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_退隱金庭的心路歷程

對王羲之的晚年歸隱，過去從書法家的角度解讀居多。其實，王羲之生前最主要的角色在於集東晉名士領袖、政壇顯要和王家代表於一身。由此觀之，他的退隱便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乃是數十年「出處兩可」心路歷程的凝結，其背後蘊含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內容。值得探尋、玩味。千古書聖王羲之，在晚年作出了退隱剡中，終老金庭的選擇。《金庭王氏族譜》記載，他的長眠之地在瀑布山下，研究者亦多認可。王羲之緣何如此作為過去多從書法家、藝術家的情懷予以解讀：遠離官場，告別塵世，傾心書法，回歸自然。當我們把王羲之放在東晉名士領袖、朝廷政要以及王家代表的位置上，並聯繫他一生出處兩可的表現來審視，便會感到，徹底隱逸對他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作出的決定，其背後蘊含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內容。就此梳理一番，不獨可以認清王羲之的思想發展軌跡以及最終達成的終極關懷，亦有助於理解東晉名士文化的精髓與走向。一士人隱而不仕或仕隱交替，有其悠久的歷史，《易?繫辭上》稱「君子之道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班固評之曰：「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1]東漢以降，名教僵化，政治黑暗，正直的士人高自標置，隱逸成風。此時的隱而不仕，即有超脫儒家思想束縛，追求道家逍遙的意味了。魏晉玄學興起，整合儒道，倡「無為而治」，於士人立身之道，發明「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的「心游」論。[2]出處兩可的界限，更像太極圖的陰陽兩儀，共居一體了。王羲之生活的東晉之際，又呈新的時代特徵。世族抬頭，皇權不振，加上儒家理念的疲軟，門閥政治格局橫空出世，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玄學與儒學一道被尊奉為官方思想，總體上形成了「外儒內道」的統治思想結構：「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3]「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3]在這樣的社會及思想文化背景下，「出處兩可」之風自是程度不同地體現在士人身上。王羲之的情況又屬個別。他出身於本朝第一姓的王門之中，素為從伯王導厚愛。王家與皇家共撐朝局，王氏家族內如有一條「公卿生產線」，至有「王家官宦滿天下」之說。當政便有當政者的責任，王家世代以孔子學說為「行己之道」，曾總結得成「王氏青箱學」傳家。無非講求勤力政務，正直練達，忌為空言怠政者。承此家風，王導一輩及下一代王門入仕者，大多屬於士人中偏重儒家的一類，所謂「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王羲之成長於如此家門，性格上又「以骨鯁稱」，故對為政的理解，比伯父王導還要正統。他曾與謝安共登冶城，痛責士林中的「虛言廢務，浮文妨要」之風。另一方面，他與其他王門人士相比又有兩點不同。其一，乃父王曠，以淮南太守率軍救上黨之圍，兵敗下落不明，成為江東政壇迷案，一個受到忌諱的話題。給童年至少年間的王羲之心靈蒙上陰影，以致性格中始終存有揮之不去的憂傷，也讓他自小對政治的險惡感悟至深。其二，王羲之為書法天才，自小痴迷其中，視同生命一般不可離開，書法藝術對他的吸引、升華，常人難以企及。這兩點綜合影響的表現便是他少年時的「澀訥」。青年時代一次魂飛魄散的遭遇，亦在王羲之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永昌元年（322），他的另一位從伯父王敦以「清君側」之名，兵臨建康城下。「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3]「導率群從昆弟子侄二十餘人，每旦詣台待罪。」[3]王羲之側身其間，這一年他十九歲，正是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期。此番事變對於王家人來說，處境尷尬，思想感情更是複雜，很難像其他朝臣一樣，來個涇渭分明的簡單選擇。王敦素來看重逸少，曾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3]他的提兵向闕，亦不乏受到猜忌的原因。但畢竟是與帝統發生尖銳衝突，且王導又從避免內訌，維護大局考慮站在了帝統一邊。