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民國法學家 不曾遺忘的憲政傳統

梁啟超

「歸來的陌生人」：被遺忘的民國法學家

——專訪「漢語法學文叢」主編、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

訪談要點

>>首先，一批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以西方啟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理念武裝自己，進而觀照中國當下。其以對不明所以的西方社會作為理想的烏托邦樣本，要求中國的一切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攏，真誠而熾烈，卻似乎失之於天真爛漫。比如，法學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飾假髮，這便有點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門口子也是盡量能不戴假髮就不戴，原因無他，這既不衛生，又是中世紀魅力統治下的裝腔作勢。而現代恰恰是所謂的除魅時代，取消它們才是正道。旁觀者見賢思齊，花了眼，亦真亦幻，載清載濁。

與之相對，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認只有儒家教義才能救中國。這話同樣真誠而熾烈，但同樣似乎失之於天真爛漫。它沒有對佔據統治地位、濫觴於近代西北歐的現代普適性政體做出開放性回應，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式的觀點立論，說輕點，得謂一廂情願，說重點，真所謂痴人說夢。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人，持取審慎中道的立場。他們對於中、西兩方過日子的好處與難處，看來都有一些體驗，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體貼；他們對於古今之變，左看右看，好像頗能設身處地，而均有所顧應。不僅明白教條式的自由主義大哄大起無濟於事，相反，卻可能適得其反，而且，對於文化鄉愁式的羅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理念和文化鄉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過「中國問題」的因應之策，而「中國問題」千頭萬緒，至少以兩個世紀為療程，絕非一招一策所能打發，更非短期即可見效。

>>曾幾何時，整個中國，600餘所法學院，從教師到學生，有幾個人知道中國曾經有位世界級法學家，寧波吳公德生先生？大家競相標榜閱讀漢譯世界名著，滿嘴漢譯世界名著的辭彙，引經據典的不是盎格魯就是德意志。不僅舉為有學有識的標誌，而且等同於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絕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趨之若鶩，正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具有強勁有力的吐故納新的自強不息精神，同時，又說明不明所以，一時間陣腳亂了，喪失了文化自覺，長期以往，總不是個事。

>>嚴重的中斷在於新文化運動之後，幾脈關於解決中國問題路徑的思想理論之爭，演變為政治之爭，又變為軍事的決戰。決戰中勝利的一方，藉助于軍事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將其他幾脈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於從思想史記憶中間抹去了。所以30年間，我們注意到，新文化運動中最激進的一脈，不僅沒有中斷，反而發揚光大。好在思想史的記憶，就像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一樣，像民俗習慣一樣，可能中斷於一時，甚至可能有長達千年的中斷——就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對於希臘羅馬文明的復興，但是作為已有的歷史是無法抹殺的。所以中斷是可能的，但徹底的消滅是徒勞的。

>>在三四十年代，法學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年民國政府，高層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學的就是法學。比如王寵惠、王世傑和吳經熊。徐道鄰學富五車，位居小吏，而報國服務，拳拳之心亦然。當其時，民國政體是現代中國接引西洋政體後的產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後中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最早嘗試。其「民國」形式建立的現代國家的外貌，給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實體罩上了一個政治法律屋頂，不僅意味著政體之變，而且講述著自朝代帝制向列國體制下的民族國家型制的轉型，而這一轉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在民國政體之中，一般常態下，國家治理、政府建構、法治建設，乃至於一般的地方治理，都會看到民國法律人的身影。至於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時候，法學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麼學家都不管用，羅馬法諺語所謂「戰爭讓法律歸於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嘆而已。

>>當時是有分歧的，比如錢端升等一些人，認為憲法是不急之務，梁漱溟他們也是這麼認為，因為中國當時戰火連天，最急迫的要求是全民動員。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蕭公權、張佛泉等人，認為只有在走路當中才能學會走路，行憲不是等國民素質提高了、條件成熟了之後再說，當下行憲本身就是創造條件，而終究走向憲政之日。

>>憲政的討論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可以說從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就開始了。1863年丁韙良把《萬國公法》翻譯為中文，至少那時憲政就已經成為中國高層知識分子談論的話題。它成為第一波在中國最強悍的衝擊力，是在日俄戰爭時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國打敗了，當時包括北京的報刊和滿清朝廷議論、駐外大使發回來的電文，都在議論「日本勝在立憲，俄國敗在未立憲」，吾國若想不敗，趕快立憲。從滿清貴族到知識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熱潮。第二次熱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使得立憲走入制度層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國鼓噪立憲，抗戰時在大後方曾開展了一場關於立憲的討論。我看到過一份梁漱溟寫的材料，當年在重慶，蔣介石把梁漱溟、王世傑一幫人請去，討論是否要立憲。後來兩人同車回去，王世傑很生氣地說，照你看來中國一萬年都不要立憲了？梁漱溟解釋，我是說戰爭期間不要立憲。

>>晚近30年，中國的各類法學院從10來所擴展到600多所。拋開規模和層次上的參差不齊、甚至極相懸殊不論，就內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學院培訓」套路其實大同小異。其課程設置固守「法律專業」，其實就是一點以部門法為主的條文解讀和訓育，外加一點程序主義的技巧性知識。凡此訓育模式，使得法律從業者的知識儲備、理論結構和思想言說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無論是教師還是他們的養成品，面對紛紜世態，遭遇錯綜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職業」立場，難以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進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進行大眾闡釋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學文史哲，然後學法律經濟，現在不同了，學金融，學IT，什麼賺錢學什麼，真正到法學院就讀的未必一定是最優秀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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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有兩場爭論曠日持久，一則圍繞「民主還是獨裁」，在國難當頭之際討論如何才能實現獨立富強；二則討論因上一問題引發的文化建設路向，究竟「全盤西化」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大批法學家在這些討論中發出有力的聲音，如張君勱(1887~1969)、燕樹棠(1891~1984)、蕭公權(1897~1981)、吳經熊(1899~1986)、張佛泉(1907~1993)等等，他們從法理角度梳理這些問題，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學所得及對中國現實的觀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然而這些聲音竟被歷史湮沒，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鮮有人知他們的存在與貢獻。

有感於這樣的圖景，自2004年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主編「漢語法學文叢」，將這些被遺忘的民國法學家的著作重新編輯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版10餘種。這些曾經聲動一時、後來逐漸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讀者的視野，借用北島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標題，他們是「歸來的陌生人」。

叢書主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先生在《法學家的智慧》一書中，將中國自有現代法學系統以來的法學家劃分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變法改制時期登場，如梁啟超、伍廷芳、王寵惠，而上文所述諸位則基本屬於第二代法學家，許章潤稱為「真正純粹法學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

回溯中國社會20世紀的發展，上半葉國人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國共在各個領域開展路線鬥爭；新中國成立後，接踵而來的各種運動則將此前幾十年來逐漸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爐灶，直到「文革」之後再「撥亂反正」，又一次回爐再造。

蕭公權、吳經熊、張佛泉等人的命運恰與此過程相始終，在年輕有為時處於國家患難，在中年要出成果時遭遇政治變革，此後或到台灣或海外潛心教書，或留在大陸，至此沉寂。真正能將法學抱負致力於社會現實的時間，不過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無所用，這是這代法學家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