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漫步】孔子談為政之道

　　孔子不僅是我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孔子在《論語》中談到的為政之道，就有很多精闢的見解。他的這些觀點和主張直到今天在治國理政、管理團隊等方面都仍然有著借鑒的意義。

一、要有清晰的思路

　　一個為政者如何治國，一個領導者如何管理，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清晰的思路。思路不清，隨意性就很大。　　據《論語·子路》記載，孔子在周遊各國時，有一次來到了衛國，替他趕車的是弟子冉有。車子進入了衛國都城後，只見街市上熙熙攘攘，孔子感慨地對冉有說：「喲，衛國的人真多啊！」　　冉有回應說：「是呀，衛國的人真不少！」他似乎在思考著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問道：「夫子，人多了以後，該怎麼辦呢？」　　孔子看了看冉有，便微笑著說了兩個字：「富之。」意思是人多了以後，那就要讓他們富起來！　　人多看起來不錯，那麼他們生活得如何呢？作為為政者就應該讓自己管轄範圍內的百姓能夠富起來，能夠安居樂業。所以孔子毫不猶豫地說「富之」。　　過了一會兒，冉有又問道：「那富了以後，又該怎麼辦呢？」　　孔子說：「教之」。這意思是富了以後，就要教育他們。　　對話很短，核心內容也只是「富之、教之」四個字，但是講了很重要的治國之道。要治國，先要富民，要把人民富裕放在首位。只有人民富裕起來，衣食溫飽問題解決了，才有了物質基礎。因為你治國也好，治理地方也好，關鍵要讓人民生活得好，這應該是為政者的目標，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然而富民只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人民富了之後，就要興教育，重引導，要讓人民懂禮義，講公德，在精神上有目標，有追求。這樣才能社會安定，經濟與社會才能協調發展。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精神文明。孔子這種先富後教的思想是唯物的、辯證的，正確地處理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存在決定意識，但意識又可以指導人們的行為。這在當時是很進步的主張，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確的主張。

二、打鐵還需自身硬

　　要領導和管理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作為領導者必須有威望，有號召力。而怎樣才能有威望呢？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這是孔子歷來所強調的為政者的表率作用。孔子在這方面講過多次。有一次，魯國的大夫季康子向孔子請教如何為政。孔子回答說：「所謂政務，就是端正，你用端正做表率，那誰還敢不端正呢？」還有一次，孔子感慨地說：「如果端正了自身，治國理政還會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如何糾正他人呢！」可見孔子對端正自身行為的重視。　　有一次，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這是子路問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說：「先給百姓帶頭，再讓大家勤勞地工作。」子路請求多講一些，孔子說：「不要懈怠。」。　　所謂領導，從文字上看，「領」即率領，帶領；所謂「導」就是引導。雖然治理的範圍有大有小，管理的人員有多有少，但只要是負責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你就要帶領、引導著一批人。　　孔子說的「先之」，就是讓自己在先，走在群眾之先。這是為政的一個訣竅：一切要為人之先，要起帶頭作用。　　「勞之」的「勞」就是勤勞、勞苦。要使群眾勤勞地工作。一個單位也好，甚至是一個國家也好，人們都應該是勤奮的，否則就很難養成好的風氣。古人有言：「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一個領導者，通過「勞之」，可以帶出一個地區，一個團隊好的風氣。 　　第三點就是「無倦」。「無倦」就是不要疲倦，要堅持。先之，勞之，肯定是辛苦的，如果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標就很難自覺堅持到底。君不見，很多事情開始總是不錯的，但可惜的是不能堅持到底，往往是有始無終，半途而廢。

