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澍：皇權視閾下的張璁與張居正

皇權視閾下的張璁與張居正

田澍

嘉靖及其以後諸朝在明代歷史上是相對獨立的單元，此期由明世宗朱厚熜開啟。眾所周知，因為武宗朱厚照的絕嗣和藩工朱厚熜以獨特的身份繼位，引發了「大禮議」，最終世宗擊敗主張繼統又繼嗣的楊廷和一派，取得了繼統不繼嗣的勝利，維護了自己固有的父子關係。在這一重大爭論之中，不顧個人安危而全力支持世宗且與楊廷和一派及武宗朝弊政毫無任何瓜葛的新科進士張璁嶄露頭角，成為「大禮議」中新生的政治明星，代表著全新的力量，開啟了「嘉隆萬改革」的新時代。

由於學術視野的局限，近代以來談論明代改革，學界只關注萬曆初年張居正的行政行為。不論對他的褒與貶，由於沒有恰當的參照，認識難免偏頗。事實上，早在明代，沈德符就注意到了張居正與張璁兩人的相同性，認為張居正在編纂《明世宗實錄》時「極推許永嘉(張璁為明代浙江永嘉縣人)，蓋其才術相似，故心儀而托之讚歎」，並說兩人「皆絕世異才」匡。張璁和張居正的溢號皆為「文忠」，兩人相同點較多，明人李維禎認為繼張璁之後，「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溢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為眾所側目，機阻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匡李維禎序清人梁章矩論道:「前明有兩張文忠，時論皆以權相目之，其實皆濟時之賢相，未可厚非。竊以心跡論之，則永嘉又似勝江陵一籌。永嘉之議大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其遭際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剛明峻潔，始終不渝，則非江陵所能及。」蔡美彪先生在《中國通史》中突破近代以來的狹隘之見，將張璁與張居正聯繫起來加以考察，認為「明代先後兩張文忠，均以興革為己任。」以上評論對我們在皇權視域中認識張璁和張居正具有重要的啟發。

張璁與張居正之所以能夠有為於各自的時代，就在於他們敢於擔當，各自與當朝皇帝有著特殊的密切關係。事實上，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在明代改革史上起到了開創作用，具有更為獨特的歷史地位。現以皇權為視野對張璁和張居正做一比較研究，以期理性地認識他們各自的貢獻和歷史作用，更好地理解嘉隆萬改革的趨勢乃至明代歷史的最終走向。

一、張璁和張居正與皇帝相知途徑不一

作為明代閣臣特別是首輔，與皇帝的關係是否融洽，是判斷其是否有所作為的首要條件。張璁和張居正之所以被人們視為「名相」或「權相」，皆與當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密不可分。

儘管年長張居正五十歲的張璁初涉官場，沒有依靠，沒有圈子，但在「大禮議」中不懼楊廷和及其追隨者的圍堵、謾罵和暗殺，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挺身而出，支持勢單力薄的世宗，顯示出士人敢於擔當的優良品質。當時，一些對楊廷和主張有微詞的大臣如楊一清等人只在私下反對或抵觸，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公開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張璁敢為人先，沒有過多的心裡負擔，沒有自保的顧慮，不怕楊廷和集團的打擊報復，能夠公開向楊廷和的觀點挑戰。按照一般人的處境和心思，經過八次會試磨練而在47歲中第的張璁此時應該躑躅觀望，不要招惹楊廷和及其追隨者，否則，輕則丟掉見習的職位，被趕回老家，瞬間葬送大半生艱辛考取的功名;重則白白送死，成為楊廷和集團的刀下之鬼。正如張璁所言:自己當時「初為進士，未嘗受皇帝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大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儘管當時的政情極為特殊，形勢不明，但大多數人明白楊廷和暫時佔據主動，人多勢眾，為此不敢站出來與其論戰。而從湖北前來繼位的朱厚熜年僅14歲，既是一個未見世而和未經風雨的鄉下少年，又是一個不懂權謀的新君;既沒有後宮的支持，又沒有心腹宦官的襄助;既沒有東宮僚屬，又沒有顧命之臣。總之，處於孤立無助的少年大子世宗，到北京來繼承皇位，猶如隻身進入虎穴。雖然世宗年少，但懂得孝情，亦能讀懂武宗遺詔的內容，故不怕楊廷和等前朝舊臣。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在職的臣子極少有人敢於突破楊廷和及其追隨者的封鎖來聲援自己。就在新皇帝而對如此嚴

