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中國

10月24日 晴

他鷹隼式的手鑽進冰桶，消瘦卻有力。他喜歡的加很多冰的Single Malt。

他說，這是人生第一次公開演說。他已經79歲，寫作的時間則超過40年。但多年來，他習慣於為一群隱形的讀者寫作。他住在洛杉磯、紐約，文章發表於香港、台灣、新加坡。他們是一個四處瀰漫、鬆散的海外華人社區。

他拿出一疊卡片，上面是零星的筆記，他怕自己思路過分信馬由韁。但他讓人著迷的，也正是這一本分。我很少看到一個中國作家，像他這樣像浮萍一樣四處飄蕩，而且安於這飄蕩，毫無（至少看起來）對所謂根的渴求。

1936年到1940年代末，Z出生與成長在北平，一個不斷陷入被攻佔、被解放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種要消失的文明——那個明清兩代累積多年的精緻的生活方式。然後是台北，一個處於冷戰前沿、風雨飄搖的城市，一切都壓抑不堪，尤其對於一個正是青春的少年。

1962年，他匆忙地逃離，在飛機上，他甚至沒回頭看一眼這暫居之所。他趕上了美國的六十年代——對一個年輕人（倘若你不需要去越南打仗）來說，再好不過的黃金時代。你可以同時追逐個人自由——搖滾樂、大麻、避孕藥、性解放，與社會公義——反戰、平權運動。

在北京後海這個院落，他回憶人生的這三階段。他形容這三個時期——四十年代的北平、五十年代的台北、六十年代的美國——塑造了他，是他人生的基石。

從他的穿著——拿條窄圍巾、棒球帽、白色的運動鞋——仍可以流露出他少年時代的喜好。年輕時，他一定想做James Dean式，那種漠視周圍的Cool勁兒，那種骨子裡的反叛。他的確是少見的Cool人物，能把這氣質延續到這個年歲。他是北平的公子哥兒與紐約的波希米亞的混合體。

但很有可能，這Cool也限制了他。讀他的文章總有一種未被滿足之感。他五花八門的經驗，變成了流水賬式的歡快，卻沒有轉化成更深刻的對個人與時代的思考。他有個掌故、信息，卻似乎缺乏一種洞察力，難以聚焦於任何事物。

在談話中，他也說起，五十年代的詭異氣氛，《自由中國》的雷震與殷海光。但更代表他態度的是離去台北時竟回頭一瞥都沒有。他傾向於逃避歷史，而非直接融入或對抗歷史。當有人問他中文創作者面對西方之焦慮時，他多少表現得很淡然，不知這是緣於充分的自信、刻意的迴避，還是對於這種問題沒興趣思考。

逐漸的，隨著酒精的攝入量的增加，他的談興濃起來。他又主動說了一個關於李小龍的故事。還在六十年代洛杉磯花店打工時，他曾賣花給這位尚未成名的巨星，後者很得意的對他說「catch me TV「。幾年後，當他在內羅畢工作時，發現即使對非洲鄉下的孩子，李小龍已無可替代。

這個插曲或許也是他性格的首要特徵：他有興趣做歷史的不經意的旁觀者。或者說，他喜歡在一種因為錯位帶來的疏離感中生活。他說起在紐約寫作《俠隱》（可惜，我尚未閱讀，它很可能改變我對作者的判斷）時，幾年來，他沉浸於對北平細節的回憶中，以至於一天早晨，在徹夜寫作後，他準備去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他感慨「為什麼今天的北平有了這麼多外國人」。

座談後，他繼續喝酒。我記得他曾寫過醉酒的過程，他說，「因為酒在體內消失的過程中反而使你更煩、更悶，於是你就再來一杯，希望能再回到慢慢進入高潮過程中的那種舒暢感覺。但問題是，這個高潮一去不返。你永遠無法再回到從前。除非你再真的完全清醒之後從頭來過。那多麻煩！於是你就又來一杯……是高潮過後這一杯又一杯，最終送你進入醉鄉。長遠下去，還使你肝硬化。」

