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與我黨情報工作

——紀念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

畢鳳娜

界人士期盼已久的《國家情報法》，最近在全國人大網上公布了草案，向全社會徵求意見，有望年內或明年初正式通過。今年又是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重要年份，民間和官方都在籌備開展各種紀念活動。在這個時候，回顧我黨情報工作的歷史，特別是中央特科的豐功偉績，就不僅僅是一種對過去的紀念，更重要是將不斷給予今天和今後我國的情報與反間諜工作以重要啟迪。

一、黨成立初期的報警性情報活動

黨在成立初期，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主要在租界內開展活動，但卻不斷遭受租界當局的騷擾和破壞。1924年國共合作後，黨又遭受統一戰線內部反共勢力的不斷進逼。連續遭受挫折和損失後，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開始主動採取一些報警性的防範措施，開始了最初的保衛性情報活動。這就是周恩來所說的「有了黨，就有了黨的情報保衛工作」。當時的主要做法有兩種：一是在租界巡捕房和北洋政府官員中建立人脈關係，掌握租界當局及北洋軍閥的動向；二是黨的領導人利用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通過公開途徑掌握國民黨反共派的動向。但總體上看，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黨並沒有開展真正意義上的情報工作，最初的一些報警活動主要是由黨的個別領導個人進行的，所掌握的情報信息多是碎片化的，可靠程度難以把握；黨中央對所掌握情況也往往重視不夠，有些情報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而，「四一二」政變發生時，黨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狀態，結果遭受了嚴重損失。對此，周恩來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黨之所以損失得如此慘、如此快，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沒能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但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等對此並沒有清醒認識。

「四一二」政變後，黨中央由上海轉移到武漢，繼續在尚未公開反共的武漢國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區開展工作，但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反共勢力也不斷增長，新的反共政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周恩來對此深感擔憂。1927年5月擔任黨的中央軍事部長、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後，周恩來立即在中央軍事部之下成立了內設機構「特務工作處」，開展保衛性情報工作，在外國駐漢口領館及北洋官員中發展了一些情報關係，並建立了一條從漢口到上海的重要秘密交通線。但特務工作處的情報工作還沒來得及全面鋪開，汪精衛就發動了「七一五」政變，黨中央又從武漢轉移到上海，特務工作處的大部分人員也轉移到上海繼續從事保衛黨中央的工作。1927年8月起，特務工作處實際上就不再存在。

二、中央特科的成立及演變

中央特科成立於1927年底，是黨的第一個系統性的情報保衛工作機構，為保衛黨中央和白區地下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為黨的隱蔽戰線工作培養鍛煉了大批先驅人才，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對當今以情報與反間諜為主的隱蔽戰線工作仍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借鑒作用。

「七一五」政變後，轉移到上海的黨中央仍然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員及機構不斷遭受嚴重損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黨中央終於認識到了保衛性情報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9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主要任務是「打入敵人黨、政、軍、警、憲、特機關，搜集情報，掌握敵人的動態，向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鎮壓叛徒、特務，保衛黨的領導機關和重要領導人的安全」。據此，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在原特務工作處和中共江蘇省委及上海工人糾察隊的保衛工作幹部基礎上，成立了黨的第一個專門的情報保衛工作機構－中央特科。1928年下半年，中央特科的內設機構陸續成立完畢，共有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個科。其中，總務科的主要任務是負責黨中央在上海的具體事務，包括建立秘密工作機關，布置會議場所，營救被捕同志及處理善後事宜，籌集活動經費等。情報科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掌握敵人的動向。行動科（即「紅隊」）的主要任務是懲罰叛徒特務，協助其他科從事保衛、營救等方面的工作。交通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黨中央與各省、各蘇區及共產國際之間的電報聯繫。隨著鬥爭形勢的日趨嚴峻，黨中央對特科的工作愈加重視。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主管特科的工作，特科的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央特科特別是「紅隊」遭受嚴重損失。黨中央不得不對白區工作進行重大調整，停止顧順章所掌握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將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機關和人員全部轉移，並對白區工作機構及人員進行了重新部署。據此，中央特科開展了重建工作。一方面，調整機構設置及人員配備，將陳雲、康生、潘漢年等補充到中央特科領導崗位，並選調政治可靠、掩護條件好的同志充實到特科工作。一方面，採取了更為嚴格的保密防範措施，如對所有辦公地點和工作人員住址都設立報警標誌，並嚴格限制相互間的交叉往來；工作人員使用化名，工作關係使用代號；加強職業化、社會化掩護工作等。採取上述措施後，中央特科的工作又重新開展起來。

