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毛澤東對周揚的兩次批評

　　周揚曾說自己願意做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者、解說者、應用者」。按常理來說，周揚這樣服膺、崇拜毛澤東，毛對他的工作應該很滿意。但實際情況卻是，毛澤東對周揚在文藝界的工作有諸多不滿，對他曾有多次批評，其中兩次批評得還非常嚴厲。

　　自1937年10月到延安與毛澤東有了接觸後，周揚對毛澤東的情感逐漸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時，他就曾對周立波說過「我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這樣的話。1946年，周揚在他編的《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一書的「序言」中更加明確地說：自己願意做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者、解說者、應用者」。此後,直到「文革」前夕，周揚一直是這樣做的，也被文藝界稱之為「毛澤東文藝思想最權威的解釋者」。　　按常理來說，周揚這樣服膺、崇拜毛澤東，毛對他的工作應該很滿意。但實際情況卻是，毛澤東對周揚在文藝界的工作有諸多不滿，對他曾有多次批評，其中兩次批評得還非常嚴厲。——第一次是1951年文藝整風期間，第二次是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時。這兩次批評的來龍去脈如何？本文略作介紹與分析。　　第一次批評：政治上不開展　　1949年後，周揚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併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稍後，又任中宣部副部長。在新中國成立最初的幾年裡，雖然名義上說是周揚挂帥文藝界，但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顯然並沒有像後來那樣穩固。這裡的原因，除了新中國成立伊始各方面的機構還有待健全和各部門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順的因素，以及周揚將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部的各項工作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任毛澤東秘書並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對文藝工作抓得很緊。文藝界的很多工作，事實上大都在胡喬木主持下進行。　　胡喬木當時除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外，還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從後人的回憶來看，在當時，「中央宣傳部在組織上有一個人們難以相信的現象：陸定一名義上還是正部長，但是黨中央派胡喬木以副部長兼秘書長的名義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長陸定一每次都出席胡喬木主持的『部長辦公會議』，陸定一在部內的工作由胡喬木分配」（于光遠：《見證人應該說的話——〈陸定一的歷史遺產〉讀後》，《同舟共進》2004第2期）。可見，胡喬木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至於當時的文藝工作，情況也大致相似。胡喬木在前台，而周揚只專註於文化部的工作。當時在作協工作的張僖，就有這樣的感受：　　那時，周揚雖然是文化部的黨組書記，但不大過問作協的事情，胡喬木管作協。馮雪峰是作協黨組書記，嚴文井任秘書長，還有邵荃麟。周揚當時擔任文化部的副部長，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當時我跟周揚接觸不多。（1999年2月25日採訪張僖記錄）　　胡喬木與丁玲的關係一直很好，無論在延安還是在河北。對此，丁玲對胡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後，丁玲在河北時，周揚願意與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徵求胡喬木的意見時，胡卻明確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還是創作」。而在胡喬木主抓文藝界工作時，丁玲擔任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並擔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揚的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放棄了創作，與胡喬木配合很好。當年文藝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文藝整風是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聲浪中拉開序幕的。文藝整風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訓傳》之東風，借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三反」運動之聲勢，用群眾批判和自我檢討的方式，進一步凈化文藝思想，樹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　　在整風開始之前，從1951年9月24日開始，中宣部召開了8次文藝幹部座談會，對文藝工作狀況作了估計。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報告認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在進入城市後的主要錯誤是對毛主席文藝方針發生動搖，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篡奪了領導」。它的首要表現是「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對思想工作的嚴肅性」。「在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家的合作當中，表現無原則的團結，對他們的各種錯誤思想沒有認真地加以批評，認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務。不少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拒絕改造思想，拒絕以文藝為政治服務，要求文藝更多地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趣味。