三、重民愛民，推行仁政

　　有一次，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段話是說：子貢問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說：「要使糧食富足，武器裝備充足，民眾信任。」子貢說：「若是不得已要放棄一項，哪項最先放棄？」孔子說：「放棄武器裝備。」子貢說「若是還不得已，要再放棄一項，該放棄哪一項？」孔子說：「放棄糧食。自古以來都有死亡，民眾不信任就不能立國。」　　孔子對子貢的答覆是八個字：「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八個字包含了三個方面。　　一是「足食」。就是糧食安全。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人民就無法生存，國家就無法安定。所以管理一個國家就必須讓糧食充足，不鬧饑荒。　　二是「足兵」。要武器裝備足夠。這是國家安全。必須要有足夠的裝備，足夠的國防力量，以保證國家不受侵犯。　　三是「民信之矣」。政府要得到民眾的信任，國家要靠民眾的支持與擁護。離開了民眾的支持與擁護，政權就很難存在。　　子貢接著還問道，如果迫不得已，這三方面不能全做到，那先捨棄哪個呢？孔子毫不猶豫地告訴他，那隻好去掉兵器裝備。因為這雖然也很重要，但畢竟是預防性的，眼前並沒有戰事。而當子貢再問還要捨棄一項時，孔子說，那就只好捨棄糧食。　　接著孔子補充了兩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在這三項中強調的是「民信」，即人民群眾對政權的信任。因為自古以來都會有死亡的問題，如果民眾信任這個政權，支持這個政權，那麼就會為了這個政權而忘我，即使需要犧牲也會在所不惜。這裡強調為政的根本是取信於民。　　民是國之本。一個為政者如果脫離了民眾，沒有民眾的信任，那就失掉了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最後也只能被民眾所拋棄。　　孔子談到治國時還說過：「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是孔子談治理一個「千乘之國」的。他提醒為政者應該注意五個方面：敬事、取信於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敬事是必需的，就是要以敬畏之心對待各項工作，這樣就會嚴肅認真，就會勤政敬業。它的反面那就是貪圖享受，不問政事。　　取信於民就更重要。為政者若是毫無信任，朝令夕改，不履行自己的諾言，那政令就會如同兒戲。歷史上「烽火戲諸侯」就是教訓。周幽王為了博得寵幸的妃子一笑，在沒有警情的情況下多次點燃烽火報警，騙得諸侯來救援，其結果只能使自己喪失信任，造成自己的垮台。　　節用就是節省開支，節省資源，不奢糜，不浪費，這樣才可能持續地發展。　　愛人，這裡實際上指要愛惜人才。要發揮人才的作用，也是一個為政者所必須考慮的。　　「使民以時」也很重要。古代社會農業是最主要的產業，而季節性又很強。若要役使農民就只能利用農閑，以保證不違農時。孔子所談的這五項，是為政者必須重視的，可以說抓好這五個方面就是「務本」。

四、要有正確的政績觀

　　領導者總想儘快地做出政績，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什麼是真正的政績呢？看法就會各有不同。　　有一年，子夏被派到莒父（今屬山東省）去做地方官。這莒縣情況比較亂，子夏很著急，他想儘快改變那裡的面貌，儘快做出成績來。　　臨上任時，他求教於孔子，孔子勉勵他到外地後要做好工作。子夏也表達了自己的心愿，並問孔子怎樣才能把一個地方治理好。　　孔子知道他心裡比較急。便對他講了一些應該注意的事情，再三囑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意思是：做事不要單純追求速度，不要貪圖小利。單純追求速度，不講效果，反而達不到目的；只顧眼前小利，不講長遠利益，那就什麼大事也做不成。　　話雖不多，卻是寶貴的經驗，也很富有哲理。「無欲速」就是不要只圖快，不能只講速度，只追求快，那就會急躁冒進，會帶來很多的不平衡，甚至干出違反規律的事，到頭來只能造成損失，反而會更慢了。速度當然要講，不能什麼事都慢吞吞，但更要講的是效益。有效益，這速度才有意義。這方面我們50年代的大躍進，是很有教訓的。　　「無見小利」不能只是看到小的利益。見小利，就會眼光短淺，會看不到大局；就只會看到眼前，想不到以後，不可能持續發展；會因小而失大，辦不成大事。現在有的人為了快出政績，只考慮眼前，以殺雞取卵的方式發展經濟，結果破壞了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或者是竭澤而漁，根本不考慮日後的發展，這樣也會產生了很多的後遺症。所以一個為政者就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兼顧，有一個正確的政績觀。

五、識人用人，舉賢授能

　　有一次魯哀公向孔子請教如何治國。孔子回答說：「關鍵在於用人。」接著魯哀公又問道：「怎樣才能使得老百姓服從呢？」　　孔子回答說：「要讓老百姓服從，那就要起用正直的人，排斥、不用那些狡猾奸詐的人，這樣，老百姓就會服從；相反，重用的是那些姦邪的小人而排斥正直賢能的人，老百姓就不會服從。　　然而識別人並不容易，孔子是有過教訓的。據記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是孔子的弟子，比較有才華，尤其善於言辭，但是不夠勤奮。有一次，他竟在大白天里睡覺，這段話就是針對這件事說的。　　古人一向是崇尚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總是提倡黎明即起。孔子也一直主張積極的生活態度，強調要勤奮努力，反對懈怠懶惰。所以見宰予白天睡懶覺，就覺得很不應該。

