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絕六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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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七絕六大家

孫琴安文匯報2017-05-09第12版

唐代詩人不乏並稱，如初唐四傑啦、王孟李杜啦、大曆十才子啦，還沒聽說過有七絕六大家。這還真是我個人提出來的。不過並不是我的杜撰，發明權也不在我，而是歷代文人經過反覆爭論和評議推舉出來的，火藥味還很濃，我只不過據此歸納命名了一下而已。最終的結果是：李白、王昌齡、李益、劉禹錫、杜牧、李商隱。

這份名單純就七絕一體的創作成就而言的，盛唐、中唐、晚唐各得其二，不少大家如杜甫、王維、陳子昂、孟浩然、韓愈、白居易等都未能躋身其中。這也難怪，沈德潛早就說過：「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嘆之音。」所以杜甫的律詩成就雖高，但絕句絕不是李白的對手，自然落下。陳子昂、孟浩然均長於五言，弱於七言，又當別論。王維五絕可與李白並峙千古，七絕直逼李白、王昌齡而欲成三家鼎立之勢。只可惜後人經過反覆篩選，在盛唐詩人中終取李白與王昌齡，致使王維屈居第三。所以，唐代七絕六大家也有一個形成過程。若有第七，則非王維莫屬。

當然，在這六大家的形成過程中，最先被標舉的二位無疑當屬李白與王昌齡。他們二人的七絕格調響亮，聲韻悠揚，才情橫溢，均有一唱三嘆之妙，成為有唐三百年的典範，也成為歷代衡量七絕高下的標準。

到了中唐，七絕數量漸多，錢起、劉長卿、大曆十才子、張籍、王建、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都擅此體，但最終只有二人脫穎而出，這就是李益與劉禹錫。明胡震亨　《唐音癸簽》　毫不含糊：「七言絕，開元以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清沈德潛也說：「七言絕句，中唐以李庶子、劉賓客為最，音節神韻，可追逐龍標、供奉。」王夫之甚至認為劉禹錫「誠小詩之聖證矣」。這些權威人士的話，基本上奠定了李益與劉禹錫在唐代的七絕地位。

晚唐也湧現了一批七絕高手，韋莊、溫庭筠、趙嘏、鄭谷、陳陶等均在其列。而以杜牧、李商隱二家的成就最高。其中杜牧的七絕地位相對穩定，他的　《清明》、《赤壁》　諸絕，早在宋、明時便為人所讚賞，人無異詞。李商隱的光輝原都照在七律和　《無題》　上，其七絕成就直到清初才逐漸被發現，引起重視，葉燮說：「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詞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葉燮是沈德潛的老師，他的話可不是鬧著玩的。於是田雯在論七絕時說：「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為唐人之冠。」就連詩重盛唐的王士禎也不得不承認：七絕盛唐「李白、王昌齡尤為擅場……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雲。」王是清初詩壇盟主，他這麼說了，唐人七絕六大家基本論定。我的七絕六大家的命名也就有了底氣。其實這也是我內心的想法，只不過與古人不謀而合罷了。

不過，能夠進入歷代評選、我所歸納的這七絕六大家，的確個個身經百戰，有過無數次的淘汰賽。因為七絕是唐代最為流行的一種詩體。清人李重華說：「蓋唐時入樂，專用七言絕句。」故開元以後，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酒肆所唱，邊關將士所進，幾乎都是當時名士所寫絕句，《渭城曲》《金縷衣》　等更是影響廣泛的流行歌曲。從而也吸引了許多名家來寫七絕，以致唐代七絕數量激增，佳作連連，高手如林。要在此中奪得一席之地，談何容易!

正由於唐人七絕名篇最多，流傳最廣，在推選七絕高手的同時，有好事者又展開了新一輪的火拚，這就是對唐人七絕壓卷的推舉。你一言，我一語，結果竟達23首之多。超過任何一種唐人詩體壓卷之作的推舉數量。

宋人劉辰翁首推王維　《渭城曲》　為唐絕壓卷，以為「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一矣。」明代李攀龍和楊慎又推王昌齡　《出塞》　為壓卷，王世貞、王世懋則推王翰「葡萄美酒」為壓卷，施扆賓另推王昌齡　《從軍行》　為壓卷，胡應麟則云：「初唐絕，『蒲桃美酒』為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為冠；中唐絕『迴雁峰前』為冠；晚唐絕『春江一曲』為冠。」到了清代，王士禎一氣推出四首壓卷：王維「渭城朝雨」、李白「朝辭白帝」、王昌齡「奉帚平明」、王之渙「黃河遠上」。沈德潛又補了五首壓卷：李益「回樂峰前」、柳宗元「破額山前」、劉禹錫「山圍故國」、杜牧「煙籠寒水」、鄭谷「揚子江頭」。其後管世銘對此不滿，又推出七首壓卷：張潮「茨菰葉爛」、張繼「月落烏啼」、錢起「瀟湘何事」、韓翃「春城無處」、李益「邊霜昨夜」、劉禹錫「二十餘年」、李商隱「珠箔輕明」。至潘德輿又推張籍「洛陽城裡」為壓卷。

若把以上壓卷參照六大家，其中王昌齡最多，佔三首，李益、劉禹錫各二首，李白、杜牧、李商隱各一首，約佔近二分之一。古人對五絕以高古質樸為上，對七絕則以格調響亮、韻致悠揚為上，時兼才情與文采。對照以上所選各家七絕壓卷，大抵不脫其範圍，而尤以明人推選為精，清人王士禎所選尚承餘緒，至沈德潛所選已有爭議，管世銘所選更覺有偏差，離明人定格愈行愈遠。

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是，前人所選七絕壓卷，大半以上居然都與音樂和聲響有關。《渭城曲》　是唐代最流行的歌曲，自不待言。其它如：「欲飲琵琶馬上催」、「羌笛何須怨楊柳」、「更吹羌笛關山月」、「琵琶起舞換新聲」、「暫將團扇共徘徊」、「不知何處吹蘆管」、「兩岸猿聲啼不住」、「夜半鐘聲到客船」、「潮打空城寂寞回」、「重聞天樂不勝情」、「曉角當城漢月孤」、「二十五弦彈夜月」、「隔江猶唱　《後庭花》」、「披香新殿斗腰支」、「數聲風笛離亭晚」等，幾乎都有音樂之聲在內，或者便是猿聲、鐘聲和潮聲，這當然是一種巧合，卻也無意中透露了詩與音樂在唐代的密切關係。

不過，前人推出的這七絕六大家，倒也並非浪得虛名。尋思下來，他們在七絕一體上還的確各有貢獻：李白、王昌齡樹立了七絕的標杆與楷模，然李白七絕佳作多在行旅與送別，王昌齡七絕佳作多在邊塞與宮怨，兼及閨思。李益七絕佳作仍多在邊愁，而劉禹錫則有新的開拓，一為懷古七絕　《烏衣巷》、《石頭城》　等，二為新翻　《竹枝詞》、《楊柳枝詞》　等。杜牧、李商隱二家旗鼓相當，各有開創，杜牧奠基詠史七絕，《赤壁》、《題烏江亭》　前所未有，次則冶遊七絕，均遠韻遠神；李商隱則以七絕諷喻、寫情，含蓄委婉、深折蘊籍、含情綿邈，在唐人中另開一境。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通過對此六大家七絕的梳理和比較，的確可以大致窺見唐人七絕的一個發展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