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 data-page-model="title">庄禮偉：華僑對中國有什麼價值？</H2>

避免以「中國中心」視角看待周邊人民和他們的歷史

庄禮偉（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今天的主題是「下南洋」，但在亞洲東南區域這一塊，在中國與東南亞之間，在人種、文化上都存在著雙向交流的現象。其實中華民族與周邊民族，歷來在人種和文化上的交流都是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費孝通先生在談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曾說：漢族中有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中有漢族。翦伯贊先生說得更明白：「中國人種的來源不是一元，而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即蒙古高原系與南太平洋系」，後者「從南太平洋出發，沿馬來半島的海岸，向北推進，而達到了中國的南部」，成為中國西南夷和百越族的祖先。換言之，中國南方的先民們，身上還流動著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海島人種的血液。東南亞曾經在人種和文化兩個方面，都曾「北上」影響過中國，當然中國人種和文化也曾「南下」影響過東南亞。中國雲桂粵閩地區與東南亞合在一起，在歷史上可以算是一個亞洲的「歷史次區域」，其內部的聯繫與交流是比較緊密的。

周兵導演提到他在拍《下南洋》時非常小心要避免「中國中心」視角來看待東南亞華人。但在我看過的一些《下南洋》片段和剛才現場播放的片段中，色彩、旋律、文字的格調還是有點灰暗壓抑，似乎在說──我們是中心，你們是無根漂泊，我們崛起了，你們還在困境當中。我們大陸中國人對海外華人有一種比較普遍的悲憫心態：他們離開中國失了根，日子是悲慘的，心情是絕望的，家山北望，終日以淚洗面，是需要被保護和被拯救的對象。但我接觸過的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人不是這樣的，他們過得很快樂充實，東南亞本土就是他們的家鄉和祖國，當然也確實有一些老華人還是對「唐山」、祖籍地有很深的懷念和認同，但是東南亞華人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是在東南亞本土出生的了。

庄禮偉教授

從華人移民東南亞的歷史來看，他們下南洋恰恰是為了擺脫在中國的凄苦命運，是為了擺脫家鄉的「碩鼠」而去尋找遠方的「樂土」。如果家鄉很好、很宜居他們為什麼要下南洋？孔夫子曾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講的也是跺腳要走、自由選擇的心情。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華人下南洋，獲得了很多改善個人命運的機會，他們在清末下南洋之後的幾十年內，平均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祖籍地，並且在民風、智識上也有很大進步，所以他們積極支持中國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甚至有許多人獻出了生命。現在東南亞華人的絕大多數已經加入當地國籍，都在腳踏實地地為自己的人生幸福而努力，他們不需要外界居高臨下的悲憫。我們和他們之間，不妨做些社會學的比較調研，如自殺率、抑鬱症發病率的比較，認真比較之後，也許我們對他們的認知、態度會有所改變。我們不要學歐洲的東方主義，對我們的周邊民族、我們的離散人口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悲憫。

我們對海外華人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即他們是海外遊子，總是心繫中國。但事實上海外華人的認同是多樣化的，並且趨向於本土化。

就東南亞華人而言，他們曾經在東南亞鑄造了自己的輝煌歷史，例如在18世紀，潮州人鄭信做了泰國吞武里王朝的國王，客家人羅芳伯在婆羅洲建立了半獨立的蘭芳公司。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南洋本土緊密結合在一起。

另外在清末的東南亞還存在一個獨特的華人群體，即土生華人群體、峇峇娘惹群體，他們出生在當地，認同當地社會，這是他們的自主選擇。當時在東南亞還有華人皈依伊斯蘭教。這些都是一部分華人的身份認同轉向本土的例證。在海外生活久了，對本土的認同增長了，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最好不要有強迫症。

世界歷史和國際關係磨盤中的「南洋華人」

有兩件大事導致華人大規模移民東南亞，一是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簽約，允許英法招募華工出國；二是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它使得歐洲資本主義體系向東南亞的擴張更為便捷。華人下南洋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擴張的結果，也是清朝走向衰敗的結果，所以這些華人要去遠方尋找樂土和生活的新邊疆。

