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 | 洪永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

洪永淼康奈爾大學與廈門大學洪永淼，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組部「千人計劃」入選者，康奈爾大學經濟學與國際研究講席教授，廈門大學經濟學院與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名譽教授，郵箱：yhong.cornell@gmail.com。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夢』的系統結構、操作層面及國際比較研究」（13@ZH02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是根據2016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本科高校經濟學專業與財政金融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聯合舉辦的《名師談科研與教學——2016年廣西區西方經濟學高級研討會》和2016年夏季學期《廈門大學經濟學科政治經濟學高級講座系列》的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的。作者感謝研討會與講座參加者以及陳漢文、焦建華、賴小瓊、張莉、張興國、張興祥、趙建的討論與建議。摘要本文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的角度，結合當今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趨勢，闡述建設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時代意義與國際意義，並通過釐清中國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探索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包括如何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有益理論成份與運用定量分析等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創立中國經濟學派。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 定量分析一、問題的提出過去一百多年，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歷經了三個階段的發展歷程。一是以1901年嚴復翻譯亞當·斯密（1776）的《國富論》為標誌，西方經濟學著作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始在中國傳播，特別是郭大力和王亞南花了十年時間翻譯，於1938年出版馬克思《資本論》三大卷，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但是，總的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經濟學教育，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學派為主。二是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建立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與此相適應，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包括學習借鑒蘇聯科學經濟研究所（1954）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斯大林 （1951）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西方經濟學則作為經濟學說史的一個研究內容，成為一個思想流派，而且經常處於受批判的地位。三是改革開放後，由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國內再度掀起了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熱潮，隨著現代西方經濟學逐漸流行，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上的差距也迅速縮小。關於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學教育的詳細介紹，參見王廣謙（2014）。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政治經濟學之後，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已有不少文章探討如何推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這是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重要的變化與發展。但是，一些學術論文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時，存在一些誤解，這顯然對推動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並無助益。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的角度，結合當今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趨勢，闡述建設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其時代意義與國際意義，並通過釐清中國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探索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以此拋磚引玉，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並為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如何理解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係？第二，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係？第三，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係？第四，在構建中國經濟學特別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時，是否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尤其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如果可以，應該如何借鑒？經濟學旨在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與分配的問題。資源配置關係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發展速度，是經濟學最主要的問題。經濟學包含政治經濟學，而分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經濟學框架下，可提出很多問題，如：（1）什麼經濟制度下稀缺資源可以得到最優配置？什麼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最快發展？（2）什麼經濟制度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果可以讓社會全體成員獲得最公平的分享？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學所探討的基本問題：效率與公平。效率主要指稀缺資源優化配置，是物質財富生產的自然過程，即物質的生產方式。公平帶有價值判斷，主要是指物質財富如何公正、合理、平等地交換與分配，這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如果我們將基本制度和具體的機制或體制分開，上述兩個基本問題就可細化為以下問題：從制度角度看，什麼樣的制度能夠保證既有效率，又確保公平？在一定的制度下，什麼樣的機制（如計劃、市場或其他調節手段）能夠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什麼樣的機制能夠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同樣地，在一定的制度下，什麼機制可以實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果由社會全體成員公平分享？此外，經濟學還應該研究在一定製度與機制下，經濟主體（生產者，消費者，政府，勞動者，企業家，所有者等）會有什麼經濟行為？經濟如何運行？其演化與發展趨勢如何？在這些問題中，有些經濟活動、經濟現象、經濟制度與機制體制安排具有政治屬性或政治含義，如所有制、收入分配、政企關係、政商關係等；此外，一些與政治相關的制度與機制體制安排、現象及行為對經濟有重要影響，如央企高管任命制度、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勞動合同法、國家產業政策等。這些具有政治屬性或與政治相關的內容都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對政治行為、現象、制度等的經濟分析，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ics；參見Besley, 2007）。本文第二節將論述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及兩者之間關係，第三節論述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第四節簡要回顧西方經濟學發展歷史並討論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之間的關係，第五節討論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否可以借鑒，以及如何借鑒的問題，最後是本文的重要結論。