我也熟悉這個過程。我感到自己再度變得興奮起來。我身旁是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仍舊身材頎長、或許更性感些了。我忘記與她談了什麼，我覺得被她再度吸引，卻也未必想真的發生什麼。

這一刻，我覺得自己或許與Z頗有類似。我們都生活於生活的表層，流連於那些片刻與片段。我很懷疑，我那常流露出的「感時憂國」都是假作的。

二

因為Z，我想起L，如果沒記錯，他們是同齡人。Z也是L所辦雜誌的撰稿人。

L創辦的《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雜誌，試圖在殖民者的英式文化與本地人的市民文化之間，尋找出一條中間道路。它關心香港的命運，卻也知道它必然與中國的變革息息相關。它對政治、知識與文學抱有同樣的熱忱，像是士大夫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混合體……

雜誌影響了兩代香港知識人的成長，並在1990年代初達到了影響力的高峰。它不僅牢牢立足於香港，還發行了台灣版。它與《明報月刊》一起，是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段時間海外華人的最佳知識分子刊物。

相較於中國大陸，彼時的香港與台灣都處於它們影響力的頂峰。它們不僅在經濟、文化、技術上佔據著絕對的優勢，也正在探索一套嶄新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這正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最大困擾，香港與台灣也的現代命運正是這失敗的政治制度的產物。儘管台灣與香港探索仍喧囂雜亂，卻有一種普遍的樂觀——歷史，就像福山的預言，既然終結，它通往的方向一目了然；樂觀的以為，北京也逃不出這歷史的規律，而香港與台灣將充當它的嚮導。

三年前，我在灣仔的一家上海餐廳見到L。他消瘦、滿頭銀髮，英俊過人，幾乎像他鐘愛的加繆一樣的英俊，那種知識、勇氣與溫柔兼具的老派人物的風度。你可以輕易想像，他曾多麼風采照人，被一些文學青年稱作「東方的Paul Newman」。

他的雜誌早在1998年就關閉。這既因為經營不善：他從不是個有效率的媒體管理者、年齡日增，不復當年的精力；也與時代氣氛有關：他的雜誌是因香港與中國的新關係而誕生，這個過程因香港回歸暫時結束了。在之後的十多年中，他以一名報紙評論者的身份示人。並加入了黎智英的《蘋果日報》，編輯言論版與撰寫固定專欄。

從《七十年代》的長篇論述到《蘋果日報》的短小文章，也是香港的城市性格的轉變。那個有著傳統上的文學、思想趣味的一代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快速與消費的時代。而其背後也是一個越來越缺乏耐心、激烈化的社會。

香港也的確面臨著很多讓它躁動與激烈的因素。與我期待的不同，他的談話碎片化、情緒化、甚至不無簡單化，與《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上的那個深邃編輯的風格迥然不同。或許這既是精力衰退所致，也是現實環境的影響——面對全方位湧來、越來越具壓迫感的中國影響，他們再沒有說理的空間。

對於他的人生，這也真是個反諷的一刻：青年時代，他曾是個堅定熱忱的左派，對北京充滿嚮往；然後，他在文革的殘酷與醜陋中驚醒、變成了一個懷疑者；在重新開放的中國中，他滿懷憧憬與敬佩地報道那些中國國內的新改革者與異端，期望他們能給中國創造新路徑，然後目睹著改良者與異端被驅散；他也多少相信，香港的試驗會給中國提供啟發，而如今則目擊著香港正在變成中國的另一座普通之城——它經過一個多世紀建立起來的制度與文化，正在迅速的崩潰，而他和同伴所能做的不過是阻止這瓦解更緩慢的到來。

在這上海的餐廳里，我也突然想起了王韜、何啟，他們是19世紀下半葉誕生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都在香港或是上海的口岸中發現了一個新世界。他們期望用新理念去塑造古老的中國，收穫到的卻是一次次失敗與幻滅。

記得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L引用了加繆：「或許每個世代內心都懷抱著要改造世界的理想，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的，而這世代的任務或許更大，就是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我知道，L更讓我心嚮往之。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