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狀態的特性

人類至今四五百年內所創造的文明超過了以往人類文明的總和，當然這些創造幾乎全都來自西方，西方人視知識為力量，意義與中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那麼，西方人與知識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使知識顯示了如此巨大的力量，難道西方人從出生就具備了知識創造的巨大能力嗎？是上帝賦予他們的嗎？如果不是上帝賦予的，那就肯定是其民族內部自發的，也就是從人的能動性內部自發產生的。又是什麼使西方人的能動性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使知識不斷地被更新，發現、發明、創造，是其民族性使然么？如果是，歐洲各民族國家間的國民性也都未必相同啊，再如，日本與西方人的性格也是差異巨大的，怎麼也會在現當代產生如此的創造成果，顯然不是國民性問題，而要看是什麼賦予了他們的巨大動力，一定有一個不受國民性限制的力量，而且還塑造了人的性格。一定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力量，這種能量使他們不斷地衝決傳統知識形態的束縛，這種能量一旦與知識結合，就會爆發出超能量。 我們都知道維繫人類發展進步的是知識的不斷被創造、發現、發明的直接結果。在西方，人與知識間存在一種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即體現在人對知識本身的熱愛精神，或稱：真求知精神，它是人與知識進一步發展的先決條件，沒有它知識的進一步發展創造將無以可能。這當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定理，熱愛知識本身，就像母愛，愛情，如果沒有對兒女、愛人的愛，恐怕就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維繫的可能，你根本就不愛對方，你們就不會有什麼繼續發展的可能，任何知識也是這樣，當然這又是單一的情感，因為你不熱愛知識真理，知識是不會找上你的，更不會有去探索真理的衝動，沒有了求知衝動，知識真理就不會被進一步地發現、發明創造，就想和你的愛人一樣，假如你不愛他，你們很可能就分開了，也就談不上衝動與創造後代了。中國人的求知就像父母包辦婚姻一樣，是強加的，以長輩的意願代替子女的想法，知識在中國人這裡也是這樣，並不是因為熱愛，而生理本能上的生存必須的物質需要。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是沒有新的希望與衝動。讓我們先看一看西方對待知識的態度吧。 儘管西方在近五百年內才迅速出現了近現代文明，這不是偶然的，早在古希臘時就已孕育了這種必然，蘇格拉底提出：「善即知識」，「如果你丟棄知識，你就不會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無論「善即知識」這一對德性的否定，是否導致了真求知，但真求知精神作為古希臘人的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被他的後人（西歐各族）一絲不苟地繼承了。阿基米德作為古希臘求知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無論他是否信仰著「善即知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知識的痴迷程度使他發現了許多真理，他是數學的天才，更是為知識的探索而瘋狂的求知典範。之後的西方人當然不乏此例。當古希臘的文明傳遍整個歐洲時，求知精神首先賦予了歐洲人以巨大的力量，文藝復興開始使歐洲的綠野生活產生巨變。黎鳴先生認為：「英語民族首先獲得了這種精神和意志，所以人類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躍進是由他們首先開始的。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是最早在英國發生。從求知精神在英國呈現得最早且最充分來說，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p29，《人性論》）我們已不用懷疑求知精神之於西方的決定性意義，如果說知識狀態是決定創造是否產生的動力系統，那麼求知精神就是西方知識狀態的動力核心，當然也是創造得以產生的動力核心。但我們必須知道求知精神具備什麼樣的表現特徵，或者說：創造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 1.