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不研究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怎能理解晚清政治
姜鳴 澎湃新聞：晚清的中國，曾、左、李雖名震天下，但清廷的中樞機構軍機處，以及那些我們不太熟悉的文祥、沈桂芬、李鴻藻等軍機大臣，才是政治運作的核心吧？ 姜鳴：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注的是農民戰爭、農民起義，學術界那時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資源去研究太平天國、義和團，洪秀全、李秀成。討論是英雄（統治者、精英）創造歷史，還是奴隸（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硬生生地把社會分割成兩個部分。現在想想，如此機械劃分，有什麼意義？當年把洪秀全說成是「奴隸」的時候，其實滲透著的，仍然是另一種「英雄史觀」。 八十年代以後，在近代史的人物研究中，開始重視曾、左、李、恭親王奕訢，但對於統治者中的大部分人，對晚清中樞的關注和研究依然很不足、很片面。以光緒朝前期為例，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李鴻藻、寶鋆、王文韶，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對於國內外事務決策起著重要的作用。
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合影 實際上，在1880年前，軍機處主政的先是文祥，後來是沈桂芬，恭親王只是把把關。日常運作，沈桂芬一系有很大話語權。李鴻章曾對其淮軍舊屬潘鼎新說：「佩公（寶鋆）專說浮話，不管實事。……政柄乃沈（桂芬）、王（文韶）主之，農部則王之專政也。」張佩綸則對李鴻藻分析：「自粵捻削平，曾、胡繼逝，而吳江（沈桂芬）入柄大權，為陽極陰生之象。」1881年沈桂芬去世後，張佩綸又密告李鴻章：「吳江除夕即世，予謚文定。月初恪靖（左宗棠）入直，但願群工協力，破沈相（沈桂芬）十年因循瞻徇之習，方可強我中國。」張佩綸當時是李鴻藻嫡系人物，他的看法，反映了李鴻藻對引左宗棠入軍機的期待。 左宗棠被「清流」推薦入朝後，翁同龢記載「訪晤左季高相國長談，初次識面，其豪邁之氣俯視一世」。翌日又記：左相「議論滔滔，然皆空話也」。半月之後，他在日記中記錄：「左相來，寶相（寶鋆）有一團茅草之喻。竊恐左公不免齟齬矣。」李鴻藻本人甚至寫下嘲諷左宗棠的竹枝詞，這些都反映出當時高級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彼此的觀感。 1881年之後，主政者是李鴻藻。張佩綸居於李鴻藻和疆臣中最具影響力的李鴻章之間，力圖將二李勾兌在一起，做出一個大的格局。對這些重要史料，以往學術界關注甚少，因此對甲申易樞前中樞集團的判斷，存在很大盲區。1884年到甲午戰爭，這期間先是醇親王主政，後來換成慶親王奕劻，再有禮親王世鐸、孫毓汶、張之萬、閻敬銘、額勒和布、許庚身擔任軍機大臣。光緒後期，慶親王奕劻、榮祿、翁同龢、張蔭桓，乃至瞿鴻禨、鹿傳霖、袁世凱，都是政治運作的核心人士。 但是，不僅普通老百姓和一般的文史讀者對許多名字不甚了了，學術界對他們也幾乎很少研究。用《中國知網》這個收集國內大部分期刊報紙的資料庫引擎去檢索篇名關鍵詞，以奕訢為例，從1986年至今，只有58篇文章；奕譞，1982年以來只有17篇文章（還包含不少通俗文化期刊）；李鴻藻從1997年至今，只有6篇文章；沈桂芬從1991年至今，連同資料整理在內，有10篇文章；文祥同樣也是10篇，而研究寶鋆的文章是零。可見被關注和研究的成果非常稀少，與那些熱門而重複研究的人物相比，完全不均衡，不成比例。前些年，石泉先生所著《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林文仁先生所著《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先後面世，對於中樞大臣和清廷政局初有涉及，但其所用史料均屬初級，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 再比較一下對光緒初年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王韜398篇，都是圍繞著新聞思想、變法思想、教育思想等來寫的；馮桂芬93篇，研究《校邠廬抗議》、變法思想、西學思想、中西文化觀比較、經濟思想等；鄭觀應356篇，研究慈善、經濟、變法，商戰思想，教育思想等。這些人士，生前影響未必很大，但是後來被學界重視、發掘和包裝，有關研究連篇累牘，即使觀點陳陳相因，毫無新意，也總有人在不停地寫。這種不對稱，反映出學術界對歷史人物的關注存在很大偏頗，也反映出新生代的研究者不善於選擇研究方向和課題。
軍機處 澎湃新聞：研究中樞機構和人物，對於研究近代史有什麼重要作用呢？ 姜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無疑應當包括中樞集團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研究，將晚清中央決策系統簡化成慈禧、恭親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翁同龢、康有為、袁世凱等少數政治人物的格局，是不全面的，也無法真正反映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曲折反覆、錯綜複雜的局面。 對中樞集團研究的不充分，會影響到我們對晚清政局變化發展的把握。在晚清面臨整個國家和社會巨大變局的時候，在應對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一大批政治領導人，是怎麼謀劃、行動的；他們對中外關係是怎麼考慮的，遠非後人想像的那麼簡單。這些人的應對，對中國社會的變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舉例來說，前述洋務思想家王韜、馮桂芬、鄭觀應，他們的著作，在思想史上當然應該研究，他們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的先進思潮，但是在那個時代，他們的著作文章，是在極小範圍內傳播的，簡單地把他們的一些話語摘引出來，貼上標籤，討論他們的「愛國」、「洋務」觀念達到什麼高度，其實是片面的。而他們給中樞人物寫說帖、做謀劃，力圖影響中樞決策，或者實際上參與運作過程，才是更重要更值得關注的。中樞機構這些人，在當時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領域所做的決策，真正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政治史的研究，首先要看國家的決策，所以必須把中樞機構的這些重臣搞清楚。 在編撰國家《清史》工程光緒朝人物傳的時候，我曾與沈渭濱老師感慨過，這段歷史時期中的大量重要人物，一百年來研究成果太少。一方面，學術界認為《清史稿》不夠完善，要另起爐灶編新書；另一方面，對許多人物不甚了解，還不得不借鑒《清史稿》和《清史列傳》來寫人物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
成林、文祥、寶鋆（左起）合影 澎湃新聞：那麼，從整體上說，您認為中樞機構的這些重臣，是偏於保守還是開明的呢？ 姜鳴：在光緒前期的軍機大臣中，一般認為比較開明的是恭親王和文祥。除此之外，大部分軍機大臣對中國該怎麼往前走，相對比較遲鈍。他們還是用傳統的價值觀，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來看待社會變化。對他們的思想傾向，以往的困難是缺乏材料。因為他們代皇帝擬旨，卻沒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近年來，在國家清史撰修工程中，影印整理了各種原始奏摺檔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名人稿本抄本等大批珍貴文獻公開出版。張恭慶院士捐贈了張佩綸書信日記檔案，翁萬戈先生也將保存在美國的翁同龢檔案予以公布。這些對於研究中樞重臣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對這些資料的研讀和利用遠不充分。
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文祥 在這批人之中，我覺得李鴻藻和張佩綸在1881年之後，其實是在謀劃一個局面。一方面對昏庸無能的大臣，由「清流」進行彈劾，使工部尚書賀壽慈、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等人紛紛去職。原屬沈桂芬派系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亦因在鎮壓雲南回民起義的軍費報銷案中，涉嫌受賄，而被迫辭職。在此過程中，李鴻藻通過張佩綸與李鴻章建立起聯繫；把已經退休賦閑的前工部右侍郎閻敬銘請出來擔任戶部尚書，幫助清政府理財；將張之洞外放擔任山西巡撫，任命張佩綸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當時，作為中樞核心的李鴻藻是舉足輕重的，他可以影響慈禧和恭親王，從而操控整個大局。這個人事構架如果逐漸調整，不犯大的錯誤，還不失為一個主張賢明政治和進取的局面，卻因為中法戰爭中清軍在越南的潰敗而引發「甲申易樞」事件而換班。
