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個人名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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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個人名節-----從顧炎武與傅山們的羞恥心談起[原創] 2013-10-01 22:03閱讀：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個人名節-----從顧炎武與傅山們的羞恥心談起石耀輝顧炎武，名繼增，字忠清，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二十八日生於江蘇省崑山縣千燈鎮，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出自其《日知錄》一書中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以說是近三百多年來，在我國百姓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之中影響最大的一句。其實，顧炎武還有一句名言，我覺得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更值得推廣，這就是「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句振聾發聵的名言，出自《日知錄·廉恥》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之所以要將這段原文放在前邊，是因為顧炎武這一論述就像是三段論推理的一個大前提，在明亡清興、大勢已定史稱「明清鼎革」的背景之下，作為明代遺民和反清復明鬥士的顧炎武、傅山等知識分子，就面臨著一個嚴峻的、進退兩難的考驗：在他們後半生「無國可忠」的時代，要麼與「異族入侵」的清朝政府合作，這樣，他們所堅守的名節、氣節、人格等將毀於一旦，而繼續對抗到底，則是不識時務，無異於以卵擊石。雖然在今天看來，明朝、清朝的朝代之爭，似乎無足輕重，但在當時顧炎武等讀書人眼中，卻是一個天崩地裂的大毀滅，是一個辨別忠奸的試金石。而這些士大夫們早已接受了傳統文化基因：諸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言、立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等，他們早已將民族大義、家國情懷和高尚人格等傳統文化和精神融於自己的血液之中。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常常會面臨這樣的生死抉擇，愛國詩人屈原面對理想破滅、無力回天時，毅然投江而死；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這部巨著，選擇了含垢忍辱的求生。面對明亡清興的大變革，不論平時怎樣高喊禮義廉恥，人們都面臨著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禍與福、乃至生和死的抉擇。我們看到，許多明代官員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甚至連東南士林領袖錢謙益也降淸失節。而顧炎武、傅山這些思想領袖，原本對明朝專制制度就懷著批判態度，現在又面臨著一個入侵而來的滿族高壓政權，其受辱心態可想而知。對這樣的大背景，顧炎武、傅山們會做出怎樣的抉擇呢？他們又會如何走出這種人生糾結呢？首先，在政治和道德上，他們選擇了拒不仕清，表現出了頑強的民族氣節和高尚人格。大明滅亡，連崇禎皇帝都已殉國，在顧炎武、傅山這些明代遺民看來，自己苟活著已屬可恥，又如何能再做清朝官員呢？顧炎武雖然6歲讀《大學》，9歲讀《周易》，11歲讀《資治通鑒》，這為其一生治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在科舉考試中卻是屢試不第，直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27歲的他才取得鄉試資格。他由此看到「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勝於咸陽之郊」。五年之後，即崇禎十七年（1644年），在南京，萬曆皇帝的孫子福王朱由菘被擁立為帝，顧炎武被推薦位南明朝廷的兵部司務—一個從九品的小官。遺憾的是，顧炎武還來得及上一天班，這個政權就宣告滅亡了，帶頭開城向清軍統帥投降的就是東南士林領袖錢謙益。當時，顧炎武的嗣母王氏住在常熟，在城破之後，便開始絕食，臨終前對兒子說：「我雖婦人，深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勿為異國臣子，勿負世世臣恩，勿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冥於地下。」經此大變之後，及國讎家恨一身的顧改名「炎武」，誓不與清朝合作。為避漢奸和當地豪紳的迫害，顧炎武於1656年北上，來往于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一帶，志在聯絡抗清志士，反清復明。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正月，清王朝下令開設「博學鴻儒科」，這是封建王朝臨時設置的一種考試科目，始於宋高宗時期。康熙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特開此科，由中央和地方官員推薦民間有本事、有學問、有名氣的人，通過特設的考試，到朝廷里來做官，主要是進入翰林院修《明史》。最終，被推舉的達上百人，顧炎武和傅山均在被推薦之列。「博學鴻儒科」一推出，在民間知識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拒絕，有人暗自高興，有人最初雖然拒絕，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還是應詔。沖著顧炎武的名氣，很多朝廷顯貴都來遊說他。