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寶船：東亞朝貢的體系

鄭和

　　布羅代爾曾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出口，一個是草原，另一個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為中國對外擴張的兩個主方向。

　　相比陸地關係，海洋更為開放和流動，更具有多樣性和多重性。在相當長的歷史中，從日本海、南中國海到印度洋，這片海洋其實並不太大，最多一個月之內就能利用季風來往各國；因此各國之間既互相獨立，又可以互相影響，而中華帝國無疑是區域內不可爭議的主導者，但主導並不意味著統治。在東方傳統中，海洋是共有的，所有人都有權使用。將海洋看成陸地的延伸，並將海洋像陸地那樣劃分，這是西方殖民運動的結果。

　　中國在漢帝國時代，就基本已經擁有了今日的海岸線，2000年基本沒有太大改變。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蒙元帝國初期的海軍戰艦曾經達到極其龐大的18000艘。在中國被蒙古人征服的過程中，日本、越南、朝鮮和爪哇等這些人口只有中國人幾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時遭到蒙古海軍的蹂躪。這些勇敢的民族小國展開不屈不撓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將「殺韃」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一種寧死不屈的精神激勵下，這些被中國自古鄙視的蕞爾小國竟然趕走了兇殘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東亞帝國的夢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無疑增加了大漢民族主義者的屈辱感。在蒙古帝國的律法中，蒙古人殺死漢人與殺死驢子同罪。

　　歷史如同一個飛去來器。百年輪迴，報應回到了蒙古人頭上，還有與蒙古人同樣優越的色目人。朱沐英攻陷雲南後，對蒙古人展開同樣血腥的大屠殺，甚至更羞辱地一次性閹割了30000多色目人。這些被閹者有的成為新帝國皇室的太監，其中有一個後來名滿天下，他就是馬三寶，據說他是先知默罕默德的37代子孫。朱棣認為馬姓不能登三寶殿，因此賜姓「鄭」，並改名為和，居四品，欽封「三保太監」。

　　朝貢貿易

　　如果說蒙元帝國是馬上得天下，那麼明帝國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軍事集團從鄱陽湖水戰中崛起，然後以舟船之利的南京為基地發起北伐，最終完成統一。明初洪武時期，因張士誠方國珍等軍閥勢力與朱元璋爭奪天下失敗後，「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是為明代鎖海之始。《明史》記載：「初，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成祖朱棣登基後，針對「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樂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幾乎佔據整個亞洲的蒙古帝國崩潰以後，連接歐亞東西的水陸貿易遭到嚴重打擊，陸路貿易完全中斷。明帝國的反商業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來發達的海外貿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國」感到顏面無光的是，朝貢貿易也近乎斷絕。

　　「中國傳統的世界觀是儒家嚴謹而清晰地表達的等級社會觀的反映。外國的君主和蕃邦應當向中央帝國朝貢：『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亨廷頓)。朝貢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證帝國漫長的邊疆和平與秩序。在孤立封閉的東方世界體系中，中華帝國是唯一的沒有競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朱元璋認為「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中央帝國對藩屬的承認，反過來也是藩屬對中央權力的承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朝貢體系與其是一種變相的貿易體系，不如說是一種變相的擴張和統治，正如布羅代爾在《地中海史》中所說：「進行傳播、擴散、贈與，這就是進行統治。」朝貢說白了，就是通過傳播擴散和贈與的方式來進行統治。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臘和暹羅3國來朝。在維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國加大了對貢舶貿易的激勵，「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船，既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續通考》)。這種賠錢賺吆喝的「貢舶貿易」成為「萬國來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來」吸引友邦來朝。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說：「中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沒有用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待貿易和朝貢。」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價僅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價卻是1萬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貢中獲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貢使楠葉西忍收到明帝國的厚禮後，無限感激地說：「大明乃空前絕後之大善政國家。」利瑪竇指出，朝貢完全是中國中心論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

　　作為歷史上維持東亞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貢模式是以宗主權為核心的區域性關係，是一種政治經濟文化的混合體系。甚至可以說，這是東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並沒有類似的模式。馬戛爾尼曾說，「帝國與外國的任何一項貿易都不是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對後者的仁慈與恩賜。」應當承認，慷慨的朝貢貿易並非一種經濟行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慷慨顯然就是一種強加的債務」，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中談到，很多原始部落酋長也非常慷慨，這種慷慨對他人往往構成一種約束和權力。比起戰爭威脅來，金錢利誘同樣有效。