後來南洋華人社會裡出現了三次對中國認同的高潮，一次是在民國建立時，一次是中國抗日戰爭，一次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有很多華人心向祖國，幫祖國做了很多事，如黃花崗烈士中的南洋華人，如支援祖國抗戰的陳嘉庚，甚至也包括一些中文已說不好的土生華人精英。

但是又有4個因素使東南亞華人「以東南亞本土為自己生活的地方」認同，轉向了「以東南亞本土為自己的國家」的認同。第一，1942年日本人打到東南亞，致使當地華人要為自己腳下的土地而戰，逐漸開始對居住地產生國家認同。馬來亞華人奮起武裝抗日，1945年後又武裝抗英，主張和平抗爭的馬華公會與當地馬來人政治精英一道，領導了馬來亞的獨立運動並在1957年獲得成功。第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過激的「土改」、「鎮反」運動傷害了許多僑屬的利益，也傷害到海外華人的感情。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動放棄雙重國籍政策，鼓勵東南亞華人加入當地國籍；第四，1949年之後，華人下南洋的渠道不再暢通，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向了落地生根，認同當地國家。他們是華人，但他們的第一身份是當地國家的國民。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誕生，這是一個由馬來族、華族、印度族等共同創建的獨立國家。1963年，馬來亞與沙撈越、沙巴、新加坡4方共同組建馬來西亞（1965年新加坡被迫退出）。這個馬來西亞的面積比原來的馬來亞大了很多，所以當地華人稱馬來西亞為「大馬」。

國家建立了，接下來就該好好發展、建設國家。但一部分馬來西亞華人的命運被中國60年代的「輸出革命」所牽連，先是被利用，後是被放棄。活躍於馬來亞半島上的馬來亞共產黨決心走中國革命的道路，想要在馬來西亞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主要在沙撈越州活動的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則是借反對馬來西亞「吞併」沙撈越的沙撈越民族抗爭運動而興起，借沙撈越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推動自己的共產主義主張。馬來西亞的這兩個共產黨是互不隸屬的，當時東南亞有9個共產黨，其中馬來西亞就有兩個：馬共、北加共，這兩個共產黨基本上都是由華人組成。

2013年12月，我在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遇到了一批當年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游擊隊的老戰士。當年他們都是受過較好文化教育的年輕人，受左翼思想和中國「輸出革命」戰略的影響，加入到共產黨游擊隊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們當時的整套意識形態和鬥爭方式都是中國式的，在森林裡游擊隊每天早上要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並高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然後再高呼「祝文主席永遠健康」（北加共的主席叫文銘權）。

但是後來，馬來西亞當局把被俘的游擊隊員遣返中國，中國方面說不接收；北加共游擊隊戰士乘船冒險逃到中國，中國方面也說不接收；後來馬共、北加共接受中國指示與政府和談、放下武器，當時留駐中國的馬共高層問中國能否收留共產黨游擊隊的老弱殘兵到中國安度晚年，也沒有被接受。

1990年殘留在森林裡的北加共游擊隊在與政府和談、徹底放下武器之前，曾向留駐北京的北加共中央主席文銘權請示要不要和談並希望他對這段革命歷史做總結。須知沒有最高領導下指示，與政府和談就相當於叛變革命；另外游擊隊員們也希望「黨中央」對這段革命歷史、也是對自己貢獻出來的青春歲月有個說法，但是文主席只是通過其夫人，隱晦地說你們自己看著辦，然後再無消息。

如果文銘權主席還活著、還在北京的話，我要說，老游擊隊員們一直在找你，當年你領導他們革命，後來你在中國躲起來不說話，讓他們自生自滅，他們希望你出來作證，為革命和放棄革命作證，為這段悲情歷史做一個明確結論。但事實上所有留駐中國的東南亞共產黨高級幹部，都好像不約而同地對這段革命歷史選擇了閉口不言。

到今天中國的僑務政策，仍然是以功利主義為主要原則，海外華僑華人對中國的功用，就是可以從他們那裡「引智引資」，並且可以利用他們來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對有智有資者極其熱絡，對廣大底層華僑華人的關心卻比較缺乏。說到底這是平等、人權理念的缺乏。

