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學者稱既得利益集團和西方資本利益是中國發展兩大障礙

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與發展問題學者趙月枝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發展模式以及它與世界政治經濟整合的方式事關人類的未來。

美國為主的西方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趙月枝認為，有關發展模式的討論，往往圍繞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爭論。這一爭論很重要，但是如果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隱性的範本，那麼，這種討論不但缺乏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知識基礎，而且會因為忽略對世界歷史的反思而產生誤導。

她說，歷史上，西歐各國走的是通過武力對外殖民、奴役弱小民族的血腥發展道路，日本與德國走入過工業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相結合的法西斯主義歧途。二戰後，被美國推到高峰的西方消費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不僅建立在極其不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基礎之上，而且以對有限資源的無節制消耗和對生態的嚴重破壞為代價。因其不公正，所以就不穩定，一部西方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戰爭與社會革命的歷史；因其對不可再生能源的高度依賴和對環境的毀壞，所以不但不可持續，而且也不能被仿效。

雖然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高揚「自由」、「民主」和「發展」的旗幟，美國的崛起不但沒有改變西方殖民主義所建立的以壓迫和剝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且在某些方面和地區強化了這一秩序。

中國模式的成就與危機

趙月枝說，在某種意義上，當代中國的立國與建國歷史就是對既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蘇聯國家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探索與追尋。

她認為，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首先是得益於中國革命所建立的基本社會制度、改革前30年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和公民教育各個方面的積累。在引入市場機制的過程中，中國政府調動國內資源建設能源、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的卓越動員能力和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以及價格低廉但在教育、健康和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更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大軍，這些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

但她指出，中國30年的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過多強調了效率，犧牲了社會公平，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貧富分化嚴重，精英與弱勢群體之間利益失調，社會穩定面臨巨大挑戰。

她說，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是過去30年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為全球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平等和在世界範圍內消除貧困作出了貢獻。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所走的吸引外資和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也迎合了西方資本的利益，走了西方統治精英希望中國走的道路。中國在通過出口廉價商品積累外匯並成為美國債權國的同時，也把社會問題與環境問題留給了自己，在這兩個領域出現了赤字。

西方關於中國模式的幾種看法

趙月枝說，中國「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過程也是對中國發展模式進行不斷探索的過程，而中國的發展模式以及與世界政治經濟整合的方式事關人類的未來。這一點從美國各派力量對中國崛起和未來發展道路的激烈討論和爭議中可見一斑。

美國右翼的政治家和評論家們不斷拋出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而「中國威脅論」的思想根源一方面是冷戰意識形態，一方面基於中國必然按西方消費資本主義模式發展的思維定勢。

中間派為資本的現實利益考慮，提出了諸如「中美國」、「兩國集團論」這樣的概念，希望通過「中美共治世界」，也即中美兩國一起奉行美國的單邊主義，超越現有的國際組織和機構，通過兩國的單獨密切合作來克服目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從而鞏固進而擴大兩國精英在現有世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而許多希望構建一個更公正與平等世界的左翼人士，出於種種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一方面看不到中國近30年發展中對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顛覆與挑戰，一方面對中國社會出現的新的不平等以及下層民眾尤其是勞工有待改善的境遇深表關切，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與中國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是在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者「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之路。

站在人類整體利益和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更平等地發展的高度，也有少數西方進步學者在批判和否定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同時，殷切希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避免重蹈西方發展模式的覆轍，並寄希望於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能改變現在世界的遊戲規則，使其更趨向於平等和正義。基於這樣的願望和對中國發展的多面性與複雜性的認識，這些西方進步學者不但開始注意到中國發展模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不同之處，而且對中國發展對世界秩序向更公平與正義的方向轉型的積極意義寄予厚望。

趙月枝介紹說，今年6月剛剛去世的著名世界體系理論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社會學家阿里吉曾在他2007年出版的《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一書中(中譯本已在2009年6月出版)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分析，並指出「中國的崛起象徵著一個契機，一個擺脫迄今為止的以壓迫和剝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契機」。阿里吉希望中國能發展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模式以內在的發展，而不是對外貿易為主導，不是通過剝奪下層民眾和社會公共財產來進行積累，主要依靠動員人力資源而不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而且政府通過大規模的民眾參與，也就是大眾民主，來制定政策。

中國模式的意義

趙月枝指出，中國能否在總結改革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成功地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沒有剝奪的積累之路，決定於國內國際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與互動。

但是，她認為，有一點可以明確，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其獨特性，不是一般國家可以簡單仿效的。與其它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有一個在革命戰爭的血與火中鍛造出來的強大的、有高度社會動員能力的國家政權，有計劃經濟年代整整一代人勒緊褲腰帶所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現代工業基礎，有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奠定的包括普及基礎教育和基本公共健康保障在內的相對平等的文化教育和健康體系所造就的勞動力大軍，還有海外華人血濃於水的親情和他們對祖國的源源不斷的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輸入。

她強調，更不容忽視的是，中國革命在鍛造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同時，也培育了下層階級自信以及為社會公平正義而抗爭的民主精神。中國下層民眾的自信和公民權利意識，他們對社會不公的感知程度和批判甚至抗爭精神，是發展中國家中極少的。

趙月枝指出，如果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話，應該是她在人類發展道路上另闢蹊徑，為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和諧世界所作出的貢獻。這是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堅持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的世界歷史使命所在。

科學發展觀要在國際上「發聲」

趙月枝還指出，2003年，中國政府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非常正確的。而自主創新，擴大內需，節能減排，綠色GDP，走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建設「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等一系列概念和相關政策的提出，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希望改變那種「為別人做嫁衣」的依附和不平衡發展狀態。

但是，她說，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與本質需要得到更加清楚與明確的表達。最重要的是，這一口號在中國對外宣傳和提升「軟實力」的過程中面臨著如何「翻譯」和傳播，從而被少數西方進步學者之外的更多人士所理解和支持。比如說，它與西方早就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究竟有什麼本質上區別？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什麼樣的內在關係？

趙月枝最後說，中國現在已經有條件和有必要對外大張旗鼓地和有效地宣傳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真正的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像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期望的那樣，使自己「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科學發展觀」的落實面臨兩大障礙：中國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西方資本的利益。在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中國面臨國內和國際利益格局的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