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3)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迴光返照」

　　內戰結束以後，各級社會組織都被納入到統一的國家機器中，而不能具有自治的社會功能，由國家主宰小共同體和個人的局面遠遠超過了沙皇時期。1922年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規，委託內務人民委員會對社會組織重新進行登記——內務人民委員會成為社會組織的監察機關，並逐步形成了對社會組織的監督控制機制。內務人民委員會對社會組織的行政監督的內容事無巨細，同時，監督的機關也越來越多——蘇共、共青團、蘇維埃、工會等都對民間的社會組織有控制權。結果，除去工、青、婦這些黨的外圍組織以外，其他試圖建立旨在實現社會利益的非共產黨的任何機構都被禁止。

　　1922-1928年，內務人民委員會禁止了幾乎所有原來獨立的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1927年在蘇聯內務部登記的約7000家全國性的所謂群眾組織已經完全沒有自治組織的任何要義，甚至連「拉普」那樣意識形態極端正統、只是成員有點同仁結社性質的組織也被取締。此後蘇俄的「群眾組織」和革命前的社會組織性質已經完全不同了，只不過變成了蘇維埃國家機器上的衍生品。它們都是「國字型大小」的變種或是文化娛樂之類無關緊要的團體。這些組織缺乏任何社會積極性和自主能動性，這種團體也是一種垂直型的隸屬結構，而不能有橫向的組織聯動。雖然蘇聯歷屆憲法都保留了「結社自由」的條款，但那都是裝飾性的詞語，獨立的社會組織根本不能發展，因為蘇聯憲法第126條明確規定，蘇共是一切社團的領導核心。「第三種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個世紀的努力就這樣付之東流了，曾經已經初見端倪的社會基層自治和公民社會面貌戛然而止。

　　但是在20年代新經濟政策期間，他們曾經有過一個曇花一現的「迴光返照」。「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不僅仍是農民國家，而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和饑荒，大批的工人返回農村，在戰前最好時候俄國大型工業的僱傭工人也超不過300萬，到內戰結束的時候，只有1/3的工人還被僱傭。就是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於工廠開工不足而無所事事，成為領取救濟金的窮人。只有農民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由於工人返回農村，農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僅消滅了地主，打擊了富農，使農村中農化，加之對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動，農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自然經濟中，戰時共產主義階段認為需要取締市場、抑制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使貨幣的使用量極度萎縮到戰前的1/70。布爾什維克儘管在理論上不滿意村社，但是為了抑制農村的自發勢力一直實行「反對獨立農莊化」的政策，企圖把全國變成全俄規模的重分土地公社，這種政治經濟氛圍有利於「第三種知識分子-社會學工作者」的再度活躍，因為他們過去在村社農業中對土地整理、社區組織等事務是真正的專家。在既摧毀了斯托雷平式資本主義農業又沒能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只有傳統村社一枝獨秀的情況下，當局還是有賴於他們的。

　　十月革命後大批的自治局工作者脫離原來的組織，為蘇維埃政府服務。但是他們的「實證」理念並沒有隨之改變。此時自由主義已成「昨日黃花」而迅速凋零，「不問主義只干實事」的觀念再度浮現，民粹主義價值觀又一度佔上風。他們認為十月革命的意義只在於從斯托雷平式的不公正改革下挽救了農村公社，為實現「村社社會主義」創造了條件，而且革命後為了抑制農村自發勢力，蘇維埃政權在集體化條件成熟之前，採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這些政策也為這些曾經的民粹派所擁護。因此革命後「第三種人」又一度相當活躍，在群眾中、學術界乃至黨政機構都有一定影響。當時有那麼幾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學術領域民粹主義宣傳也是合法的。由原來的自治局工作者和以擁護蘇維埃政權為前提的民粹派合流形成了所謂的「新民粹派」。這其中以恰亞諾夫的「農民—社會組織者」最為著名。

　　「第三種人」的終結與「歷史的回聲」

　　但和此前的「第三種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在於，十月革命後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獨立的政治派別，也沒有獨立的組織活動，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於蘇維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種思想學術和具體事務上的流派。但是這種狀況也沒有持續幾年，很快便被斯大林的社會改造浪潮吞噬。1929年，黨外經濟學家比較集中的財政部和農業部開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經濟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轉變」和全盤集體化運動的高潮中，蘇聯宣布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地下黨」——「勞動農民黨」，新民粹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恰亞諾夫等15名學者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死於非命。至此，「第三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俄國的試驗不僅徹底失敗，他們的個人生命也悲慘地結束了。

　　從嚴格意義上說，這種「實踐」的知識分子，已經脫離了「為思想而生存、以對抗政府為主要目的」的俄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含義，成為一種近似於現在「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存在或具有NGO組織的某些活動模式。在1930年「新民粹派」被處決之後，俄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就不復存在了，標榜獨立於「政府與革命政黨」之外的「第三種人」也統統被納入蘇維埃國家體制。只是到20世紀70年代俄國持不同政見運動興起以後，俄羅斯大地上才又出現了以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新斯拉夫主義」、麥德韋傑夫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以薩哈羅夫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反對派知識分子群體。

　　總體而言，蘇聯劇變以後流亡在外的別爾嘉耶夫等人以及索爾仁尼琴基本上繼承的是貴族知識分子的傳統。在「劇變」前後，俄羅斯社會與思想界對從平民知識分子—民粹派—列寧主義的這一傳承進行了越來越多的反思，自由主義則一度成為主流後又因經濟轉軌中的挫折而再度衰落。而「第三種知識分子」則因為政治傾向模糊能為各方所容，並且因做了大量「實事」而獲得好評。劇變以後回國的索爾仁尼琴就注意到與這種傳統的對接，他呼籲俄國知識分子重新掀起做「具體實際工作」的「第三種人」浪潮，並且他自己還創辦了一份「地方自治通報」的雜誌。目前從投身政治的「顧問」和政府謀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分化出來的「第三種知識分子—社會學工作者」近年來與世界非政府組織接軌，又以更廣泛、更多樣的形式活躍起來，他們從理論資源的汲取中和實際操作上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