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世家看文化中國——《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出版座談紀要

編者按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文化世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心所在。它昭示文明進程的中國路徑，它凸顯文化傳承的中國方式。它積澱了中國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由王志民教授主編的《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28種）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在為此書舉辦的出版座談會上，與會學者對這套書在選題、內容、體例諸方面所表現出的思想高度、深度、厚度給予了肯定。指出，這套書的出版，展現了文化世家於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價值，為2013年的中國國學研究完美收官。本刊摘要發表部分學者相關評論，以饗讀者。

家族文化、地域文化與中華文化

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王志民教授主編的《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以下簡稱《書系》），選取了山東歷史上在各領域、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28個文化家族，每家寫成一書，對所寫家族分別從源流盛衰、婚姻交遊、代表人物和家風家學等作了詳細考察。這種系統研究一省內文化世家的大型叢書，在全國還是第一次。這套叢書以歷代山東文化世家作為研究對象，並進而展開對齊魯地域文化乃至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有價值和有意義的。

總覽《書系》，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在選題上，側重學術世家，尤其是文學世家。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說「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這裡的文學，泛指對各種文獻典籍的學習，包括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不限於當今「文學」之「語言藝術形式」的意義。從《書系》選定的這28個家族中，可以看出山東世家文化以學術尤其是以文學留名後世的較多。先秦時期儒學創立，漢代儒學獨尊，孔、孟、顏、曾四大家族因儒學興家，也以儒學傳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東文化世家燦若星辰，文化成就也蔚為大觀，如高平王氏家族中王粲的文學、王弼的玄學與易學，蘭陵蕭氏家族中蕭統的《文選》，東海徐氏家族中徐陵的《玉台新詠》。蘭陵蕭氏是因軍功由寒門上升的世家大族，因蕭道成屢立軍功，代宋而立，為蕭齊開國皇帝，成為皇族後的蕭齊家族並未忽視對文學的發展。唐宋時期，政治文化重心西移，山東文化世家的發展進入低谷，但仍有可稱道者，如臨淄段氏家族中段成式的小說《酉陽雜俎》、宋代巨野晁氏家族中晁公武的目錄學著作《郡齋讀書志》、晁補之的散文、晁端禮的詞，章丘李氏家族中婉約派詞人李清照的詞。明清時期以科舉取士，山東自古崇文重教，一時湧現出眾多科舉世家，典型的如清代聊城傅氏家族，傅以漸從一介寒士到清朝開國狀元。濟寧孫氏家族中孫毓溎為道光甲辰狀元，這些家族大多以學入仕，以仕養學，以學傳家，養成了重教好學的家風，在學術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文學方面，山左詩人表現突出，以至形成了「本朝詩人，山左為盛」的局面。如臨朐馮氏、新城王氏、安丘曹氏、萊陽宋氏、博山趙氏、德州田氏皆是以文學顯名者。馮惟敏是明代著名散曲家。清初詩壇有「六大家」，即「南施北宋」（施閏章、宋琬）、「南朱北王」（朱彝尊、王士禎）、查慎行、趙執信，其中三家出自山東，三家中，王士禎是康熙詩壇領袖，影響詩壇數十年。「德州先生」田雯也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詩人，曹貞吉則是「二安」易安、幼安之後山東另一位出色詞人。其他一些與政治密切的家族，如兩晉泰山羊祜家族、魏晉南北朝琅邪諸葛亮家族、魏晉南北朝琅琊王導家族、唐代齊州房玄齡家族、清代諸城劉墉家族，在宦海沉浮中也不忘對學術的追求，每個家族無一例外都有文集傳世。另外還有以藏書聞名的家族，如清代聊城楊氏藏書世家，楊紹和所撰目錄學著作《楹書隅錄》有豐富的目錄、校刊、版本、輯佚、辨偽知識，非一般書販商業家庭可比，是齊魯好學重教之風的體現。

其二，《書系》注重通過對文化世家家風學風的總結，來揭示代表人物成長的規律，為後世家族治理、家庭教育提供借鑒。人才成長與家族文化關係密切，有什麼樣的家學門風就會造就什麼樣的人才。琅琊王氏和顏氏都是南北朝南遷的世家大族，顏氏世代保持儒學傳統，南遷始祖顏含年輕時因孝親聞名，從政後，不阿附權貴，一生言行一依儒學為旨歸，對其後裔影響很大。顏含曾孫顏延之繼承家學，精通儒經，劉宋初被推舉為博士，立身處世清廉節儉，淡泊名利。顏之推為延之玄孫，雖歷種種磨難，始終堅守「儒雅為業」的家族傳統，所著《顏氏家訓》是對顏延之的《庭誥》家教的繼承。