二、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一詞，首次出現在法國人蒙克萊田（Montchrétien）於1615年寫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標題中。作者把古希臘語中「政治（公共事務）」與「經濟（家庭管理，如財務管理）」的原意結合起來，以突出這一學問的公共性質。這表明經濟不是私人的問題，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管理與公共經濟應該結合在一起。傳統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的公共屬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序言中，將自己著作的讀者對象設定為「立法家和政治家」，延續了「政治經濟學」的含義，即在國家層面通過公共治理髮展社會經濟。亞當·斯密經常應邀到英國國會發表演講，其主要目的是影響這些立法者和政治家。《國富論》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抓住經濟增長的主題，即發展社會生產力，主張用維護私人產權和市場自由競爭的制度以促進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從而使政治經濟學有了經典的研究框架。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時，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剛從封建主義脫胎出來，它的合法性與先進性急需得到論證，《國富論》事實上承擔了這個重任。資本主義制度先進的一個標誌，是它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先進的生產力，與兩個基本特徵分不開：私有產權和基於市場機制的自由競爭。古典政治經濟學論證了當時方興未艾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並為自由貿易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當初英國人正是因為它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得最快，具有比較優勢，因此主張自由貿易，以佔領世界市場。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向來自給自足，拒絕英國的自由貿易建議，結果英國直接用槍炮將中國的大門強行打開。現在，中國有了相當的比較優勢，主張自由貿易，然而歐美國家卻退縮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陣線，這背後都是因為國家利益。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同時它也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換言之，政治經濟學既有科學性，又有階級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公開宣稱其學說是為廣大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1867）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制度演化本身，側重於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即物質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事實上已經逐漸脫離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研究範疇。究其原因，亞當·斯密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私有制加自由競爭可讓社會生產力得到最快的發展，而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並成型，馬克思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演化規律。因此，此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生產關係，而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即物質的生產方式或生產力的研究開始慢慢弱化。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通過1870年代的「邊際革命」，側重於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研究稀缺資源如何優化配置，逐步淡化了對經濟制度與經濟現象的政治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從此分道揚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非常重視生產力變化所引起的生產關係的變化，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導致剝削，資本與人的關係變成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而經濟基礎變化會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的變化。換言之，有了私有制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法律、國家、政權會反過來為保護私有制、為保護經濟基礎服務。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利益分配的前提，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的實現機制，法律與政治都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馬克思的分析，完全符合他那個時代的現實。當時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包括法律、政治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私有產權、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出現了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現象。馬克思《資本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必定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爆發、社會貧富分化、資本與勞動力的對立以及階級對抗，並隨著階級對抗的加劇，最後誕生社會主義。馬克思的一個推論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時，生產資料將會集中到一個唯一的統一的托拉斯（trust），這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社會化之間日益激烈的矛盾，這時候如果工人階級起來革命，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將被推翻。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1847）當初預言：「共產主義革命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內『同時發生』。」因為這些國家壟斷程度最高，私有制與生產的社會化的對立最激烈，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些國家爆發的可能性最大。但是，馬克思一些重要的預言至今尚未實現。例如，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會在生產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這個預言，迄今為止還沒有實現的跡象。當今世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目前並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顯然，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自身修補能力被低估了。事實上，馬克思後來也修正了他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類似俄國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家首先成功，馬克思（1881）說，「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將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過去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顯示出對其制度缺陷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復能力。首先，美國、德國及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出台反壟斷法，避免資本的過度集中，防止托拉斯的出現。其次，勞動保護與社會福利制度先後建立，並不斷完善。在美國和歐洲，有很多較為完善的福利制度，包括最低工資法，對失業工人的救濟，對低收入家庭與老人的補助，等等。前不久法國甚至通過一個法令，規定僱主下班期間不得給員工發送與工作有關的電郵。中國現階段勞工保護還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不少中國民營企業在工廠張貼「不準虐待員工」之類的規定，其實是與之有生意往來的跨國公司的要求。