張佩綸致李鴻藻函 澎湃新聞：李鴻章雖從未擔任軍機大臣，但對晚清的政局舉足輕重，您曾引梁啟超的話評價他：「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您的新作名稱《秋風寶劍孤臣淚》也取自他的臨終詩，這是否意味著李鴻章的努力和際遇，就是晚清政局變遷的一個縮影？ 姜鳴：這句詩和之前的《天公不語對枯棋》（以下簡稱《天公》）所用的陳寶琛「感春」詩，都是對大清王朝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種心緒的表示。李鴻章和陳寶琛都為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努力過。但是都沒有成功，都是一腔悲憤。 在這個時代變化的過程中，李鴻章應該算是先知先覺者，比同時代的人看得遠得多、深得多。但是到臨死的時候，面對的是以義和團的形式來反對西方的局面，這真是一個悲劇。整個中國近代化，雖然是從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但是到1900年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這時候，一群農民走上歷史舞台，用非常簡單、愚昧的排外來宣洩對社會變遷的抗爭，而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還用向世界列強宣戰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無可奈何，最終離京出逃。從廣東召喚李鴻章進京處理殘局，與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這對李鴻章來說是非常悲慘的，他奮鬥了四十年，臨終的時候幾乎沒有看到什麼進步。 這四五十年是中國了解世界的過程，西方人東來之後，中國人需要做出回應。1860年以後，外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1876年以後，西方外交官被允許與中國官員交往，中國駐英使館也建立了，引進了海軍、工業、鐵路、電報、西醫等等，看上去好像開始融入世界了，但是資本主義體制沒有引進。1870年代，李鴻章想學習西方買軍艦的時候，日本人已經開始在全國造鐵路了。而蒸汽機、鐵路、電報在中國受到的抵制和排斥，遠比日本強得多。這裡面，最關鍵的還是當時如何看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如何看待中外關係。甲午的失敗，最終還是中國改革的失敗。在整個世界變化的過程中，中國人並沒有把握好。反而是因為戊戌變法，使慈禧產生了對西方國家更加強烈的不滿，並將這種不滿，最後通過支持義和團排外宣洩出來。 《秋風寶劍孤臣淚》（以下簡稱《秋風》）的書名，取自李鴻章的臨終詩，表述的是這位中國近代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終點時的末世悲涼心態。2002年，我曾用這個題目，寫過一篇探訪李鴻章墓地的散文，收在《天公》中。而《秋風》中「簪花多在少年頭」一文，講述探訪李鴻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見所聞。「簪花」云云，出自李鴻章《二十自抒》中的句子，寫詩的時候，他剛滿十九歲，充滿著生命的朝氣和陽光。 我對李鴻章下了較多功夫。在兩本書的38篇文章中，有7篇是專寫李鴻章的。寫了他的出生，他的死和墓地，他的對俄外交，他精心謀劃的鐵路建設，他對西醫的信服和推廣，他在官場的送禮周旋，他晚年居住的北京賢良寺。我描繪的各個側面，都是那個時代的縮影。讀者倘若把這些文章連起來細讀，對李鴻章一生的坎坷命運，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在我將來撰寫的晚清中國社會變遷的新作中，他依然會是一個最值得關注的角色。
晚年李鴻章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您一直關注「清流」人物，在《上海書評》上也曾談過張佩綸和晚清政局，喚起史學界對這個課題的關注，這次您寫到寶廷，這也是一個新的視角。 姜鳴：是的，這些年我花了相當多的精力研究張佩綸，從而對光緒前期「清流」勢力崛起及其對政局的影響，做了不同以往的判斷和揭示。《天公》中的《清流·淮戚》一文是這方面研究的起始之作。《秋風》中，講述了張佩綸將胡適父親胡傳引見給吳大澂，改變了胡家命運的故事。又介紹張佩綸提攜幕僚榮俊業，不經意間，為榮德生、榮毅仁家族崛起奠定了基礎，從而加深後人對於張佩綸在舉薦人才方面的印象。 通過詳細閱讀張佩綸與李鴻章、李鴻藻的數百封通信，我大體摸清了他們之間的溝通和謀劃。但是，張佩綸也很得恭親王奕訢和左宗棠的賞識，而這方面的資料卻很稀少。1883年底，清廷任命張佩綸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進入總署後，張佩綸即迅速閱讀歷年對外交涉的資料，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就在總署居住。他對外交事務提出多項建議。在現存張佩綸書信中，有兩封是致恭親王的，一封談論海防，一封建議總署內設海防股。這兩封信件，正可彌補史料缺陷，亦可看出張佩綸對近代海防建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 張佩綸第一封「上恭親王」函，要點是談論中法戰爭即將爆發前的沿海防務。有意思的是，他在信中特別提到對福建防務的嚴重擔憂，指出「現在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治務安靜，不甚知兵，而亦不講求兵事。台灣鎮道不和，防務一切閣置。一旦海波偶揚，恐台、澎、廈、澳尤不足恃。雖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議，而事關切近之害，理難茹默不言。應請隨時入告，或別簡賢臣以為更代，或起用宿將以建軍屯，均宜從速施行，俾得從容展布」。張佩綸沒有料到，數月之後，他將與何璟、張兆棟為同事，共同防禦福州和馬尾，他原先的擔心，全部變為現實，而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馬江之戰後斷送。
恭親王奕? 馬江戰敗後，張佩綸受到閩籍京官的強烈批評，但奉旨前往福建督辦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對他的處境卻頗為理解，在調查戰事的奏摺中為他辯誣，因此遭到朝廷傳旨申飭。張左之間，顯然是「清流」與疆吏之間另一層複雜關係。最近我讀到張佩綸1884年底寫給張曾敭的信，提到「左相到閩，龍鍾殊甚，論事論人，均無成見。……謂簣（張佩綸字簣齋）膽大而不知兵，尚需指引。左以簣為子房，欲為黃石；簣亦以左為淮陰，欲為左車」。這裡張佩綸用了兩個典故，說左宗棠以張佩綸為漢代張良，願做點撥張的黃石公；張佩綸則將左宗棠比作淮陰侯韓信，而將自己比作願意輔佐他的趙國軍師李左車。如此比喻，顯示他與左宗棠交情匪淺，不排除在更早的時候，也已建立起私下溝通的渠道。只是這種渠道和溝通的文書，還有待進一步地發掘。 我還研究了寶廷娶江山船女的歷史疑案，用張佩綸與李鴻藻的書信，搞清楚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對「清流」走向衰弱，這是一個重要事件。而這些細節，對光緒前期政局變動，都是十分重要的補充。 澎湃新聞：在中樞大臣和封疆大吏之上，還有慈禧太后在，她又是如何在他們之間協調的呢？我注意到，對於慈禧太后，您在新作中選擇了她1880年患病和徵召民間醫生入宮看病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 姜鳴：慈禧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她不斷地在當時的政治局面中保持各方權力的平衡。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在八旗、綠營軍隊已經完全不堪一擊的情況下，她用曾、左、李的湘、淮軍，把即將傾倒的清廷大廈重新撐扶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她可以依靠的，只有傳統的禮教和價值觀，把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漢人利用起來。我在書中提到，當李鴻章母親去世的時候，她一面挽留慰問，希望李鴻章奪情留任，另一方面又下諭旨命令安徽巡撫裕祿查辦李鴻章的子弟魚肉鄉里的情況。在管理和馭人上，她都有巧妙高明的手腕。 我在《秋風》中研究慈禧太后徵召民間醫生入宮治病的過程，是想換一個角度研究1880年北京的政局波瀾。作為當時的背景，清政府正趕上曾紀澤與俄國談判交涉收回伊犁，中間交雜著慈禧患病、慈安去世等變局，還從慈禧治病服藥的過程中，帶出晚清著名的「庚辰午門案」，這些生動有趣的細節，以往尚不為史學界所關注。 澎湃新聞：在晚清的變法、改革進程中，嚴復與康有為一直很為人關注。如今，兩人作為思想家的地位愈來愈高。在您看來，嚴復的仕途偃蹇與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對晚清政局的走向究竟有無影響，有多大的影響？ 姜鳴：呵呵，他們都曾是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但在現代，「顏值」卻是極高的。同樣用知網搜索，嚴復從1957年至今，有1894篇文章。康有為從1954年至今，有1745篇文章，真是炙手可熱的大牌。但往深里想，投入如此巨大的研究力量，寫了那麼多的研究論文，是否真的就弄懂了這兩位先人呢？ 嚴復是個功名心很強的知識分子，以往研究者對他在天津水師學堂的這段教學生涯，總懷有過分的同情，覺得他以總教習的身份在做校長（總辦）的工作是懷才不遇，卻從來無人去研究過校長姓甚名誰。我用研究表明：第一，嚴復在水師學堂，連「總教習」也不是，他的教職只是「洋文正教習」；第二，嚴復和校長呂耀斗的仕宦生涯，就是最普通的一個單位內領導崗位的競爭。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彼此都有許多無奈。
嚴復 呂耀斗資格非常老，當年他考中進士的時候，嚴復還沒有出生。而從洋務資歷上講，他做過福建船政的提調，主持建造過「開濟」號巡洋艦，並非顢頇無知的冬烘先生。最後這兩人竟然成為正副職的同事，嚴復還要盯著正職的崗位，說什麼「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從嚴復的角度看，覺得自己不受重用。但在實際上，學堂校長是個局級（候補道）崗位，嚴復沒有熬到候補道，就無法擔任這個職務。官場的道路很窄，熬到候補道台也有多個台階。研究者大可不必因為嚴復仕途偃蹇而為他鳴不平，還扯上李鴻章對他愛國情懷抱有偏見。 從方法論上看，以往各種嚴復傳記的作者，其實都不研究呂耀斗的經歷，更不知道呂同樣懷才不遇。這種在研究中只顧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於說，嚴復在甲午戰敗後開始宣傳進化論和變法思想，在我看來，是日益危急的時局使然，是其留學經歷和眼光使然，與所謂在水師學堂的「懷才不遇」，查不到直接的聯繫。 至於康有為，我早就揭示了所謂康版的「公車上書」是個並不存在的虛假故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偽造密詔，虛構故事，現在日益被歷史學家考證清楚。我曾經說過，腐朽沉悶的中國社會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康有為應運而生，是個天才的宣傳鼓動家。儘管未曾上書，他所寫的那篇文字，仍然是當時所有反對馬關和約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個舞台，演出起來駕輕就熟，四兩撥千斤，不費多大勁，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他的維新變法思想和行動，大大領先於時代。但康有為不以啟蒙思想家為滿足，他是屬於自負極高、行動性極強的那類人物，懂得抓輿論宣傳、抓上層關係甚至抓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手裡握著多種方案，為了達到目的，可以隨時更換。他善於「做秀」和「造勢」，有極強的鼓動性，說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天生就把現代政治家的陽和陰、優點和缺點、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公開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 這樣的人物，在近現代史上還可舉出數位，他們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場的關注。他們是時代造就的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歷史在他們手裡，總是發出燦爛的光彩。在沒有光彩的時候，他們還會營造出光彩，召喚著追隨者一同前進。於是，人們對於他們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裝沒有看見。
