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辱母案背後, 高利貸的利息為什麼會越來越高?

文/楊國英

大眾善意的情感訴求，並不能改變高利貸黑金遊戲的規則，只會讓高利貸利率越來越高！

理性常被斥之為冷血，尤其是在山東辱母殺人案遭到刷屏、輿論急切呼籲為於歡減刑之際，我這篇討論高利貸利率將走高的文章，將註定會遭受部分讀者的漫罵。

冷血與否，我並不在意，作為一個服膺經濟常識的人，我深知，輿論或許可以改變一件事的定性，但卻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

據已經披露出的案情，我們得知，山東辱母殺人案，於歡之所以殺人，是因為其母蘇銀霞遭到放貸者吳學占的極端侮辱。蘇銀霞向吳學占累計借款135萬，借款利息是多少呢？約定月息居然高達10%！

月息高達10%，也就是說年息高達120%，如果算複利的話，年息可能更是要高達200%以上。這樣的高利貸，與20年前年息普遍僅有10%—15%的高利貸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放貸者確確實實是將繩子系在借貸者的脖子上，借貸者稍有差錯，就有可能會「窒息而亡」。

那麼，問題來了，與20年前相比，我們的市場利率（或者一年期定存利率）足足降低了一半以上，為什麼高利貸的利息卻在大幅上揚，年息100%以上的高利貸屢見不鮮呢？

先說道說道我家鄉近20年的高利貸歷史，這樣大家可能會對高利貸的變遷有一個形象的認識。

我的家鄉在蘇中里下河地區，從少年時起，高利貸就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當中。在我的印象中，鄉人十有三四借過高利貸，剩餘之六七則放過高利貸，有做生意借高利貸的，也有娶親借高利貸的，原因繁多，不一而足。而在我的親戚當中，我記得，我的堂兄結婚時，大伯借過高利貸，養育我成年的二姑母則曾經放過高利貸，堂姐夫則因三四年前為高利貸擔保導致其小船廠朝不保夕，而我，甚至也曾有過19歲就向鄰居借高利貸計划去創業的行為。

上世紀90年代初的高利貸，是溫情的，是極其普遍的，是充滿正能量的，借貸者與放貸者之間是和諧的。那時候，民間所謂的高利貸，其實並不是真正的高利貸，年息1分至1分半，利率並不比銀行或農信社高多少，但是，卻大大方便了民間的投融資需求，借貸者省卻了向正規金融機構借貸的門檻和煩瑣，放貸者則可以獲得遠高銀行存款的收益，這簡直就是兩全齊美的普惠之事。

但是，到了2000年初期之後，民間高利貸參與群體的廣泛性，要遠較之前為少，更開始傳出不和諧的聲音，此中緣由一是錢不好賺了，借貸者的生意沒能實現預期收益，也就不能按時保本保息償還，二是高利貸利息與銀行借貸之間的利差變大了（金融機構的基準利率是逐漸下調的），這讓借貸者心生出太不划算的悔意。

而到了2010年之後、尤其是最近兩三年，高利貸其實已經完全偏離了早中期的大眾屬性，放貸主體也已罕見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基本上以當地的黑惡勢力為主，一般人（包括一般生意人）也大抵不會借高利貸，借貸者以騙子、傻子、賭徒、毒鬼這四類人群為主，借貸利息年息1分—1分半的早就沒有了，一般起步就是5分（50%）、10分（100%）以上的也並不少見。

什麼是騙子類型的借貸者？一句話，你想他的利息，他圖謀你的本金，他借錢的本意就是不想還，借款總量到了一定層次，他就會玩失蹤完全失去聯繫。

什麼是傻子類型的借貸者？這類群體一般是從事低端製造業，總想重複此前的榮光，於歡的母親蘇銀霞就屬於這一類，而這類群體也往往是放貸者最喜歡的，畢竟有一定的家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至於賭徒和毒鬼，這是些完全沒有自控力的人，為了過過賭癮和毒癮，再高的利息他們都敢應承，當然，放貸者對這些人也是最狠的，日息5厘（5%）以上是常事，賭徒和毒鬼一般不可能還上款，最終遭罪的是他們家人。

講了這麼些，大家大抵清楚，為什麼現在的高利貸利息越來越高？為什麼現在的放貸主體幾乎都帶有黑社會性質？

違約率高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錢好賺，民間借貸利息比正規金融機構高不了多少，錢好賺就好還，那時社會上10筆高利貸，真正違約的最多1—2筆，即便違約的也大都能還上本金。

到了2000年初期，雖然經濟依然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但是，「幹什麼都能賺錢」的時代卻已經過去了，這時候高利貸的違約率，大抵上升到40%左右，也就是10筆高利貸，違約的可能會達到4筆左右，社會的誠信度也大大不如從前，有錢不還的老賴由此而生。

再到2010年之後，我國經濟開始進入下行區間，傳統產業「幹什麼都不賺錢」的時代開始到來，這時候高利貸的違約率急劇上升，如以尋常的討債手段，高利貸違約率起碼要達到80%以上，所以，這時候黑社會性質的放貸摧債群體開始粉墨登場。

高利貸也是金融行業，哪怕他是惡性的。既然是金融行業，那就必然遵循金融常識——風險定價機制！

早期高利貸的利息為什麼低？違約率低風險就低，風險低利息就不可能過高，因為，風險低，你不放貸，別人放，放貸市場也存在競爭嘛！

現在高利貸的利息為什麼高？違約率上升風險就上升，風險上升利息肯定會飆升，當然，黑社會團伙通過惡劣的手段討債，可以相對降低違約率，但是，這中間又必然帶來制度成本上升，黑社會團伙既要養小弟，還要玩命摧債，利息再不高，誰還會幹這個行當。

山東辱母殺人案曝光之後，輿論傾向於同情殺人者於歡、厭惡被殺的放貸者，這是合乎道義的民意表達。也有學者指出，應該嚴厲取締、嚴厲處罰高利貸行為，這就有點迂腐的書齋之見了。

其實，我國法律早有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基準利率4倍，超過的利差不受法律保護」。但是，法律的歸法律，江湖自有江湖的手段，現在的高利貸利息，幾乎均遠高於銀行基準利率4倍，而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放貸主體，也從來沒有指望法律能夠支持他們遠高於4倍基準利率的訴求，他們的訴求得靠自己暴力摧債去達成——而暴力摧債所可能引發的一系列不確定風險，最終均會通過提高高利貸利息來實現遊戲規則的再平衡，這就是利率風險定價機制。

山東辱母殺人案曝光之後，被殺的放貸者輿論痛斥、甚至拍手叫好，而殺人者於歡眾人皆贊其義、很有可能會被大幅減刑，這樣輿論導向和現實案例，在讓部分黑社會性質的放貸者心有餘悸之餘，並不會讓他們的暴力摧債行為收斂，只會讓他們變得更暴力，當然高利貸利息也會變得越來越高——放貸者的刀口舔血，使得這個遊戲的制度成本上升，而制度成本上升又必然會導致利率上升。

高利貸禁止不了，它是市場發達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市場不發達時，金融市場開放度不高，這時高利貸還帶有民間互惠特徵，而當市場日漸發達時，這不僅意味各行各業競爭的加劇，而且也意味合規金融市場具有一定的開放度，只有合規金融市場不接納的借貸雙方，才會流竄到高利貸市場性命互搏。

高利貸和毒品一樣，均是人性非正常慾望的遊戲，健康人格者不論借和貸，均不會參與其中。禁高利貸和禁毒也一樣難，我們可以打擊，但卻永遠無法令其根本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