他們認為今天文藝（例如電影）的主要群眾是小市民，應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們反對以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將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黨的文藝幹部在這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包圍下，有許多人隨波逐流，表現自己的立場是與他們一致的或接近的。　　……　　因為這樣，就降低了黨對文藝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藝作品中的錯誤傾向和粗製濫造現象，而沒有把認真地審查電影劇本及影片，審查文藝出版物和戲劇音樂節目，當作重大的政治責任。因為這樣，就產生了電影《武訓傳》的攝製、放映和宣傳，就產生了對於《武訓傳》的反動宣傳的喪失感覺，就產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訓傳》的反動性以後對批判《武訓傳》的怠工。」文藝工作者中則普遍存在著脫離政治、脫離群眾和嚴重的自由主義風氣。報告還明確地說：「周揚同志應對以上現象負主要責任（周揚同志作了詳細的自我批評）。」（《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第463頁。）其實，文藝界人士都知道，文藝界的事情是胡喬木在前台指揮、丁玲緊密配合的。現在喬木無事而周揚則必須承擔責任。　　文藝界整風由胡喬木、周揚和丁玲領導進行，而丁玲則擔任了「北京文藝界學習委員會」的主任。整風還未開始，周揚已經要「自我批評」了，整風開始後，周揚還怎麼領導別人？據張光年回憶：「在文藝整風期間，喬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張光年《回憶周揚》，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以下所引張光年回憶均源於此，不再一一註明。）　　張光年回憶中的另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當時周揚的處境。文藝整風時，張光年受到了批評，並被要求寫出檢討，他去找周揚，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會檢討之前，先是在東總布衚衕的文聯黨組擴大會批評我，批得很厲害，我就想到周揚那裡去訴苦。他卻對我講：「你知道丁玲怎麼批評我嗎？批評我重才不重德。」這裡「德」指的無產階級立場。我問他怎麼看。他回答說：「我看還有些道理。」我一聽，十分生氣，起身扭頭就走。　　周揚對張光年的「訴苦」無動於衷，並將丁玲對自己的批評坦言相告，實際上是以隱晦的口氣，表達了自己「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而周揚要挨毛澤東的批評，也順理成章了。　　既然無所作為，周揚就不得不離開文藝整風的領導地位。那時，正好全國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土改，中央組織一些幹部下去了解土改情況，周揚決定到湖南常德參加土改。10月9日，周揚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毛澤東為滁州專區文工團題字。信的結尾，周揚寫道：　　我俟文藝幹部整風學習告一段落後，即去中南區參加土改，……我爭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許多話想和您談，您什麼時候有空，請電話叫我。（此信為複印件，系私人藏品。）　　毛澤東同意周揚的請求，要他在「動身參加土改的時候，可找一時間一談」。想來，周揚的「許多話」中，向毛澤東檢討肯定是內容之一。所以張光年才有這樣的回憶：　　毛主席批評他很厲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來後情緒惡劣。我問他，他多的沒說，只是感慨地對我說：「批評我政治上不開展。」我很不理解。　　周揚挨了批評後，大約在1951年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參加土改。第二年年初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開始的工作就由胡喬木來主持。（張光年的回憶里說，毛對周揚的批評是在1953年初，這個時間恐怕有誤。周揚是在1951年秋參加土改的，周揚挨毛的批評，顯然是在此前。）　　在文藝界處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周揚，命運很快就出現了轉機。就在周揚到湖南後不久，便被毛澤東的電報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胡喬木主持籌備第二次文代會，同以往一樣，毛澤東對這次會議很重視，但是，胡喬木的一個做法則引起了毛的不滿。張光年回憶說：　　喬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談大會的報告，談了兩三次。要求文字講究，簡練，批評尖銳(實際上他自己已經起草了)。他主張取消文聯，按蘇聯的文藝制度改，將當時的文學工作者協會、戲劇工作者協會……改成各行各業的專門家協會，他主張作家協會會員要重新登記，長期不寫東西掛名者不予登記。我們都很贊成。快開會時，喬木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對其他沒說什麼，但對取消文聯發火了。他狠狠批評了喬木一頓。說：「有一個文聯，一年一度讓那些年紀大有貢獻的文藝家們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點榮譽，礙你什麼事了?文聯虛就虛嘛!」就因為這件事觸怒了，大會報告也氣得不看了。他認為取消文聯，不利於團結老輩文藝家。這樣一來，就不讓喬木管，趕快打電報要周揚回來重新籌備二次文代會。　　這次突然的變故，改變了周揚在文藝界無所作為的局面。此後，胡喬木對文藝界過問的越來越少了。1952年4月，周揚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直接走到了文藝界領導的前台。試想，挨了毛澤東批評的周揚，如果沒有這次意外的變故，他以後或許就不會成為「文藝界的沙皇」了。反過來說，毛澤東儘管嚴厲批評了周揚，但對周揚還是充分信任的，對他在文藝界的領導才能還是首肯的，不然也不會再打電報將他召回，並在此後委以重任。　　第二次批評：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何必做共產黨員！　　1954年9月，山東大學《文史哲》月刊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批評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觀點。