熱愛的力量 我在前面也說了，母愛、愛情與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的作用，兩者都是出於人的本性，真求知作為本能形成了傳統。但兩者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維繫人類的繁衍與進步，前兩者為了繁衍，後者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之源，可以說，如果沒有對知識本身的熱愛，就沒有人類的近現代文明，以及人類的未來。但這一能源卻幾乎都給了西方，應當看到，人類的每一項重大發明產生的精神前提是對本學科門類的熱愛。在西方几乎就是真理，如笛卡爾、斯賓諾莎、牛頓、洛克、亞當?斯密、康德，等等，皆終身未婚，康德常說：「哲學是一個非常需要的女主人。」亞當?斯密也曾說過：「我只是我的書本的情人。」阿基米德的沉迷於數學的研究，我們當能體會到求知的快樂是天賦的。像哥白尼、布魯諾、達爾文、愛迪生等，他們的創造發明、發現，恐怕並不是為了當官發財！難道是為了與教會鬥爭嗎？還是為了反封建？恐怕都不是，而是出於對知識真理的熱愛，這種熱愛也只能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他們求知的動力源於對知識真理的熱愛，他們都是為了捍衛真理而反抗黑暗，而不是為了反抗黑暗而借用真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是，就必然會走向另一路途。如中國的求知，「五四」運動的求知都是被動的，是因為自身生存受到威脅時才想起了求知。熱愛知識，就像母愛一樣，會使人產生一種超能量，比如在印度的地震中一對母嬰，雖然嬰兒已死，但母親還是支撐著壓在身上的重物，直到獲救，令人難以想像，她的力量是從哪裡來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母愛的力量，因愛而反抗黑暗。進而也才有堅守「愛」的巨大力量。當你愛一個人愛到發狂的時候，不管她指使什麼你也許都會幹，而且超乎想像。總之，愛是使人具有超能量的東西。在西方求知者那裡，也許對知識的熱愛並不是要具體去改變什麼，去反對教會，去打到王權，而首先是對知識真理的確證，當然有了這一層還不能使西方人進步，就必然有一種信念，對知識真理的堅守信念。 2.信念的力量 對知識真理的堅守，是求知精神的衍生性特徵，也就是它是熱愛情感延續的另一種表現。如果他們只是熱愛，而不是去持之以恆地堅持探索，或探索得來的真理不去認真堅守、踐行、實現，如中國人只是去拿來當成升官發財的工具，不管真理不真理，踐行不踐行，實現不實現，也不會有後來的文明創建。布魯諾也許不是專門為了反對教會而堅守真理的，而首先是為了堅守而反對，重要的是他的堅守，喚醒了民眾對真理的認知，對黑暗勢力的反抗。我們當分清楚，在中國主要是為了反對某一事物才堅守另一事物的，也不是因為對某事物的熱愛，而是因為私利化目的，這種對知識的堅守，並非出於本心，而是被迫。為了堅守真理而反對謬誤是一種出於本心的堅守，出於熱愛，而不是因某種利益目的，如果是因某種利益，那麼布魯諾會因利益而讓步，但是他沒有，說明他是出於熱愛而堅守，因堅守真理而反抗黑暗的。中國與之完全相反，也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向，後文再講。和那對母嬰一樣，有愛才能在逆境中堅守，有愛才有反抗黑暗勢力的勇氣。愛與堅守在這裡已成了他們持久探索的力量源泉，與時間保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說他們是快樂的，就像阿基米德沉浸於他的數學世界一樣，充實的快樂者。我們不曾聽到他們有因之而痛苦的言論，只聽到過類似愛因斯坦所說的：喜愛。 3.人的心靈依託 人的心靈依託問題，本應是題外話，但我認為是有必要藉此一述的。康德、亞當?斯密等儘管以知識當做自己的愛人來對待，首先說明他們是樂在其中的，以求知探索的過程為快樂的，在他們那裡是很平常的事情，也可以看做是愛的超能量的生活體現。創造的快樂是無與倫比的，愛迪生終其一生的發明無數，這個過程是痛苦是快樂呢？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過程是痛苦是快樂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有誰能說一個發明創造的產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呢！至少是一個痛並快樂者。腰纏萬貫者，他並不一定是快樂者，他們的快樂也只是肉體的享受，而非發自內心的快樂，是一種快樂在身，空虛在心的那種快樂，屬於此類的恐怕不少。但創造者似乎又與此相反，愛迪生似乎就很少享受他的創造價值，整天沉浸於發明。事實是，勇於在漫漫長路上的探索者是不乏心靈依託問題的。 4. 進步的聲音 求知精神中，對知識真理熱愛的力量，堅守的信念，探索的勇氣（如冒險精神），是西方人得以不斷突破傳統網羅的動力之源。