康有為 澎湃新聞：您對近代史上各類人物關注廣泛，這次讀到您寫的李鳳苞和唐國安的故事，也很有趣味，以前不為人所熟知。 姜鳴：近代中國的進步，不僅是少數中樞大臣的行動，還有許多中層人物的具體活動在推動。比如李鳳苞，他是上海第一個近代外交家，擔任過駐德、法等國的公使。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鐵甲艦就是他定製回國的。但他一直背負著一個罪名，許多人彈劾他訂購軍艦時貪污受賄，他也因此被革職。我對李鳳苞懷有同情，一直在尋找為他正名的過硬材料。前年底，我在南京圖書館閱讀新發現的「定遠」艦訂購合同，忽然看到合同另有附件，是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條款，規定「定造鐵甲船之價，毫無經手之費，中國使館，無論何人，皆不得經手之費」。這就能夠在一百三十多年後，還了李鳳苞清白。此後，我又看到李鳳苞被革職後寫的一副對聯：「忌我安知非賞識， 欺人到底不英雄」，更能體會他的悲憤心情。這種為國家近代化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是不應被忘記的。 同樣，對於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我指出他是近代史上首例公派留學生私自出走，去外企謀職者。同時也查考了他後來在上海粵漢鐵路公司供職的情況。這些都彌補了以往唐國安簡歷上的空缺。我想對珠海唐國安紀念館更正他們的記載會有幫助。在命運的轉折關頭，人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也不知道當下的選擇會對將來造成什麼變化。唐國安是容閎攜帶出國的留美幼童，在耶魯大學讀法律，回國後被李鴻章安排進天津醫學館學醫，自然心中不快，他跳槽去旗昌洋行，混得不好，輾轉二十餘年後，在老同學的幫助下進外務部當翻譯和候補主事，本來是人生的挫折，卻趕上籌備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進而就成為清華學堂的首任校長，備受後輩的尊崇。人生如此奇妙，大歷史和個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結合在一起，卻也無需為尊者諱言。每一滴水珠在陽光下都有自己的光澤。 張之洞致張佩綸函 澎湃新聞：您對於尺牘、日記所披露的原始材料一直很重視，這些材料對我們理解晚清的政局、了解那些人物有怎樣的作用？ 姜鳴：我在近代史的研究和寫作中，除了閱讀大量原始檔案外，還廣泛運用日記、書信、報刊、詩詞、舊影像，來再現已經逝去的昔日場景，追溯被遺忘、被改寫的歷史秘密。我一直相信，歷史的秘密在細節之中，歷史的秘密在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中，歷史的秘密在書信、日記、詩詞和舊影像中。當年陳寅恪先生提倡「以詩證史」，我在浩如煙海的清人詩集中，找到大量生動有趣的素材，完全可以推動研究的深入。同樣，書信、日記也給我重要的幫助。近年來，歷史老照片被越來越多地發掘出來，其內容之豐富甚至令我驚訝，更帶給我感動，我將這些研究的成果都運用在作品之中。 還要多說一句。時下各種通俗歷史讀物越來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對於歷史研究的嚴肅態度，把每篇文章都當作嚴格的論文來審慎對待，而非簡單地拷貝、粘貼傳聞和野史。收入新書的文章，無論是選題還是在寫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可讀性和學術性得以兼顧。我將此稱作「用論文的規範寫散文，用散文的筆法寫論文」，文章後面都附有詳盡的史料出處。一般瀏覽的讀者毋庸去看出處，但專業讀者則可以藉此尋找線索，展開更深入的學術研究。 （《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姜鳴著，三聯書店，2015年8月）1成立緣由 軍機處成立於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軍機房」，不久改稱「辦理軍機處」，乾隆以後省去「辦理」二字，遂簡稱為「軍機處」了。軍機處本為辦理軍機事務而設，但因它便於發揮君主專制獨裁，所以一旦出現之後，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設不廢，而且其職權愈來愈擴大。軍機處的職官有軍機大臣，俗稱「大軍機」，有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軍機大臣由皇帝從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員內特選，有些也由軍機章京升任。軍機大臣之任命，其名目為「軍機處行走」，或「軍機大臣上行走」。所謂「行走者」，即入值辦事之意。軍機大臣沒有定額，軍機處初設時為三人，以後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軍機章京初無定額，至嘉慶初年，始定為滿、漢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滿、漢章京又各分兩班值班，每班八人。軍機章京之任命，或稱為「軍機司員上行走」，或稱為「軍機章京上行走」。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誌著清代封建中央集權發展到了頂點。[1] 軍機處總攬機要，還有向皇帝推薦官吏的權力，許可權凌駕於內閣和六部之上。各地的奏章由軍機處票簽後呈請皇帝批示。皇帝的諭旨，凡屬機要，都由軍機處草擬，稱為「密諭」，經由軍機處通過兵部送達地方的督撫，稱為「廷寄」，內閣無從過問。至於「文武官特簡」以及西北兩路軍兵換防也要由軍機大臣「進其名單」呈請欽定。軍機處還立有「存記簿」，相當於機要
軍機處值房[2] 檔案，「凡有旨存記者，皆書於冊而藏之」，「應密存事件，則密封存記」。軍機處奉命經辦一切重大軍政事務，成為國家的政治中樞。軍機大臣無專職，亦無定員。軍機處不設官署，除了奉命辦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決定，也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指示，即「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3] 。其官員互不統屬，皆直隸於皇帝，軍機大臣的罷置也聽命於皇帝，一切大權都集中在皇帝手裡。它的設立是清代統治者在中央行政制度方面的重大變革。皇帝通過軍機處，完全控制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實現了「乾綱獨攬」的絕對君權 軍機處成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被廢止，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二端，真正成為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軍機大臣無日不被
乾隆帝[4] 召見，無日不承命辦事，出沒於宮廷之間。皇帝行動所到的地方，軍機大臣也無不隨從在側。但軍機處完全置於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軍機處在權力上是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而在形式上始終處於臨時機構的地位。 軍機處辦公的地方不稱衙署，僅稱「值房」。軍機大臣的值房稱為「軍機堂」，初僅板屋數間，後來才改建瓦屋。軍機章京的值房，最初僅屋一間半、後來才有屋五間。軍機處也無專官，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職，皇帝可以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本衙門。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祿。軍機大臣之任命，並無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完全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軍機大臣的職務也沒有制度上的規定，一切都是皇帝臨時交辦的，所以軍機大臣只是承旨辦事而已。「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這些都說明軍機處是皇帝中央集權的最好的工具。 2歷史發展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在內閣外另設立南書房，「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直接起草諭旨與處理機密奏議。
怡親王允祥 雍正四年（1726年），籌劃用兵西北，為求保密並削弱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密旨由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於內廷密籌辦軍需。之後二年余，各行省尚不知出師西北之事[5] 。 雍正七年（1729年），清軍大舉征伐西北兩路，六月初十（7月5日）正式設立軍需房於隆宗門內，公布密辦軍需人選，選內閣中謹慎縝密者入值，以處理緊急軍務。旋即改稱辦理軍需處或軍需處，再改稱辦理軍務處、軍機房。 雍正八年（1730年），始稱軍機處，以張廷玉、蔣廷錫、馬爾賽入值辦理一切事務，成為定製。 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正式定名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並由禮部鑄造印信，用「辦理軍機印信」字樣，「並行知各省及西北兩路軍營」。 由於軍機處本是一個非常的臨時機構，自誕生之日起就擺脫了正式官僚體系的壅滯、繁瑣的毛病，非常適合皇帝加強君權的意願，所以，在準噶爾戰事平定之後，按理應裁撤軍機處，但結果非但不將其撤銷，反而進一步擴大了軍機處的權力，使其超越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成為最主要的政治核心。