▲孔子講學

　　宰予平日說得不錯，而實際表現卻是如此，言與行不能統一。所以孔子很有感慨。孔子說他原來看人是「聽其言而信其行」，以為會像說的一樣。而從宰予的表現看，孔子改變了看法。他認為看一個人，必須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在這裡告訴了人們一條重要經驗：看人更要看行動，行為重於言辭。　　要識別人還有個辦法就是多聽取他人的意見，但還需要慎重取捨。有一次子貢問孔子「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這段回答子貢的話，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識人的標準。一般來說，一個人要能得到一鄉之人的喜歡，那實在是太不容易了，這種人往往令人佩服；一個人如果遭到一鄉之人的厭惡，那就沒什麼可肯定的了。所以子貢認為，這樣的人要麼就是好人，要麼就是壞人。憑這一鄉之人的喜好和厭惡就可以判斷這個人好與壞了。　　沒想到孔子卻說「未可也」。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好惡。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好與惡。子貢著眼的只是這喜好的、厭惡的人數是多是少。眾口都說好，那就是好；眾口都說壞，那就是壞。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現象，這也有不可靠的地方，所以孔子主張要對事情做具體分析。就是說喜愛他的要看是些什麼人，那厭惡他的又是些什麼人。究竟哪些人喜愛，哪些人厭惡。孔子著眼的不是以一鄉之人的好惡來判斷人，或者說不僅僅是以好惡人數的多少來作判斷。　　這種看法，孔子不止一次地提過。他有一次還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意思是「大家都厭惡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歡他，也一定要考察。」這跟回答子貢的意思差不多，強調的是不能只看表面現象，對情況要作認真地考察、具體地分析。　　一般來說，眾人的喜好或厭惡是我們認識、考察人的一種依據，即所謂民意，所謂群眾關係，但這又絕對不是唯一的依據。　　因為生活中的現象是複雜的，有時候，有些人就用假相來掩蓋著自己。如果只聽人們的議論或者只看一些表面現象，那就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　　有時還有特殊的情況，在有人鼓動操縱之下，眾人不明真相。這時如果僅以眾人的好惡作為標準來判斷，就有可能冤枉好人，造成失誤。　　各人情況不同，有的能說能幹；有的能幹，卻不能說；有的能說，卻不能幹。所以應該如何來對待呢？如果只憑說得好，就認為是優秀，就能力強；說得不好，就不優秀，就能力弱，那顯然是很片面的。所以孔子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這就是看人要辯證地看，要全面地看，要具體分析人家所說的話。

六、名正言順，辦事成功

　　有一段時間，衛國發生混亂。原因是衛靈公死後，因兒子逃亡在外，王位就由孫子繼承，這就是正在執政的衛出公輒。就在這種時候，衛輒的父親想要回國，執政的衛出公怕因此失去自己的地位，竟然拒絕父親回國。這樣事情就複雜了，衛國正面臨著父子爭奪君位的鬥爭。　　看著這形勢，子路問孔子：「若是衛國國君等著您去處理政事，您打算先做哪一件呢？」　　孔子說：「那一定就要訂正名分！」　　子路說：「真這樣嗎，您怎麼迂腐到了這種地步！怎麼去訂正名分呢？」　　孔子批評了子路，並闡述一番，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這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　　這段話講了這麼幾個意思：一是名分很重要，做什麼事總要有道理，。二是名分正當，說起話來就順理成章，容易為人接受；名分要是不恰當，你說的話，就不符合道理，就難以被人接受，自然就不會有號召力，那事情也就會辦不成。事情辦不成。那就無法復興禮樂，無法使刑罰恰當。如果連刑罰都不能恰當地使用，老百姓就會恐慌得無所適從了。這後邊的「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以及「民無所措手足」都是「事不成」的推論。孔子這段話，就是強調正名的重要，名分正當，說話就有理，理直氣壯，事情就能成功。　　這個「名」原意是指名分，後來有所發展，往往多指名義，名義正當，道理就講得通，道理講得通，事情就辦得成。　　今天我們做任何一件事要想得到群眾的支持，要想辦得順利成功，同樣要有一個恰當的名義，因為名義正當，才會把群眾凝聚在一起。所以我們每當要辦一件大事的時候，一定要進行動員。這動員就是要用正確的名義來說明所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意義，讓大家懂得為什麼要去做，應該怎樣去做。　　《論語》中有很多孔子談為政方面的見解，他是孔子在這方面智慧的體現，需要我們研究和發掘，只要我們結合實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就能古為今用，不斷提高領導工作的水平。

來源:《文史天地》雜誌總第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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