2013年5月我去馬來西亞觀摩大選，接觸了馬來西亞各方面的政黨人士和社會運動人士，其中有執政黨一方的馬華公會人士，也有反對黨一方的民主行動黨人士。在華人游擊隊武裝奪權道路之外，其實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選擇的是在憲法框架內和平參與公共事務、和平地爭取自己的權利，儘管遇到了不少現實困難，但也取得了許多成績。

當時在《星洲日報》上看到幾個華人的選戰口號。《星洲日報》有親政府、親馬華公會（執政黨之一）的傾向，但也刊登華人反對黨民主行動黨的選戰廣告，這就是「五月五，換政府！」，後來該報又刊登了一個馬華公會的選戰廣告──「五月五，想清楚！」，這是在告誡華人不要聽反對黨的「蠱惑」，頭腦要冷靜，要愛護政治穩定的局面。可見《星洲日報》儘管親執政黨，但版面上發出來的聲音還是比較多元的。後來我又看到一個選戰廣告──「五月五，你做主！」當時沒注意看這個廣告是哪一方的，不過我寧願把這個廣告看作是全體馬來西亞華人的心聲和自我期許，他們以各種方式積极參与公共政治生活、積極為自己的權利和國家的進步而奮鬥的精神和狀態，是值得我們羨慕的。我們不必自以為是、居高臨下地對「南洋華人」做悲憫姿態，華人在南洋，也有讓我們羨慕的一面。

周少來：新加坡治理的奧秘強而有力的執政黨與小而廉潔的政府

周少來（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我們知道新加坡國土面積72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萬，移民和外來人口即所謂的流動人口將近100萬。2010年，根據國際銀行，新加坡人均GDP達到4萬2左右，2013年已經達到了5萬3。新加坡發展水平，人均GDP超過美國，美國是4萬多。到了新加坡感受會很深刻：街道上看不到任何警察，看不到任何沿街乞討，是一個小而和諧的現代城邦。新加坡在國際社會評價都很高，新加坡各項發展指數和北歐5個小國家齊平。新加坡政府廉潔度多年來在全球前5名，有一年和紐西蘭並列全球第一，多年保持亞洲第一。

新加坡的治理為什麼能這麼好？中共的夢中模板或者夢中典範是新加坡。參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總部，總部在一個社區里，門很小，從側門進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中央總部12,13個人，很簡樸。他們為什麼能治理好，人民行動黨1954年成立，1959年執掌新加坡政府，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大聯邦，1965年被馬來西亞聯邦剔出來，當時李光耀痛哭流涕，我們知道新加坡是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國之間的一個彈丸之地，我們參觀秦始皇兵馬俑，導遊開玩笑說，新加坡的國土面積還沒有秦始皇陵面積大。但為什麼能治理得那麼好？這可以概括為幾點：

周少來

第一點，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黨，即人民行動黨，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執政以來，到今天一直在指正，這歸功於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

第二點，新加坡有一個小而廉潔的政府，政府很清廉，用十八大報告里的話是「三清政治」：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到了新加坡才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三清政治」。中國的政府層級，根據憲法是3級，實際是5級，有中央、省、市、縣、鄉。新加坡的政府機構只有一層或者一層半，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下面直接面對社區。人民協會是以社會組織名義成立的，但政府掏錢、主導的，主要面向社區,所以在新加坡見總理和政府部長是很容易的事。

政府與公民間暢通有效的溝通渠道

第三點，新加坡政府有一套政府和公民社會、政府和公民之間制度化的溝通渠道。新加坡政府和民眾怎麼溝通，用中共的話是「群眾路線」，有兩個大的框架：

第一是五年一屆的新加坡大選，新加坡一黨獨大，但有幾個反對黨，反對黨是合法的。李光耀也認為在國會裡需要反對黨議員，執政黨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新加坡國會中一直有一到兩個反對黨議員。但2011年5月份大選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反對黨拿到了40%的選票，按照比例代表制，可以拿到87個席位里的40%，但選舉制度搞得很複雜，人民行動黨在每次大選之前都要重新劃選區，一旦發現哪個反對黨在哪個選區有苗頭，就把這個選區一分為二或者一分為三，大而化小，小而化了，有很多操控的手續。但不論怎麼操控，反對黨和公民社會給人民行動黨很大的壓力，即五年一屆的大選，用李光耀的話說「人民行動黨必須接受人民的考驗，我們的合法性是選來的。」五年一次的大選給執政黨很大的壓力，迫使它必須清明。