顧炎武令門生宣言：「刀繩俱在，勿速我死」。康熙十八年（1679年）傳來了要請他去修《明史》的消息，顧炎武也是斷然拒絕，他寫信給葉方藹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也！」事實上，早在康熙十年夏，清王朝就曾有意詔顧炎武來修《明史》，當時的勸說者為徐乾學的老師、翰林院院士熊賜履，顧炎武當場亦是斷然以死拒絕，他回答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顧炎武一生中曾七次前往南京拜謁朱元璋的明孝陵，六次在昌平拜謁十三陵，以寄寓家國之恨。顧炎武享年69歲，生活在清朝的時間有38年，超過了他壽命的一半，但沒有人將他視為清朝人，只因為他只是大明遺民。傅山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十九日，長顧炎武6歲，今山西太原人，是明清之際著名的思想家、書法家、金石家、醫學家，更是一位抗清的愛國主義者。同顧炎武一樣，少年傅山4歲臨習書法，7歲讀家塾，15歲考秀才，20歲試舉人，29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被三立書院錄取。傅山不僅博覽群書，過目成誦，而且特立獨行，頗具有傳奇色彩。崇禎九年（1636年），傅山曾帶領太原三立書院學生赴京，為恩師袁繼咸平反訴訟冤案。這一義舉使傅山被譽為「山右義士」，成為海內名人。當袁平反調任武昌道後，曾邀請傅山遊覽黃鶴樓，而傅山以「違母久」之名，婉言辭謝，這充分表明，傅山為師奔走訴訟完全是出於正義，絕不貪求私惠和虛名。崇禎十七年（1644年），朝統治中原後，傅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行列中。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傅山因反清被捕入獄，慘遭酷刑。他在《甲申守歲》詩云：「三十八歲盡可死，凄凄不死復何言……朝元白獸尊當殿，夢入南天建業都」。明亡時他三十八歲，他認為當時就該殉國，入獄時已四十七歲，他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傅山的母親也是深明大義，她對傅山的朋友們說：「我兒被捕，是自然的事，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不必救他」（郝樹侯《傅山傳》）。傅山在獄中「抗詞不屈，絕食數日，幾死」（全祖望《陽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但傅山的朋友們還是出奇計，終於救出了傅山。傅山出獄後在詩中有「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有頭朝老母，無顏對神州「（《甲申守歲》）的句子。在《七機岩》中他還寫道「中原用劍戟，偷生亦可恥」。從此，傅山抱著亡國遺民的孤臣孽子之恨，在山西壽陽五峰山拜名道士郭靜中為師，加入道教，自稱朱衣道人，開始了「興亡著意拼」的秘密反清活動。對於「博學鴻儒科」的舉薦之事，傅山一再稱病不能前往，但拗不過地方官的多次請求，最終還是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後，傅山稱病拒絕參加考試。但鑒於傅山在文學界的地位，康熙下旨封了個「內閣中書」的官職，又念其年邁，可以不留在京城坐班，而是可以回去，由地方官照顧。既已授官，就得到午門謝恩，這更是傅山不能接受的，他於是絕食七日，堅決不從。在多次勸說無果的情況之下，傅山被強行駕到了午門之外。傅山看見午門，淚流滿面，這時有人強迫他下跪，傅山由於身體虛弱，一下子仆倒在了地上，有人趕緊說：好了，好了，這就是謝恩了，由此傅山才得以被放歸回老家。傅山寧肯滾倒在地，也不向康熙皇帝下跪，這樣不恭的表現和膽識，成為當時文人的典範。因為在傅山眼裡，民族氣節重於泰山，個人的仕進輕如草芥。梁啟超曾評價傅山說：「其志比黃宗羲、顧炎武更可哀了！」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傅山去世，享年79歲。遺命不以「內閣中書」的身份而以「朱衣道人」入殮，葬於太原西山。共同的志向和遭遇，使得顧炎武和傅山互為仰慕，雖未謀面卻早已神交。兩人從1663年到1671年的八年間，曾在太原有過三次親密的聚會。每次見面，二人都抵足而眠，互相唱和。他們除了談論天下的興亡、國事的變幻，還有更多的人生和學問方面的話題。兩人精神上的共鳴之處真是太多了：不僅同重民族大義和操守氣節，而且都有廣博學問，都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談；另外他們對音韻、訓詁、考據之學也極為精通，吟詩賦文更是旗鼓相當的行家裡手。顧炎武詩中曾吟道「為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岩」、「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而傅山更有「方外不嫻新世界，眼中偏認舊年家」等句。兩人的唱和不僅表達了「明代遺民」對江山易代、昨是今非的感慨，更是一種相互敬佩和勉勵。顧炎武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康熙二十年（1681年）8月，69歲的顧炎武由華陰往曲沃，後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八日，七十歲的顧炎武外出考察時，在馬上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凌晨終寢於韓宣家宜園，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兩年後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傅山也隨他而去了。在拒不仕清的同時，顧炎武、傅山又勇敢的承擔了各自的社會責任，這就是為中華正統文化代言。他們經過一生不懈的努力，終成一代宗師，做到了個人名節和社會責任的高度統一，實現了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顧炎武早年，之所以棄絕帖括之學，潛心歷代典籍和官私文獻，開始結撰《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乃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途徑。