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幸福「密碼」：政府當「保姆」

　　文/唐昀

　　北歐是一個「烏托邦」。那裡的人們個個過著中產的生活，因為身後有一個無微不至的「保姆」——政府。同時，他們保持了蓬勃的創造力，經濟增長勢頭良好。

　　然而，這樣的幸福生活，能在地球其他地方複製嗎？

　　密碼一

　　高稅收養高福利

　　去過北歐的人都有一個明顯感受：那裡的人們對安全感有一種執著的追求。這大概與氣候有關：漫漫冬夜，人們需要彼此關照。

　　「高福利」是這種安全訴求的投射。瑞典有一個詞folkhemmet，字面意思是「人民之家」，表達的理念是「人人有權享有品質生活」。這和宜家的廣告戰略如出一轍：幫助更多人更好地享受居家生活。當然，「人民之家」中的「家」有更廣泛的意義——「一個有愛心的國家」。

　　福利國家意味著人們普遍享有養老金、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大學免費教育、全日制幼兒園等各種服務。北歐國家用於日托和早期教育的公帑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１.４％，美國不到０.４％。相應的，公民需繳納較高的稅收。經合組織數據顯示，在瑞典和芬蘭，一個四口之家若只有一人工作，需繳納３８％的個人所得稅，挪威為３１％，丹麥為２８％，而美國為２０.３％。高稅收養高福利，結果是中產階級的繁榮。

　　「我們的社會福利制度真是一個好東西，因為依靠稅收，可以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瑞典中學英語教師佩爾·埃里克森說，「如果你發生意外，或丟了工作，沒事兒，你照樣可以看牙醫。」

　　埃里克森的稅後月收入約為４２００美元，扣除昂貴的日常開銷後，每月只剩２００到３００美元。不過，他說他不需要更多錢，因為他不必為看病、失業、上大學存錢。他對眼下的生活十分滿意，可以下館子、度假，有自己的公寓，甚至還享有公休假去完成自己的夢想：為已故歌曲作家泰德·加德斯泰德立傳。

　　要是在美國，也許他能掙更多，但日子可不會這麼舒心，因為有一大堆後顧之憂在等著呢。

　　密碼二

　　放心有利於創新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寫字樓里，坐落著全球最大流媒體音樂服務商「聲破天」。自２００８年成立以來，它通過貼播廣告和付費訂閱的方式，既允許用戶無限量免費收聽音樂，又實現了音樂產業的贏利。這一革命性創舉使之成為世界音樂和技術產業的「聖地」。目前，它在全球５６個國家擁有２８００萬用戶。

　　北歐是諸多知名創意企業的誕生地，聲破天只是這份長長名單上的一個「小兄弟」。北歐人創造了許多新奇好玩的東西風靡全球：瑞典有「快時尚」商店H&M、製造「廉而酷」傢具的宜家、手機遊戲「糖果粉碎傳奇」；芬蘭有諾基亞、「憤怒的小鳥」；丹麥有樂高玩具……

　　這些國家不僅盛產成功企業，還不斷超越語言障礙，掀起文化熱潮，比如挪威網路神曲《狐狸叫》、丹麥熱播劇《謀殺》、被好萊塢翻拍成電影的瑞典小說《龍紋身的女孩》、冰島創作型歌手比約克……

　　人們通常認為，高福利容易製造懶人，不利於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但北歐人表示，恰恰是他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呵護了創新動力，允許企業不斷嘗試、出錯，不以一次成敗論英雄。「音樂瑞典」組織負責人波特諾夫說：「你能輸得起。如果不行，還有社保體系。你可以把孩子放到託兒所，一分錢不花，繼續寫歌。」

　　不僅高福利有利於創新，創新也可以促進福利的發展。芬蘭政府的創新機構Tekes每年有８億美元預算，向全國近２０００個研發公司注資。該機構表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可為福利機構提供長遠的支持。

　　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在「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上，瑞典名列第二，芬蘭和丹麥均進入了前十。

　　密碼三

　　及時對話做調整

　　和其他地區的工會組織不同，北歐國家的工會常常站在僱主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也舉行罷工，但妥協不會被視為背叛，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