攝政王載灃與宣統帝[6]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後，以西北軍事底定，撤除軍機處，改設總理事務處兼理軍機事務，簡稱總理處，以庄親王允祿等為總理事務王大臣，原軍機大臣訥親等改在總理處「協辦總理事務」或「差委辦事」。 乾隆二年十一月廿八日（1738年1月17日），准總理事務王大臣解職，復設辦理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入值。 咸豐十一年（1861年）成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後，軍機處之決策權漸移。但在奕?失勢後，軍機處又重掌大權。 宣統三年（1911年）責任內閣成立後撤銷。 3主要職能
軍機處之職掌主要是：掌書諭旨，參贊軍國機務，參議重要政務及刑獄；用兵時則考其山川道里、兵馬錢糧之數，以備顧問；文武官員的簡放、換防、引見、記名、賜與，以及擬定對外藩朝覲者的頒賜等。軍機處無正式衙署，其辦公處所設於內廷隆宗門內，稱為值房，無專職官員，全部工作由軍機大臣主持，設軍機章京辦理一切事務。(軍機處值房清代軍機大臣輪流在軍機處值房值宿，辦理皇帝交辦的事務 )。 4內部機構 軍機處內部機構的設置未見記載，現存的軍機處檔案中，可見到它內部的分工是按職掌設滿屋和漢屋。滿(漢)屋為其內部俗稱，其對外行文時稱滿(漢)軍機處，由滿、漢章京分別任事。其職掌除分辦滿漢文之諭旨和奏摺外，滿屋掌在京旗營及各省駐防和西北兩路軍營官員的補放事務，負責內蒙古、外蒙古、藩部及喇嘛等朝貢時擬賞單，並掌管軍機處本身的事務性工作；漢屋辦理在京部院及各省文職官員、綠營武職官員的補放進單，王公內外大臣賞單及擬給外國朝貢使臣賞單，辦理皇帝交下的應查、應辦的事務以及負責軍機處的對外聯繫、管理檔案等工作。 5日常工作 1、發折：奏事處將官員奏摺下發軍機處。 2、接折：軍機章京將奏摺送軍機大臣閱。 3、見面；軍機大臣將奏摺送皇帝處請旨。 4、述旨：將皇帝旨意擬成諭旨再交皇帝御覽。 5、過朱：皇帝硃筆改定奏摺。 6、交發：將諭旨下發有關衙門實施。 7：開面：諭旨以年月日為序抄錄備案。 8、交折：將原奏摺交內奏事處。 9、月折：將奏摺複本每月一編。 10、隨手：將諭旨、奏摺重點二季一編。 11、封櫃：將月折、隨手檔收櫃題封。 6保密制度 軍機處職掌著每日晉見皇帝，共商處理軍國大事，並奉旨對各部門各地方負責官員發布指示的重要使命，因此它在清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軍機處在清代初設階段，由於無保密制度。時有部院官以啟事畫稿為名，偵探消息傳播街市，目為新聞。造成清廷許多軍國要事的嚴重泄密，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這嚴酷的教訓，使清代軍機處不得不對
軍機處檔折件登錄卡片 保密規制進行強行規定。據清吳振木或《養吉齋叢錄》載：軍機處自清朝嘉慶以後其保密規制始嚴，規定凡軍機大臣只准在軍機處輸諭旨，部院稿案不準在軍機處輸，司員不準至軍機處啟事，軍機章京辦事處（章京系專職辦事官員）不許閑人窺視，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準至軍機處與軍機大臣談論。至於通諭王公大臣之事，在乾清門階下傳述，不許在軍機處傳述。並命科道官一人輪日至隆宗門內糾察。與此同時，軍機處所收到的各類奏摺和皇帝硃批的諭旨，都有一整套嚴格的保密管理規定，每日奏摺，於寅卯二時發下，由軍機章京分送各軍機大臣互閱。凡皇帝在奏摺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摺，由軍機處章京貯於專門的保密奏摺，由軍機處章京貯於專門的保密黃匣中，交軍機大臣捧入請旨，然後由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旨意，命軍機章京起草諭旨，經皇帝石硃筆改定後，交各部院速議速辦。為防止文件在傳遞過程中的失密，由軍機處將文件密封后交兵部捷報處遞往。 在文件的封袋上，分別規定右書「辦理軍機處封」，左書「某處某官開拆」，至於皇帝親筆改定的諭旨，在封袋上，則居中大書「傳諭某處某官開拆」，其封口及書年月日處皆鈐印……。除此之外，皆使領者（領取文件者）註明畫押於簿中，謂之「交友」。這可謂保密責任到人了。 清軍機處還實行了嚴格的歸檔保密規定，值日章京……凡所奉諭旨，所遞片單，均鈔釘成冊，按日遞添，月一換，謂之「清檔」。凡發交之折片，由內閣等處交還及匯存本處者，每日為一束，每半月為一包……均責成章京檢覆無訛，按季清檔，月折及各種存貯要件，收入櫃中，值日者親手題封，謂之「封櫃」。清軍機處還設有專門的檔案房，有專職的保密人員管理這些檔案，由此而使軍機處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同時，為後代留下了許多難得的珍貴史料。軍機處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封建君主集權的進一步強化。 7官制比較 世人皆稱軍機處為樞密，而稱軍機大臣為樞臣，章京為樞曹，大約以軍機處比唐宋以來的樞密院。考樞密院始於唐末，以宦者為之；五代時始用士人，總攬軍政，其權力駕乎中書之上。宋代樞密專管軍事，與中書稱
軍機處外景 為二府，若以比五代時之樞密，總攬軍政二端，卻有相似之點。但軍機處非正式機關，光緒《大清會典》只稱為「辦理軍機處」，軍機大臣為「內廷差使」，只有值廬，並無衙署，體制迥乎不同。鄙意若以軍機處與漢代尚書省相較，相同之點似乎較多。緣尚書省始於漢武，總攬天下文書。宣帝以後，其權為中書所分。反漢光武親總大政，事歸台閣，省制尤為隆重，尚書令官位不過千石，尚書官位不過六百石，而貴重而事無比，居於禁中，為天子近臣。清代軍機大臣，親王、大學士而外，亦有以侍郎兼充者，與漢代尚書位卑權重者亦頗相同。 明朝的內閣最初和清朝的軍機處類似，是輔佐永樂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是一個純粹的秘書機構。但是隨著後來的皇帝的精力和能力下降，內閣逐漸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可以決定國家政務的，明朝的內閣首輔在某種程度上是行使相權的，比如著名的張居正，通過和司禮監太監的勾結，實際上是行政權集中於一身的地位。尤其是到了明朝後期，像萬曆那樣幾十年不上朝，國家政務都靠內閣去打理。 而清朝的軍機處則純粹是一個秘書機構，軍機大臣只是提出建議，執行皇帝的決策，決
軍機處 策權都在皇帝。 但是制度是一方面，關鍵在於清朝皇帝獨裁，軍機處始終是皇帝的秘書機構。而明朝皇帝民主，才使得內閣逐漸擺脫了純粹的秘書機構，擁有了一定的行政權力，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和朱棣那麼勤政，內閣的權力就小多了。 明代的內閣大學士以六部尚書和曾任經筵講官的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尊嚴了。明朝大學士的官銜，始終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明代內閣大學士的品級雖然只有五品，但內閣還算是國家的正式官署，成員是有品級的國家官員，其任免是有規章制度的。 軍機處最初在編製上只是一個臨時機構，類似今天的某某領導小組、某某辦公室，而非一個正式機構，其成員無品級，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內閣大學士，還可以勉強稱為國家大臣，而軍機大臣則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書。隨著後來的發展，成為事實上的正式機構。 拿張居正來舉例，大臣給皇帝上奏章，還要給內閣報一份，一式兩份，到了清代則不然，只有給皇帝的一份，軍機處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經手就完了。 清代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稱上諭，上諭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明發上諭都是比較不關緊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經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書，侍郎，地方政府總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曉諭中外諸事，都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交到六部，這是中國向來的慣例。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譬如給江蘇巡撫的上諭，直接寄給巡撫，旁人誰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給吏部尚書的，也是直接寄信給吏部尚書，此外無人得知的。 後來凡是緊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諭發出了。這種上諭，由軍機處擬給皇帝看，皇帝看過以後，封來蓋起一個印，這個印叫「辦理軍機處」。軍機大臣，名義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講，並不是大臣，因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長。全國中外各長官，都直接向皇帝發生關係，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這不是全國政治，一切都變成秘密不再公開。 明代還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來當宰相。宰相廢了，而宰相的職權則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錯了，須負責。皇帝做錯了，可以不負責。除這一區別以外，明代制度還是和過去大體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這一限度。唐宋諸代的詔敕，宰相一定要蓋章，沒有宰相的章，就不成為詔書。清代行政反而成了私下的秘密，自然比尚有制度可循的內閣制又大大進了一步。 因此，軍機處的設置可以說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達到頂峰的重要標誌。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君主專制的頂峰離不開封建君主個人的專制。 8效率紀律 效率 軍機處的辦事效率很高。根據內閣制度，下屬官員有事題奏，或皇帝頒發詔旨，都是經過層層機構，輾轉交送，常常要花費很多時間。軍機處則不然，一切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辦理，皇帝有諭，隨時奉詔承辦，而且必須當日事當日畢。在通常情況下，軍機大臣每日早5點左右進宮應召覲見皇帝，有時一天召見數次，主要是承受諭旨，然後回堂擬寫。起先由大臣親自主稿，後來才改由章京起草，大臣擬定。經皇帝認可後，按照諭旨的性質分「明發上諭」和「廷寄上諭」兩種形式向下傳達。明發上諭指交內閣發抄，宣示天下。