峻的情勢之際，剛剛中第的觀政進士張璁無所畏懼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持世宗，就顯得格外矚目，使楊廷和及其追隨者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世宗看到張璁的第一份奏疏即言:「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事實證明，世宗的這一認識是極為準確的。 正是張璁的出現，才使世宗而對的禮儀問題和法律解釋進入了正常的討論軌道。儘管他們依仗絕對優勢對暫處劣勢的張璁展開了圍攻，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成為「大禮議」的徹底失敗者。自

張璁出現之後，世宗發現了自己所應依靠的全新力量，重用張璁等人便是世宗的不二選擇，無人能夠阻擋。張瀚說道:張璁「成進士，任南部郎，以議獻廟禮稱上意。乃召入，不次耀用。六年之間，晉險宰輔。這是當時人事大變動的縮影。從當時權力更替的角度而言，「大禮議」其實就是武宗皇權向世宗轉移的過程，世宗藉此迅速擺脫了楊廷和集團的束縛，順利實現了皇權的完全轉移，使嘉靖政治很快進入世宗自主控制下的新時代。雙方議禮觀的衝突只是表象，其木質在於世宗從楊廷和等前朝舊勢力手中收回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應有權力。所以，徹底打敗楊廷和集團是世宗擔負的政治使命和而臨的嚴峻考驗，最後的成功充分說明他年紀尚輕但具有傑出的政治智慧和超強的政治手段。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張璁才能迅速崛起和「驟相」。張璁表而上因議禮脫穎而出，被委以重任，但這絕不是他個人命運的簡單改變，而是標誌著新生力量的出現和時代的劇變。

「大禮議」絕不像中國歷史上其他任何形式的論爭那樣混亂和不可把握，參與爭論的雙方人數的多少都不是判斷「大禮議」走向的主要依據。張璁能夠充分利用楊廷和的巨大失誤而展示了自己的全而素質，並贏得了勝利。對楊廷和提出的世宗必須更換父母的主張是完全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在這一討論中絕不能把自我之見完全強加於皇帝，並將不同意見斥之為「邪說」。但是楊廷和一派以毫不妥協的誓死決心要天真般地擊敗皇帝，自不量力地要剝奪皇帝與其父母的固有關係。作為暫時佔據主動地位的楊廷和集團需要的不是對世宗和張璁的強硬態度，而是要改變照搬照抄的態度和削足適履的做法，調整思路，放棄不近人情、違背武宗遺詔和無視事實的主張，找到能夠切實解決問題的新方案。當然，他們根木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就為張璁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在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形下，張璁在楊廷和集團的打壓和封殺中無所畏懼，孤軍奮戰，真正表現出了士大夫所應有的骨氣和不屈精神，成就了其「正大光明之業」。在明代閣臣中，張璁的表現是獨特的，他與世宗的關係當然是牢固的。但即使這樣，張璁深感「君臣相保」的艱難，清醒地認識到:「君臣相遇，自佔為難，君臣相保，自佔一尤難。相遇為難者，難以正也。不正則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為難者，難以誠也。不誠則為苟容，非相保之道也。對於自己與世宗的相知相遇，張璁極為珍惜，能夠嚴守為臣的進退之道，以廉潔、守正、奉法、勤勉、愛民來嚴格要求和規範自己，能留則留，該退則退，以確保君臣關係不受損傷。