9月30日，《文藝報》半月刊第18期轉載此文時，由主編馮雪峰加了按語，說：「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又說：「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第24期又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　　10月16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藍翎所寫的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他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兩天後，中國作協黨組開會，傳達了毛澤東這封信的精神。　　從李希凡、藍翎的文章發表到毛澤東寫下這封信，周揚對李、藍的文章中對俞平伯的批評，是採取了不以為然的態度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國作家協會革命造反團」、「新北大公社文藝批判戰鬥團」聯合編輯，1967年5月出版的《文藝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49~1966）》中，透露了這一過程：　　9月《文史哲》發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形式主義和繁瑣考證的方法，把《紅樓夢》說成是曹雪芹自傳，抹煞了這本書反封建主義的積極意義。　　9月毛主席看到《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後，給以極大的重視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親自到《人民日報》編輯部，找來周揚、鄧拓、林默涵、邵荃麟、馮雪峰、何其芳等人，說明毛主席很重視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報》應該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周揚、鄧拓一夥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種種理由，拒絕在《人民日報》轉載，只允許在《文藝報》轉載，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護資產階級「權威」。　　9月江青同志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之後，以周揚為首的文藝界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阻撓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周揚指責《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態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則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文藝報》轉載，加了一個「編者按」，依然採取保護資產階級「權威」，貶抑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惡劣態度。這條按語是馮雪峰寫的，經舊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讚揚，「這樣比較客觀一些」。　　10月毛澤東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鬥爭，以及檢查《文藝報》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頭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適派的思想，沒有受到什麼批判。古典文學方面，是胡適派的思想領導了我們。」他尖銳批判周揚等人的「投降主義」，指出，「有人說，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頭；總有一方是抬不了頭的，都抬頭，就是投降主義。」他嚴厲批判了周揚用「沒有警覺」為自己辯解，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沒有警覺，而是很有警覺，傾向性很明顯，保護資產階級思想，愛好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仇視馬克思主義。」毛主席又強調說，「可恨的是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何必做共產黨員！」他指出，「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小人物』提出來的。青年志氣大，有鬥志，要為青年開闢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毛主席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關於〈紅樓夢〉問題的一封信》……　　「大事記」中，記載了周揚挨了毛澤東嚴厲批評的原因，那就是對這場批評採取的是抵制的態度。周揚何以會抵制？「大事記」也透露了原因。——這件事在前台運作的是秉承毛澤東旨意的江青，而周揚根本拿江青不當回事。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揚對毛澤東的指示是不遺餘力地執行的。而毛澤東的指示，有時候則通過江青先透露出來，周揚則對江青的話往往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江青當了電影處處長，在電影藝術委員會也負一定的責任，經常發號施令，說話口氣很大。周揚說，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話，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見到毛主席時，還談了這個問題。周揚說：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問起江青的工作情況，我告訴主席，江青很能幹，看問題也很敏銳。就是有時候她說的一些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毛主席「哦」了一聲後問，有這樣的事情？隨後，主席又說，江青很聰明。（1999年1月28日採訪露菲）　　有這樣一個「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自己手下工作，一般人不難明白，周揚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誰領導誰？當然，如果周揚是個趨炎附勢的人，這一問題似乎也不難解決，聽江青的話就可以。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就與江青熟悉的周揚，對江青並沒有什麼可以尊重的。