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著名文學家(一)

西漢著名文學家(一) 2008-10-16 09:16閱讀：3,082 西漢著名文學家（一）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漢辭賦家、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姓氏「揚」，或作「楊」。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時好學，博覽多識，酷好辭賦。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家貧，不慕富貴。他的官職一直很低微，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稱帝後，揚雄校書於天祿閣。後受他人牽累，即將被捕，於是墜閣自殺，未死。後召為大夫。揚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辭賦外，又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對社會、政治、哲學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價值。另有語言學著作《方言》等。《隋書·經籍志》有《揚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張溥輯有《揚侍郎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雖然文采飛揚,信仰卻不堅定,是中國古代的有才無德的小人代表.司馬相如：西漢文學家，漢賦的奠基人。原名司馬長卿，小名犬子，公元前 179年出生於西漢巴郡安漢縣（今四川省蓬安縣），後移居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由於仰慕戰國時期的藺相如，因而改名相如。成年後到京城為漢景帝的「武騎常侍」，陪皇帝打獵，後以身體不佳為由辭去職務，東遊梁國，封作賓客。當時梁國為全國文學活動中心，在此常與文人交往，寫下不少作品，其最有名的是《子虛賦》。梁王死後回臨邛，在此識卓文君，相愛後因未得家庭同意，遂私奔成都，不久又回臨邛，開一家小酒店度日。寫下了追求愛情反抗市俗的千古佳話。漢武帝即位後，他傾注全力寫成《天子遊獵賦》，後又寫出《上林賦》上奏，極得賞識，即封為郎，嗣為中郎將，負責開發西南夷。公元前127年，又回成都，為說服那些不贊成開發西南夷的蜀人，又寫了《難蜀父老》的名篇。他儀錶堂堂，風度瀟洒，多才多藝，確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贏得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傳為千古美談。他滿腹詩書、有膽有識，敢作敢為，堪稱一代偉丈夫。更為難得的是，身為漢賦大家，在漢武帝身邊十幾年，卻從來不把獻賦當作向最高統治者獻媚取寵的手段，從來不與那些阿諛逢迎、鮮廉寡恥之徒為伍，不願作沒有靈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條件時爭取有所作為，難有作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節操，所以，在政治上鬱郁不得志。作為一個傑出的文學家，他憑著雄放的氣魄和富贍的才華，勇於創新，銳意開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據《漢書·藝文志》記載，他有賦29 篇。他還是漢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傳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至今的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封禪文》等。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東方朔（約公元前161—前87年），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陵縣神頭）人。西漢著名文學家。與司馬相如同時，以辭賦著稱。　　東方朔少失父母，由兄嫂撫養成人。漢武帝初即位，即罷斥諸子百家，獨尊儒學，並詔令天下舉賢良文學之士，他應詔至長安上書自薦，在《應詔上書》中，毫不客氣地述說了他的家世和刻苦自學、奮發進取的過程，及其品德才幹：「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東方朔的上書，雖有些誇飾，但文辭不遜，頗得漢武帝稱譽，命待詔公車。後來，東方朔以恐嚇侏儒得幸，待詔金馬門。