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保護、社會保險與福利制度等，不少方面比現階段的我國更完善。我們應該反思：社會主義國家本來應該實現共同富裕和保護廣大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利益，但目前中國的現實卻是，貧富差距反而不斷拉大，勞工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假冒偽劣產品經常可見。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從香港買奶粉？香港是資本主義經濟體，香港、新加坡和美國等這些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絕大部分產品質量比中國有保證。中國是公有制佔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我們的普通消費品質量反而比這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與地區遜色？我們不能把現實經濟生活中一些消極、醜陋、不完善的現象全部歸咎於中國混合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恰恰相反，在產品質量、勞工保護乃至社會保障制度等不少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與地區做得比我們好，我們應該認真尋找原因，對症下藥，並儘快超越他們。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市場機制會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造成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與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的確，市場機制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並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如上世紀大蕭條時代，大量的牛奶倒入河裡流走，很多產品因為滯銷而遭到銷毀，但這些現象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極少見了。西方國家引入了國家干預政策，平滑了經濟波動。此外，隨著政府部門與企業廣泛利用統計、信息技術、預測方法等手段，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大大降低，企業與人的經濟活動的自覺性提高了，無政府生產狀態得到顯著改善。這些其實都是計劃經濟的元素。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y）表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波動幅度越來越小，出現了所謂的「Great Moderation」（參見Bernanke, 2004）。2008年的次貸危機與隨後的金融危機，雖然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害，但它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率先走出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其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我調節的巨大的修復能力。相反，在中國，這幾年卻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殭屍企業」等現象，導致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實踐證明，過去幾十年，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比計劃經濟更加有效。市場機制會產生經濟周期，但應該看到，經濟周期是一種「短期調節」，從長遠看，市場機制能夠淘汰落後產業、落後管理與落後生產，促進創新與產業升級，對資源有效配置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市場機制是一種自然機制，其運行成本相對計劃機制來說比較低。二戰後，西歐處於廢墟上，日本也受到嚴重破壞；朝鮮戰爭停戰後，南北朝鮮發展水平也相差不多，但經過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幾十年的經濟競爭，前蘇聯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關鍵的原因在於人心向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遠低於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加上政治運動的反覆折騰，人民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已不抱幻想。柏林牆的建立，是因為上世紀50年代西德的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造成勞動力很大缺口，西德用高工資吸引東德的年輕人前往，因此東德政府不得不築起高牆以阻止人口流失，這樣東德當時在政治上已經先輸一著了。上世紀90年代柏林牆被推倒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標誌。以上分析表明，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總結到他那個時代為止的資本主義的實踐。馬克思逝世後不到2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爆發，人類從馬克思所生活的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二戰後，第三次科技革命又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長達30年的快速增長。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法、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政府干預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修補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若干缺陷，緩和了階級矛盾和對立，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所有這一切遠非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所能設想的。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研究需不斷地與時俱進，不能只停留在《資本論》的經典結論上，應該繼續總結馬克思之後資本主義的變化，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運行規律。對這些新變化與新現象，需要細緻艱苦的調查與深入系統的理論探索，而不是將馬克思總結到他那個時代的結論直接套用到今天，「以不變應萬用」。三、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矛盾是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剝削與貧富兩級分化。自馬克思以來，一個被認為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理想制度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即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這樣，除了勞動力之外，大家都無法單獨擁有生產資料，誰也無法剝削誰，從而有效解決了資本主義存在的剝削問題。如何實施計劃經濟呢？馬克思和恩格斯（1880）的設想是，「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從而避免經濟危機。然而，上世紀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社會主義實踐表明，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並不成熟。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每個人都具有高度的自覺性與政治覺悟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或者，中央計劃者需要擁有完全的信息，包括每個社會成員的信息。然而，恰恰相反，現實中每個人的信息並非完全公開，而且大都會為了個人的目標，利用私人的信息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是計劃經濟無法得到完全有效實施的最根本原因。另外，作為「代理人」， 除了信息不完全外，政府部門的計劃人員本身的目標也可能與國家和政府的目標不一致。現實中的計劃經濟是如何實現的呢？過去有個現象叫「跑部錢進」，即各地紛紛派人到北京中央部委遊說，以儘可能爭取到國家資源。這種分配並不是真正根據社會的需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據計劃部門一些人的個人利益和個人偏好來進行資源分配的。此外，計劃經濟常常表現為一種指令經濟，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強制執行，這種指令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與創造性。因此，計劃經濟在建國後前30年運行的效果並不理想，因為馬克思設想的計劃經濟的主要條件在現實中沒有達到：一是信息不對稱，即中央計劃者沒有完整的信息，二是每個人，包括政府部門的人員，也有自己的目標，與中央並非一致。實際上，在上世紀，經濟學家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已做了大量的理論探索並展開論戰。