除了毛澤東之外，似乎不把江青放在眼裡。長此以往，周揚與江青的矛盾必然產生。當然，周揚後來是明白了江青的為人。他對周邁說過這樣一番話：　　批鬥我，也許江青起點壞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時，有時發表意見口氣很大；有時我們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見還是她個人的意見。我們只能按組織原則辦，不能聽她的，可能得罪了她。　　江青把這篇文章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讀後，就讓江青轉告《人民日報》轉載。所以才有「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到《人民日報》的舉動。　　周揚干涉此事並非超越許可權多管閑事，而是出於一種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因為當時《人民日報》社的文藝組是由報社總編室和中宣部文藝處雙重領導的，而且尤以後者為主。文藝組每個季度的評論計劃，都要拿到中宣部文藝處討論，最後再由分管文藝處與科學處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親自審定。因此，在報社集中力量大力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形勢下，出於對報紙版面的考慮，當然也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周揚不同意在《人民日報》轉載一篇「並不成熟」的學術文章，乃是情理中事。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人民日報》的文藝組主要由中宣部文藝處領導，卻不找分管文藝處的周揚轉達毛澤東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報》社去找鄧拓，顯然是她痛恨周揚並試圖避開周揚以達到預期目的而採取的一種不正常的行動。　　周揚的阻攔，使江青就不得不面對面地與周揚進行交涉了。顯然，直到與江青面對面時，周揚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見還是她個人的意見」，所以他們當然「只要按組織原則辦，不能聽她的」。周揚態度的堅決，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他對江青經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對江青超越職權在文藝宣傳部門指手畫腳瞎指揮的抵制態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揚在平時處理自己與江青的工作關係時，並沒有將她當作「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沒有利用江青的這種特殊身份作為自己往上爬的階梯。在周揚身上，還有中國傳統文人良好品質的閃光的一面。　　在這次特殊的交涉會上，周揚沒必要說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層原因。因為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當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態度也不好」，等等，是針對《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的評價；「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分量太重，報紙版面也不多」，則是說的實際情況。實際上，無論周揚對江青「假傳聖旨」的做法如何反感如何抵制，他到底還是給了江青一點兒面子。《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最終由《文藝報》轉載，便可證明此點。只不過江青偏要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因而對周揚的折中方案不但不作出讓步，反而從此愈發痛恨周揚。江青與周揚等人在《人民日報》社發生衝突後不久，江青便藉助毛澤東的力量開始了對他們的猛烈反擊。面對《文藝報》轉載《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時所加「編者按」，毛澤東寫下了一行行嚴厲的批評：「不過是小人物」，「不過是不成熟的試作」，字字句句，都是沖著周揚等人當日對江青所強調的那些理由。沒有材料證明周揚當時是否看到了毛澤東的這些批語，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周揚卻很快就看到了。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再次對準周揚所強調的「小人物的文章」這條理由開火，有意識地將「小人物」與「大人物」對立起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作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如此嚴厲的斷語，對周揚等當事人造成的壓力何止千鈞!令周揚感到欣慰的一點是，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實話實說：「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這證明周揚的判斷是正確的：要求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報》轉載，開始並非出自毛澤東的本意，而是江青提出來的。　　新賬舊賬一起算，周揚的日子已經很難過了。有了毛澤東的信後，周揚可能心中仍然不願向江青認輸，但對毛澤東，他卻積極地採取了「立功贖罪」的補救措施：他以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的名義，召集在京的專家學者召開一次小型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周揚的態度和積極行動，並沒有得到江青與毛澤東的諒解。他們有意採取了避開周揚直接指揮《人民日報》社的行動，而江青則在這一行動中扮演了一個使者的角色。她不辭勞苦地往來於中南海和《人民日報》社之間，瞞著周揚，秘密地找到鄧拓，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他在《人民日報》組織發表幾篇支持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周揚雖然知道此事，卻不敢再來過問。