第二是議員接見選民的制度。新加坡是一層政府即中央政府，下面有一個聯繫機構人民協會，人民協會是人民政府和人民行動黨主導的社會組織，但其經費、人員主要是政府操控，分為三大結構：一是社區委員會，二是社區發展理事會，三是社區執行委員會，都是面向社區提供服務、提供諮詢的機構。一般來說，新加坡國會議員是哪個選區選上來的，這個國會議員一般都是那個選區的人民行動黨支部書記。但對國會議員有一個基本規定：每個國會議員每周必須到自己所在的選區里聯繫一次人民群眾。我們參觀時如果門診室一樣，有事會發通告，但一般是固定的，如李顯龍的時間是每周星期三晚上接見選民，提前發廣告，有助理有登記的人，有問題當場答覆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當場解決的，他的助理記下來轉交給各個部長，這是必須的。甚至我們去看時，一個單身女人帶著孩子因為手機電話費交不起欠了幾百塊錢，這個都可以幫她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可以通過順暢的渠道進行溝通，所以根本沒有我們所想像的群體性事件。

執政黨和公民對法治都非常重視

新加坡82%—85%的民眾住的是政府租屋，相當於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政府拿錢蓋房子，以低於市場價賣給群眾。我接觸到一個人，他80年代去的，掏20萬就可以買120—130平米的房子。中國前幾年群體性事件是每年6—7萬件左右，現在是9—10萬件，每天發生多少件？300件。新加坡從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有順暢的溝通渠道。這是第一條。第二，對國會議員有規定，到選區做見面會，有些選民忙、有事參加不了，所以新加坡國會規定：新當選的議員必須在一年之內走訪遍你所在社區的每家每戶，必須敲門。現議員、老議員兩年之內也要走訪遍每家每戶，家裡有人津門問一下有什麼需求和情況；如果沒人在家，要把名片插在門上，而且寫一個條子「本議員也到過你家，你沒有在家，如果有事，請在星期幾選民接待室見。」

新加坡的治理為什麼能這麼好？中共的夢中模板或者夢中典範是新加坡。

深圳南山區也在搞，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在社區里設一個站，雇一個工作人員，老百姓、選民有什麼意見可以去反映，但我們是試點性的，不是制度化的，在座各位沒有誰知道區人大代表是誰，市人大代表是誰，全國人大不太了解。所以我們人大制度有溝通問題。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公民社會有制度化的溝通渠道，這樣可以化解矛盾，新加坡能構建今天所謂的優雅社會、和諧社會甚至現代城邦，跟新加坡一系列的制度設計有關係。

第四點，新加坡有鞭刑，有嚴明的法治，執政黨和公民對法治都非常重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公民黨、民主黨要反對李光耀，經常說李光耀買了什麼房子可能用了優惠價，媒體會報道出來。李光耀是怎麼處理的？李光耀採取的方式上法院起訴報紙誣陷，走法律程序，我們是一個電話把雜誌或者媒體給滅了。新加坡執政者對憲法有一個基本尊重和認識，這是我到新加坡的感受。

周兵談《下南洋》：走到哪就把中國的綱常帶到哪歷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

周兵（紀錄片導演）：現在中國有多少種方言？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問這樣一個問題？《下南洋》這部紀錄片製作蠻艱難，之前我個人對這個題材沒有興趣，我是做歷史文化藝術方面的紀錄片，對東南亞這幾個國家不了解。前幾天中國遊客在馬來西亞被綁架，那個地方為什麼不斷有中國遊客去？據說那個地方有世界上最美的海，我去過，確實像天堂一樣。

後來我被迫地成為這個紀錄片的總導演，另一個導演祝捷是80後，她太年輕了，投資人要求我參與，這是2013年最貴的一部紀錄片，大概有2500萬人民幣。白岩松問我這2500萬花到哪裡去了？這裡我簡短說幾個數字：我們去了10個國家，除了菲律賓、汶萊、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印尼，還去了英國、西班牙、荷蘭、德國，加起來10個國家；從策划到現在完成花了5年時間；將近2萬分鐘的影像素材，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是500分鐘。這500分鐘意味著什麼？本人從小到大數學和英語、化學非常差，僥倖考上大學主要是靠歷史，所以我從小對歷史感興趣，「歷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