從最後的結局看，王羲之雖然理解、認可了王導的立場和選擇，但畢竟會在此前後集中反思社會與人生的許多問題；從而使他初步擺脫了「孤臣孽子」的傳統角色，把個體生命置於更廣闊的天地。後來他多次談到所喜愛、敬慕的歷史人物，不是一個而是不同類型的多個：陸賈、班嗣、尚子平、楊王孫，還有嵇康、阮籍等。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依附權勢，有獨立人格，以文化追求為己任。由此，王羲之給自己從容、大氣又多彩的人生奠定了基調。關心、參予政治，又保持自己獨立空間，超越政治，是在理性上和情感上真正認同「出處兩可」的人生框架。不像王導雖說過「元規若來，吾便幅巾還第」，實際中並未履行。對此，他自己表述叫做「吾素自無廊廟志」，這個「素」字，即說明脫胎於青年時代。這也是他展開多彩人生的平台。二王羲之的青年到中年，交替於入仕與歸隱之間，無論何種狀態，他都是認真負責、誠心誠意。王羲之二十歲方正式走上仕途，「起家秘書郎」，後歷任會稽王友、臨川太守、征西將軍府參軍、長史及江州刺史等職務。奔於仕途十五六年，職務不斷升遷，政界口碑甚好，形成廣泛的人脈，堪稱王家第二代政治上的後起之秀。王導晚年曾盼羲之能前來建康協助自己，承擔更重的責任。「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3]《世說?輕詆》云：「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嘆子侄不令，云：『虎豘、虎犢，還其所如。』」[4]「虎豘」、「虎犢」分別是王彭之、王彪之的小字。此二人乃王門第二代任職朝中的佼佼者。但王導看不上，只是矚意於王羲之，分明是有讓他作自己接班人的意思了。王導的賞識，除了長期觀察外，關鍵還得自於王羲之在化解王、庾之爭危機中的表現。此事因屬幕後活動，史籍不載。其時晉室權力王導、郗鑒和庾亮三足鼎立，像王羲之這樣集王門新秀、郗家女婿和庾府要員三重身份於一身，深受三方信賴者,朝野找不出第二人。庾亮攻王必顧忌郗，在某種程度上說，郗鑒的態度決定著王庾爭鬥的走向與結局。王羲之行走於「三駕馬車」之間，著重說動岳父以太尉的身份出面，阻止這場政治危機。庾亮再三來信，「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3]一觸即發的內鬥流血終得避免。參予如此的軍機大事，王羲之既頗感利國利民的欣慰，亦不免誘發「高處不勝寒」的慨嘆。就在王羲之上升勢頭被人們普遍看好的時候，他卻從江州刺史任上遞交了辭呈。江州時為爭權奪位的是非之地，他認為自己的退讓可平和各方矛盾，更主要使因還是來自逸少內心深處出處兩可的情懷。雖說「出處兩可」屬東晉人士風尚，但真正出處坦然，在兩種境遇中皆心態平和，認真對待的人並不算多。而王羲之堪稱楷模，在其位謀其政，幹得風生水起，上下無愧。但他究竟不同於尋常官宦，還是個文化人，一個有著鮮明自我意識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空間讓社會角色填得滿滿當當。經歷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王羲之產生了強烈的回歸自我的渴望，誠如之後致殷浩信中所云：「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3]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吾每讀尚子平、台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王粲的《漢末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出仕時以言語見功，歸隱之時便默想沉思，反省所為，開拓心智，陶醉於自己喜愛的世界中。自咸康六年（340）辭職到永和三年（347）復出，這七年間，王羲之暢遊自然山水，研習詩文書法，享受家庭溫暖，大有適得其所之感，經歷了一次重要的精神與文化充電，出處兩可的思想得到進一步升華。感受過參政、退隱、順境、逆境，如意不如意等多方磨練，王羲之入仕的心態有了一種大徹大悟的超然，與嵇康、阮籍甚為相通。他喜讀二位前賢的作品，愛不釋手，時常抄錄。「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5]「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6]《勸進箋》乃是阮籍的名篇，《太師箴》為嵇康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嵇阮的作品及處世之道，無不展現純潔的濟世和守德之心，遠大目光和寬闊胸襟的社會關懷。論學問道是濟世，「處士橫議」也不失為濟世。嵇康認為，不論選擇哪一途，都應「直道而行之。」[7]他們的「濟世」情懷重在救濟世道人心，在於倡新風，導世俗，實現玄學的理想社會，不僅僅限於一國之君、一域之民的生存安樂。以如此眼光視之，天下的權力已發生了「昔為天下，今為一身」[7]的演變，時下的當權者並不等於道義的代表。