入清之後，他先是投筆從戎，武裝抗清，繼而聯絡四方，反抗清廷剃髮易服等民族高壓政策。北游之後，以二馬二騾托書萬卷，或探討「一道德而同風俗」，或探討「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總之是以「明道救世」為己任。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顧炎武所著《日知錄》，將「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世」為宗旨，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了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千古名言。在曲沃期間，經過實地考察之後，他對晉都晉陽之說提出異議，在《日知錄》中首次提出「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的觀點，直到300多年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一論斷終於被天馬--曲村考古成果所證實。顧炎武還論證了介子推隱居之地，不在介休綿山和萬榮介山(今孤山)，而是在曲沃翼城之間的小綿山。由於顧炎武和曲沃的不解之緣，清光緒年間，曲沃人民將顧炎武的牌位陳列於孔廟，四時祭祀。同顧炎武一樣，傅山作為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他以「異端」自命，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理學的務虛不實之風。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他一直置身於為國家分憂的行列中。在新朝統一後，他對自己祖國的未來，充滿著期待，潛心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研究和傳承，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時人對他有「學海」之譽。傅山平生著有《霜紅龕集》、《傅氏男科》、《傅氏女科》、《荀子注》《淮南子注》等書籍，並創作了大量詩文。傅山還主張解放人性，尊重人格獨立，極力「掃蕩奴性」，對奴儒、奴君子予以斥責。他在《讀<老子>道常無名》中，還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這一光輝思想，顯然是針對封建專制制度而言的。傅山的書法、繪畫更是被稱為「一字千金」、「國初第一」。傅山提出的「四寧四勿」：「寧拙毋巧，寧丑勿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這不僅是他的書法之論，更是其做人之論。傅山在個人生活上，雖然經歷了早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的悲歡離合，但他抱定著「興亡著意拚」的信念，一生不懈地努力追求，從義士、壯士，再走向名士，最終成為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齊名的思想大家。在「天下滅亡」的大考驗中，顧炎武、傅山們雖然選擇了拒不仕清，但他們憑著一顆赤誠之心，憑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傳統文化的熱愛，他們最終超越了時代，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實現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理想。顧炎武在《日知錄》卷13《正始》篇中，有一段對「亡國與亡天下」的精彩辨析，他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國。」在顧炎武看來，歷代王朝更迭叫做「亡國」，而當世代相傳的文化傳統遭到踐踏，文明被毀，道德淪喪，人如同禽獸之時，就是「亡天下」了。顧炎武進而指出：「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已。」這段論述後被晚晴學者梁啟超歸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影響至今。如果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對所有人發出的警世之言，那麼，「士無恥，乃國之大恥」則是對士大夫提出的更高的要求，顧炎武、傅山這一代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行動，踐行了這一理念，為後世學人樹立了一個標杆。「士無恥，乃國之大恥。」這一振聾發聵的聲音，仍然足以讓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們汗顏！我們還有沒有胸懷天下、捨我其誰的大丈夫氣概悲？我們還有多少悲天憫人天的情懷？我們為了「五斗米」折了多少次腰桿？我們還有沒有羞恥之心？我們還有沒有批判精神？香港一位名叫黃燦然的詩人這樣說：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們太善於在嚴酷的環境下讓自己舒適起來。誠哉斯言！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遭遇百年衝擊，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和道德水準令人堪憂的今天，當安逸的生活、個人的名節和社會道義、社會責任出現矛盾時，我們將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如何去盡好自己的「匹夫之責」，這是時代對我們人格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