鄧拓奉命組織的第一篇文章於10月24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便是那篇由鍾洛起草並經林淡秋、袁水拍修改過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這篇凝聚了《人民日報》社及文藝組主要領導人的心血和智慧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寫成的，但對於文藝界的批評，卻只在臨近結束時輕描淡寫地點了一筆：「我們的文藝界，對胡適之派的『新紅學家』們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在全國解放後仍然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占統治地位這一危險的事實，視若無睹。這兩篇文章發表前後在文藝界似乎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10月24日，周揚籌備組織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在中國作家協會會議室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及報社的編輯記者共有69人。這次會議特意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的名義召開，並讓鄭振鐸主持會議，證明周揚雖然陷入了惶恐的境地，卻仍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也不想把事態擴大。由於周揚是以文藝界領導人的身份參加這次會議的，所以他在最後的總結髮言中沒有像何其芳那樣作明顯的自我批評，講話的內容也基本上按照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指示精神，甚至連語氣都極為相似。在講話中不說「我」而說「我們」，且時常以領導者的身份並使用號召性的言辭，可以看出他在公共場合的鎮靜自若。然而，在他冷靜的外表下，是否在進行著劇烈的思想鬥爭呢？以理度之，當是有可能的。就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對「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作了報道的10月26日，江青又一次秘密地來到《人民日報》社，直接對袁水拍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他寫一篇對《文藝報》開火的文章。這一次，仍然有意識地避開了周揚。　　10月28日，由袁水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起草再經毛澤東審閱並作了重要修改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向周揚直接領導下的《文藝報》開火。周揚又驚又怒，再也無法保持表面上的鎮靜自若。他怒氣沖沖地打電話質問鄧拓：「這是怎麼回事？」在得到是毛澤東的「御批」的答覆後，周揚就只能也必須趕快跟上毛的步伐了。　　為此，周揚首先到毛澤東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這就是「大事記」中所記的毛對周揚的嚴厲批評。但是，周揚向毛作檢討，一些主要的原因他卻不能說出，比如他對江青在文藝界的指手畫腳十分反感，自己對她的「假傳聖旨」也必須進行抵制等等；只能用「沒有警覺」等等理由為自己辯解。　　毛澤東當然明白周揚這次與江青發生衝突的真正原因，但出於種種考慮，自然也不便點破。在聽了周揚的檢討之後，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指出：「不是沒有警覺，而是很有警覺，傾向性很明顯，保護資產階級思想，愛好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仇視馬克思主義。」又嚴厲批評周揚說：「可恨的是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何必做共產黨員!」（參見孫玉明《周揚與「〈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載《傳記文學》2000年第6期。）　　關於毛澤東這次對他的批評，他曾向在中宣部工作過的黎之講述過。黎之後來回憶說，當時毛澤東拿著《文藝報》給周揚看，說：你看，傾向性很明顯。然後嚴厲地說出了「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何必做共產黨員!」這樣的話。而且，這句話，毛澤東重複了兩遍。（黎之《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想來毛澤東對周揚的批評，使周揚嚇出了一身冷汗，此後一直心有餘悸。直到1955年1月，周揚還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檢討自己：　　他（胡風——引者注）又稱讚我政治上很強，我說並不如此，對《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等的錯誤思想我都沒有及時地進行鬥爭，就是證據。（1955年1月15日周揚致毛澤東的信）　　挨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後，周揚立刻行動起來。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開了8次擴大聯席會議，就《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唯心論的傾向，及《文藝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展開了批判，周揚在會上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　　如同上次一樣，這次毛澤東對周揚的批評儘管更嚴厲，但對周揚依然採取「保」的態度，周揚在文藝界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動搖，相反，在領導了這次大批判後，地位倒更加穩固了。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次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是錯誤的。1986年，作為這一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當事人之一，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繩，對當年那場批判俞平伯的運動，發表了這樣的看法：「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和藝術的發展。」（《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89年版，第3～4頁。）胡繩的話，為這場錯誤的批判運動作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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