廷寄上諭因奏請而降旨，事屬機密，由軍機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廷寄需封入信函，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根據事情的緩急，或馬上飛遞，即日行300里，或400里，或500里，或600里加急，一律由軍機章京在封函上註明。封口及年月日處，加蓋「辦理軍機處」銀印。如遇特別機密緊要的密諭件，則由軍機大臣自行繕寫封固，上寫「軍機大臣密寄」。這一套廷寄制度，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大大加快了辦事速度。 紀律 一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場政變推翻了越南政府，國王黎維祁緊急求救。兩廣總督孫士毅受命帶兵平叛，馬到成功。國王十分感激，主動要求孫士毅當國王，自己退居二線。 乾隆當然很高興，封孫士毅為一等謀勇公，調他回京出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 此時的孫士毅是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孫士毅早早立在皇帝辦公室外，手裡把玩著什麼東西，靜候乾隆接見。軍機大臣和珅過來了，笑眯眯打招呼： 「大英雄回國，帶啥奇珍異寶了？」 孫士毅說：「哪有？哪有？」 和珅假裝不高興： 「沒有？您手裡是啥寶貝？」 孫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煙壺。」 和珅一把奪過來，只見這鼻煙壺在陽光下玲瓏剔透、美輪美奐，竟然是一顆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鵪鶉蛋那麼大。 和珅簡直愛不釋手：「這東西真不錯，送給我吧？」 孫士毅趕緊解釋：「這是獻給皇上的，我已預先稟報了，下回再給你弄一個吧。」 和珅拍拍孫士毅的肩膀：「開個玩笑，我哪裡配玩這個。」 過了幾天，和珅突然來到孫士毅辦公室，神情詭秘地說： 「碰巧我也有個鼻煙壺，不知道好不好，你幫我看看？」 孫士毅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這正是自己送給皇上的！ 孫士毅是個細心的人，他悄悄查閱了皇上的賞賜登記簿，並無任何賞賜記錄！ 時間久了，孫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隨意出入宮廷任何一個角落，如同在自家一樣。他沒事最喜歡去內務府庫房轉悠，只要發現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後來嘉慶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國內外進貢給乾隆的寶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孫士毅暗自嘆息：宮中那麼多管理規矩，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張廢紙，這不是什麼好現象！ 豈止是財物管理規矩，就是軍事制度照樣是一紙空文，後果也更加嚴重。乾隆的養子福康安，領兵鎮壓苗民起義。到了前線受不得苦，居然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副手代勞，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賞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義始自雍正朝，一直到同治時期才勉強了結，前後綿延達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憊不堪，原因就在這裡。 康熙晚年身體不好，工作積極性不比當年，特別是對臣屬過於寬宥，奉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政策，埋下了官場風紀滑坡的種子。乾隆寵信和珅之後，綱紀廢弛，吏治敗壞，官員們逍遙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慶開始，各種規矩都不作數了，於是大清國運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無一例外。 嘉慶最為無奈的是，內部經常發生泄密事件，皇上要處理誰、提拔誰，還沒發文，當事人就知道了。調查結果更令他震驚：消息是從軍機處泄漏出去的！ 軍機處是皇帝最高辦事機構，貫徹落實的都是國家大事，保密紀律自然少不了，怎麼會出這種事呢？ 原來，不知道從何時起，軍機處儼然成了通訊社，各種國家機密源源不絕外流，國家權力中心一點嚴肅性都沒有。嘉慶本人對此有詳細敘述：許多人沒事就往軍機處跑，辦公室和走廊里，吵吵嚷嚷，人來人往，大都是外單位的。如果問他來軍機處做什麼，回答有兩種，一是來彙報工作的，二是來找領導簽字的。實際上都是來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嘉慶十八年（1813年），幾個農民差點把皇宮連鍋端，一點也不奇怪。 二 嘉慶的爺爺雍正，當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歸西，雍正登基，朝鮮國王派特使來北京慶賀。這個特使具有超凡的觀察力，回國後報告國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興盛將會延續。國王問理由何在，特使用細節說話：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內外的警衛人員，個個鬆鬆垮垮，沒個站相，一點都不像軍人。夏天更糟，有的甚至脫掉軍服、扔下槍械，光著膀子喝茶、睡覺、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鬧嬉戲。這次大不一樣，警衛部隊風紀嚴謹，著裝整齊劃一，態度嚴肅，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隨時準備出擊的樣子，讓人頓生畏懼。 朝鮮特使沒有看錯，雍正確實是胸懷大志、銳意進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排名靠前。為了大清的長治久安，他創設了軍機處，集中權力推行新政。他嚴明紀律，規範行為，整頓鬆鬆垮垮的官場。打懶肅貪，從重從快，鐵血凜然。短時間內，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煥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經濟自然發展，庫存充盈，迅速彌補了前朝赤字。 雍正時期軍機處官員的作風情況，跟嘉慶朝有著天壤之別，很能說明問題。 對軍機處，雍正一開始就要求很嚴、很明確。一是規定大家必須在凌晨五點之前到崗，並且保證今日事今日畢，不得拖拉。二是改變慣例，減少遞送公文的層級，做到直接送達，竟創造了日行八百里的記錄，保證了政令暢通。三是嚴格保密紀律和廉潔制度，決不允許跑風漏氣和以權謀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絲犯罪當誅，在死刑判決書送達成都之前一周，程如絲就知道了結果，以自殺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這個案例，嚴肅處理了泄密者，完善了制度，為軍機處工作人員划了一道醒目的紅線。 最早在軍機處工作的張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幾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臉嚴肅，一個銅板不收，晝夜埋頭幹活，沒有任何人敢到軍機處找他聊天。和珅那樣的軍機大臣，在雍正時期根本沒有生長土壤。 三 在封建中國歷史上，堪稱「盛世」的高峰時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前後綿延長達100多年，超過整個清朝歷史的三分之一。但是，連接康熙和乾隆兩座大山的橋樑，正是雍正，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關鍵。 設想一下，假如沒有雍正的創新精神和嚴刑峻法，康熙後期的弊政持續傳承和發酵，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樣成功，所謂的「康乾盛世」，頂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張，所謂的「康乾盛世」，實際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享有「寬仁」的美譽，雍正這樣負責任的帝王，卻背著「嚴苛」的惡名。殊不知，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序曲。如果朝廷熱衷於當好好先生，帶頭把規矩當擺設，官員肯定舒服無比、為所欲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統治能長久嗎？載舟的水一旦沸騰，清朝一定是另一個元朝，哪會享有三百年江山！ 公務人員是政權大廈的四梁八柱，嚴明的紀律是樑柱的防腐劑，是保持樑柱長久支撐力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秋風掃落葉的氣度狠抓幹部作風建設，全面圍剿「四風」現象，一個節點一個節點縮小越軌空間，對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嚴處罰、快了結，人民群眾親眼看到了幹部作風和社會風氣一天和一天不一樣，誰不心情舒暢、歡欣鼓舞！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對紀律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擲地有聲地宣示「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肅提醒全黨：「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 事實上，隨著規定越來越細，籠子越扎越緊，查處越來越頻，高壓線的電流越來越強，廣大幹部對紀律和制度的敬畏，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心存僥倖的人，從未像今天這樣稀少。於是，「官不好當了」的慨嘆出現了。[7] 9主要成員 軍機處主要成員為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軍機大臣員額無定，最少時以三員為度，最多不超過十員，通常為360docimg_18_和珅[8] 四至七員，尤以五至六員為最常，由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或京堂充任軍機大臣，通稱大軍機。設首席軍機大臣，或稱領班軍機大臣、「揆席」。一般由滿族親王或大學士擔任。首席軍機大臣每日入值，隨時準備皇帝召見，即使皇帝外出巡幸也不例外。