所以，隱逸就成為高尚之士的合理選擇。一則，保持個人空間自由，避開違心之事；二則，專心致志於文化追求，以文化成就和文化影響繼續落實「道統」引導「政統」之理想。王羲之對嵇阮的此種情懷深為契合，隱逸生活過得有趣味、有寄託、有作為、有追求，充實而安心，以致朝廷「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時，被他堅辭，「皆不就」。然而，王羲之實在是名聲極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未久「復授護軍將軍」。王羲之照例推辭。為「勸使應命」，主政的殷浩專門寫了「遺羲之書」：「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3]，將王羲之的出山視為政治興隆的標誌。話說到這份上，王羲之欲卻不能了。此時，桓溫率軍攻克巴蜀，東晉王朝自永嘉南渡後第一次成功地收復大塊失地，局勢趨於穩定，重涉宦海似不失可為之舉。王羲之終於決定回應友人的誠意，並提出自己理想中的仕宦方案。信中傳達了三層意思，是他多年退思反省的集中表達。其一，自己的歸隱是發自內心的選擇，由來已久，之前的固辭不出尚請理解；其二，自己是個文士，在文化、藝術方面有些才華，處理軍政事務所要求的「專對之能」非本人所長；其三，最適合自己做的事情，乃是像漢末太傅馬日磾一樣，以親善大使、和平使者的身份，赴甘隴，巴蜀一帶，向久違王道的人民宣威安撫，傳播華夏文化，以實現聖人修仁立化，「德被天下」的理想。這最後一點特別值得品味，它充分反映了王羲之不同於政客的高遠理想。三王羲之於永和四年（347）左右就任護軍將軍，又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入仕生涯。在護軍任上，他盡職盡責，整理內務，建言改制，蒞任不久，就發布著名的《臨護軍教》：「今所任要，在於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謹在公者，覆行諸營，家至人告，暢吾乃心。其有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或有饑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8]寥寥數語的一道命令，內涵極不尋常。這樣的軍事文件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它與那種將軍愛兵如子以激勵士氣的功利性訴求不可等量齊觀，另有一番文化人的「人本」境界在其中。他把兵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折射出的仍是他「宣德教化」的政治理想。王羲之始終對自己有一種期許，既然已「出」就認真做事，盡己力干一些利國利民的事情，這就需要找准能夠發揮優長的位置。他深知自己非軍事人才，做政務官更為合適。所以，他請辭護軍並不在乎「級別」的下降，「苦求宣城郡」。朝廷大概認為一個小小的郡守不合王羲之的身份，時逢會稽內史王述遇母喪守制，才詔示王羲之轉赴會稽接任。王述屬於那種「口論玄虛，怠於政務」的名士，使會稽積弊甚深，又趕上連年的災荒，王羲之上任的頭兩年疲於救急，減免賦稅、停止征役、懲治貪官、禁酒節糧、開倉賑貸等等。王羲之為當朝大名士，又有王家餘威和廣泛的人脈，主政的司馬昱、殷浩、謝尚等，都與他淵源深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二三年下來，會稽郡內的饑民方得安頓，生活生產局面逐漸穩定。王羲之為此感到莫大欣慰，在與謝尚（此處在《晉書》中為謝安，當是誤記）的書中傾吐真情：「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3]無論護軍還是會稽內史期間，王羲之須臾未曾釋懷的朝中大事莫過於北伐與內和。其用心之多，見識之明，參予之深，朝中罕有其匹者。對於北伐大計，王羲之有著深思熟慮的三桿標尺：一是以江左大業的整體利益來謀劃，不能加入個人野心以致內外猜忌；二是積極籌備，把握時機，不貿然出兵，出則必勝；三是須有能統兵打仗的帥才主持軍事行動。以此觀之，桓溫伐蜀是有把握的勝局，他寫信令家人「速送袍來」。對殷浩在與桓溫鬥法陰影下的北伐，他多次勸阻。殷不聽，果累敗。殷浩廢黜後，桓溫主持北伐，率軍入關中陳兵灞上。王羲之估量形勢後，持以謹慎的贊同。在朝野的一片歡慶中，王羲之更以一貫的洞察力分析著鞏固戰果的可能性，發急信與前線提醒桓溫：「二十三日發至長安，雲渭南患無他，然雲符健眾尚七萬，苟及最近，雖眾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弘之，自當有方耳。」[8]為王師遠征，糧運不繼，敵軍七萬將伺機反撲而擔憂。這是當時難得的清醒之言。信至，桓溫已被迫收兵。王羲之收復舊地的熱望不在任何一位北伐名將之下，但他的頭腦中始終綳著「以區區吳越經緯十分之九」這根弦。