相比於張璁，後來的張居正與萬曆皇帝則是老臣與幼主的關係。明穆宗臨終前，將自己不滿十歲的兒子朱詡鈞託付給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位內閣大臣。穆宗去世之後，高拱很快被馮保趕走。高儀不久亦卒，張居正便為首輔，以唯一一位「顧命大臣」的身份來管教神宗，這是張居正嚴厲約束神宗權力的合法性之所在。從此便真正開始了萬曆初年由張居正獨自一人主導的、全新的顧命之政。每當張居正遇到言論攻擊而而臨進退之時，他都要拿顧命大臣的獨特身份為自己辯護，以確保自己職位的穩固。「顧命大臣」是張居正公開的、合法的護身符，包括神宗在內的任何人一時難以撼動。與張璁相比，張居正與神宗關係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是有問題的。對此，張居正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萬曆四年(1576年)說道:「主上恆以沖年，惡人之欺己」。神宗對張居正的依賴是被動的，是其父臨終前的安排，而不是自己主動的選擇。神宗年幼時尚能與張居正較好相處，一旦成長到一定年齡且感受到皇權獨享的必要時，張居正自然成為多餘，矛盾必然凸顯。當張居正以侵犯皇權的名義受到清算時，自然成為明代付出慘重代價的閣臣。萬曆十二年(1584年)，神宗根據三法司的調查和結論，發布了張居正的罪行，公開指責張居正「污衊親藩，侵奪工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聯聰，專權亂政，周上負恩，謀國不忠。」在朱元璋廢相之後，將這樣的罪名強加在明代大臣一人身上者極為罕見，足以看出擺脫「顧命大臣」管束之後的神宗對張居正的極端厭惡乃至仇恨。這與世宗一直竭力保護張璁的做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充分說明張居正並未得到神宗誠心的敬重。

二、皇權在兩張文忠政治命運中的作用不同

張璁和張居正分別在嘉靖初年和萬曆初年與當朝皇帝結緣，但兩人有明顯的差別，即張璁是新朝的新臣，雙方在「大禮議」中相知;張居正是新朝的舊臣，是前任皇帝的安排。一般而言，舊臣特別是內閣首輔在新朝不可能任職較長，新君一般都要儘快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新內閣。當然，正統前期老臣「內閣三楊」輔佐小皇帝英宗是個特例，張居正的情況與此相似。但隨著「三楊」的老去，正統後期便出現了亂局，釀成了震驚大下且深刻影響政局走向的「土木之變」。張居正能否走出這一怪圈，是檢驗其為政能力的關鍵。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無法開創新的政治局而。但張璁與張居正完全不同，在張璁去世後，其身後的嘉靖政治沒有出現突變，張璁也一直得到朝廷的高度肯定，其根木原因就在於他與世宗之間有著真誠的情誼。

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在嘉靖初年所面對的人事關係史為複雜，向對的反對力量史為強大。世宗要清除楊廷和集團，要讓自己倚信的張璁等新興勢力完全取代舊勢力，需要過渡，甚至還需要激烈的鬥爭。在世宗與張璁等人取代楊廷和集團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啟用與楊廷和「大禮」觀保持距離或私下認同張璁觀點的一些老臣，如謝遷、楊一清、費宏等人，其中謝遷將近八十歲。這些老臣完全是過渡性人物，世宗不可能依靠他們組建自己真正的新內閣，更不可能依靠他們從事真正的革新。一些舊史家不明白這一道理，一味地渲染他們與張璁等新進者的矛盾。事實上，這些老臣與張璁等新進之臣間守舊與革新的矛盾是問題的關鍵。《明史·費宏傳》的作者論道:「承璁、(桂)獸操切之後，(費宏)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楊一清也與費宏一樣，反對張璁等人「多所更建」的改革，主張四平八穩和安於現狀，他明確指出與「咸好更張」的張璁等人衝突的原因是:「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核，臣獨主寬平。」張璁等人

主張「紛更」，而楊一清則主張「安靜」;張璁等人主張「刻核」，而楊一清則主張「寬平」，這就是嘉靖前期「剛明果敢，不避嫌怨」的張璁等人與所有安於現狀的老臣之間矛盾衝突的根木原因。