軍機大臣的職務是「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即秉承皇帝的旨意辦理軍政事務，實際上是為皇帝作侍從秘書工作。下設軍機章京，從內閣和六部中抽調中書，即中等官充任，協助軍機大臣處理文書，對一般奏章票簽處理意見，根據皇帝的意圖起草諭旨以及「記載檔案」等。官品不高，但接近機密，俗稱「小軍機」。分滿、漢兩班，各以一人為領班，一人為幫領班。處下還有兩個機構：負責修纂的「方略館」和掌翻譯的「內繙書房」。其他任職者，按各人資歷分別被任命為軍機處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學習行走等。 軍機處具體職掌為：撰擬諭旨和處理奏摺；議大政，議後提出處理意見，奏報皇帝裁奪；讞大獄，參與重大案件審擬；參與對重要官員的任免和考核；隨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辦事件等，用字寄上諭的名義對各地各部官員發布指令，凡特旨簡放大員，如大學士、六部、九卿、督撫、將軍、提督、學差、主考及駐外使臣，皆由軍機處開單請旨。 軍機大臣 軍機大臣正式稱謂是「軍機處大臣上行走」，俗稱「大軍機」。分設滿、漢員，由滿漢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360docimg_19_ 、總督等官員奉特旨充當，均為兼差。其數無定額，任期無限止。凡經皇帝選調到軍機處任職的軍機大臣，稱「入值」。由皇帝指派滿、漢各一員為首領，稱為「揆首」、「領袖」。初期，凡應皇帝召見議商政務、承皇帝旨意起草諭旨以及寄給各官員之諭旨的署名等，均為領班軍機大臣專責。乾隆時，傅恆任領班，經皇帝批准改為軍機大臣共同面君承旨，發出之寄信諭旨，亦改用軍機處名義。初入值軍機處者，因資歷或能力尚淺，則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加「學習」二字，意示見習，其地位低於一般。一二年後，再由領班的軍機大臣奏請去其「學習」二字。各軍機大臣之間，因資格、品位之高低而有差別，除視秩排班外，權力亦有不同。如﹕有的滿洲軍機大臣只准閱辦滿文奏報；新任之軍機大臣不準閱辦皇帝硃批過的奏報。這些等級差別，均不見有「則例」、「章制」，而是由皇帝親定。 軍機大臣的職掌可綜合為六個方面：負責皇帝下達諭旨的撰擬和參與官員上報之奏報文書的處理；凡國家之施政方略、軍事謀略以及官員的重要陳奏意見，或對官員的懲處、彈劾事件等等，皇帝批交軍機大臣議，或會同各有關衙門議，並著提出處理意見，奏報皇帝裁奪；某些重大案件，皇帝專交軍機大臣審理定擬，或會同三法司審擬；文武官員上至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總督、巡撫，以至道府、學政、關差，以及駐防將軍、都統，駐各邊疆地區的參贊、領隊、辦事大臣等的補放，均由軍機大臣開列應補人員名單，呈皇帝擇用。遇科考，亦由軍機大臣開列主考、總裁官名單及考試題目，請皇帝選用。複試、殿試，軍機大臣負責核對試卷、檢查筆跡或任閱卷官；軍機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軍機大臣可奉皇帝之命，以「欽差」的身分，往各地檢查或處理政務，稽查各省、各部院之匯奏事件。此外，軍機大臣還兼任方略館的總裁，內書房管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軍機大臣每日皆須召見，時在寅卯之間（即午前五六時之際），至遲辰初畢事（即八點鐘），因軍機大臣「見360docimg_20_晚清軍機大臣李鴻章[9] 起」後，各有本衙門應理之事務也。大約封奏直達皇帝，於「見起」前發下，交軍機大臣閣看擬旨，稱為「早事」。其須見面請旨定奪者，每日不過數件，稱為「見面折」，以紙面請示者，稱為「奏片」；其體裁為「恭查某事應如何辦理，……是否有當，伏候訓示」。所擬辦法是兩種者，稱為「雙請」。軍機大臣奉諭傳與某人者，稱為「稱旨」或「述旨」。皇帝吩示後，稱為「承旨」。再擬旨進呈，由內奏事處交下，稱為「事下」或「遞本」。傳散，然後散。每值事務殷繁，軍機大臣有召見數次者，早間稱為「早面」，晚間稱為「晚面」。所擬旨意，分為「明發上諭」及「字寄」兩種。「寧寄」即寄信，或稱為「廷寄」。「明發」交由內閣發表，「字寄」則由軍機大臣鈐印後，分寄各省。乾隆時只由領班軍機大臣一人出名寄出，後始改為軍機大臣不著姓名。其交在京各部署者，則稱為「交片」。字寄用軍機處信封，上書軍機大臣字寄某官開拆，或傳諭某官開拆，皆由四百里或六百里文書寄出。光緒十年左右，電報初通至天津時，多由軍機處用三百里文書交電報局轉發。以後由電報發出者，稱為「電寄」。此為軍機大臣每日應辦之事，擬旨多出章京之手，亦有軍機親擬者，多屬極重要事件。至其權力之大，在完全操用人之權，大學士、六部、九卿、督撫、將軍、提統、都鎮、學差、主考、駐外使臣簡認時，皆由軍機大臣開單請旨。在軍機處寄名之提鎮、道府、州縣，由軍機大臣開單，更不必論。換言之，即文武大小各官之特旨簡放者，皆由軍機大臣一手操縱。此外照例由軍機大臣專任之事有五項：（一）頒賞蒙古王公之事，（二）永遠加恩之事，（三）新正加恩之事，（四）匯繳各部署年終各省所繳硃批上諭之事，（五）秋審呈進黃冊之事。此外由軍機大臣照例兼任者，則為方略館總裁。間有大獄，亦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問。軍機大臣皆隨同前往，故西苑軍機處值廬在西苑門之北，圓明園、熙和園均有值廬，與隆宗門之值廬，同稱為「軍機堂」。 （按今海淀之「軍機處」為軍機處公所住宿之地，而非值廬也。）此外，考試命題，與夫臨時典禮，多由軍機大臣擬定[10] 。 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亦稱「司員」。初期，軍機章京無一定額數，由軍機大臣在內閣中書等官中選調。乾隆時改由內閣、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取用。嘉慶四年(1799)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一員，由軍機大臣於章京中擇資深望重者任之。其後增設額外章京一二員，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確定漢軍機章京額數為二十人。 軍機章京亦為兼差，選用者必須為進士、舉人、拔貢出身，年紀輕，辦事練達，撰擬迅速，書寫端正。其原職缺升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官及三品，即調歸本任。軍機處選補章京，由各衙門開具履歷保送，軍機大臣親加考試，合格者即帶領引見，錄用與否由皇帝決定。錄取後，依次列名存記，俟缺出按單調取。軍機章京向例不參加京察，其獎敘升轉由軍機大臣酌情保奏。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奏定變通軍機章京升補章程，定軍機章京為實缺，其領班章京秩視三品，幫領班章京秩視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實授；並規定三年遞升的升補辦法。 軍機章京負責軍機處的日常工作，如處理文書、記注檔冊、撰擬文稿等。值宿之章京，夜間遇有緊要事件，亦有單獨被皇帝召見承旨撰書諭旨者；還可參與軍機大臣所承辦案件的審理等。 軍機章京之職務，一為議旨呈由軍機大臣改定；二為每日摺奏交內閣後，由章京鈔錄折底歸檔，三年繕修一次，保舉最優；三為修方略時，兼充纂修。每日輪二人值班，惟領班不值。凡值班資格較深者，稱為「老班公」，其次稱為「小班公」。老班公掌諭折，小班公掌檔案及金鑰，所謂「隨手檔」者，即按日分地分時，摘錄事由，匯記收發諭折，俾經過之事，一目了然。元旦日無事，則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其日之下；有事，則書「太平有象」四字；萬壽日，書「萬壽無疆」四字，亦故事也。此外，軍機章京例派四人輪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同光時外交關係重要，軍機大臣多兼總理大臣，欲使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發生連鎖關係，故不得不以章京承值，每次派大員赴外省查案時，亦有調章京為隨員者。乾隆時，溫福、傅恆出征大小金川及緬甸，皆曾請派章京隨行。章京出軍機以後，各省督撫以其熟悉政情，往往延為上賓，如乾隆時史學家趙翼之人李侍堯幕，即其最著者也。故論軍機處權能，章京位分雖低，隱握實權，勢耀煊赫，僅稍次於軍機大臣而已。 10地理位置 軍機處顧名思義，它是皇帝處理軍國大事的機密之地，本應當設在皇宮內院，而海淀地處京城西北郊，軍機處從何而來呢？事情怪就怪在海淀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 在當年的海淀鎮上有一條著名的商業街，名叫老虎洞。此街長約一華里，東西走向，街道雖然不寬但商店林立繁榮異常，吳德利榮店、義興號當鋪、保豐齋糕點鋪、長生堂藥店以及各種檔次的飯店茶館酒肆。在老虎洞北側偏西的地方有一條小衚衕，因清朝的軍機處設在衚衕裡面，因此它自然就被當地人叫做軍機處衚衕了。 軍機處是清朝入關後第三個皇帝雍正，於雍正七年(1729年)對準噶爾策妄阿拉坦布用兵時設立的。軍機處起源於清太祖努爾哈赤當年的諸王貝勒大臣議會，也就是一切軍國大事，包括皇帝繼位與立儲，都要在諸王貝勒大臣議會上決定(順治登基也是如此)。到了康熙帝執政以後，為處理事務方便，皇帝在離寢宮較近的地方設立了一個南書房，較之諸王貝勒大臣議會有了一定進步。雍正繼位以後覺得南書房仍有許多弊病，使皇帝不能了解民情，因此特在雍正七年下旨，設立了一個軍機處。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上行走和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統稱辦理軍機大臣，下設有軍機章京和筆帖式等一360docimg_21_軍機處 幹辦事人員。皇宮內的軍機處最初設在乾清門外，不久遷至乾清門內，與康熙皇帝當年的南書房相臨，最後移至隆宗門西邊，總之它都沒離開皇帝寢宮養心殿。軍機處首輔滿族大臣是康熙諸皇子中與雍正最為密切的皇十三子和碩怡親王允祥，而漢族首輔大臣是歷經順治康熙兩朝的元老重臣張廷玉，從這裡可知軍機處在雍正皇帝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 海淀的軍機處是隨著暢春園與圓明園初具規模以後，每逢盛夏來臨，皇帝都要到這裡避暑消夏，康熙帝長住暢春園，而雍正帝則長住圓明園，皇帝既然長住這裡，他的心腹重臣們自然不能離開左右，在海淀一帶建一處軍機處辦公的地點是順理成章的事，海淀軍機處就這樣誕生了。軍機大臣們在此辦公後，為方便起見在海淀一帶紛紛建起了個人的私宅別院，如雍正朝第一任軍機大臣中的平郡王福彭，乃禮親王納爾蘇之子，他就在海淀鎮西南側建了一座佔地近百畝的花園別墅，它就是今天所謂的海淀大觀園，又稱樂家花園。 海淀鎮的軍機處衚衕長約一里，南北走向，上世紀末尚有遺迹可尋，稱軍機處360docimg_22_軍機處 衚衕。但此時的軍機處衚衕成了典型的半截衚衕，北半截已於解放初期修筑西直門至頤和園的公路時，把它攔腰斬斷了，成了北大校園的一部分，據說只有當年的兩棵百年以上的老槐樹可以佐證這段歷史了。