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太具體，電影沒希望

06-15

「難產」19年的《白鹿原》終於來了，但婁燁導演的《浮城謎事》卻擱淺了，他的影片在獲得公映許可證後又被要求「二次審查」。而在剛過不久的暑期檔，好萊塢大片的上映日期一拖再拖，只因「國產保護月」這一潛規則。長久以來，國產電影受到特殊的保護與「關照」，與此對應的卻是不買賬的觀眾。

管得太具體，電影沒希望

1980年，《人民日報》開展「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影帝趙丹發表了題為《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文章。借用32年前的這句話來評價今日我國的電影管理制度還是很合適：管得太具體，電影沒希望。

2012年9月14日第 010 期　　專題製作：張博

弄巧成拙的「保護」

沒完沒了的「國產電影保護月」　　7、8兩個月金貴的暑期檔，堪稱大片的國外影片只有一部動畫片：《冰川時代4》。《超凡蜘蛛俠》和《蝙蝠俠前傳3》算是趕上了尾巴，兩部大片被安排在8月27日零點同時上映，在北美，他們的上映時間分別是7月3日和7月20日。　　不只暑假，國慶檔也難見外國片。在多倫多電影節收穫鮮花與掌聲的《環形使者》從9月底的檔期撤出，《名偵探柯南之第十一名前鋒》因「數字拷貝出問題」也從9月底的排片表上消失。從現在的排片表來看，國慶假期又是國產片的天下。　　保護年年有，只是今年特別長。過去幾年，《唐山大地震》《建黨偉業》等根正苗紅的電影都疑似在暑期檔受到保護。說疑似，是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好萊塢大片每年暑假都遭遇集體推遲上映，國產電影受到了實打實的保護，但是，沒有任何官方文件證實「國產電影保護月」的存在。花樣繁多的保護手法——進口片配額、電影基金……

　　除了在特定時間禁止國外大片上映，國產電影還受到其他多種形式的保護。

　　今年2月，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達成協議，中國將在原來每年引進美國電影配額約20部的基礎上增加14部3D或IMAX電影；美國片方的票房分賬比例從13%提高到25%。這種對進口片數量的嚴格限制，目的同「國產保護月」一樣，在於減小國外大片對國產電影票房的影響。

　　電影基金，全名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按照電影局的規定，所有製片公司及發行院線發行放映的每一部影片，需要上交其票房總收入的5%。該項基金主要用於資助改善農村基層的電影放映，資助獎勵兒童電影、主旋律影片的拍攝。2011年，中國全年票房為131億元，按5%的比例收取，電影基金就能收入6.5億元。然而，這筆巨額資金花在哪裡，主管部門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從未透露。

　　電影基金返還是另一項看似美好的制度。同樣沒有官方確認，但有影院老總表示，上級部門會為某些國產影片制定票房數據，若完成這一任務，就將被返還部分電影基金。

「保護」不得法，不如不保護

　　這些保護手法飽受爭議。

　　「國產電影保護月」看似直接保護了國產電影，但現實並沒有這麼簡單。一方面，好萊塢大片原本能夠帶動人們走進影院，觀影熱情被點燃後，同期上映的國產電影票房也會受益，一概禁止國外大片後此種效應不復存在，人們可以乾脆兩個月都步走進影院；另一方面，好萊塢大片被擠壓在黃金檔期外集中上映，結果就是同期上映的國產影片倒了霉，現實中，能夠搶佔黃金檔期的國產大片得以避免競爭，本應被鼓勵的小製作則因檔期不佳反而要接受更為殘酷的競爭。這樣的國產保護月，可能在短期內營造出紙面上的高票房，但從長期看來，大製作「和臭棋簍子下棋越下越臭」，小製作連初露崢嶸的機會都難以獲得。

　　限制引進片的主要弊端，一是直接損害消費者利益，二是催生了「偽合拍片」。由於合拍片在發行、上映、票房分賬等方面享受優於引進片的待遇，一些事實上的國外影片選擇與國內企業合作，「貼標」規避政策限制。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管制使得一些國外影片和國內企業不走正道，對電影產業並無幫助，平添交易成本，而受益的，只有權力擴張的電影管理部門。