朝中不斷出現的反對張璁的陰謀和掀起的馭趕浪潮，對世宗也是莫大的考驗。總體而言，世宗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張璁抱以信任並繼續予以重用。但終因無法招架言路的攻擊而不得不多次讓張璁離開內閣。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十四年(1536年)的七年之間，張璁三次被世宗罷免，但不久又被召復，這在明代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嘉靖前期出現「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方獻人傳》的特例，表明當時推進革新異常艱難。但對這一現象，不可簡單地解讀為君臣關係的惡化，更不能片而地認為是張璁因「失寵」而「尊嚴盡喪』。

針對朝臣的攻擊，張璁除了一般性的辯解之外，便坦然地離職回家，輕裝上道，來去正大光明不會像張居正那樣採取各種手段來確保自己職位的穩定，更不會像張居正那樣借口皇帝離不開自己而設法留任。正如張璁所言:「夫皇上所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者亦以義。被命而去，聞命而來，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於大下後世者也。」張璁用這一行為向世人表明自己並非貪戀權勢之輩，使各種貪圖權位的流台一不攻自破，對自己，對世宗，對嘉靖政治，都有積極的作用。事實上，世宗每次起複張璁時都是加官進爵，給予重用。特別是通過張璁從容的來去，解除了世宗的疑慮，加深了對張璁人格的認識，進一步增強了雙方的情誼。世宗從張璁反覆罷免和起複中「察其誠」，對張璁更加「重信」，「常以少師羅山而不名」，進一步密切了君臣關係，「眷顧之厚，始終不替」少二，彼此「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不與聞者。」世宗的曠世知遇之恩使張璁只有全力盡職擔責方能報答。他對世宗說:「夫負荷之際，誠人所當自量，仰惟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貞明，臣兒庸莫能裨助萬一，位重弗勝，日懷憂畏，誠不敢以自用也。」從中不難看出，張璁與世宗的關係不僅沒有因其多次離閣而疏遠，反而愈加密切。

世宗在張璁多次進退的反覆考驗中增加了對張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使張璁因生前的磨練而避免了身後的不幸。至少世宗不會像後來的神宗那樣親自下令清算自己曾經依賴和肯定的重臣。相對於張居正，張璁得罪的人更多，招致的怨恨也更多，想加害張璁者也大有人在。在嘉靖前期政治風浪中如何對待張璁的榮辱，如何確保張璁的人身安全，世宗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他的特殊貢獻給予足夠的尊重，並採取萬全的手段使張璁免遭不測。這既是嘉靖政治之幸，也是張璁之幸。與張璁正好相反，張居正只進不退，過於看重自己的權位，難與張璁相提並論。正如梁章矩所言，張璁屢次罷復，「終遂首丘之願，獲全身後之名，其進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

與張璁相比，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所而對的政治風險要小得多。在趕走高拱之後，張居正迅速而又全而地控制了朝政，藉助於幼主、太后和太監三種特殊力量，張居正暫時真正實現了「宮府一體」的治理願望，也真正成就了所謂明代「第一權相」的氣勢。事實上，張居正行政的阻力遠遠小於張璁，一些公開批評張居正的人被予以杖責、貶滴或除名，比嘉靖朝世宗處置反對張璁者要嚴厲。年幼的神宗被迫用這種高壓手段保護著張居正。但是，就明代的政治特點而言，這種做法只能是暫時的，難以持續。如果處在正常的政治氛圍之中，有無張居正都無關緊要，張居正可以像張璁那樣坦然地離開內閣，又可以隨時進入內閣。但由於神宗年幼，暫時依從張居正也在情理之中。關鍵的問題是神宗和張居正之間的特殊關係並不可能得到朝臣的真心認同，對他「專擅」的攻擊接踵而至，甚至有人把他比作曹操或賈似道。對於攻擊者，神宗能夠順從張居正之意而予以打壓。這與世宗巧妙保護張璁的做法正好相反。世宗之所以屢次讓張璁離開內閣，一方而是減輕輿論壓力，另一方而是保護張璁。而「顧命大臣」的身份，既束縛了神宗，又限制了張居正，使張居正只能留任，不能退出，沒有迴旋的任何餘地。於是，積怨愈來愈多，在張居正死後終於爆發，不可收拾。正如夏燮所述:「初，台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山二在神宗清算張居正時，朝中重臣無人為張居正誓死抗辯，成為明朝乃至中國占代歷史上的一大奇特現象。