　　瑞典工會聯盟主席卡爾-佩特·索瓦德森說，「共識」和「實用主義」一直是北歐國家的重要特點，這裡看不到美國式的政治僵局，意識形態衝突並不嚴重。他常常覺得很難向外人解釋，他領導的工會其實代表了創新、全球化，甚至「機器人」，因為他明白，瑞典無法與中國或印度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唯有新技術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才是優勢。

　　上世紀９０年代，周期性經濟危機引發財政赤字、房地產泡沫、高失業率和貨幣貶值，給北歐的實用主義帶來重大考驗。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外來移民的湧入，人們重新審視福利文化。一些觀察家擔心，北歐的傳統模式可能因此發生轉向。

　　最終，北歐國家通過各階層對話達成共識，創立了新的宏觀經濟模式。以瑞典為例，它賦予中央銀行獨立地位，設立嚴格的預算目標，普遍降低救濟金水平。從１９８０年至今，稅率下調了１０個百分點；公共支出從１９９３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６７％，下降到今天的４９％。

　　實現自身調整後的瑞典，２００３到２０１２年間，年平均經濟增長水平達到２.６％，是歐洲「經濟發動機」德國的兩倍。北歐其他國家發展相對平緩，但也遠超歐洲大多數國家。

　　瑞典作家兼記者羅森博格說：「瑞典不是個熱情的國家，在社會關係中，我們不喜歡爭吵。我們不像南歐人那樣大呼小叫，那會顯得極端。

　　可複製？

　　北歐人也不確定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說：小國易善。這便引起疑問：北歐的幸福生活能否在世界各地複製？其他國家的人民是否願意效仿？法國人向來喜歡上街解決政治分歧，而美國人若拋棄了夸夸其談，那還是美國人嗎？

　　北歐模式確實令人羨慕：新穎的創意設計、工作與生活得以平衡、隨時隨地分享數碼音樂……即便如此，它是否代表了未來的發展趨勢，連北歐人自己都不確定。

　　以瑞典的音樂產業為例，在經歷了十年虧損之後，如今已實現盈利，數碼市場份額占整個音樂產業的６２％，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聲破天」。新晉歌手瑪修斯說，她是「聲破天」的忠實粉絲，因為其運營模式基本消滅了盜版，可是要保持對一個產品的忠誠度，「感覺像個笑話」。

　　唱片公司的艾格朗達也說，未來的路並不清楚，但就過去５年的發展來看，似乎方向正確。「從實體世界向數碼世界轉變的過程中，瑞典是最出色的踐行者之一。」他說。

　　相關鏈接

　　老齡化問題加重經濟持續疲軟

　　芬蘭「節衣縮食」艱難維持高福利

　　由於經濟持續疲軟、老齡化問題加重，北歐國家芬蘭不得不減少部分福利項目和規模。

　　去年８月，芬蘭執政聯盟各派就結構性改革方案達成一致。其中一項舉措是，如果父母之中有一方無業或在家休假，其子女不能享受政府幼兒園的全托服務。這項新舉措的意義在於「減少這類能夠讓人們在家裡待很長時間不工作還能領取的補貼」。

　　另一項頗有爭議的措施是延遲退休。在歐盟範圍內，芬蘭也許是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011年，芬蘭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增至18.14%。

　　目前芬蘭法定最低退休年齡為６３歲，最高為６８歲；新舉措將法定最低年限提升至６５歲，最高年齡不變。通過這項措施，芬蘭人的實際退休年齡有望從目前的６０．９歲提高到６２．４歲。

　　芬蘭總理於爾基·卡泰寧說，芬蘭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要設法讓人們健康工作到退休年限，不要過早失業，不要過早感到勞累，同時也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限。「我們無法承受這麼早就失去這些人，我們需要更多的勞動力。」

　　卡泰寧認為，芬蘭仍是一個高福利國家。所有公共福利部門的總開支大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５３％，而這個比例不會因結構改革而受到太大影響。

　　「我們有免費的學校，高質量的教育系統，有養老保障，還有近乎免費的醫療衛生體系，以及其他相關項目……這個總量是很龐大的。」

　　卡泰寧說，芬蘭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未來１５年，可以算出勞動力人數及其生產總值，同時也可以清楚地測算出衛生福利部門的開銷，二者相差大概有８０億到１００億歐元。從現在開始，芬蘭政府每年都要努力填補這個巨大的「可持續性缺口」。

　　本刊主編汪一新衛蔚

　　（本刊除「論壇」及本報記者署名文章外，均由新華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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