其三，注重對文化世家婚姻、交遊等社會關係的論述，把家族放在更大的區域文化和時代背景中，以探索家族文化形成的時代特徵和地域特色。新城王氏家族與淄川趙氏家族、臨朐馮氏家族都有聯姻，王士禎交友範圍遍布北京、揚州、山東，包括京師同僚、詩壇宗匠、鄉黨等，知名的有趙執信、田雯、蒲松齡。王士禎在順治十四年（1657）作《秋柳》組詩，「和者不減數百家」（王士禎《自撰年譜》）；又於康熙十七年（1678）應皇帝之詔在懋勤殿試詩，「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卷一七三）。這數百家「和者」和「天下翕然應之」者中，有姻親、有師友，有同僚，有同仁，形成了以王士禎為首的山左詩壇。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唱和，影響和促成了清代詩壇的繁榮。

習總書記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於2006年撰寫《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總序中特別指出，可以通過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用浙江歷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這確使我們深受啟示。讓歷史文化融入現代文明，對地域文化古今的歷史、文化、經濟、社會生活等不同角度和層面，加以重點闡述和展示。《書系》必有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建設家族文化的傳承體系

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中國家譜總目》主編王鶴鳴

《書系》告訴我們：山東世家的文化傳承主要是依靠家族持續編修家譜來實現的。如《孔子世家譜》是中國保存最長久和最完整的家族譜系，北宋前歷次續修為手抄本，北宋元豐三年（1080）首次刻板印刷，後於明朝天啟年間、清代康熙、乾隆年間、1937年和2009年五次進行續修。持續編修家譜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現象，它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家譜中一般都載有族規家法內容，這是家族自己制訂的約束、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規。以曾子後七十二世曾傳祿於光緒二十七年纂修的《石蓮曾氏七修族譜》為例，其家訓內容就包括了：重家譜、勤祭掃、孝父母、敬伯叔、宜兄弟、明夫婦、和鄉黨、隆師友、勤誦讀、務農桑、先氣質、惜文字、厚姻婭、戒爭訟、救水旱、禁戲場、禁越葬墳墓、禁久擱不葬、禁拖欠糧餉、禁分受不均、禁異姓入繼、禁淫慾、禁發冢、禁邪說、禁賭博、禁謠謗等。其他山東文化世家的族譜均有類似的內容。這些觀念長期延續，通過續修家譜代代相傳，從而積澱為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就一個家族而言，正是依靠持續編修的族規家法，成為一個家族內部的精神連線和傳家珍寶，教化族人，代代相傳。魯迅先生曾指出，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兩千年來，山東文化世家大多注重以「忠信孝悌」為核心的家訓傳承，這為山東成為千年不衰的「讀經崇儒」的「禮儀之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世家研究的啟示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劉躍進

《書系》不僅是山東家族文化的縮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說，也昭示著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發展的某些方向。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基本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在這套叢書中體現出來了。它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啟示之一：文化的意義。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來看，文化的取捨，不僅決定著一個家族的命運，甚至決定著一個王朝，乃至一個國家的根本命運。如果我們只是迷信軍事、科技等硬實力，而忽視文化軟實力，一個家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靈魂和血脈。孤立地看，文化也許並不能解決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的溫飽問題，但是它卻是推動歷史發展質變的核心力量。山東文化世家綿延不絕，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正體現在「文化」二字上。

啟示之二：世家的作用。世家就是世代相承的家規、家風。每個文化世家多有自己的文化個性，如果將這些個性組織起來，又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有意義的群體。這個群體非常重視基礎教育，每一個成員自幼就奠定了較好的品味修養，熔鑄了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當無數個這樣的群體組合起來，就構成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文化大國形象。

啟示之三：世家文化的當代價值。我們的先人強調修齊治平。而修身首先是從家庭教育開始的，並最終影響到社會。從各個文化世家的發展來看，他們大都強調個人的成功，同時，這又不是個人的事情，更是家庭的榮耀，大而言之，也是國家的榮耀。每一個世家子弟，對家要孝，對國要忠。由此看出，研究家族文化，對象是地域性的，但更具有普遍意義。

「文化世家」與「世家文化」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錢杭

所謂「文化世家」，顧名思義，大致應指在「人文教化」的某一領域作出為本國、本地人們所公認的傑出貢獻，並能在世代的傳承中長期保持這一「文化」特色的家族。以「文化世家」為討論範圍和觀察主線，確實比熱衷鋪陳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一類豪華虛榮指標，更能深刻地展示紮根於這一地區的一種與「人文教化」共生的軟實力，和唯當地所特有的厚重氣質，當然，書寫的難度也就大得多。《書系》立意高，規模大，時段長，覆蓋廣，成果豐碩，為中國2013年「國學」研究的圓滿收官落下了精彩一子。