　　電影基金一方面去向不明，且其用途近乎公益性質，從企業身上剝取是否合適尚值得推敲；另一方面，中國電影產業本為新生，發展不易，卻要為公益事業「捐錢」，實在勉為其難，導演馮小剛就曾在2011年炮轟電影基金，指出身為中國電影巨頭的「華誼兄弟」，上繳的電影基金占其利潤的50%，其他電影企業的處境想必更為艱難。

　　電影基金返還則加劇了「偷票房」現象。為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一些影院允許觀眾持國外影片票，看國產影片；或是乾脆捆綁銷售，抑或買一贈一。比如多地發現，觀眾持《孔子》票去看《阿凡達》；《變形金剛3》與《楊善洲》捆綁銷售，前者票價20，後者60。如此保護手法，必然催使影院掩耳盜鈴，然而你無法親手合上觀眾的眼睛、堵住觀眾的耳朵，再好看的票房數據，也絲毫無法偏移消費者心中的那桿秤。

保護天經地義，方法值得推敲

保護本國電影產業天經地義　　後發國家保護自己的民族電影產業，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得到公認的慣例。　　一方面，後進國家對幼稚產業的保護與扶持雖飽受爭議，但實踐者眾多；在軍事、文化等關鍵部門對國外設限，也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韓國與中國台灣的不同電影政策所導致的迥異結果也為保護電影產業提供了論據，指望自由競爭就能使中國電影迎頭趕上只是美好的童話。　　另一方面，電影不同於一般商品，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好萊塢已經證明，電影可以成為文化的有力傳播者，而可能的後果是，世界的文化面貌趨同，弱勢文化在千百年後無處可尋。針對於此，法國在1993年提出「文化例外」的概念，強調文化不能等同於一般商品，呼籲各國限制文化產品在市場的自由交易，2003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通過國際公約，承認文化的特殊性，各國政府有權制定保護本國文化特性及文化多樣性的政策，而不受制於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保護本國電影產業是世界慣例

　　從世界範圍來看，各主要國家政府普遍採取實際行動保護本國電影產業。

　　配額製為各國所普遍運用。各國政府一般為國產影片放映時間設置下限，為引進片數量設置上限。1999年，韓國政府為加入世貿組織，決定開放外國電影配額，導致韓國影人發起大規模的「光頭運動」，最終迫使政府讓步。在韓國，剃光頭是非常嚴重的事，僅次於自焚。直到2006年，韓國政府才得以將電影配額從年放映146天縮減到73天。

　　在歐洲，很多歐盟國家設立了電影院放映非歐洲本土影片的最高比例，在法國，這一比例是40%。

應保護，但要講方法

　　保護本國電影產業當然重要，但當前的保護是一種基於偏見的保護，它保護國產大片，不保護小製作；保護主旋律影片，不保護某些「有問題的」電影；保護近親電影企業，不保護民企；保護電影，而不保護產業。更要命的是，它的保護手法或粗暴或幼稚，甚至適得其反。這是亟需改變的地方。

　　更為關鍵的是，從他國經驗看來，保護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扶持，保護終究是被動的護崽，養狼才是關鍵。

　　主要發達國家普遍運用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政策扶植電影產業，而在我國，相關政策的力度弱，受惠面小且偏。這些國家的扶植政策重點在於新人和獨立影片。比如英國政府，對小成本製作電影提供20%的稅收減免，對預算超過2000萬英鎊的電影提供16%的稅收減免；法國注重對處女作電影的資金扶持，還制定政策鼓勵企業涉足電影產業，並設立專門的藝術院線放映質量上乘的藝術片和實驗性質的影片；在德國，除對本國電影給予資助外，還對票房較好的新人作品提供特殊自主，對符合條件的機構或個人提供無息貸款；在韓國，在總製作費50%的範圍內。電影振興委員會對獨立電影人以兩千萬韓元為上限進行資金援助。

