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臨終前為美國對華政策開好藥方，特朗普卻無視了它

美東時間3月22日，美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於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華採取限制措施。輿論普遍認為，一場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悄然開打，可以說，戰爭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手段，貿易戰亦是如此。

中美關係似乎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在這個時刻，中國人民曾經的老朋友——美國知名地緣政治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的聲音更顯珍貴，比方說，他始終呼喚中美合作，強調美國不應把中國當作敵人對待。下邊這篇介紹布熱津斯基的文章，來自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勝軍先生，原載《同舟共進》2018年第2期。

布熱津斯基：那遠去的理性之聲

布熱津斯基是美國知名的地緣政治戰略家，不僅著作等身，而且學而優則仕，為多位美國總統及總統候選人擔任顧問，官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卡特曾毫不諱言對他的信任：「如果可以選擇同桌的話，我會選布熱津斯基博士。」基辛格則評價道：「如若沒有布熱津斯基殫精竭慮地貢獻思想，這個世界將空空如也。」

大混亂時代的幸運兒

布熱津斯基生於波蘭華沙，在二戰前夕危機最為深重的1930年代，他隨外交官父親先後出使德國、蘇聯，親身經歷了德國納粹的崛起與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運動，而後在波蘭遭遇亡國之難前到了加拿大蒙特利爾，幸運逃過一劫。1945年二戰結束，英美等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拒絕承認波蘭流亡政府，使其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布熱津斯基一家頓時無家可歸，不得已在加拿大定居。

在加拿大長大、求學期間，布熱津斯基對蘇聯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布熱津斯基拿到麥吉爾大學的碩士學位，他躊躇滿志，一心想回到其視為國際關係正統的歐洲，去英國繼續深造。然而，因未能獲得獎學金，轉而去了美國，並在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這一陰差陽錯令布熱津斯基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冷戰時期的美國群星璀璨，湧現出了諸多政治家、思想家，兩位來自歐洲的新移民：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在美蘇混戰的外部環境中，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絕佳舞台。儘管基辛格比布熱津斯基年長5歲，二人學術及政策生涯幾乎沒有直接交集，但人生軌道卻驚人地相似。

當布熱津斯基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基辛格剛剛完成長達377頁的本科畢業論文。二人均為同儕中的佼佼者，先後加入聲名顯赫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並在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各自的首篇學術文章。1958年，在基辛格因《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聲名鵲起時，布熱津斯基正式加入美國國籍。隨後，哈佛大學給予基辛格而非在該校蘇聯中心耕耘6年之久的布熱津斯基終身教職，後者不久後便出走哥倫比亞大學。二人幾乎同時由學術界進入政策界，均擔任過總統候選人的顧問以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7年，當49歲的布熱津斯基出任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基辛格剛剛卸任國務卿一職。

同為那個時代「最為敏銳的頭腦」，布熱津斯基也許沒有基辛格那樣顯赫的聲名地位。二人均著作頗豐，外界寫基辛格的書多不勝數，但寫布熱津斯基的書卻到2013年才出版了第一本，而這並不妨礙布熱津斯基成為一流的國際關係學者。大混亂帶來大變革，大變革造就大機遇，布熱津斯基是少數抓住這一機遇並將個人理念轉化為大戰略現實的人。

與爭議相隨的地緣政治戰略家

在布熱津斯基的觀念里，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棋局。近500年來，歐亞大陸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儘管冷戰之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但歐亞大陸仍是爭奪全球主導權的大棋盤。在歐亞大陸上，有幾個重要的地緣戰略棋手，西面有法、德，北邊是俄羅斯，遠東是中國，南部是印度，蘇聯的解體在正中心製造了一個「黑洞」，美國作為域外國家，要確保這個棋盤上不會出現挑戰美國的對手或聯盟。布熱津斯基這種傳統的地緣政治思維，就像其濃重的波蘭口音一樣難以被改變。

也許因為個人經歷，布熱津斯基從一開始就把蘇聯研究作為畢生事業。進入政策界後，他就把如何應對蘇聯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上世紀60年代，他提出了「和平接觸」戰略，主張從堡壘的內部去分化瓦解蘇聯。1970年代，他向卡特建言聯華反蘇並成功推動中美建交，他支持波蘭和阿富汗的反蘇鬥爭，參與創建美日歐三邊委員會，為抗衡蘇聯，他甚至阻撓伊朗人質危機的外交解決方案，理由是這將「把伊朗拱手讓給蘇聯人」。

布熱津斯基很早就預言了蘇聯的崩潰，哪怕蘇聯解體後，他仍把俄羅斯作為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重要挑戰。也許這種理念過於固執，但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難以苛責，而結果也說明，美國確實成為冷戰的贏家。

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任內，布熱津斯基主導了卡特時期人權政策的制定，並成功將其植入美國外交政策的內核。他還力主埃以和解，推動了《戴維營協議》的達成。

正因其堅守個人理念而不妥協，布熱津斯基也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物。共和黨人不信任他，因為他一直以來的民主黨人身份，以及不遺餘力地反對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一些民主黨人也不喜歡他，因為他曾支持越戰，並在1988年總統大選中公開支持老布希；一些政府官員也不待見他，因為他經常批評官僚體系的繁雜低效，並在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越過國務院獨攬外交決策權。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布熱津斯基的另一個身份，是中美建交的親歷者和主要推動者。因其長期以來對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出的積極貢獻，布熱津斯基與基辛格一道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布熱津斯基多次訪華，他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次訪問，發生在1978年5月20日。在那次歷史性訪問後不到7個月，中美便結束了30年隔絕正式建交，開啟了兩國關係的新時代。在這其中，布熱津斯基功不可沒。

布熱津斯基訪華次數遠不及前輩基辛格，但他對中美關係和平發展的疾呼從未停止。無論兩國關係處於何種狀態，布熱津斯基始終呼喚中美合作，強調美國不應把中國當作敵人對待。在最近一次的訪華之旅中，布熱津斯基在第二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發表演講，他指出，在當今世界，中美兩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全球穩定極為重要。美中關係和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競爭關係完全不同，中美之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在可預見的十到三十年內也不存在軍事上的威脅。這種觀點顯然與華盛頓一貫的對華思維格格不入，但布熱津斯基並不因此而動搖。

針對近年來世界政治的失序問題，布熱津斯基困擾不已。他從國家利益出發，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下降憂心忡忡。他在臨終前夕的公開文章中所給出的藥方仍然是與中國合作。只有與中國合作，才能實現美國全球影響力的最大化。

2017年5月26日，布熱津斯基去世，享年89歲。布熱津斯基的逝世，背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知識分子精英治國的模式，被反建制派的興起打破。隨著這一代人的凋零，中美關係中的理性聲音將更難尋覓，世界政治的不確定性將更加明顯。或許到了未來的某一天，我們會再次懷念布熱津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