弱，被日本人認為3個月內就能夠滅亡整個中華民族，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表現的軟弱，這是不言而喻的，這給我們帶來非常大的災難。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一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37年8月份的民國政府最後下定決心抗戰，持續了六七年的時間。這種忍耐、這種退讓、這種期待國際調解、這種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實施，實際上給了侵略者更大的胃口、更大的野心，它把我們看得更加虛弱。

為什麼講抗戰勝利是一個民族的覺醒呢？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日本人在最後發現，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軟弱的國民黨政府，而是面對一個日益堅強的、日益團結為一個堅強整體的中華民族。

我們舉個例子。1935年，當時日本的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就是：第一，在中國國內徹底消滅反日運動；第二，中日「滿」密切合作，就是說當時的民國政府和日本、偽滿洲國密切合作；第三，共同防共，共同防止共產黨。

當時廣田提出這個三原則之後，蔣介石當時忙於指揮陝北的「剿共」，沒有心思跟日本對抗，所以他曾經發了一個電報給汪精衛，說「廣田三原則」可以考慮。但是在當時強大的國內輿論壓力之下，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汪精衛，誰也不敢公開贊同「廣田三原則」。

後來日本人又搞了很多的動作，比如說搞「華北自治」，而且當時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人物也宣稱，冀察兩省——河北和察哈爾與日本有特殊的關係，而且當時的華北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還搞出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當時中國的地方軍事實力之人物力圖在日本人、蔣介石中間玩弄一個平衡，那麼這些平衡其實我們今天看是非常危險的。

當時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緊接著，南京學生遊行、武漢學生遊行、太原學生遊行，要求嚴懲漢奸，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而且當時上海的律師工會、全國的商會聯合會等多個團體致電南京政府，要求討伐叛逆，制止華北的地方軍事實力派人物向日本的這種偏靠。當時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社論，要求制止國家分裂。

正是在這種沸騰全國的輿論對中央的統治者和當時的地方實力派形成我們叫黃雀在後的強大壓力，才阻止了當時那些軍政人物為了手中的權力不顧民族大義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方面能看出一種超越。抗日戰爭勝利僅僅就戰場上來看，一直到日本行將投降之前，日軍還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層層進攻。一直到1945年的4月底5月初，甚至到了6月份還在發動芷江戰事，就是日軍的最後一次湘西作戰。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具有兵力的優勢，具有兵器的優勢，甚至具有空中優勢，但是還在節節防禦，甚至還在節節敗退。

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之所以能頂到最後——重慶政府不管怎麼說它確實頂到最後了，沒有投降。那麼這點單單從蔣介石個人的抗日意志和國民黨的抗日意志來尋找原因我覺得是不夠的，它關鍵是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總體覺醒。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你看那些學生遊行，你看那些地方的包括工商會、律師協會、媒體所形成的強大壓力，它實際上代表什麼呢？就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覺醒，而這種覺醒是什麼呢？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共同認識到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那麼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地團結起來，雖然有若干動作還是不太得力，但是畢竟是頂到了最後，頂到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可以看出，抗戰到底已經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堅強意志。

我們以前這種覺醒都不是很徹底。1898年的戊戌變法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我們只能把它作為一個統治階層的高級人士的覺醒。那麼到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作為知識分子階層的覺醒。但是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真正是完成了全民族的覺醒。

僅僅統治階層的覺醒，僅僅知識分子的覺醒，這是不夠的，所以1937年的抗戰，是中華民族一次真正的徹底覺醒，而我們的勝利最終來源於此。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就是當國家有難、民族有難的時候，我們是一個共同的命運體。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尊嚴完全是一體的。

從海峽兩岸共同對抗日戰爭的紀念，包括湖北對3000多名國軍將士遺骸的重新掩埋，建立烈士墓，我覺得都體現了這一點。

我們今天再看抗日戰爭的勝利歷史的時候，想到的不僅是個寬容的問題，更是種包容，民族的包容，我們這種民族利益的追求，這種愛國主義的弘揚，它是超出黨派的。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勝利，裡面有共產黨人的犧牲，同樣有國民黨人的犧牲，雙方的將士浴血奮戰。當然，指揮層出現一些問題，像國民黨的指揮層自不用說，像汪精衛這樣的叛變，還有幾十萬、上百萬偽軍的出現，大多數都是國民黨軍隊所出現的叛變，這些我們姑且不說。