「邊際革命」學派創始人之一瓦爾拉斯（Walras, 1874）的一般均衡論認為，在完全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市場機制，一個「拍賣」競價過程，便能夠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後來，阿羅和德布魯（Arrow and Debreu, 1954）從數學上嚴謹地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存在一般均衡：市場價格包含了所有的經濟信息，經濟主體（生產者，消費者）只需要根據市場價格變化調節自己的生產或消費，整個經濟將達到一個均衡狀態，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上個世紀20、30年代關於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論戰中，哈耶克（Hayek, 1935）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由於信息分散，中央計劃者（central planning board）無法獲得計算一般均衡的信息，市場價格在資源合理配置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地，波蘭經濟學家蘭格（Lange, 1936, 1937）指出，在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存在勞動市場與消費品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中央計劃者可通過中央集權機制與一個類似瓦爾拉斯的價格「試錯」方式，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計劃經濟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為什麼以後的蘇東模式的社會主義實踐失敗了？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央計劃者擁有充分信息的這個假設不符合實際情況。前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及其失敗表明，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並沒有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更優越，特別在資源配置方面。至於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也不盡如人意，甚至出現了以政治權力無償佔有公有財富（至少是使用權）為特徵的特權階級或階層，可以說，腐敗現象直接扭曲了資源配置（參見季正矩，2000；劉克明，2003）。葉利欽在其回憶錄中具體描述了他作為蘇共中央政局候補委員，國家給了他及家人一套大別墅，其奢侈豪華程度全世界其他地方無出其右。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當時的「雙軌制」條件下，出現了不少所謂的「官倒」：有些人利用他或父輩的政治權利從計劃部門低價拿到稀缺資源，然後在市場上高價賣出，從中謀取巨額利益。因此，在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方面，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也存在不少問題。但是，前蘇聯模式失敗，並不意味社會主義應該被拋棄，因為「共同富裕」這個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蘇東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垮台，並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失敗，而是這個理論所賴以實現的前提沒有得到滿足。因此，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創造條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因為失敗了就回頭走資本主義道路。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私有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實際上成了一個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也就是少數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特權階層人員瓜分蘇聯全體勞動人民70年辛苦勞動積累下來的社會財富。這種激進的私有化，即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幫助制定的「500天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最終損害的是廣大俄國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表明，如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一定的自我修復能力一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可以通過改革實現自我修復與不斷完善。中國正是通過改革開放，變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必須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使之更科學、更豐富、更合乎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1890）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主要有兩個重大貢獻：（1）實行了以公有製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制度。多種所有制的存在，不但大大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經濟規模在短短30年躍升為世界第二，而且，非公經濟為解決中國就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據統計，目前非公有制企業吸收了全國80%左右的勞動力。沒有多種所有制，就不可能吸納這麼多的勞動力。（2）引入市場機製作為主要調控手段，而不是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手段。這既是理論上，也是實踐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中國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個重大貢獻是在以公有製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中，可以用市場機制代替計劃機製作為基礎性調節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經濟資源。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制度，其實有其歷史原因。「文革」期間，由於公有制企業無法吸納數量龐大的勞動力，中國一大批城市青年被送往農村工作，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鄉」運動。「上山下鄉」運動有其政治意義，從經濟學角度而言，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種方法。改革開放之初，全國知青大批回城，他們回城之後需要就業，但國企缺乏吸納能力。在此背景下，國家允許他們從事個體經營，因此便出現個體私有製成分。另外，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起來，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這些鄉鎮企業有集體所有制，但更多的是個人所有制，到今天已演變為實力雄厚的民營經濟。因此中國實行以公有制主導、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經濟制度，是基於歷史現實的務實做法。如果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的根基深厚，能夠吸納所有勞動力，個人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成分就不會產生。但是，由於中國是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多種所有制並存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種現狀還將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科斯（2010）指出：「各國的產權系統是不盡相同的。以前人們將產權系統劃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把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相聯繫，把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相聯繫，這種分類方法過於簡單。英國和美國的產權系統是不同的。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與前蘇聯的產權結構也是不一樣的。能夠使各種經濟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產權系統，就是好的產權系統。」今天，不論是國企，還是民營企業，不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境外企業或合資企業，都是自負盈虧，每個經濟主體考量的最主要的還是各自的利益，繼而出現了必須通過市場進行等價交換的要求。