1933年1月起，上海臨時中央遷入蘇區，陳雲、康生、潘漢年等相繼調離特科，特科領導層又進行了多次調整。期間，因左傾盲動錯誤及國民黨加強鎮壓，黨在白區的力量連續遭受重大損失，已無法繼續開展工作。1935年9月，根據中央關於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中央特科人員分散轉移到國內的幾個主要城市，中央特科不再存在。

三、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

中央特科成立後，面對殘酷的鬥爭形勢，出於保衛黨中央的緊迫需要，立即開展了以保衛性情報工作為主的情報工作。1933年以後，因黨中央已遷往蘇區、特科的保衛工作任務明顯減輕，加上蔣介石對蘇區的軍事圍剿不斷加強，蘇區急需特科的軍政情報配合，因此，特科也開展了一定的軍政情報工作。總體上看，中央特科的情報保衛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保衛黨的秘密工作機關。黨的白區工作需要依託一些合法掩護的機構進行，因此，建立並保護黨的秘密機關是中央特科的最重要工作。中央特科以上海滬西區為中心，以醫院、電器行、照相館、布店、古玩店、診所、學校等各種形式為掩護，建立了大批的秘密工作機關。同時，中央特科還出色完成了在白區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籌備會議、黨的六屆三中全會、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等全國性會議的保衛工作。儘管國民黨特務已事先掌握了黨將要在白區召開全國性會議的消息，但由於中央特科的保護措施嚴密，國民黨發現不了任何蹤跡，因而無從下手。

第二，建立無線電通訊。為方便中央領導對全國各地工作的指揮以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中央特科十分重視無線電通訊工作。為打破國民黨對無線電的嚴格控制，中央特科一方面通過各種方式培養自己的無線電人員，一方面自己試製電台並於1929年10月試製成功。1929年11月，黨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秘密電台。1930年初，又在香港建立了秘密電台。當時電台使用的是自己編製的兩種密碼，其中一種密碼是周恩來親自編製的，名為「豪碼」，始終未被敵人破譯。1931年起，中央特科還先後多次派人到蘇區，幫助紅軍建立了無線電通訊。1931年9月，蘇區實現了與上海電台的聯繫。從此，中央能夠及時了解全國各地的情況，並能將所掌握的情報及時發到各地，對於紅軍的作戰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第三，建立秘密交通線。國民革命失敗後，特別是在中央與蘇區建立無線電聯繫之前，中央領導需要經常親自往來於白區城市之間及蘇區與白區之間指導工作。建立一條安全可靠的秘密交通線，就成為保衛中央領導人安全的重要環節。為此，黨成立了中央交通局，負責秘密交通線工作。同時，中央特科也在建立秘密交通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許多條秘密的安全通道，如從武漢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線，從上海到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劉伯承、聶榮臻、林伯渠、張聞天等中央領導都從這些秘密交通線往來過白區及蘇區。

第四，營救被捕人員。國民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大肆捕殺中共黨員及其他進步人士，從「四一二」政變到黨的「六大」之前，被殺害人士多達30萬人，被投入監獄者達4600多人。因此，營救被捕同志特別是中央領導同志，就成為中央特科的重要工作。營救方法大致分為四種：一是通過內線人員營救；二是收買警特及法院人員，爭取提前釋放或從輕判刑，這主要用於對已暴露人員的營救；三是通過律師進行辯護，這主要用於對未暴露人員的營救；四是在上述三種方式無效後，進行武裝營救。通過這些方法，中央特科成功營救了任弼時、關嚮應等不少中央領導同志。