　　三寶太監

　　在「請進來」的同時，還嫌不滿足的中央帝國進一步「走出去」，去邀請更多的友邦來朝貢我天朝上邦。對於很多沒有路費，沒有交通條件的友邦，帝國就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解決通勤，派出使臣「送溫暖」，攜帶大量「利是」「賞賜」友邦，並遊說受訪國免費搭船來「百鳥朝鳳」。這就是鄭和的政治使命。鄭和既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又是一個信奉佛教的和尚，還是一個被切除了生殖器的「男人」。在帝國眼中，鄭和無疑堪稱一個最完美的「人」，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國四品高級使節——「三寶太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鄭和下西洋與1600年前的徐福下東海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公元前210年，完成大一統偉業之後，秦始皇派齊人徐福數次下海，以求長生不老葯。最後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裝載谷種連弩及匠人百工出東海，一去不回。徐福下東海應是沿岸航行，航線可能是從山東半島出發，通過渤海口，繞過遼東半島，再沿朝鮮半島海岸，經對馬島入日本北九洲，穿過瀨戶內海抵達紀伊半島。今日本和歌山縣新宮町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日。為感謝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日本人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葯神」。 或許是接受了徐福下海的雞飛蛋打教訓，朱棣才特意選了一位太監公公，以絕其滯留海外甚至獨立稱王的不歸念頭。

　　早在兩宋時期，中國商船就往返於印度洋。蒙元時期，被蒙古化的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得到了更大發展，通商國家由不足60個發展到140多，中國海船成為阿拉伯海的常客。

　　對鄭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確，所謂西洋實則是以南中國海為中心的南洋。這片海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東方的地中海。與風平浪靜的地中海相似，南洋風力適中、容易預測、風暴較少、水域恆溫；且沿岸有豐富的木材資源，非常適合造船；這與阿拉伯半島及北非一帶形成鮮明對比。南洋地區包括交趾、占城、暹羅、下港、柬埔寨、大泥、舊港、馬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池悶等國。

　　鄭和的任務也很明確，就是作為帝國的散財童子，傳播中央帝國的恩德與威嚴，體現道德與權力的優越感。按照黃仁宇的說法，朱棣「好大喜功而又剛愎自用」，這個「暴君」通過「靖難之役」的軍事政變奪得皇位，又進行血腥的屠殺清洗運動，並創造了「滅十族」的人類記錄。馬基雅維利認為，對成功的權力者來說，與其讓人們愛戴，不如讓人們恐懼。這個依靠殺戮尋找自信的帝國寡人已經從臣民那裡得到了無數恐懼，他唯一感到饑渴和欠缺是來自遠方友邦的愛戴和感恩。

　　中國自古有遠交近攻的傳統，「四夷順則中國寧」；為了「宣德化而柔遠人」，必須「銳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鄭和敕諭各國王：「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

　　中國官方正史一般認為，鄭和此行的目的是全球通緝失敗的建文皇帝。《明史。鄭和傳》記載：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從技術上來說，鄭和耀武揚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最高成就，包括羅盤、計程法、測深器、牽星板、針路和海圖等。這種官方承辦的盛大炫富行為也達到了中國海洋時代的巔峰，可謂是空前絕後。鄭和的出現恰逢其時，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這次古代航海史中視覺效果最壯觀的海上遊行。鄭和船隊體現了中國古代航海技術的頂點，也讓人們看到一個文化瓶頸，這就如同冷兵器發展到頂點，接下來就是熱兵器時代。

　　帝國的寶船

　　鄭和船隊的主力船型應是典型的方形中國福船(一說平底沙船)。福船是明帝國海軍主流戰船。這種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駛於南洋和遠海。福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首尾高昂，兩側有護板，吃水約為4米。全船分4層，下層裝土石壓艙，二層住兵士，三層是主要操作場所，上層是作戰場所，居高臨下，弓箭火炮向下發，往往能克敵制勝。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堅強的衝擊裝置，乘風以船力下壓可輕易犁沉敵船。