在一次射覆戲中，他辯駁郭舍人，得幸為常侍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東方朔24歲時，漢武帝想把秦阿房宮以南、盩厔以東、宜春宮以西大片土地圈起來，修建上林苑，並與終南山相接，東方朔持反對意見，並上《諫起上林苑疏》，因此，漢武帝拜東方朔為太中大夫。不久，東方朔因小遺殿上，被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隨後，被命為郎，直到去世。　　東方朔在漢廷為郎官期間，朝廷多事，文人大都奉使四方，只有東方朔以及枚皋、郭舍人在漢武帝左右，嫚嘲詼諧，調笑娛人，故時人稱他們為滑稽家。至於東方朔的滑稽言行，尤為世人所公認和推崇。可以說，東方朔在漢廷中處於准俳優地位，是漢武帝的「弄臣」。因他滑稽狂放，詼諧多能，應對敏捷，辯智娛人，所以深得漢武帝歡心。誠然，東方朔性格滑稽，但他在漢廷的詼諧滑稽，絕不是毫無目的的為詼諧而詼諧。縱觀他的一生，其滑稽詼諧的目的，前期在於取寵求仕；後期在於在尊貴者面前維護自己的尊嚴。他所希求的並非是讓漢武帝喜歡他的滑稽和詼諧，而是使其看中和支持他的言論和主張，採納他的諫言。如果說，他前期滑稽詼諧的言行，取悅了漢武帝得罪了侏儒、郭舍人的話，那麼，他後期滑稽詼諧的言行，得罪了包括漢武帝在內的漢王朝統治集團。因此說，東方朔的滑稽性格，既使其苟活到終老，又決定了他一生政治追求、仕途生活的悲劇結局。　　東方朔是一個有才學、有理想、富正義感之士，他不甘居俳優地位和「弄臣」處境，所以他滑稽詼諧的同時，敢於直言極諫。諫汰奢擾民，諫淫亂非禮和諫徇情廢法，是他諫諍的重要內容。他臨終前，還勸漢武帝「遠奸佞，退讒言」等。他這種直言極諫的品格，歷來受到稱讚。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褚少孫借武帝之口說：「顧東方朔多善言。」班固讚許他：「正諫似直」，明代康丕揚在《東方先生文集》中讚譽他：「愚嘗讀班孟堅《漢書》而深有感於東方先生，諷諫直諫各歸於正，超出漢廷之上，大有益於人主。」　　東方朔學屬雜家，是一個多產而知名的作家，他善於用多種藝術形式進行創作。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辨騷》、《詮賦》、《祝盟》、《雜文》、《論說》、《詔策》、《書記》等篇中，就論及到東方朔的各種文體近10種。張溥編輯的《東方大中集》中，除《十洲記序》存疑外，有8種文體，14篇作品，即騷；《七諫》（包括《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疏：《諫起上林苑疏》、《應詔上書》；書：《與公孫弘書》、《從公孫弘借車馬書》、《與友人書》；論：《非有先生論；設難：《答客難》、《答驃騎難》；頌：《旱頌》；銘：《寶瓮銘》；詩：《據地歌》、《誡子詩》、《嗟伯夷》。其中《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品，這兩篇作品，均是他諫諍道路失敗之後的晚年所作。《答客難》分設難和答難兩部分。設難部分，即是東方朔以自己的職小位卑為根據，對他的才能和道德，提出責難。答難部分，分三層意思：第一，以「時異則事異」立論，論述雖有蘇秦、張儀之才，也不能被世所用，進而闡明自己雖然職小位卑，但並非沒有才能；第二，以太公70不遇為例，述說自己修身不懈，職小位卑，並不說明自己道德有缺陷；第三，以許由、接輿、范蠡、子胥為例，指出德才兼備者不為世用，恰好證明自己職小位卑，是道德完備的表現。東方朔在這篇作品中，從自身經歷出發，在自我安慰的同時，尖銳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發泄了政治失意、懷才不遇的牢騷和憤慨。作品雖明顯地存在著封建文人夸夸其談、清高自賞和消極情緒，但對漢代社會現實的描述，以及對封建統治制度的揭露，是極其可取的。如對當時文人志士不測命運和險惡處境的描述：「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縱然有蘇秦、張儀之辯，太公呂望之德，「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也只能「塊然無徒，廓然獨居」，老死於荒野之中。這些富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內容，對今天認識黑暗的封建統治制度，具有積極而深刻的意義。《非有先生論》假託非有先生進諫吳王的故事，闡明進諫難而納諫更難的道理，以及察言納諫對君主社稷的重要性。統觀東方朔的著述，成就最高、使其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的，主要是他的《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在這兩篇作品中，以《答客難》更為著名，它是研究東方朔生平、思想和政治道路的重要依據。 這個近視恢復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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