第五，以紅色恐怖對付叛徒特務。國民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在進行血腥屠殺的同時，實施自首政策，引誘了大批動搖分子甚至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叛變，給黨造成了嚴重損失。有些叛徒甚至還繼續潛伏在黨內，成為威脅黨中央安全的重大隱患。為了嚴罰叛徒，中央特科根據中央關於「對自首而反攻的叛徒」要「處以死刑」的指示，對這些叛徒進行了堅決制裁。當時，出賣羅亦農的何家興夫婦、出賣澎湃等人的白鑫、準備出賣江蘇省委書記羅邁（李維漢）的黃第洪，準備出賣中共秘密機關的戴冰石、出賣中共秘密文件的陳慰年、欺騙組織的斯勵等都被紅隊除掉。同時，中央特科還對堅決反共的國民黨特務進行了有力鎮壓，1932年，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的兩任總負責人剛到任，就都被除掉。

第六，布建秘密力量開展情報搜集。1927年底，黨中央發布第25號中央通告，要求派遣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黨部以及反動機關，開展偵察和破壞工作。據此指示，中央特科通過「打入」和「拉出」兩種主要方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核心要害部門及租界巡捕房中布建了許多重要情報力量。通過這些情報力量，中央特科基本上全面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機構和租界巡捕房的動向，使得黨中央多次化險為夷，避免了重大損失，也使得對叛徒特務的制裁能夠迅速而又準確。1933年後，中央特科還在國民黨南京、武漢行營，以及福建的第十九路軍中大力開展軍事情報工作，也取得了不小成績。

在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中，作用最大、最為重要的當屬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1931年4月，他們及時掌握並將顧順章叛變的情況報告了黨中央，使得黨中央及時轉移，避免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鑒於在保衛黨中央工作中所做出的特別突出貢獻，該三人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報戰線上的「前三傑」。毛澤東也說過：「李克農、錢壯飛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們，當時許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來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事隔半個多世紀，原負責處理顧順章案的國民黨特務頭子蔡孟堅還扼腕嘆息說：「顧順章案關係中共命運甚大，設非共諜錢壯飛截留電報，則周恩來及潛伏上海之共黨分子必一網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擊」。

四、中央特科在隱蔽戰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中央特科是黨系統性地開展情報保衛工作的首次嘗試。在殘酷的鬥爭環境下，在無任何經驗借鑒的情況下，中央特科對情報保衛工作進行了積極探索，既有重大成就，也有嚴重失誤。這些，都為黨的隱蔽戰線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寶貴借鑒。

中央特科分散轉移後，潛伏在各地的特科人員在新的形勢下以統戰工作為掩護繼續開展新的情報工作，對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特別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了重要作用，也為黨在抗戰時期的情報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這些特科人員也成為抗戰時期黨的情報工作的重要領導骨幹力量。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在吸取中央特科的經驗教訓並依託中央特科原有情報力量的基礎上，黨從指導思想、理論政策、體制機制以及具體方式方法等方面大力改進和加強隱蔽戰線工作，黨的隱蔽戰線工作迅速地走向成熟。1941年9月，隨著中央情報部的成立，黨的保衛工作機構和情報工作機構有了明確的任務分工，情報工作重點實現了從保衛性情報工作為主到戰略性軍政情報工作為主的重大轉變，情報工作機構的職責任務更加明確，情報的搜集、傳遞、分析、利用等各個環節更加完善，情報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更加豐富多樣，情報工作的作用大大加強，為配合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鬥爭，為配合國民黨友軍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黨在抗戰結束後奪取全國政權做了必要的隱蔽戰線工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黨的隱蔽戰線工作重點又及時從國內情報轉向對外情報，繼續為保衛新興的國家政權、保衛國家安全發揮著的保駕護航的作用。

隱蔽戰線工作發展至今，工作任務、工作形式和工作的方式方法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央特科時期所探索出的基本做法和所形成的工作規律仍然起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中央特科先烈們絕不叛黨、勇於犧牲的精神也深刻地影響著不同時代的隱蔽戰線幹部，激勵著情報與反間諜幹警在隱蔽戰線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甘於寂寞、勇於奉獻，做新時期的無名英雄。

（此文主要內容發表於《國防參考》2017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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