這些都表明，王羲之的政治、軍事洞察力，遠為一般官吏所不及，亦是他在其位謀其政，以天下為己任的表現。王導、庾亮、郗鑒老「三駕馬車」故去後，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演化，朝中形成了新的權力「三巨頭」：司馬昱、殷浩和桓溫。王羲之又成為朝中難得的與三人均能說上話的特殊人物。殷浩在司馬昱的支持下，與桓溫大斗其法，使原本就存在的內外不協進一步加劇。「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3]與此同時，他亦利用自己對桓溫的影響力，多次致信勸導，望其寬容、諒解：「與殷侯物示當爾，不可不卿定之，勿疑。」[8]王羲之的努力對殷桓之爭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然此事終因關係重大，利害所系，難以消彌，最後以殷浩敗，桓獨擅大權而了結。從中可見者，乃是王羲之對當時政壇有著全局性的影響，並非會稽內史這樣一個地方職務可以局限。令王羲之產生更高聲望和更大影響的，還在於他在會稽任上所成就的名士領袖。會稽為東晉的後方腹地，王羲之前來主政等於豎起一桿文化旗幟，引得名流紛至沓來。「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3]儼然王朝的第二文化中心。永和九年舉辦的蘭亭盛會，前後主宰江左政局的王庾桓謝四大家族中的人物均到齊了，還有來自各地的新老名士、政界要員郗曇、孫綽、支遁等人，堪稱群賢畢至，名流雲集。以蘭亭聚會為標誌，表明王羲之在王導、庾亮、蔡謨等老一輩名士去世後，成為眾望所歸的新領袖。東晉世族掌權，文化優勢乃是最重要的內涵，王導、庾亮莫不如此。王羲之文化領袖身份的確立，再加上王門代表的地位，政治上的分量舉足輕重。在士人眼中，王右軍的政治生涯前程似錦。然王羲之本人的感覺則是對自然自由的渴望與日俱增。王羲之素以文化人自視，也就是儒生與文吏這兩類士人中的前者，出山的使命不外以道統引導政統。當內史卻不能不面對繁雜的庶務，他苦不堪言地寫到：「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干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為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8]還有上司的應酬、徵調，都以王命下派，使人「對之喪氣，罔知所厝。」政局的新變也引了他的深思。桓溫獨大後，禪代之意日顯。在王羲之的觀念中，帝統並非神聖不可更替，但須順自然之道，以內和為前提。後起者若德能服眾，未嘗不可推陳出新。然德能不足，人心未附，借武力，興內戰，就不足為訓了。桓溫此時所為正是如此。但桓溫究竟又比那些昏君庸主強出許多，到底如何選擇，夾在中間，也頗覺為難。王羲之曾上書朝廷，建議就「漕運」、「為法不一」、「倉督監耗資官米」、「征役」等時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泥牛入海」。如此等等，都讓他對朝廷失望，感到時局難有作為。在此期間，王羲之密切交往的一道一佛兩位高士，也對他有不小的影響。許詢為修道高士，修道功夫深，得自於他學問上求道的高遠。王羲之自是一見如故，傾心以待，從此結為相伴終生的朋友。「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4]王羲之的這種矛盾心態以及不斷增長的歸隱想法，在他所作的蘭亭詩和蘭亭序中有清晰的反映。「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看破帝統，隨運沉浮。「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登台入閣，除弊建功，「以俟河清」非吾輩所求，立言，才是不朽的業績。《蘭亭序》以良辰美景聯繫自然宇宙，感慨人之生命在天地間不可逆轉的流逝及存在價值，「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3]對王羲之觸動最深，構成終極關懷的，乃是對自我意識、精神自由、生命價值的感嘆與追求。在這種思想引導下，王羲之實際上對「歸隱」的可能性已加考慮，有所安排。有兩件事可見端倪。其一，他熱衷於去上虞東山謝安處尋求回歸自然的感覺。《世說新語?雅量》「謝太傅盤桓東山」條注引《晉中興書》：「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成（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4]；其二，蘭亭盛會前後，他已與許詢、支遁兩位高士，共同選定剡中金庭為修隱之所。「丘令帖雲」：「丘令送此宅圖，雲可得卌畝，爾者為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8]正因為有如此的思想基礎和隱居安排，王述任揚州刺史前來找碴之事，猶如一根導火索，王羲之很快「告誓辭官」。