從皇權的視角來看，張居正悲劇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一方而他對張璁與世宗關係的演變以及張璁屢次罷復的行為反思不夠深刻，始終認為「顧命大臣」的身份可以確保自己權位的安全;另一方而，張居正對自己幕後趕走高拱的行為是否在自己身上重演沒有足夠的認識，自然也就不會採取有效措施加以防範，更不可能通過制度變革予以消彈，無力結束長期以來內閣「混斗」的局而。作為顧命首臣的高拱被神宗輕易革職，馬扭除京城，使其成為明代歷史上新君以最快速度和最陰險方式趕走的第一位首輔。這一鬧劇充分暴露了神宗藐視老臣、羞辱老臣和不遵父命的陰險性格。而李太后、馮保和張居正教唆神宗趕走高拱，使神宗稱帝後上了第一堂極為生動而影響深刻的權謀課，為整治比高拱「侵犯」皇權更為嚴重的張居正做了一次漂亮的預演。換言之，高拱「侵犯」皇權在前，張居正「侵犯」皇權在後，但張居正身居其中而渾然不覺，還沉浸在因順利趕走高拱而產生的興奮之中，根木沒有想到神宗會用同樣的甚至更為嚴酷的手段來對付自己。所以說，萬曆時期的張居正對皇權的不可靠性認識不清，暫時的、表而的君臣親密關係和因此所擁有的權勢不可能給張居正帶來永久的安全，獨享「顧命大臣」的身份也根木無法給張居正帶來持續的榮光。正如張瀚所言:高拱「開隙華亭，罷歸。復起柄國，乃欲恃權修怨於華亭。不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禍且不測矣……蓋權勢所在，當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睹記，如分宜、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後來者復蹈覆轍，何迷之甚也。」

三、張璁與張居正對明代中樞政治的影響各異

在明代皇權運行中，儘管君臣之間有一些矛盾或認識上的差異是一種正常現象，但這種情形絕不能影響君臣之間正常的交流和彼此之間的基木信任。一旦雙方因政見不合而發生對抗且不可調和，或內閣完敗，或引發朝政混亂。「大禮議」中的楊廷和就是內閣完敗的典型代表。在明代，閣臣可以在決策環節就某一具體問題暫時不同意皇帝的意見，需要做進一步的溝通和協調，但不能以頻頻否定帝意為榮，這絕不是閣權有效行使的正當形式。特別是與皇帝意見不一致時，閣臣更應主動與皇帝溝通，相互交流，在彼此讓步或說服皇帝後形成決定。如果處於弱勢的閣臣咄咄逼人，試圖壓制皇帝，並以毫不妥協的不合作姿態張揚於外，那隻能引發皇帝的懷疑和厭惡，皇帝會想方設法將其趕出內閣。相比於讓世宗「常忽忽有所恨」的楊廷和，張璁和張居正在與皇帝的交往中就更加順暢，溝通更有成效。與張璁相比，楊廷和的致命缺陷就是與世宗難以相處，無法溝通。他以「萬世公議」自詡，公開向世宗叫板，以人多勢眾連連向世宗施壓。為了解決這一勢力對皇權的威脅，世宗施政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楊廷和及其追隨者，使其永無出頭之日，難以東山再起。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張璁是世宗切割舊勢力所依靠的關鍵人物，起著特殊的作用。嘉靖六年(1527年)，張璁剛入內閣，便向世宗進言，直指內閣弊端:「我太祖高皇帝懲前代壓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內閣，猶其職也。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為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直公行，稱為常例，薰篡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進而提出對策，認為:「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自內閣設置以來，張璁第一次向皇帝明確要求授予內閣選用九卿的權力，這是朱元璋廢相和朱棣設置內閣以來閣臣首次直接提出賦予內閣如此重要的用人權。對於張璁的「懇誠」之見，世宗給予高度認同和積極支持，對他說:「風勵百僚，咸稗感化，以成嘉靖之治，與其他閣臣相比，張璁與世宗之間具有更暢通的交流渠道，既有密疏言事的保障，又有世宗之母蔣太后的關切，使張璁擁有了協助世宗革新的、可靠的皇權資源。在世宗的支持下，張璁便開始了強化閣權的改革，使閣權開啟了真正的擴張趨勢，從此進入「鼎盛期」。在張璁之後，這一擴張之勢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停頓，且一直持續到張居正時代。正如史家所言:「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詢閣臣指。