如：不自由，毋寧死。這些因素是他們能沖絕一切束縛，並創新知的必要條件。 真求知精神的整體特徵在於，主觀上講，他不是從中得到什麼好處，而是發自心靈的探索衝動，是本能性的，不是出於打到、推翻什麼，而是為了求的、證明真理的正確性。客觀上講，他能喚醒並得到人們對知識真理的認同，堅守，踐行，追求實現，成為人類發展的動力，進步的呼聲。 我們把在已存知識形態中產生新知識內容，並且能不斷掙脫舊有知識傳統束縛，產生新知識內容及社會形態的過程，稱之為運用性（或創造性）知識狀態。這是創造何以能在西方普遍實現的條件。 把在已存知識狀態中，越來越不能產生新知識內容（如中國），或很長歷史時期內無新知識內容產生的知識形態（其他如拉美、非洲等民族）稱之為利用性知識狀態只講實用。 求知精神作為被西方世界發揚的偉大精神，是獨立於人又塑造人的性格、情感的人類得以發展進步的本源性精神。哪一個民族具備它，哪一個民族就發展得極為迅速（東方如日韓）。一個要想騰飛的民族，就必須擁有這種精神，否則就無望。 總之，知識狀態作為創造是否產生的動力系統，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發展路向，是衰落還是進步。知識狀態性質所導向的結果主要有兩類，一個是導向了文明飛躍式的進步，一個是導向衰落、自生自滅。前者以西方民族為代表，後者以中華民族為代表。 民族間的知識狀態的本質性質都是不同的，求知性質也是不同的。知識狀態的本質性質主要是指他所導向的是文明的進步或是衰落，求知性質是指人們求知的主要過程與目的，及所導致的社會發展狀態是趨向進步的，還是趨向衰敗的。 在西方，很顯然知識是被尊重的，也可以說是處在生活的首位的，知識在先，權利、金錢靠後。這是真求知精神所帶來的直接社會效果，比如，英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在會見亞當?斯密是有這樣的情景：應邀的政治家都已到場，斯密最後才到。他一進大廳，皮特首先起立，其他人也隨之起立歡迎。斯密說：「諸位，請坐。」大家仍站立不動。這時皮特答道：「不，您坐下來，我們再坐，我們都是您的學生。」這並不是突出權利對一個無權、無勢的平民的尊重，而是對知識的尊重。但在中國會恰好相反，權力第一，金錢第二，最後才是知識。在M_-Z_-D時代，社會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態度，足以說明這一點。有位外國遊客在陝西省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迹之後，問陪同的人：「像司馬遷這樣偉大的歷史學家，為什麼沒有給他塑座雕像呢？」陪同者脫口而出道：「司馬遷算老幾？我們陝西光皇帝就出了百十來個吶！」在一部為青少年編寫的叢書《偉人之初》中，所列偉人皆M_-Z_-D、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一直到禁禁禁，都是領袖人物，而且都是現當代的。當然都是大官，沒有比這再大的了。權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人人所覬覦的，被認為是通向富貴的唯一途徑，是求知之終極目的。西方卻不是這樣，他們通過運用知識創造了價值。這裡並不是要站在西方立場指責中國，而是為了說明知識狀態產生的不同社會分工的結果，西方人求知就是為了求知，創造價值，而中國人求知就是為了當官發財，謀取財富。在美國，許多學者都普遍認為，做官意味著學術生命的終結，尤其是對自然科學而言。認為「高位是學術的墳墓」。在中國官場化的社會，的確也印證了這一點，真正的成果搞不出來，一切都圍繞權力轉。每一個中國人都想得到點權力。美國的學者做官，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有些官位非得學者擔任不可，作為盡社會義務，不得不輪流去做；二是有些官員自知「江郎才盡」，在學術上不可能有什麼很深的造詣了，便半路出家；三是既在學術上有潛力，又在管理上有才能，但相比之下，總有一個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執行阿波羅登月計劃的總指揮，可謂橫跨學術，管理兩個領域，但其學術成就畢竟不如管理上的成就大。從這裡就說明，西方始終是在關心知識，自己最擅長哪一門類，就去做，體現了對知識本身的真求索態度，是按照知識的規律做的。在中國則是一切指向歸於權力，知識只是一種從屬工具。那麼，知識是怎樣的工具，知識本身與中國人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呢？與中國歷史的衰落存在怎樣的必然聯繫？等等，我將從下一章開始，從歷史的源頭開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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