而它的南半截仍稱軍機處衚衕至2002年，因為修築五環路，它也被夷為公路的路面和綠化帶了。 軍機處自設立以來，到1911年清王朝滅亡，歷經了180餘年，自雍正朝起，所有王公大臣貝子貝勒及歷史名臣無不光顧此處，議論朝政，指點江山，可謂飽經了歷史滄桑。 一九三四年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書時，也曾入住過海淀軍機處衚衕的八號院內的一所大宅門裡，但它的原址今天已是高樓林立的北大學生宿舍了，海淀軍機處從此也從北京的地圖上消失了。 清朝強化專制統治，進一步加強皇權。雍正時，設立軍機處，處理軍政大事。軍機大臣由皇帝選派遠親信的滿、漢大臣組成，完全聽命於皇帝。 1歷史沿革 中國晚清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併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的中央機構。初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360docimg_23_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總署或譯署。咸豐十年(1860)清政府與英、法等國簽訂《北京條約》後，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次年1月，恭親王奕訢、 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經咸豐帝批准，於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總理衙門由王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並仿軍機處體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有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上行走、總理大臣上學習行走、辦事大臣。初設時，奕訢、桂良、文祥3人為大臣，此後人數略有增加，從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職時間長達28年之久。大臣下設總辦章京（滿漢各兩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10人）、額外章京（滿漢各8人）。 其舊址位於北京市東堂子衚衕49號，原為清大學士賽尚阿的宅邸，於設立的同年改建。總理衙門的東半部為中國最早的外語教學機構京師同文館（今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前身），西半部為各部院大臣與各國使節進行外交活動的場所。1901年清政府實施憲政改革，改總理衙門為外交部，這也是東堂子衚衕南側外交部街得名的原因。 總理衙門最初主持外交與通商事務，後來擴大管理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權力越來越大，舉凡外交及與外國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無不歸該衙門管轄，成為清政府的重要決策機構。[1]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認為同外國關係僅是「理藩而已，無所謂外交也」。俄國使臣來華，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國均由禮部接待辦理。鴉片戰爭後，由兩廣總督專辦與歐美國家的交涉，特加欽差大臣頭銜，稱「五口通商大臣」。《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相繼簽訂後，各國在華設使館、駐使節。他們為控制清政府，不願意以「蠻夷」的身份同帶有封建社會衙門習氣的清政府的外交機構「理藩院」打交道，同時認為地方總督無權處理涉外事務，多次要求建立專門機構[1] 。 1860年11月，英法聯軍依約從北京撤走，使恭親王 奕訢 大喜過望，在奏摺中說：「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勸咸豐帝「盡可放心」迴鑾。1861年1月，奕?再上《統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有效地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奏摺指出：「近年各路軍機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以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豐帝批准。 2部門設置 該衙門直屬機構有英國、法國、俄國、美國、海防五股，另有司務廳、清檔房、電報處等機構，下屬機構有同文館、海關總稅務司署，還管轄南、北洋通商大臣，選派出國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銀庫。具體主管事務如下： 直屬機構 英國股主辦與英國、奧地利兩國交涉事務，兼辦各口通商及各關稅事務等事；法國股主辦與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四國交涉事務，兼辦管理保護教民及招用華工等事；俄國股主辦與俄國、日本兩國交涉事務，兼辦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外交禮儀、本衙門官員的考試任免、經費開支等事；美國股主辦與美國、德國、秘魯、義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交涉事務，兼管海防設埔，保護華工等事；海防股主辦南北洋海防，包括長江水師 、北洋海軍、沿海炮台、船廠以及購置輪船、槍械、製造機器和置辦電線、鐵路、礦務等事。中日甲午戰爭後增設日本股。 司務廳主管收發文件、呈遞折件等秘書性質的事務工作；清檔房主管繕寫文件及保管檔案等工作；電報處主管翻譯電報等工作。 下屬機構 總理衙門下設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為專職，由買辦化的官僚薛煥、崇厚任職，後分別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與總理衙門在業務上的關係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難問題時，可與總理衙門咨商，由總理衙門備顧問和代奏朝廷。 最初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時，又在其下設三口通商大臣，駐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三口與外通商事務。1870年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直隸（約今河北）、山東、奉天三省對外通商、交涉事務，兼辦海防和其他洋務，駐天津。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設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駐廣州、上海，管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對外通商、交涉事務），1861年也列於總理衙門之下，並逐漸擴大職權，增管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各口岸，兼辦海防和其他洋務，實際成為南洋通商大臣，駐上海，後移南京。 組織體制 總理衙門的組織體制，「一切均仿照軍機處辦理」。設總理大臣三員至十幾員不等，由親王一人總領，其餘稱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學習上行走等；另設總辦章京、幫辦章京、章京若干人。 其中官員分總理和章京兩級。大臣由一親王總領，即為首席大臣，首席大臣只兩任，分別是恭親王愛新覺羅·奕?（任職28年）和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任職12年），其他大臣則由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統稱「總署大臣」。建立初咸豐帝派恭親王愛新覺羅·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充任總理大臣，以後大臣人數略有增加，經常為七八人，多時十多人。章京分為四級，從內閣、部院、軍機處的司員中挑選，最初滿漢各8人，以後人數逐漸增加。 3機構職責 它主要負責外交事務的執行而非決策，決策的權力主要掌握於皇帝（實際上是慈禧太后）以及軍機大臣決定，但因為早期負責的恭親王和文祥都具影響力的軍機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獲通過[1] 。 在1860年代在恭親王領導下，總理衙門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有較多的發揮，包括處理《北京條約》之後的善後事宜，1866年接見西方的斌樁、蒲安臣等使團，1868年的《天津條約》修約相關問題，以及海關事務的處理等。 但1870年代以後，恭親王的權力因慈禧的排擠而下降，加上1870年開始，李鴻章就任北洋通商大臣，許多外交事務逐漸由北京的總理衙門轉往天津，此後到甲午戰爭前後，李鴻章在天津的衙門成為事實上的中國外交部，總理衙門在外交事務上的作用就減少了，1884年恭親王不再掌理總理衙門使其重要性更下降。1901年，在清末新政中，正式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 除了外交事務之外，總理衙門也是早期自強運動中各種洋務事業在北京中央的領導者，一方面它可用於聽取包括外國使臣以及負責海關的赫德等西方人士的建議，來推行和提倡相關事業，一方面負責的恭親王本身亦為相關業務的領導，因此總理衙門也實際上推動包括新式教育、交通、工業、經濟（尤其海關）、軍事等現代化建設，因此也被當時稱作「洋務內閣」[1] 。 但當時西方人常認為它守舊而不夠進步，而保守派則批評它出賣中國利益。與外交事務同樣，總理衙門在1870年代以後在北方洋務事業的重要性也逐漸下降，其領導性地位漸由李鴻章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的地位所取代。 4主要職官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 親王、郡王名本職出任時間卸任時間備註 恭親王奕?議政王、軍機大臣咸豐十年十二月十日 1861年1月20日 光緒十年三月十三日 1884年4月8日 慶郡王奕劻 （光緒二十年正月晉封慶親王） 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 1884年4月12日 光緒二十年九月一日 1894年9月29日 恭親王奕?