寫「文化世家」，其實就是在一個動態的框架內寫「世家文化」的特點及其形成演變過程，具體展現為「四有」——淵源有自，傳承有序，後繼有人，興廢有證。這是遷延數代、不絕如縷的「世家文化」與曇花一現、轉瞬即逝的「非世家文化」的最大區別。「世家」主要指父系宗族，但也可泛指涵蓋父系母系妻系等在內的廣義家族，魏青先生所撰《章丘李氏家族文化研究》，就「以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為中心」展開。按宗族的基本規則，婦女「既嫁從夫」，世系已轉移至夫系，不再是父宗成員。李清照一嫁密州趙明誠，再嫁杭州張汝舟，至死沒有回歸父宗。即便如此，將其仍視為李氏的「家族」成員，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這裡的關鍵，是要把某地一個「文化世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及其文化地位，建立在「世家」之「世」（即世代傳承）的基礎上，所以，就必須充分利用各類文獻資料，將該世家的根系淵源、遷徙過程、聚落空間、世系分支、婚姻關係、後裔代表、興衰緣由，按一條既定的時、空線索，完整精確地細細道來。也只有在如此框架內，按如此要求展現的「世家性」文化，才會建構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域性、「文化性」世家。《書系》各部專著在這方面都做得相當成功。

《書系》取得的成就，還可以為文化世家和世家文化的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啟示。

歷史上不認同或不主動認同、有意規避甚至刻意否認自己所屬之家族、宗族背景者大有人在。如果後人不作區別，僅按世系或姓氏標準，仍將其視為該族一員，或提升至該「世家文化」世代傳承的標誌，那就既無視了個人成功的艱辛歷程，也抹殺了「世家文化」的演變走向。事實上，他們在一個框架內反映了「世家文化」的興、衰兩個側面。我們研究文化，不是一味張揚在傳統的制度背景下取得成功的「正能量」，還要認真關注轉換、摧毀、解構了這些歷史正能量的「負能量」。

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

陳寅恪曾指出，東漢以後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於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書系》就是具體地探討山東地區「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現象的一部重要著述。這些山東文化世家對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貢獻，其實不限於齊魯。

秦滅之後，漢代意識形態與社會道德體系的重建，就與齊魯儒者密切相關。首先是對儒家經典的重建，並致漢代經學的全面繁榮。其中山東伏勝以及後來在魯恭王宅發現的先秦典籍，對此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其次是制度的逐漸儒家化。從叔孫通（史稱魯地薛人，即今山東棗莊薛城人氏）及其所選拔的魯地儒生開始，各種國家禮儀制度被逐漸恢復，官員選拔制度也與道德倫理重建相結合，對「孝廉」的察舉就是例子。第三就是郡縣教化職能的賦予與基層社會秩序的重建，其中「禮」的作用被凸現出來，這便是「禮教」。按照儒家的基本觀點，禮的精神根植於人天生的情感，但禮所包含的各種儀式、規範等對人的行為又有規約與塑造作用，因此可以用來教化。在禮的各組成部分中，「禮容」有著重要作用。《士禮》十七篇是由魯儒高堂生傳的，另有一位魯地儒生徐生因「善為容」而做到禮官大夫。「善為容」是指他知道在《禮經》的指導下表現出一副怎樣的「禮容」。此後對禮的解釋和表達都出自徐氏家族。

東漢以後，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為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士大夫家族世代學習經學，這些道理逐漸內化為士族特有的家學禮法，由此構成了士大夫禮儀日用的文化模式。士大夫文化包括兩部分，一是言行舉止方面的各種做派，一是內在的倫理標準。前者從禮容改造而來，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宋人儒家修身功夫的小學內容；後者從經學中演化而來，發展成為宋人修身的「大學」階段。

中古齊魯士族的文化貢獻尤其突出。魯郡名儒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大約是第一部系統的「家訓」。討論了《禮經》之「聖人之教」與士族之家族文化的結合問題。其中提出的「士大夫風操」的概念，其實就是那個時候文化世家普遍接受的一種具有實踐意義的士大夫禮教文化。中古時代流行的「書儀」受到世族特別是東晉南朝士大夫的影響。書儀其實就是以南朝為主的士大夫家法的記錄，是他們的所謂「士大夫風操」或者「士大夫風範」的普及本形式。