周兵

我覺得歷史對很多個體生命的成長是一種情感的記憶，這種情感的記憶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做這部紀錄片，對我更大的刺激是讓我特別慚愧面對南洋那些華人。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故事，包括中國大陸很多年輕人。前面我問中國有多少方言，為什麼我要問這樣一個問題？在這部紀錄片有一個場景特別打動我、刺激我：現在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很多華人可能不會說中國話甚至不會寫中國字，但他們還會背一句話，這句話有各自方言，如閩南話、客家話、廣東話、福建話分為泉州話、福州話，他們只會說當地祖輩留下的方言，會記住從哪個省、哪個縣、哪個村出來的。

曾經有一個小故事，一個華人跟導演說，他從小要背這句話，但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過年時背不住這句話不給飯吃，所以他背住了。人到中年後突然知道這句話是他家鄉的話，於是他回到了家鄉，在福建泉州一帶做英語教育。

在南洋有幾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比如朋友聚會，對面坐著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給你說國語、普通話；一轉臉，旁邊坐著一個客家人，用客家話給人交流。30秒後用非常標準的廣東話跟人交流；40、50秒後，一扭頭用非常流利的馬來語幫我們點菜。我們這部記錄片的一個製片人是印度人，只能說英語，這位馬來西亞朋友經常會用非常流利的英語跟製片人交流。這樣的場景我在印尼、馬來西亞每天都會遇到，我產生很多聯想：這樣的語言環境和語言能力之下，南洋的華人到底經歷什麼？之前對整個南洋的歷史是無知的、一片空白，漂亮的海灘、殘酷的排華，進入之後我建立了一個相對理性和學術的歷史認識，有幾個概念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文明碰撞最激烈的前沿在南洋

第一，大家是否知道，在整個地球上、近四百年的人類歷史上，文明碰撞最激烈的前沿在南洋。為什麼這麼說？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來自歐洲大陸的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德國人，來自北美大陸的美國人、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400年間，他們都在南洋這個地方相互爭奪資源，留下他們的信仰、語言、生活方式，一直到現在。所以我曾經很迷惑，怎麼日常中使用這麼多語言，原來背後有這樣的原因。所以對南洋華人慚愧之外，由衷地崇敬他們。

前幾天我去馬來西亞是坐馬航去的，打開報紙，寫的是內地很多明星和主持人說這輩子永遠不去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政府MH370失聯飛機事件非常痛心，這也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碰撞和排斥。當地的華人報紙、英文報紙對中國大陸有很多攻擊的語言，中國大陸也有很多攻擊的語言和態度，但私下裡，馬來西亞華人非常動情，例如跟我說「40歲之前沒有來過中國，中國對我來說像母親。」他剛到北京特別興奮，以為中國會以非常友好、溫暖的懷抱擁抱他，但結果很失望，他覺得中國人很冷漠，很受傷，很有挫折感。這是一個感覺。

第二個感覺，不斷有中國人問你怎麼會說這麼標準的普通話。馬來西亞一個學者告訴我「飛機可以失聯，但兩個國家之間的同一種族、同一血脈的情感連接不會失聯。」到這兒，我突然才明白，也許這是我們做紀錄片價值所在的意義。這部紀錄片可能會給現在的中國年輕人或者以後的年輕人傳遞一個信息：曾經跟我們同樣的血脈、同樣的文化基因、同樣的面孔，吃同樣類似食物的那一群人，四百年來在那片土地上經歷了什麼？——經歷了語言的巨大混雜，這是第一。

第二，最近中央電視台最火的一部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2》，關於食物和情感的連接，中國人對於食物的一種態度。我在南洋最刺激我的也是食物，為什麼這麼講？無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會發現那個地方有非常醇正的、傳統的家鄉味道，比如客家人的味道、福建人的味道、海南人的味道、廣東人的味道。但同時又會發現，有些味道發生了變化。所以紀錄片用食物表達了一種400年碰撞的結果，有咖喱，有東南亞各種香料，有來自英、法、美的影響。這是第二個，食物。