軍機大臣光緒二十年九月一日 1894年9月29日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1898年5月29日 慶親王奕劻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 1898年5月29日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日 1900年6月10日 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1900年6月10日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日 1900年9月25日 慶親王奕劻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日 1900年9月25日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九日 1901年7月24日 [1] 歷任大臣 恭親王奕訢 桂良 文祥 崇綸 恆祺 寶鋆 董恂 薛煥 徐繼畲 譚廷襄 倭仁 沈桂芬 毛昶熙 成林 崇厚 夏家鎬 郭嵩燾 李鴻藻 景廉 王文韶 周家楣 麟書 崇禮 左宗棠 陳蘭彬 吳廷芬 張佩綸 慶親王奕劻 周德潤 閻敬銘 許庚身 張蔭桓 福錕 昆岡 錫珍 徐用儀 廖壽恆 鄧承修 孫毓汶 沈秉成 續昌 曾紀澤 洪鈞 敬信 汪鳴鑾 長麟 榮祿 翁同龢 李鴻章 許應騤 裕祿 袁昶 許景澄 胡燏棻 桂春 趙舒翹 聯元 裕庚 端郡王載漪 啟秀 宗室溥興 那桐 代表人物 360docimg_24_恭親王奕忻 奕訢 (1833——1898)，愛新覺羅氏，道光帝第六子，咸豐帝異母弟弟。咸豐元年(1851年)，咸豐帝遵宣宗遺詔，封為恭親王。咸豐三年(1853年)，被令署理侍衛內大臣，參與京城防禦，隨後以親王身份在軍機大臣行走。 咸豐四年(1854年)，補鑲紅旗蒙古都統、宗人府右宗正、鑲黃旗漢軍都統、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咸豐五年(1855年)，母靜黃貴妃死，因為母親爭皇后封號，招致咸豐不滿，遂被罷免一切職務。咸豐七年(1857年),復授都統。咸豐九年(1859年)，授內大臣。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奉命以親王身份留守北京，負責與英、法議和，並分別與英、法、俄簽訂了《北京條約》。同年十二月，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體辦理涉外事務，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 。並以親王身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駕崩於熱河，立遺詔讓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肅順等人為贊襄政務八大臣，把親王身份的奕欣排斥於政局之外。九月三十日，同兩宮太后聯合發動政變，即辛酉政變，逮捕了八大臣。隨後，被封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集各種大權於一身。同治四年(1865年)，因受慈禧太后猜忌，被罷去議政王等一切職務，旋復軍機大臣、總理衙門360docimg_25_ 大臣等職。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時，被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罷去一切職務，令居家養疾。開始了在家達十年之久的閑居生活。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際，起用為總理衙門大臣，並總理海軍，會辦軍務，內廷行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病逝，時年67歲，懿旨賜謚「忠」。死後葬在今昌平崔村鄉麻峪村翠華山下。王爵由其次子載瀅之子溥偉承襲。其著作有《樂道堂文鈔》、《樂道堂文鈔·續鈔》、《樂道堂詩抄》、《萃錦吟》等。[2] 文祥 文祥，姓瓜爾佳氏，字博川，號文山，盛京正紅旗人。道光進士。咸豐九年(1859年)，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調戶部左侍郎。十一年(1861年)同奕欣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任總理衙門大臣，後升為協辦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職。力主推行洋務「新政」，成為清政府洋務派首領之一。卒謚文忠。[2] 360docimg_26_ 桂芬 (1818—1881) ，江蘇吳縣人，順天宛平籍，字經笙又字小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與李鴻章、沈葆楨、郭嵩燾等人同年同官。1863年以戶部左侍郎署山西巡撫，任內嚴禁鴉片種植，1867年起一直擔任軍機大臣，1869年起兼總理衙門大臣，任內與李鴻章、馬新貽、何璟、沈葆楨等同年相互援引，對各省洋務運動的開展影響極大，支持派遣了以郭嵩燾為代表中國首批駐外使節，是清末洋務運動中央領導人中的漢人代表。其人為官清廉，但因政見不同而與同樣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的李鴻藻結黨互攻，開啟了清末嚴重的派系鬥爭。身後謚文定。[2] 360docimg_27_ 寶鋆 (1807—1891)，索綽絡氏，字佩蘅，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咸豐時曾任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同治時任軍機大臣上行走，並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光緒時晉為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靖。[2] 360docimg_28_ 董恂 (1810-1892)，初名醇，後避同治帝諱改詢，字忱甫，號韞卿，江都縣邵伯鎮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成進士後踏上仕宦之途，至1882年(光緒八年)正月，以72歲高齡退休罷職，先後歷事道光、咸豐、同治、光緒4朝，歷任戶部主事、湖南儲運道、直隸清河道、順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戶兩部侍郎、尚書。其中戶部尚書任期最長，自同治八年六月至光緒八年正月，達12年之久。在此期間曾充殿試讀卷、會試正副主考官，以及文宗、穆宗二帝實錄館總裁，又曾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全權大臣，奉派與比利時、英國、俄國、美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為維護國家利益，據理力爭，不辱使命。1892年(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十八日，董恂病故，光緒皇帝曾賜祭文，稱其：「性行純良，才能稱職」。[2] 360docimg_29_ 毛昶熙 （1817—1882)，清末河南參陟人，字旭初。道光進士。咸豐十年(1860)以左副都御史銜，在籍辦團練圍攻捻軍。次年任內閣學士。同治元年(1862)隨僧格林沁在魯、豫、鄂、皖等地鎮壓捻軍，授禮部侍郎。先後調吏部、戶部，授左都御史。八年兼署工部尚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行走。十一年改任吏部尚書。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光緒八年(1882)任兵部尚書。[2] 360docimg_30_ 李善蘭 (1810～1882)清代 數學家。字壬叔，號秋紉。浙江海寧人。自幼喜好數學，後以諸生應試杭州，得元代著名數學家李冶撰《測圓海鏡》，據以鑽研，造詣日深。道光間，曾向經學家陳奐問學，擬著《群經數學》未成，後陸續撰成《四元解》、《麟德術解》、《弧矢啟秘》、《萬圓闡幽》及《對數探源》等，聲名大起。咸豐初，旅居上海，與英人偉烈亞力合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完成明末徐光啟、利瑪竇未竟之業。又與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合譯《代微積拾級》、《重學》、《談天》等多種西方數學及自然科學書籍。咸同之際,先後入江蘇巡撫徐有壬、兩江總督曾國藩幕，以精於數學，深得倚重。同治七年(1868)，經巡撫郭嵩燾舉薦，入京任同文館算學總教習，歷授戶部郎中、總理衙門章京等職，加官三品銜，迄於逝世。[2] 5辦公地址編輯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址 ，是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位於東城區東堂子衚衕49號。保護理由為： 原為清大學士賽尚阿的宅第。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為辦洋務及外交事務而特設的中央機構。同治年間，在院內設「同文館」，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外語，這是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稱東所。1875年，西院改建為出使各國大臣留住，也是各部院大臣接見各國大臣的地，稱西所。[1] 6歷史地位 總理衙門首任事務大臣均為清朝貴族，且與外國侵略者關係密切。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1863年李泰國離任回國，由英人赫德繼任達四十多年。這些都使總理衙門實際成為外國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總樞紐，其設立是清政府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的標誌。 作為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一個重要表現，這裡記錄了19世紀末葉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國與歐美各列強進行外交周旋的全部過程。特別是改名為外交部後，「班列六部之前」，其具體職責基本相同，但已經成為晚清政府最重要的決策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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