與張璁相較，張居正如何在張璁強化閣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閣權的改革，確保內閣權力運行的穩定和不斷完善內閣權力的保障機制，是真正檢驗張居正為政能力特別是改革能力的關鍵性指標。學界一味描繪張居正個人的權力和放大「第一權相」的暫時作用，則是偏頗的。如在對待閣權的問題上，張居正始終保持低調，刻意掩飾，既不敢正視張璁以來的閣權擴張，更不敢進一步公開強化閣權。他在隆萬之際就小心地說道:「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浩。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裹工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萬曆三年(1575年)，他仍沿襲此說，認為:「顧今閣臣之職，不但參與密勿，票擬章奏，且又辦理制救文字，總裁纂修事務，改定經書講章，日侍內殿進字，其責至重，其事至繁。」直到萬曆六年(1578年)，他還在說:「照得閣臣列在禁近，以備顧問，代工言，其職務最為繁重。」從這些平淡而又老調的言辭中根木看不出「第一權相」張居正的實際權力，也根木無法理解批評者所謂「追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遺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的實情。張居正不敢像張璁那樣直截了當地表明內閣選擇九卿甚至領導九卿的權力，而是拿一百多年來的翰林身份為內閣定位，為自己辯護，不敢表露自己的權力真相，避免反對者抓住把柄來反擊自己。這種自我掩飾只對張居正個人眼前的權位有利，而對進一步強化閣權卻是極為有害的。由於張居正在閣權的問題上不像張璁那樣態度明確，故攻擊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使後張居正時代的閣臣特別是首輔沒有足夠的理由發起有效的反擊。閣臣特別是首輔渴望繼續擁有較大行政權的要求，既不會得到神宗的真心支持，也不會得到輿論的普遍響應，「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內閣在多方質疑中失去重心，走向沒落便成為必然之勢。

張璁為了確保閣權的有效擴張，防止反對者攻擊自己圖謀專權，不得不屢次離開內閣，以表明自己不會貪圖權位。如此既消除了世宗的疑慮，加深了對張璁的信賴，又堵塞了反對者的無端攻擊，確保了閣權在嘉靖時期的有序擴張。而張居正以種種借口不願也不敢離開內閣，更不敢公開宣稱自己主導的內閣已事實上擁有人事權和行政決策權，故不僅沒有打消神宗的疑慮，反而加深了神宗對他的不信任感;不僅沒有真正從制度上推動閣權的持續加強，反而公開宣傳違背張璁強化閣權的主張，授人以柄，為反對者提供了否定閣權的口實，葬送了幾十年來閣權擴張的成效。

除了李太后的支持，張居正還有太監馮保的襄助。與宦官的勾連，既是張居正暫時有所作為的主因之一，也是張居正厄運的根源之一。而張璁不僅與宦官隔絕，而且還在嚴厲懲治宦官，成功革除鎮守中官，有效限制宦官權力，使嘉靖朝的宦官干政程度處於明代中後期的最低位。在嘉靖以來限制和整肅宦官權力的大背景下，張居正為了自己的權位，與宦官馮保打得火熱，使宦官勢力再次抬頭，使其對政治的侵害進一步加重，這為神宗清算張居正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先處理馮保，後清算張居正，便成了神宗最佳的路徑選擇。

張璁所遇到的世宗在位45年，張居正所遇到的神宗在位48年。世宗利用自己長期執政確保了張璁對內閣權力擴張的改革成果，使內閣首輔權力保持穩定和持續的增長。同時世宗也真心保