走到哪裡 把中國的綱常帶到哪裡

第三是他們生活的儀式。我出生在文革開始之後，在我的家庭教育和周圍朋友的家庭教育中，春節不拜祖先，我們沒有很多傳統的儀式。但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會看到400年前明代的儀式和明代的婚禮，他們有自明、清傳下來的非常傳統的、嚴格的生活儀式，這讓人震驚，幾乎每一個華人聚集的村莊和城鎮會有家族的祠堂，到南洋第一代祖先的牌位，客家人甚至有從唐末、北宋，從中原一直到廣東、福建的祖先崇拜的祭像，他們一直送到南洋。他們有一句話「無論你走到那裡，都要把他鄉當故鄉；無論你開始怎樣的他鄉故事，都要把中國的綱常帶到這塊土地上，供奉自己的祖先，把這個文化變成他鄉的文化主體。」

這種儀式給我最大刺激是發現在南洋土地上，華人開始創造自己的儀式，比如印尼的很多華人在每年清明會做一個巨大的紙船，把祖先的靈魂象徵放在船上，點著後，船頭朝著中國大陸，意味著祖先靈魂會回到中國大陸。這個節日同時又是孩子們的一個節日，因為各家各戶會把最好吃的東西集中在廣場上，大家分享。

這個儀式只有印尼有。比如劉德華太太的家鄉馬來西亞檳城每年會有一個祭拜大師爺的儀式，每年會有十萬人聚集。每個縣、每個省到南洋的城市或村莊，會把當地土地請來。所以每個城市、每個祠堂旁邊供養著的土地公是不一樣的，有的可能是歷史上真有的，他們甚至把馬來西亞原住民供養的神明變成自己儀式中供奉的神明。所以這裡面有馬來文化的神明，有華人信仰、有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混雜在一起。

所以我想告訴在座各位，我父輩那一代人，在中國大陸基本是沒有信仰傳承的一代，我小時候信仰共產主義，以戴紅領巾為榮，信仰文化體系的知識是零，但在南洋華人身上會發現一個明晰的標籤：在儀式演化背後是各種信仰的集合體，比如有的華人城市信仰基督教，鄭和當年帶了大批信仰穆斯林的士兵和商人到南洋，把穆斯林信仰也傳遞到南洋，佛教更不用說，還有鄉村的道家信仰。所以南洋華人人群相對保持著中國傳統的信仰痕迹。這群華人是如此的傳統、如此守舊，又如此的身份漂移和不確定。

多文化碰撞中身份認同的焦慮

其實給我最大的刺激是——「下南洋」這個名字取得太中國，誰在下？中國文化中心主義擁有的文化優勢、所謂的「牛逼」心態讓我們覺得要「下南洋」。但看看這400年，再壓縮一下，150年，南洋的華人給中國帶來了什麼？無論從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乃至所謂二、三十年代黃金十年到抗日戰爭、五十年代新中國的建設、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這批人毫無保留地用他們的青春滋養中國大陸，但是，讓我慚愧的之，這關係到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在這裡我不批評政府做得對不對，五十年代周恩來在印尼萬隆跟馬來西亞政府簽協議時，已經放棄了兩個國籍的協議，所以無論是1998年的印尼排華還是當地華人所在國，他們的政治身份認同一直有拉扯，紀錄片最後一集叫「期待南洋」，華人的身份認同一直非常尷尬，當他們受到所在國排擠、打壓甚至暴力對待時，我們無法在政治上給他們有力的支援，這是他們最悲慘的。現在的情況有所好轉。

未來南洋，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可能面臨著共同的處境，中國大陸很多年輕人在多種文化碰撞中也面臨著身份認同的焦慮、猶疑和危機，這種危機是撕裂傳統走向未來的一種可能，這是我的一種感知，也許南洋華人的今天和未來與在座各位的生活會發生某種啟發性的聯繫。

感謝大家容許我啰里啰嗦在這裡表達了一些看似沒有邏輯關係的話，這是我的真實體會。也許這部紀錄片不能完全傳遞一些真實的信息，但至少表達我們曾經努力過，用這樣的方式來關注和探索生活在那裡的一群人。這群人是什麼樣的一群人？他們和我們面孔相似或不同，他們和我們血緣相同或不同，他們和我們文化相近或不同。這樣一群人我們如何去凝視和面對？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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