我們從另一面看，畢竟這個民族覺醒了，有些少數的敗類是存在的，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的總體，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作戰也是英勇的，指揮官有一些指揮問題存在，但是將士的廝殺，將士的獻身，還是英勇的。

從這兩點看，我們對抗日戰爭的紀念，包括對這些死難烈士的追祭，實際上就是真正弘揚一種中華民族的精神。

我記得前幾年的時候，台灣一些退役將領在參觀國防大學的時候，我們專門把他們帶到抗日戰爭紀念碑前、帶到抗日英雄群體像前，他們看完很感動。

那個雕像群有八位將領，有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最高軍銜的將領，像左權、彭雪楓等人，還有國軍將領在抗日戰爭犧牲的，像張自忠、戴安瀾等人。國軍四位、八路軍和新四軍四位。

當時，這些台灣過來的退役將領看完以後非常感慨，他們認為大陸方面包括大陸的軍隊方面正在恢復一種歷史的真相。

抗戰勝利不僅僅是哪一個黨派的勝利，而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值得我們共同銘記。當我們今天講這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覺醒、我們共同的勝利、我們集體的尊嚴的時候，有些遺憾地看到海外的，甚至一些港台的媒體還在講，這是國軍如何如何，共軍如何如何，他們還把中國人以意識形態按黨派劃分，這個勝利應該屬於誰的，不屬於誰的。

這種相對狹隘的抗戰勝利的觀念，應該到了摒棄的時候了。

有人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包袱太重，悲情意識太重，應該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還有人說歲月能撫平一切，包括苦難和傷痕。於是我們看到周圍發生了一些本不該發生的事情，包括某個地方把《狼牙山五壯士》這篇課文從中學課本當中撤出，包括有些抗日烈士的陵園雜草叢生、無人問津。

民族的覺醒和民族集體的自尊，我們從抗日戰爭中獲得，但是我們千萬不要把這種覺醒丟掉了，千萬不要把這種自尊丟掉了。

像現在發生的一系列現象，包括很多專家學者出來說，而且有一些頗富社會名望的專家都在講，中國人應該向前看，我們的歷史包袱太重了，我們的悲情意識太重了，我們何必還要生活在天天想過去那些悲慘的歷史中呢，我們應該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肯定不是一個具有歷史底蘊的民族，你要知道你的根在哪裡、你是從哪裡來的，你才能知道你往哪裡去。從這些方面來看，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汲取。

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句話，他描述中國是一頭睡獅，他認為這頭睡獅一旦醒來，世界將為之震顫。那麼，這頭睡獅在抗日戰爭中醒來了，在抗美援朝時醒來了。

我們有時候經常反問自己，這頭睡獅你可以說它醒過來多少次？或者又睡過去多少次？或者醒來了又睡過去，睡過去了又醒來。

有些時候會出現這樣的偏向，小富即安。稍有了點成績就忘掉過去，稍有點功勛就忘掉過去的苦難，這些東西我們必須得制止。

如果我們小富即安，只能證明我們沒有大的追求。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凡是有大追求的民族，凡是有世界眼光的民族，必然是有歷史眼光的，它珍視自己的歷史。

美利堅民族歷史只有200多年，你看美利堅民族對自己歷史的珍視，包括對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的珍視，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猶太民族的歷史跟我們中華民族一樣也是歷史久遠的，但是它流離失所1000多年沒有家園。今天可以看到，年輕的猶太人對他們歷史的珍視，對他們歷史的回憶。我們在以色列訪問的時候，多少以色列青年，長得跟鮮花一樣，那麼年輕，他們把腦袋抵在哭牆上，默默地念猶太經文，哭牆的所有牆縫裡塞滿了他們的小紙條子，就是對歷史的詢問、對歷史的探尋。

你看這個民族的歷史厚重感。

以色列人今天把耶路撒冷基本上全部控制了，沒有一個猶太民族的學者提出來要恢復猶太聖殿以往的輝煌，他們認為被羅馬人燒掉的只剩下一段哭牆的聖殿，是非常好的紀念，就是讓猶太民族永遠不要忘記自己苦難的歷史，永遠銘記它。

