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讀一部完整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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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輝　　這幾天看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其中一個排隊買書的情節，一下子把我帶回到三十多年前。在這個信息爆炸、幾乎 「書滿為患」的時代，遙想那個常常一書難求的日子，不覺有些微滄桑之感。　　而真正讓人感到時移世易的是，不僅那個如饑似渴、發憤讀書的年代似已恍然離我們遠去，而且我們的讀書風氣也在悄然發生另一種不可忽視的變易。　　就是說，儘管人們還在閱讀，甚至比30年前讀得更多、更快，但快餐式的、蜻蜓點水式的閱讀，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風尚。認真而完整地讀一本書，讀一本完整的書，如今甚至已是一種奢侈。BBS、微博、微信這些新的媒介，在給我們帶來嶄新閱讀經驗的同時，也把我們的時間和生命體驗切割得零散而瑣碎。而我們自己，也不自覺地開始主動適應乃至沉湎於這樣的零散與瑣碎。　　於是我想，這是需要我們提倡「讀好一部書」的時候了！　　提倡讀「一部書」，而不是提倡所謂的「博覽群書」，這看起來是與開卷有益精神相9牾的。但連一本書也不能從頭到尾全部讀完，那樣的「博」，又有何益？那至多是使人增加了自我炫耀的「資本」而已，哪裡能達到通過讀書慎思明辨、砥礪精神的作用呢？　　清代學問家陳澧曾說過一番發人深省的話：「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這位東塾先生，直接把讀書人「不肯讀一部書」，與「能使天下亂」聯繫起來，或許會有人以為是危言聳聽。但，他以主張切切實實「讀一部書」，來作為回應世風--特別是士風--敗壞的方法，雖然難免有幾分「書獃子氣」，卻絲毫沒有嘩眾取寵的意思。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所謂「讀一部書」，無非是將一部書「自首至尾讀之」，而不停留在「隨意翻閱，隨意駁難」而已。如此平易的讀書法，難道有什麼錯嗎？難道不是對我們的「懶而躁」一個最簡單也最有效的療救嗎？　　其實，朱子也早就說過一系列差不多意思的話。比如，他說過：「讀書不要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方再看一書」；又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等等。　　朱熹和陳澧他們當然不可能預料到我們這個快餐文化的時代，但我們在今天這個尼采所謂的「工作時代」--也即一次想幹掉無數本書的時代，重讀他們的話，卻依然能感到那些樸素話語超越時空的穿透力。說到底，不但「泛觀」與「熟讀」這樣的不同讀書取向，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根本改變；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心或人性的不同類型，也仍舊可以從讀書的取向中，得以窺見端倪。　　很顯然，我們提倡「讀好一部書」，當然不是要簡單放棄魯迅先生所說的「隨便翻翻」的自由，我們當然不會。「泛觀」自然也是一種讀書的方式，它無疑也有利於精神的自如舒展。只是，無庸諱言的是，我們與朱子所說的「熟讀」也暌違過久了些。我們的「泛觀」已經接近泛濫的地步，再這樣下去，難免會使得我們的精神渙散，而無法真正集中到認認真真思考一個深入的問題上了。正因為此，我們必須重新從「讀好一部書」開始。　　是的，從今日始，從一部書始。　　而「讀好一部書」，事實上至少建立在下面兩個前提之上。首先，所謂「讀好一部書」，這裡的「一」，意味著「整一」。意味著我們要把某部書看成一個有機整體，意味著我們並不被動接受現代世界所強加給我們的碎片和分裂的現實，而堅信並努力接近世界的「一」與「完整」。只有這樣，只有在生命意志和生活世界中，我們有這種信心乃至信仰，我們才能在知識論層面，把一部書，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把它看成一本「文摘」或「段子」合集，僅僅從書中挑選「對我們有用」的詞語、段落、故事和觀點。或像某些學者所為，用「己見」或已有的知識將一本完整的書肢解，拼合為自己的「學問」。這就好比，不能看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急於總結孔子的「經濟學」思想；看到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就說《紅樓夢》里也有「管理學」；也不能看到《道德的譜系》就馬上試圖從中尋找尼採的「倫理學」金句那樣。　　換言之，要把我們所讀的某部書真正當成一部（！）完整的書來看，把我們自己首先置於該書作者所設定的語境和問題之中，跟隨這部書自身的起承轉合、謀篇布局，從中聆聽並明白作者的意圖。這也就是朱熹所說「只要虛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的意思。　　其次，「讀好一部書」，如前文所說，意味著不刻意求多求全，而是戮力向某一個問題領域的縱深挖掘，以祈求達到「惟精惟一」的境界。用曾國藩所引述的比喻來說就是：「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當然，正像曾文正公在這裡不是要我們「一條路走到黑」那樣，我們提倡心不旁騖地「讀好一部書」，也當然不是要讓自己畫地為牢。如果前面所說的「一」乃是一本書的「整一」特性，那麼，這裡的「一」，事實上意味著專心致志，意味著集中注意力。而這不僅僅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注意力，也應該與生命狀態的「精一」相聯繫。　　曾國藩下面這段家書，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問題。他是在討論如何讀一部書，但很明顯，他的這段「讀書法」，也與「正心誠意」的偉大古典精神傳統密切相關：　　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若經史之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書》）。　　曾國藩固然是在經史子集的知識系統中討論問題，或有他的局限性；但是無論讀經讀史還是讀集，在他那裡，都明顯是與義理無法分開的。引申說來，無論我們是讀四書五經，還是讀司馬遷、韓愈、朱熹、王陽明，或柏拉圖、修昔底德，讀書這個非常個人化的行為，其實並非小事，因為它是與世界的「一」，也即世界的道與理息息相關的。一部書，自身是一個整體，它也是對道之「大一」的探究與表達。專心致志從一部書出發，才能開啟從小一通向大一的可能。如果我們連一部書的整體都不願或不能把握，如何還能期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克服時代精神的支離破碎？如何還能期望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了解並加入世界的整一？　　讀書，請從一部書始，請從今日始。　　2014年8月再改於京西燕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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