市場機制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在人類歷史上，很早就存在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通常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的。在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以前，即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早已存在商品交換。市場機制是價值規律與等價交換最佳的實現形式。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存在商品交換，也需要等價交換，並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無論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還是集體所有制企業，都要遵從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的觀點，這其實是後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源頭。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城鄉個體經濟與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計劃經濟時代統一的計劃產品市場被打破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城市個體經濟與鄉鎮企業商品市場也就自然形成。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機制從次要、輔助地位轉變為主要的調節手段，中國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Naughton, 1995）。正如鄧小平（1992）指出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以上分析表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也需要發展，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只有設想，沒有實踐作為其理論研究的基礎，我們需要繼續總結社會主義的實踐，才能揭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運行規律。當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唯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勢頭。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目前只能且主要立足於中國的實踐，這個理論因而也將帶有強烈的中國特色。馬克思研究《資本論》時考察對象主要是英國的資本主義，當時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差異並不是那麼大。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有很明顯的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等背景，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帶有很強烈的中國特色。這種模式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還需要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發展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說法是合適的。如果能夠建立起一個完備的理論，將是中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的一大基石。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必須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只關注、側重於研究社會的生產方式對生產關係的影響，而忽略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忽略人與自然的關係。蘇東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表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必須將人與自然的關係（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研究放在與生產關係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關注或側重於研究生產關係。蘇東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沒能發展出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最終導致執政的共產黨退出歷史舞台。正如鄧小平（1987）指出的，「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另一方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階級分析與利益分析。我們構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時，應該繼承馬克思這個根本分析方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貪污腐敗嚴重，社會矛盾突出，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過去40年偏重關注生產力的發展，關注GDP，相對忽視了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的改革與建設。這種傾向也要糾正。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強調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有其針對性與現實性。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定義，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什麼樣的經濟制度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最快發展和形成最佳的生產關係，並且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這其實是在研究範式上回歸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經典理論框架。在改革的同時，中國也積極對外開放，主動融入世界市場，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參與世界分工，在短短30年內從一個貧窮落後的最大發展中國家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世界範圍內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融入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的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經濟全球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範圍內的空前大發展。國際壟斷資本依其逐利本性流向世界各地，特別是新興市場，從中榨取高額壟斷利潤。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繼續利用國際市場與國際資源，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以國際分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並推動中國資本在全球市場的優化配置，確立主導地位，應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目前還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在世界市場上仍然遭受不平等交換的待遇。如何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迅速移向高端，如何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更好地保護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等等，這些「國際生產關係」問題也應該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了馬克思時代尚未出現的一些新現象與新問題，例如，由於國際貿易增長與國際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加導致就業機會流向發展中國家，不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勞動者之間出現了矛盾與利益衝突，這種現象在馬克思時代還很少見。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跨國公司因其在中國的利益而積極遊說美國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代表美國勞工階級的美國勞聯產聯往往站在對立面。這種新的國際生產關係也應該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未完待續）【資料來源：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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