　　英國李約瑟博士對中國科技史有著無人能及的研究，他給予鄭和時代的中國造船業極高的評價：

　　在它的黃金時代，約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師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較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於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可說不是他的對手。在永樂皇朝時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屬於衛、所或寨的戰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為基地的主力船隊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運糧的漕船。此外，還有250艘遠洋寶船，每艘寶船上的人數，平均由公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公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過了1000人。另外還有300艘商船作為輔助隊，及一大堆小船作為傳令船及警船。

　　中國造船技術很早開始就自成體系。歷史學家羅榮渠說：「中國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許多方面都遠遠領先於歐洲，其中有關船體推進的各種工藝應用，領先於歐洲1000多年。」在近代以前，中國帆船在結構上和風力利用效率上都值得稱道。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河船與海船完全是兩碼事，在內河航行與在大海航行有著天壤之別。海洋首先風浪要大得多，這就要求海船更加結實和穩定；其次海洋沒有陸地作為參照物，導航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他還有諸如供給、海圖、季風等很多複雜的問題。小小的指南針完全改變了海洋圖景，將人類帶入一個航海時代，或者說海洋時代。地球突然之間被縮小了。

　　對海上航行來說，風帆時代唯一的動力來源就是季風(信風)。可以說，沒有季風就沒有風帆時代，季風決定了帆船航行的路線和日程。「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在東南亞海面，冬春季刮東北向的季風，而夏秋刮西南向季風，季風平均風速為13公里/小時左右，最高可達200公里/小時。鄭和船隊除過第一次夏季啟航秋季返回外，其餘6次都是在下半年的東北季風期間出發，在西南季風期間歸航。

　　鄭和之前，中國人的海上足跡已經遍及整個印度洋。應當說，鄭和出發之前，就已經對印度洋地理狀況瞭然於心。前英國皇家海軍潛艇編隊指揮官加文·孟席斯在《1421年：中國發現了世界》一書中，甚至認為鄭和所用的「世界地圖」上已經有了美洲和歐洲；他因此認定鄭和早於哥倫布數十年就發現了新大陸，他還認為鄭和是環球航行的第一人。

　　據《明史》中記載，鄭和的寶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馬歡《瀛涯勝覽》中記載：「寶舡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按明代營造尺折算，寶船的長度就有136米多，寬約56米，比一個足球場還大；裝備有16~20櫓，排水量超過8000噸，甚至極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艘萬噸巨輪。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中說，寶船造價之高，「須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來方才夠用」。

　　鄭和船隊作為泱泱大國的流動展示中心，每次編隊航行都超過260餘艘，其中大型寶船就有60 余艘。除過船隊主體的寶船之外，還包括馬船、糧船、坐船、戰船以及水船等補給輔助船。強大的補給儲備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陸。即使把當時歐洲所有的大型船隻加起來，也趕不上鄭和船隊的規模與遠洋航海能力。27000人的船隊包括官校、旗軍、勇士、通事、民稍、買辦、書手等，僅醫生就有180名。儘管鄭和是個太監，但隨船還是帶了不少妓女。

　　當然，鄭和船隊絕不是一支普通的商船，或者說它完全就是軍艦編隊似乎更貼切。它配備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火器裝備。如此龐大的規模，相當於如今5艘美國海軍最強大的10萬噸級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的全部乘員，或等於運載一個滿員的海軍陸戰重型師，外加一個海軍陸戰遠征旅的美國巨型兩棲登陸編隊。毫無疑問，這是一支真正的無敵艦隊。

　　永樂三年，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鄭和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劉家港集結，沿海南下，在福建長樂太平港暫時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風。11月，季風極其講信用地到來，船隊便揚帆再度啟航，穿過台灣海峽和南海，第一站到達占城，再到東南亞各國，進入印度洋。由此開始了亘古未有的豪華遠航。這種遠航前後總共進行了7次，持續了28年。「三寶太監」的足跡遍及馬六甲海峽、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及非洲東海岸，並友好訪問了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堪稱和平國際外交的先驅。江蘇太倉的《婁東天妃宮碑文》記載：

　　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次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邏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滄溟十餘萬里。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或煙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

　　鄭和船隊出發時，滿載金銀珠寶和中國器物，歸來時滿船全是從世界各地給自己的主子搜集奇珍異獸：「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速龍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樓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當然每次也都帶回一大群不用買票的四夷貢使，他們也是一種「禮物」。

