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學者縱論中國向何處去之秦曉

前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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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價值的缺失和重建在當代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當今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

　　政府職能是發展主義政府還是服務型政府？國有資本是政府化還是社會化？城鎮化是土地經營還是人的發展？這三個問題都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普世價值」告訴我們，政府是服務於人民的，資產是屬於社會大眾的，城鎮化是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國模式論」鼓吹的卻正好相反：人民要服從於政府、政府要控制資產、百姓的利益要讓位於地方建設。「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關鍵時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鋒。對此，公共知識分子不應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擔當起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詳細]

「中國模式論」的出現有其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把「大國崛起」作為目標的「中國模式論」找到了依據；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難以拒絕又難以歸順理性的因素；經濟表現已成為中國當今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和由此導出的階級鬥爭唯物史觀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中國和世界問題、判定價值觀和制度的主要思維方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回應「中國模式論」的挑戰首先就要從它的思想基礎入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更理性的認識。[詳細]

中國模式論大大膨脹令人擔憂

所謂「中國模式論」是有特定含義和價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特色」或「中國元素」。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即實現現代化轉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這種差異是基於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對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而「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場爭論對中國未來30年的走向將產生重大影響，必須給予應有的關注。[詳細]

最終我們要關注民營企業，給他們創造更好的機會。現在國有企業也整合得不錯，有一定的市場價值，應慢慢地退出，交給社保一類的，將財富用公平、有序、有效的方式分散給民眾。國家拿這些資源去做更應該做的事情。現在有的地方是越位，有的地方是缺位。越位的地方退回來，缺位的地方補上去，這不是一個很合理的安排嗎？[詳細]

秦曉：一個企業家的理性背影

秦曉，1947年出生於紅色革命家庭，「文革」時在內蒙古插隊。他對內蒙古文化的理解不是「狼文化」而是「馬文化」。或許正是馬的性格令秦曉改變很多，「你到社會底層，再站立起來，再走出那個環境，你會留下很多東西。」1975年畢業於山西礦業學院機械工程系，1983年於中國礦業大學獲經濟管理碩士，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歷任中信實業銀行董事長、中信公司副董事長、亞洲衛星公司董事長，自2001年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和招商銀行董事長，執掌十年之久。作為掌管幾千億資產的國企領導者，他曾直言「國資委本身就不倫不類」，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市場、國企長遠來看應該消亡；作為紅色家庭的後代，秦曉不吝批評政府，慎言「中國模式」，聲稱公共關懷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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