他的舉動及告誓詞內容，表明貫穿他人生數十年的「出處兩可」平衡結構，向著「歸隱」一方傾斜了。「告誓詞」是王羲之回首一生，反思、總結的泣血之作。除了一以貫之地講了自己「素自無廊廟志」而外，更進一步反省了個人性格於官場的不合，從而發出「苦誓」，以保證永不反悔，「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曒日。」[3]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裡將仕途貶斥為「貪冒苟進」，已然格格不入了。王羲之終於卸下背負了幾十年的十字架。。不少朝中好友為王羲之惋惜，勸他重新出山，「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8]謝萬更是一力勸說。羲之回信：「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當是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老僕之懷，謂君體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仆世懷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筭之熟悉，不因放恕之會，得期於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余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頃勞藥石之資，如有萬一，方欲思盡頤養，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盡於今也。」[8]王羲之毫不動心，「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征之。」王羲之辭官辭得如此完全徹底，在東晉名士中極為鮮見。四《晉書?王羲之》傳神地記載了王羲之卸任後的生活情景：「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3]他沉浸於一生中都在嚮往的自由自在的日子，發出死而無憾之嘆。他對回歸自然的熱愛，對當一位「處士」的堅守，連終生隱逸的高人也自嘆弗如了。「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3]正因為進入了如此的境界，他的書法創造步入巔峰。最能反映王羲之晚年書法風格的作品當屬《喪亂帖》。在這幅字帖中，很難說用的是今草還是章草，是行書體、楷書體還是草書體，各種字體、字形被熔於一爐，完全根據情感的變化和需要而生髮。說無法又有法，不僅每個字獨立可觀，美崙美奐，通篇迭宕起伏，又融融一氣，到了縱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神韻天成。這段時期的王羲之雖然不再參預朝政，但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依然牽掛在心。他與司馬昱保持聯繫，「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嘆，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8]根據大局的需要，他還與劉惔商議過推謝安出山事宜。《世說?賞譽》「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4]謝萬出任豫州都督，領兵於前線。王羲之知其非將才，「書誡之曰」：「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3]聞桓溫收復舊京洛陽，他興奮地寫下《破羌帖》：「知虞帥雲，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8]但後來謝萬因兵敗「廢為庶人」，引發了他的進一步思考。謝萬給王羲之寫信：「慚負宿顧。」王羲之推書曰：「此禹、湯之戒。」以文人的弱點去擔不勝任的重責，本來就只能是這樣的結果。但謝萬還是想不開，王羲之只好厲言苦諷，冀其明曉：「治風教可弘，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士，亦將眷然，況下此者？觀頃舉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屈以申時，玄平頃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於世路？萬石，仆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豈苟且！若復以此進退，直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為！