　　非洲東海岸的索馬利亞如今以海盜聞名，當時稱「麻林國」。永樂十三年(1415年)，麻林國使者隨鄭和的船隊，為永樂皇帝帶來一隻「麒麟」。麒麟是神話中的動物，中國人把它與龍、鳳、龜並稱為四神獸。傳說中的麒麟從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連草葉也不例外；只有在清明之地或聖人出現時，它才顯露真身。如此「祥瑞」給「皇帝新裝」的帝國帶來莫大的驚喜。其實，這隻「麒麟」只是一頭長頸鹿。經過1600年皇恩浩蕩的熏陶，帝國精英僅有的進化是從指鹿為馬變為將鹿說成「麒麟」。

　　與其政治意義相比，鄭和船隊依靠指南針，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達東非，這種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麼。如果僅從經濟角度來考量，那簡直是荒誕透頂的破產舉動。據明人王士性記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據此可知，鄭和航海運動直接虧損白銀6百萬兩，或者說，帝國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禮物用去了6百萬兩。永樂十九年(1421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將帝國首都從南京正式遷往游牧文化區的北京。

　　這項浩大的遷都計劃幾致帝國財政破產，「勞民傷財」的鄭和艦隊更成為眾矢之的。數年之後，官方保存的鄭和航海檔案不翼而飛。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記載：「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其寶而歸，於國家何益？……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宣德元年(1426年)，內閣尚書范熾上了一道杯葛鄭和工程奏章：

　　尚武為邪惡之首，聖賢之人避之，及至萬一。古之明君，歷代賢士，決無濫用民力，以張撻伐之事。此為長久之國策……內閣諸臣萬望聖上垂旨，禁耀武于海外，止揚威於番邦。棄異域之荒灘，養民生於中華，鼎力治家辦學。自此，前方無戰事，軍中無損傷，鄉間無哀鴻，將帥無沽名釣譽者，軍士無命喪海外之虞。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終一統，大明基業將永延。

　　正如德國思想家維爾納。桑巴特所說：「宮廷的歷史就是國家的歷史。」隨著狂人朱棣和他的奴才鄭和相繼死去，鄭和時代註定從此斷了香火。這場盛大輝煌的帝國焰火很快煙消雲散。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說：「16世紀初期，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儘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制之害。」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這段歷史，歷史學家多有深刻洞見。黃仁宇認為，缺乏利潤支撐是鄭和悲劇的主要根源，「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種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規模的載運，因之其勞師動眾，更為人指摘。這些船舶所載出口商品為綢緞、銅錢、瓷器和樟腦，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寶、刀剪、油膏、葯料及奇禽異獸，此類物品可以增加宮廷生活之色彩，卻不適用於大眾化市場。即使胡椒與蘇木被政府使用當作文武官員薪俸的一部分，其價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維持如此巨大艦隊。鄭和所率領的軍隊雖在海陸戰役里獲勝，可是一次戰役也可能死傷數千。另外南京之龍江船廠曾造大小船隻數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間徵用，此更招民怨。」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專業作家李露曄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說：

　　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力達到巔峰，印度洋和中國周邊海洋沿岸，從韓國和日本到馬來群島和印度，以及非洲東岸，所有的重要商業據點在名義上都處於中國勢力之下，並承認中華帝國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歷史時刻，中國本來可以鞏固統治地位，從而成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支配性力量。當時歐洲仍在極力擺脫黑暗時代，鄭和巨大的海軍艦隊完全可以使中國成為16世紀的殖民強權，取用全球各地的財富，可惜這種鼎盛時代只維繫了5年的時間。

　　南洋的中國化

　　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編寫的《政治和時間史》中說：「到16世紀，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它統治海洋，主宰世界貿易。」

　　雖然「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鄭和船隊都是一支舉世無雙的艦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沒有可以與之相匹敵的」，然而這支豪華的艦隊卻連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台灣)都沒有詳細的勘察和記錄。很多年後回首這段弔詭的歷史，鄭和下西洋的最大遺產，或許是一場持續幾個世紀的移民運動——而不是殖民運動。斯塔夫里阿諾斯曾說：「如果當時的中國也像歐洲一樣對外開拓的話，今天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