要分級，不要審查！

審查惹人煩，觀眾導演都叫苦　　「等待一個回答，能不能不做修改如期上映，行還是不行？這個回答，如此簡單，但又如此之難，從中我感到遺憾，失望，從中我也感到理解支持和感動，中國電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完全接受我是一個電影審查時代的導演，我只是希望對話，而對話不是對抗，對話沒有勝負，對話沒有敵人。」　　這是導演婁燁發布的微博，這段平淡的話怕是會在許多電影人心中激起延綿不斷的漣漪。婁燁的新電影《浮城謎事》本已通過審查，但公映前41天，北京市廣播電影電視局（電影處）先以電話口頭傳達，後以郵件方式發送該片製片人，由製片人通知導演，提出兩處修改意見。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婁燁的《蘇州河》在國外攬獲多個獎項後，在國內被禁止公映；2006年，因未經主管部門同意攜《頤和園》參加戛納電影節，他被禁止拍片五年；2009年，他又私下拍出《春風沉醉的夜晚》在戛納拿下最佳劇本獎，在國內無緣上映。　　婁燁只是一個縮影。近幾年來，電影審查制度頻頻受到質疑，電影人的激情和才華被壓制。　　罵街不行、調情不行，立意消極不行，不能說同性戀，不能議論政府，不能談官方蓋棺定論的歷史，不能反映社會陰暗面，總之，我們周遭生活的大半都不能拍進電影中。嚴苛的審查制度對電影人畫地為牢，真實的生活不可做素材，電影人只能排出這樣的大片：《畫皮》《聽風者》《四大名捕》……　　今年上半年，14年前「一刀不剪」的上映《泰坦尼克號》卻在今日被動了刀。人們不禁要問，審核標準在哪？為何14年過去了，審核標準卻不聲不響地變得更嚴了？觀眾們不僅要問：我花了錢，憑什麼不能看到那兩秒鐘十幾年前就已看過，網上也能看到的裸露鏡頭？　　中國導演不只有這些困惑，更有撞得頭破血流的慘痛經歷，有些人被這些經歷改變，在這層意義上，電影審查制度必須為乏善可陳的國產電影買單。面對難以把握的審查制度和自我閹割的痛苦，二十年間張藝謀從《活著》到「黃金甲」的轉變似乎也有令人同情和可以理解之處。審查逼出「地下電影」，國內國外兩不討好

　　不只壓制了電影創作，即使從電影管理部門的初衷評判，電影審查制度也是費力不討好。電影管理部門想營造美好的中國形象的努力，換來的卻是禁片的走紅。

　　人們總有偷嘗禁果的慾望，因此審查為影片貼上的禁片標籤反而成為了最具宣傳效果的噱頭，結果就是：

　　在國內，禁片只寫在文件上，《霸王別姬》《活著》《鬼子來了》《盲井》等禁片徒有被禁之名而無實。禁止公開上映，換來的只是常駐網民的硬碟，或是街頭上幾塊錢一張的碟片。

　　在國外，禁片則被看作挑戰體制的成果而被一些人津津樂道。「地下電影」國外得獎，國內被禁，進而出名，幾乎稱成為了固定模式。禁片進而成為導演所樂於戴上的頭銜，一些青年導演甚至將拍攝「地下電影」作為走向國際電影節的主動選擇，當這種激勵形成，出現在國外影展的「地下電影」就更有可能悖主管部門之所願，極力展現中國的負面形象。

　　捂住人的口和眼，也禁不了人的心。更何況鮮活的生活就在我們每個人身邊，你偏要在反映它的影片上劃叉叉，又有何用呢？

要分級，不要審查

　　分級和審查的差別在於：分級制度是由某一機構評級，觀眾選擇是否看；審查制度是由某一機構決定一部電影是否可以拍攝和放映。

　　問題在於，怎樣的人會有權力替觀眾做出選擇，判斷一部影片的好壞甚至對錯呢？要知道，「人民群眾的眼光是雪亮的」。「創作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是藝術工作者的職責，但是誰敢說，《霸王別姬》《活著》《鬼子來了》等禁片不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影片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在於建立完善的市場制度，維護市場秩序，政府的作用在於划出並守住底線，而非胡亂伸手指指點點。就像我要買一台電腦，政府斷然沒有道理替我選擇，但有責任監督各家企業生產質量合格的產品，電影也是同理。

　　今天的電影審查制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將電影看作公共物品，政府因而具有審查的責任。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電影產業已走向市場，從前的行政手段也早該轉為市場的、經濟的手段。具體來說，政府應促進電影協會的發展與壯大，與行業協會一道推進電影審查制度向分級制度的轉型，分級機構應由電影行業從業人員構成，政府對其進行必要但有限度的監管。僅有這些還不夠，更為重要的，是鼓勵公民社會的健康成長，只有關心未成年人成長的家長、教育者和熱心人士得以組織起來發聲，才可能對電影分級機構及影院施加壓力，進行真正有效的監督，才可能避免電影協會在獨掌大權時玩貓膩。

　　畢竟一般情況下，一家獨大都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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