反過來看，我們的圓明園1860年被入侵的英法聯軍一把大火燒毀。今天有多少專家學者出來呼籲，要修復圓明園，恢復圓明園以前的輝煌。當然我覺得非常好的是什麼呢？更多的專家學者出來，說我們不能恢復以往，它已經被焚燒了，被搗毀了，我們再也無法恢復以往。

現今圓明園的殘骸就是對中華民族最好的提醒、最好的紀念，比起重新恢復，造一個假圓明園，它的價值要大得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族的深刻點。我們中華民族始終要防範和警惕這些淺薄的意識發生，以為我們可以拋棄過去，就像圓明園一樣，我們重新把它修復，恢復以前的光榮，成為最好的旅遊地點。你就這樣輕易把你的苦難歷史加以掩埋、加以遺忘嗎？這樣就能走向未來嗎？

忘記了過去的民族不可能是個強大的民族。

所以說我們經常講，一個強大民族的追求其實是兩點：一是追問歷史，二是走向未來。如果失去對歷史的追問，失去對歷史的拷問，失去對自己從哪裡來的這種嚴格的審視，那麼你的未來是什麼呢？你飄向哪裡呢？你就是一片無根的落葉。

這是我們今天看來，紀念抗戰最大的意義可能就在這兒，比爭論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比爭論到底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出的力更大，比這些爭論更大的意義就在這兒。

中華民族共同追尋自己的苦難，共同追尋自己怎麼獲得的輝煌，這是我們走向未來最根本的動力。

今天，每當我們談到血性的時候，很多人以為血性與人性是對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兩回事。其實從生命一開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溫飽、尊嚴。這三個要素無不包含血性的支撐。

當原始人在森林裡尋食求生的時候，沒有血性，就只有被餓死、凍死。尊嚴更要靠血性支撐。如果只有溫飽沒有尊嚴，人類與其他動物又有什麼區別？還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嗎？

一部社會發展史證明，不管是生存、溫飽，還是尊嚴，人性中無不包含有血性。沒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棄擔當、仰人鼻息、逆來順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講過這麼一段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還說，「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以這種觀點看歷史，幾千年的歷史可以改寫」。

這位所謂的著名教授講的還是人性嗎？還有一點生命的尊嚴嗎？這種一丁點血性都沒有的人，戴著大學教授的「帽子」，在當今社會大行其道，以活著為第一要務，見風使舵、卑躬屈膝，實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還要主動跟人家合作。他還說：「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規定，不能胡來，投降了還胡來，別人就不按戰俘公約標準對待你，你就得吃虧。」我們中國人如果都變成他說的這樣，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舉一個例子。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面對日寇圍追堵截，抵抗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有打勝的希望嗎？沒有。但他卻沒有像那位教授說的為活命而投降。他繼續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日本人對楊靖宇特別佩服。楊靖宇一米八幾的大個，身高腿長。東北大雪天，雪深過膝，日本人個矮腿短，在雪地里怎麼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後來還特別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話了。但楊靖宇身邊出了一個又一個叛徒，最終置楊靖宇於絕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講的，只要能活命，什麼卑賤的事都做得出來。

第一個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逼入絕境。程斌雖不知道楊靖宇身處何處，但卻知道抗日聯軍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營地點。楊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東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來，就是因為山裡有很多密營，每一個密營里都有糧食、柴火，所以他凍不死、餓不死。程斌知道這些密營的地點，帶領「挺進隊」把密營全部破壞，從而使楊靖宇陷入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他帶著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等機密情報。張秀峰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掌握楊靖宇的活動規律。此人於2月叛變，楊靖宇於3月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第四個叛徒：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當時，面對日軍瘋狂的圍追堵截，楊靖宇已好幾天沒吃飯了，棉鞋也跑丟了一隻，對趙廷喜等幾個上山砍柴的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

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哪一個不是中國人？他們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連汪精衛這樣的漢奸都「沒有錯」，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等人還有錯嗎？既然「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投降是正確的選擇」，那麼，這些叛徒都要歸入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這種錯位和荒唐的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毒化，無怪乎美國人要給他頒發「弗里德曼獎」。