護著張璁，使他在生前死後能夠免遭一些居心不良者的攻擊和誣陷。而張居正恰恰相反，具有「小世宗」之稱的神宗長期執政對死後的張居正來說是災難性的。神宗對張居正生前的極度尊重和死後的無情鞭撻，使其判若兩人。他的長期執政使清算張居正得到了真正的落實，並因此徹底扭轉了嘉隆萬改革的走向，完全斷送了嘉隆萬改革的成果。

四、結語

就張璁和張居正各自所處的時代而言，差別是明顯的。張璁的時代是新舊力量交替中最具活力的時期。出於打擊楊廷和勢力以及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需要，世宗必須依靠張璁等新興勢力，也必須趁機進行改革。世宗和張璁與前朝勢力和弊政都沒有關聯，各自也就沒有顧慮和負擔，故使張璁的時代具有極為難得的革新機遇和較大的改革空間。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得君最專」，真正得到了皇帝的傾心委任，也真正得到了皇帝的真心尊崇和愛護。他和世宗「君臣道合」，對政治的革新能夠達成一致，故變革是君臣的共識，而不是張璁一人的自編自導和自言自語。

張居正所處的時代並不具備真正變革的條件，只是嘉靖和隆慶改革的余續和享受嘉隆改革成果的時期。儘管明代新皇帝即位後都要推行所謂的「新政」，但作為前朝遺留的輔政舊臣，首先關心的是如何保位而不被新君拋棄。張居正合法擔任首輔的理由就是因為皇帝年幼而受先帝囑託的「顧命大臣」。對神宗來說，張居正是父皇安排的老臣，只能被動接受，談不上真心依靠，更談不上真正的尊重。與張璁和世宗在反對楊廷和集團的鬥爭中自然形成的相知相依相比，張居正在嘉隆萬時期的權力鬥爭中摸爬滾打，極為圓滑、智謀和老練。對神宗來說，張居正何時離開和怎樣離開萬曆政壇，他時有閃念。但由於母后的時時干預和馮保的上下其手，君臣雙方礙於情面而無法一時分手。最後是張居正的突然去世才打破了這一局面，真正結束了單一「顧命大臣」的時代。在神宗看來，張居正的死意味著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故試圖要在張居正之後「勵精圖治」，大展身手，「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章奏親覽，處分親斷」，要真正開創屬於自己的萬曆時代。但事實證明，由於缺乏對張居正施政得失的理性分析，清算過於冒失，加之沒有可依靠的幹才和能臣，神宗要在全而反對張居正浪潮之中開創新局而是根木不可能的。

正是兩人所依靠的皇權不同，故他們身後的歷史走向也就大不一樣。張璁身後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但政治活力未減，世宗的政治態度沒有發生根木性變化，革新局而依舊，繼任首輔皆能延續內閣的強勢權力，支撐著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但在張居正身後，內閣首輔成了張居正專權的代名詞，反對「專擅」的張居正其實就是反對內閣擴張的權力。在無視張居正之功而一味放大其過的反對聲中，閣臣特別是首輔個個灰頭土臉，相互推讀，不敢繼續擴大閣權，不願做第二個張居正，使張璁開創的內閣強勢化趨勢快速發生逆轉。反對者只是指責張居正的專權和閣權的擴張，而無人能夠理性思考閣權真要弱化之後的體制變革和應對策略，以確保行政的良性轉軌和平穩過渡。在後張居正時代，內閣改革迷失了方向，行政中樞疲軟，使真正失去強勢內閣支撐的神宗皇權難以應付日益複雜的政局，「留中」現象日益嚴重，決策能力迅速下降，君臣怠政廢事成為常態，萬曆政治很快走向歧途而不可收拾。

離開皇權的參照，就無法理解他們兩人的命運、行為、事功及其影響。就張璁與世宗而言，世宗皇權的行使是主動的，是一種常態;就張居正與神宗而言，神宗皇權的行使是被動的，是一種變態。正因為如此，兩張的命運各不相同，對明代政治正而影響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樣。

來源：《新華文摘》2016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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