　　在鄭和之前，中國人向包括台灣的南洋移民寥若晨星，在鄭和之後如過江之鯽。在一定程度上，鄭和的航海運動推動了南洋的中國化進程。

　　鄭和首航200年後，發生馬尼拉大屠殺的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馬尼拉作為西班牙殖民地已經建城32年，當地的中國居民超過2萬，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當時整個南洋幾乎成為華人的世界，他們就像永嘉南遷後的客家人一樣，成為這些海洋島國最謙卑的「華僑」。所謂「僑」，就是寄居在外國的人，他們既不是南洋人，也不是中國人。這就如同「橋」，既不是陸地，也不是水面。

　　中國專制體制下，這種民間自發移民行為不僅從未受到帝國的支持和鼓勵，相反被視為離心叛國行為，而遭到明清兩代官府的嚴厲限制。新加坡學者王賡武將南洋華人社會網路的發展稱之為「沒有帝國的貿易」。它的反面是，歐洲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都是一種有組織的、兵商結合的、在國家保護下的貿易。鄭和以後漫長的歲月里，無數殺戮和屈辱也不能換來帝國對這些棄民的同情和諒解：「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國誕生的同一年，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數萬華人和幾十萬土著在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今加里曼丹)共同建立了一個共和體制的國家——蘭芳大總制共和國。作為首領的「大總制」傳承不是中國傳統的家族世襲制，而是類似於民主選舉和禪讓，「國之大事，皆咨決眾議而行」。羅芳伯系廣東省梅縣石扇堡的客家人，經公推為首任「大唐總長」，羅之後推江戊伯繼任，先後五傳，最後至劉台二，這個|由三十餘萬華工形成相當獨立的政權」被人稱為共和國。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鄭和船隊也是當時世界一支最強大的海軍遠洋艦隊。今天中國海軍的所有70餘艘主力驅護艦群中，超過5000噸排水量的也不過有9艘，而這種龐大的寶船，鄭和船隊則擁有30艘以上。這30多艘寶船相當於鄭和艦隊的主力艦，作用和炮艦時代的戰列艦，今天航母編隊的航母一樣。

　　鄭和的遺產

　　「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據說這是鄭和最後向明仁宗朱高熾說的一段話。

　　據記載，這支代表帝國權力的威武之師曾經四次海外用兵：

　　第一次，在錫蘭(斯里蘭卡)遭遇5萬國王軍的圍攻，鄭和船隊被迫自衛反擊，一舉擒獲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朱棣「憫其愚無知」，又禮送其回國；第二次，蘇門答臘王子蘇干剌試圖謀奪王位，鄭和擒獲蘇干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馬板殺害鄭和船隊170名官兵後，朱棣要他賠款黃金6萬兩，遭到拒絕，經鄭和嚴正交涉，最後以1萬兩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戰爭，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國海盜陳祖義，鄭和船隊毫不留情，予以全殲，陳祖義等3名海盜首領被押回帝國正法。

　　或許可以說，越洋追剿剪滅那些背國逃逸的帝國流民才是鄭和艦隊的真正使命——雖遠必誅；從這一點來說，追殺建文帝絕非官方妄語。這種航海其實是對海禁的延伸，此舉不僅斬斷了陳祖義們的頸項，也斬斷了一個海洋中國的夢想。

　　許倬雲在《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一書中說：

　　鄭和多次遠征，卻沒有為明廷開拓海上帝國，中國沿海及百姓的海上活動相當頻繁，移居東南亞的人口也不少。中國官方常將這些外移人口視為叛逃的棄民，抓回來懲罰，卻沒憑藉這些民間活動建立太平洋霸權。

　　鄭和下西洋如同一場夢，很快就被帝國遺忘，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海洋一直成為帝國的禁區，以至於大多數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認為中國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許人們難以理解，鄭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產物。「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帝國試圖以官方的貢舶貿易來壟斷或者杜絕海上貿易。從很大程度上，正是海禁製造了海盜，反過來，海盜泛濫又使帝國進一步加強了海禁。明朝中後期，倭寇成災。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對後鄭和時代如此評價：

　　明朝海軍力量式微，一度只准興建小船，因此為海盜橫行中國南方海岸開啟了大門。這些海盜表面上是日本人，實際上大多是中國人。明朝並沒有反擊，而是大費周章地強迫中國人撤離沿海，企圖餓死海盜，卻白花力氣。簡言之，反商和排外情緒佔了上風，中國從世界舞台上退下。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為《帝國的寶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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