還有一段趙廷喜與楊靖宇的對話。趙見楊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趙說：「我看你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豈止是不殺，如果楊靖宇投降，日本人還打算讓他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楊靖宇制服東北抗日聯軍。

楊靖宇沉默了一會，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楊靖宇用周身沸騰的血性和整個生命，頑強地表現出中國人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恰是因為有千千萬萬楊靖宇這樣的共產黨人，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仍然用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血性，支撐著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什麼叫人性？什麼叫人性的光輝？看看共產黨人楊靖宇。如果中國人沒有這種由血性養育和澆灌的人性，怎麼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學教授講的話，居然還有人喝彩。面對反對之聲，居然還有國家級刊物發表社評，要求保護那位教授的「言論自由」。奇之怪哉！難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沒有反駁這種毒素的自由？

一段時間以來，這種無原則、無條件、無界限的「人性」，成為一批人的旗幟，而且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網上就有不少人對其表示同情。一些電視台還以「思想解放」為由組織「正方」「反方」，在節目中激烈辯論。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這種現象實在可悲！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為一名人民教師，課堂里還有幾十個孩子啊，你就沒有一點責任？遇到危險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遠遠高於幾十個孩子的性命，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得到社會道德和公眾輿論的認可？

如果說這種行為被我們一些人肯定為「人性」表現，那麼這種「人性」與獸性又有什麼區別？如果這類理論橫行於我們的社會，我們又怎樣避免20世紀初孫中山曾發出的感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時12分，昆明發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車站臨時候車室肆意砍殺無辜群眾，最終導致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

有多少暴徒？最初傳說是「十幾個黑衣人」，後來說是8個，最後證實是5個，其中還有1個女的，被捕後發現有孕在身，只能判她無期徒刑。只有5個暴徒，卻肆意揮刀砍殺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傷，平均每個暴徒砍殺30人以上。在對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該怎麼談我們的血性？

暴行發生後，網上到處是逃生技巧，保命舉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見黑衣者躲避」；還有人教維吾爾族語：「朋友，住手，自己人！」這還有一丁點兒血性嗎？暴恐案發生時，有200多人躲在火車站內的一個小商店裡，幾位男士想衝出去制止暴徒，馬上被周圍人攔住：「誰都不許開門，誰開門砸死誰！」

事後，我們的媒體都在譴責暴行、祈福逝者，卻不去反思為什麼國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討論失去血性還有沒有生命的尊嚴。你可以「人性」不離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嗎？讓毫無尊嚴的保命哲學流傳開來，暴恐分子的活動空間是會變得越來越小還是越來越大？人們的精神狀態沒有血性與正義的提振，誰敢說五六個日本鬼子帶著百十號偽軍就把幾萬人趕得到處「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國人腦袋的所謂「百人斬」的遭遇未來就不會重現？

美國建構主義的鼻祖亞歷山大·溫特說：「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我們有些人以為國家利益就是溫飽，就是發展，就是韜晦與抓住機遇期，不知道「集體自尊」也是國家利益。

為什麼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排除個別別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為覺得自尊受了冒犯，雖然今天我吃飽了，我有車、有房了，但或許中國外交的所作所為和海外公民的權益保障與民眾心目中的大國形象還有差距，民族自尊心從而受到了傷害，所以總覺得心情煩躁、不滿意，要罵人。這就是亞歷山大·溫特說的「集體自尊」問題在作怪。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國家，寧願人來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為貴」，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於世，什麼都可以不顧。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真理道義，都在忍、隱、退的思想灌輸下，變得無足輕重。

活著就是第一要務，能攫取點利益則是第二要務。至於什麼「尊嚴」，有沒有無所謂。什麼「正義」，能不能實現無關緊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頭」「識時務者為俊傑」「活麻雀比死老鷹強」等厚黑哲學，在我們的社會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衝破種種過於精細的利益考量，彰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做人的品德與生命的尊嚴。精細入微的利益算計，丟掉的恰恰是國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嚴。我們談人性與血性，離開了血性，怎麼可能擁有完整的人性呢？

（作者：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