所不以為！」[8]我們這種文人君子本應該多干自己的文化事，亂世中的強人梟雄豈我輩所能為。出處兩可，歸隱後生活在文事中，保持人格的獨立與美好，安身立命足矣，有什麼想不通的。這一番反省讓王羲之與朝廷、朝局的關係進一步疏離。與許邁、許詢的朝夕相處，「共修服食」，王羲之在歸隱的路上越走越遠。而此時金庭的居所即將落成。嵊縣《金庭王氏族譜》中載：「入剡經金庭，見五老，香爐，卓劍，放鶴諸峰，以為奇麗縹緲，隔絕世塵，眷戀不能已！」作為書法家，王羲之對金庭的風水還有一層自己的屬意。正面的五老峰、奇岩高聳，似五人並立，如天然筆掛。陰宅風水講，但凡祖墓案山為筆架，鐵尖，華蓋等的山的，主其後代子孫讀書聰明，必出文人才子！此外，金庭雖為山水隱約處，但水陸兩利，上下交通要道十分方便，到本朝次文化中心會稽，也就一兩天路程。對這點的看重，王羲之與支遁、許詢還是有不同考慮的。他不是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士」，「長安不見使人愁」的「處士」情懷難於泯滅，雖然不等於參政活動，必要的了解、聯繫不可或缺。是攜全家定居金庭，不再返回會稽，還是把金庭當作一塊樂土，像謝安的東山一樣。對此，王羲之還是思想了很多的。他在與謝萬書中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3]先前，王羲之《與殷浩書》中曾言「懷尚子平之志」，而晚年回眸一生時，提到了另外的三個人，既屬於全面的人生反思，亦含了歸宿山林的隱指。陸賈為西漢初政治家、思想家，著《新語》，主張「行仁義，法先聖」，推行黃老的「無為而治」。與東晉實際上實行的「外儒內道」思想相當契合。王羲之投身仕途時，正是以此為范。班嗣亦是漢名士，《漢書》記曰：「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1]擺脫桎梏，追求人生自由，與王羲之的晚年反省情投意合。楊王孫，西漢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餘，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1]有學者將此歸納為「政學陸賈，行道學班嗣，死後效楊王孫。」[9]除此而外，更有一層三人晚年間所共有的情懷。成語有「陸賈分金」，而得全始全終；班嗣心系「歸之自然」，「蕩然肆志」；楊王孫更徹底，「以身親土」，「以反吾真」。他們都超越了世俗名利的羈絆，以精神自由為最高追求，一無所有地從自然中來，也不帶任何生前名利之物回歸自然。王羲之感到，無論陸賈、班嗣還是楊王孫之行跡，自己皆有體悟，雖不能盡遂人意，卻也無愧我心，是可以坦然地遠離俗塵，做一個自由人了。昇平二年（358）四月，夫人郗璇去世。郗夫人不但與王羲之舉案齊眉，還是賢友良母，風風雨雨數十年相依為命，這樣的打擊何以承受，「不得執手，此恨何深。」王羲之巨痛之下又想借「服散」忘卻一時：「追尋傷悼，但有痛心……舉旦復服散，行之益頓乏……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8]1657但衰老多病的身體無復再有向時的快感，隨之而來的，只是更加的身心哀痛。辦完郗夫人的後事，王羲之再不想睹物思人留在傷心地了，於昇平三年（359），攜全家遷往金庭。行前，王羲之給自己多年政治上的靠山，當朝宰相司馬昱寫了封信：「自頃公私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隧，省告，可謂眷顧之至。尋玩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暫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為國為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羲之死罪。」[8]王羲之堅心「歸隱」，斷絕了與朝廷最後的一點聯繫。他感謝司馬昱多年的「眷顧之至」，深以不能再見面「語平生理」為嘆。信末「為國為家」四字語意深長，豈止是祝願會稽王？亦是自己至死家國情懷難消的告白。（徐斌、徐一之）參考文獻：[1]（東漢）班固《漢書》[2]（西晉）郭象《莊子注?逍遙遊》（《諸子集成》第三冊，中華書局）[3]（唐）房玄齡《晉書》[4]（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5]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6]（唐）孫過庭《書譜》[7] 嵇康《嵇康集》[8]《傳世藏書?全晉文》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9]李長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重慶出版社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