總之，從漢代到唐代，這些複雜的禮儀與日常生活中的風操為士族家庭所壟斷，成為他們特有的文化資本與身份符號。隋唐時代，由於九品中正制退出歷史舞台，士族政治門蔭特權不再。唐太宗就曾經極力貶低山東士族。但是唐朝後期，文宗、宣宗公主出嫁，仍特選山東士族子弟。《資治通鑒》記載宣宗批評萬壽公主遵從禮教後說：「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這一句「如山東衣冠之族」把唐太宗當年不屑山東士族的豪言壯語沖刷得乾乾淨淨。

文化世家與文化傳承

北京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教授干春松

從「文化世家」的角度探討中國文化的發展規律和傳承特色，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角度。對此問題，歷代史家大賢多有闡發。比如陳寅恪先生在考察魏晉時期的制度發展時，就認為當時的文化重心在家族。

如果我們把對文化的思考更為寬泛化的話，應該說，早期文化的傳承更具有家族化的傾向，比如技藝性生產活動，這種以家族為傳承的方式，至今依然很普遍。俗話所說的子承父業，其實同時也體現著儒家孝文化的核心精神，比如，強調兒子對於父親的志向的繼承，以及發揚光大、顯姓揚名等等。從這個意義上，從文化世家的角度來梳理，更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一種提煉。

再進一步將這樣的觀察結合到區域文化研究中，那就可能產生豐碩的成果，《書系》即是目力所及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有幾個方面的意義和期待值得提出：

《書系》雖然立足於山東省這樣一個區域，但既有孔、孟、顏、曾這樣因為特殊的文化和社會地位而形成的幾千年綿延不絕的世家，也有琅琊王氏這樣，在山東起家，因為戰亂而南遷，而澤被江南的家族，還有從菲律賓移居山東的文化家族。可謂時間跨度長，家族種類全，進而為我們研究不同類型的家族文化傳承模式提供了樣本。期待《書系》產生輻射性作用，可以帶動全國性的家族文化研究。

這套《書系》有王志民教授一個理論色彩很濃的長序。我所期待的是，作為一系列家族研究的作品的匯聚，或許可以在此基礎上，專門探討文化世家的一般性特徵，以及文化傳承的規律和方式。還有，中國的家族制度幾經變遷，不同時期家族文化特點有所不同，這期間對文化世家的形成是否有影響。再則可以期待跨地區的比較研究，因為文化世家古今中外都有，山東的文化世家與中國別的地區甚至世界上的文化世家之間的同異。如此，則可以使我們對文化世家現象有全方位和更深刻的理解。

在「禮義之邦」追尋故園文脈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書系》主編王志民

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宗法制農業社會，從中華文明的早期，國家就建立在家族文化的支柱之上。漢代以經學晉身，魏晉重門閥選人，這個時期的經學世家、門閥士族，既是國家政治的中堅，也是文化傳承的主體。隋唐之後，以科舉制度選人，文化世家形成，從文化之興到科舉之榮，再到仕宦之顯的變遷發展，亦成為世學、世科、世宦的結合體。所以，文化世家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載體。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一個文化世家，歷經數代發展，往往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家風、家訓、家規。這既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人生價值觀培育的先天環境和成長土壤，也是文化傳承代代相因的一條主渠道。而人才輩出的顯赫文化世家，也是一個區域內的文化地標和影響深遠的文化中心。無論探求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還是追尋一地一域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文化世家都是一個聚焦點。然而，從總體上看，家族文化的研究是薄弱的。這是我們設計本《書系》的重要學術動因之一。

編纂該套《書系》的另一個動因，是山東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山東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漢代以後的兩千餘年中，山東是中華民族的「人文聖地」，號稱「禮義之邦」。從漢武帝的「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到蘇轍的「吾本生西南，為學慕齊魯」，再到李清照流落江南之後「嫠家父祖生齊魯」的故園懷戀之情，都反映出齊魯在歷代中國人心中特殊的文化概念。選取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特色的文化世家進行深入研究、剖析和探討，不僅僅是齊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文明歷代傳承，特別是儒家文化傳承研究中的重要領域。毋庸諱言，山東文化世家的研究也是齊魯文化研究的薄弱環節，這次選入的有代表性的世家中，大多數是未曾系統研究，甚至是未曾開拓的肥沃文化荒原。

我們編纂《書系》有一個明確的宗旨：在逝去的文化世家中尋繹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軌跡，挖掘文化世家優良的家風、家學、家訓、家規等歷史文化資源，探求著名歷史人物成長的家族文化因素，為當代新型家庭文化建設提供豐富的文化滋養和歷史借鑒。並通過集群式挖掘文化世家的歷史面貌、文化特點、發展趨勢及文化貢獻，深化對各個歷史時期齊魯文化的研究，為山東的文化強省建設服務。這是早在2006年擬定的《編纂方案》中就已寫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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