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名家評論文集（一）

騰訊評論按：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評論頻道從今天開始刊發名家論改革開放30周年系列文章，每天由若干篇組成一個文集，敬請關注。

今日文集：

吳敬璉：改革向何處去

劉山鷹：什麼是成本最低的改革

林毅夫：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奇蹟

一、吳敬璉：改革向何處去

《同舟共進》

吳敬璉，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改革開放之初率先向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挑戰，力主實行市場經濟。有人說他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他自己說：「我的生命是同中國改革事業聯繫在一起的。」

開始時的確是「摸著石頭過河」

談論改革開放30年，必須認識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現實。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為樣板的經濟和政治體制。1950年代後期，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把這一體制推向了極端。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在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而在1966～1976年的「文革」時期，整個社會陷入混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巨大的社會災難使大多數人，包括在「文革」中飽受迫害的執政黨高官都認為這種體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尋求救亡圖存的出路。

至於改革的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是什麼，情況則複雜得多。當時政府派了許多代表團到英、美、法、日、德等國考察取經，同時努力挖掘從老祖宗那裡傳下來的本土資源。不管什麼招數，只要能恢復和發展經濟，都不妨拿來應用。具體而言，除了順應農民的要求，實行「大包干」形式外，一個思路是採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老辦法，「擴大企業自主權」；另一個思路是學習發達國家的某些做法，搞點市場?濟；還有就是從日本和「四小龍」學來的新招數，叫做「對外開放」。至於說要建立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框架，並沒有很明確的願景，所以開始時的確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數人還是有目標的，已不是「摸著石頭過河」了。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明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經濟改革目標越來越清晰。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標設定和實際進程，較經濟改革要緩慢和曲折一些。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重講的是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則意味著對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的某種認同。

有些改革放慢步伐，有些領域出現倒退

改革雖已進行30年，我們的社會依然存在一些嚴重的弊病和偏差。記得1990年代中期，我去中原某省，市委領導一起講賣官，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地方不正常。後來發現許多地方都這樣，尋租活動已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問題在於，這些弊病和偏差從何處來：是改革走錯了方向，使腐敗和掠奪資源的活動猖獗，從而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還是來自改革不到位，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以便獲利？在2004～2006年間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中，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持前一種觀點，把當前面臨的種種問題歸罪於市場經濟。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持後一種觀點。

在中國，許多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以國家強力干預、追求國家財富積累的經濟，或者像戰後日本那樣實行「新重商主義」出口導向政策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我國政府曾派許多團體到世界各國學習人家怎麼發展經濟，但是後來選來選去，覺得日本最好。鄧小平本人對「四小龍」特別欣賞，其中最欣賞的是新加坡。）特別在中國這樣一個曾長期採用蘇聯式體制的東方國家，人們往往對國家行政權力懷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則把它當成尋租獲利的「通靈寶玉」，不肯輕易放棄。於是，當改革進行到中途，特別是2000年以後，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若不願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就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製作出決定後，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這種行政壟斷的做法與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相反。

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但打破這些壟斷和干預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推行起來非常困難。近年來，在國民經濟出現波動時，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微觀干預的做法十分流行。

現代市場經濟是把市場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雖然十五大就提出要建設法治國家，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10年來，政治改革進度緩慢。對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條件下，經濟活動參與者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只能去結交官府。我把這種腐敗動因叫做「尋租的新動力」。正因為行政官員個人掌握的權力能夠決定人們的成敗禍福，這些年來買官賣官的活動才日益盛行。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轉軌時期腐敗發生的深刻根源在於權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場，相反卻在加強自己對於市場交易活動的干預和控制。這也是我從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大聲疾呼要防止「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坐大的原因所在。

防止「開放倒逼改革」的負面效應

改革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個基本原因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釋放出來。不過，這種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政府主導的特點。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後，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後果。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仿效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採取了「出口導向政策」。從這些國家（如日本）和地區（如台灣）的經歷可以看到，這種政策在發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就必須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減少政府干預，實行對外貿易和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否則就會引來對外貿易條件惡化、貿易摩擦加劇、外匯占款增加、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等惡果。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採用了「開放倒逼改革」的辦法促發展,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後，人民幣大幅貶值，加上低廉的要素價格，中國的出口一日千里地發展，為經濟的高速成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到了本世紀初期，這種出口導向政策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目前經濟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數量大而盈利低，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乃至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價格虛升和通貨膨脹顯現等，都與之密切相關。

要解決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過實現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要求。可直到現在，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我曾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並且把研究的結果寫成一本專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我在研究中發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困難在於若干重大的體制性障礙，它們主要是：（1）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2）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3）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繫起來；（4）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而價格扭曲又使市場力量在優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造成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

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路也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遺留下來的「不良遺產」，建立起規範的市場制度，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以法治為中心推進政改

推進市場化的改革，我認為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該管的領域、管好應該管的事情已成為當務之急。我贊成有些經濟學家的意見，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處說，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標就是在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務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中國現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國現代化進程能否持續、社會轉型能否實現，取決於自由、理性等現代核心價值觀和具有較大包容性及協調不同利益群體能力的民主政治體制能否建立。至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則應當借鑒中國經濟改革中增量漸進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動蕩，實現軟著陸。

我贊成他的看法。在現代民主制度中，憲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甚至可以說它們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實際運行中，它們是可以有先有後的，不同時期的重點可以有所不同。當前，我認為應當在通過思想解放大討論樹立現代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以建設法治為中心推進政治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範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加強公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目標。

政治改革必須加快。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並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

下一頁：劉山鷹：什麼是成本最低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