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低估的年代 ——《我和我的九十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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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低估的年代

——《我和我的九十年代》序

張頤武

這些年來，懷念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年代似乎是一個流行的風潮，一直有許多人對八十年代情有獨鍾。人們往往覺得今天是一個並不浪漫和富於詩意的時代，但是，今天中國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們的社會文化狀況其實是八十年代根本無法想像的。四十年的光陰彷彿一晃而過，我們還沒有抓住八十年代，現在已經是「90後」和「00後」而在今天的「新世紀」和我們所緬懷的八十年代之間，其實有一個人們無法迴避的歷史的關鍵的轉折的年代，也是我們回顧這四十年的歷史的時候需要時時關切的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意義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越來越被我們所感受到了。雖然人們好像還是很不情願提到這個時期，似乎它的意義也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認知。不少人覺得那個時期，好像有些不僅合乎他們的理想，彷彿這是八十年代在向下墜落，是激情和熱情消退，平庸到來的時期。其實對於歷史來說，這個時代的意義似乎是被今天的人們低估了。這種低估其實是來自我們對於我們今天所缺少的東西的渴望。這渴望導致了我們不願意提及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實是一個關鍵的轉變的時期，是中國的未來由朦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關鍵的時代，正是由於有了九十年代的文化的轉變，我們其實才可以進入一個新世紀，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進程才會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正是三十年來中國發展的一個過渡的時期，有了這個時期，八十年代的價值才會轉化為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動，中國的發展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未來。所以，九十年代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新周刊》就是出現在那個時代，現在願意出一本書，從當下對那個時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見證，這無疑具有著獨到的意義和價值。

遙想當年，中國八十年代末的巨變剛剛過去，「南巡」所激蕩的風潮和新的期望才剛剛被誘發，下海經商的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和機關里的人們才剛剛開始創業。今天的那些閃閃發光的名字，如馬雲、馬化騰等等都還是我們所預想不到的未來。而王健林等人也才剛剛開始自己的事業。而從《渴望》到《北京人在紐約》直到《還珠格格》，是那個時代的共同的記憶所在。當年《渴望》主題曲那流傳在大江南北的歌聲到今天讓我們仍然感到當年的那種社會的集體意識：「恩怨忘卻，留下真情從頭說，相伴人間萬家燈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過去未來共斟酌。」這是一個真正開啟了日常生活的感覺的新的時代。那些宏大的敘事開始遠了，新的生活的慾望和情緒開始出現。這是新的以大眾為中心的社會。它們顯然提供了不同於八十年代的景觀，也超出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性」的話語。它的形態是我們必須認知的關鍵。無論是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還是王朔的作品，或是《渴望》《北京人在紐約》這樣的電視劇，或者如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長恨歌》、莫言的《豐乳肥臀》等等的小說都提供了變化的軌跡。

知識界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一些對於未來充滿了悲觀情緒的知識分子焦慮於在新的市場化的環境下是否會出現一個社會崩潰的「曠野上的廢墟」，並為此發出異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熱的呼叫的時刻；是一些人對於急劇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未來把握不定，也對於中國的前景猶疑困惑的時刻；這也是另外一些人對於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時刻。於是知識分子的大論戰正是凸現了人們對於未來的不同的思考和觀察。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剛剛進入所謂的「後新時期」，消費社會才有了一個雛形，社會還處在剛剛處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國的發展的許多今天看起來簡單的事實，在當年還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今天看來所謂「後現代」，所謂「全球化」或「中產群體」都早就是老生常談了。在當年卻仍然是受到了眾多的置疑和追問的難以接受的事情。這裡的進程的背景是異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國變化完全超越了原有在「新時期」的構想和預設，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的進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無法想像的獨特性。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竟然是從美國特朗普所鼓動起的「逆全球化」的浪潮在發揮作用。

認識九十年代，我們首先需要從八十年代開始。八十年代的中國剛剛從「文革」中脫離出來，正處在一個精神解放的時代。當時的人們把一切都視為精神解放的表徵，一件牛仔褲，一副「蛤蟆鏡」都意味著從精神上擺脫壓抑，需求新的空間的努力。其實八十年代的主題，就是如何將個人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宏大的集體性話語中脫離出來。八十年代的「主體性」的召喚表達出來就是這種「個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無論是薩特還是弗洛伊德其實都是為這個新的「個人」的出現發出的召喚。這個「主體性」的個人的展開，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從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像。其實，八十年代文化的關鍵正是在於一種對於康德的「主體性」觀念的新的展開。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的1984年版有一個異常重要附論《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這篇文章似乎包含著整個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題。李在這篇文章中點明：康德的體系「把人性（也就是人類的主體性）非常突出地提出來了。」（《批判哲學的批判》1984年424頁）。而李澤厚的發揮似乎更加重要：「應該看到個體存在的巨大意義和價值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個體作為血肉之軀的存在，隨著社會物質文明的進展，在精神上將愈來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獨特性和無可重複性。」（同上，434頁）這裡李澤厚召喚的康德的幽靈其實是對於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喚。「主體性」正是整個八十年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話語中脫離的基礎。而這個「主體性」正是新的「現代性」的展開的前提。八十年代其實具體地展現了這一「主體性」的話語。正是這種「主體性」的尋找，變成了八十年代的「現代性」賦予我們的最大的夢想。

進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國的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時期」追求的目標彷彿就要實現，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歷史根本沒有按照預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戰後」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國的狀況成為世界的焦點。中國的九十年代的文化經驗無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在這個「後新時期」中，中國經歷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進程是極其深刻的，它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導致了高速的經濟成長，也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新問題。中國以一種特殊的「發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徵系統維持不變，以作為社會避免急劇變化過程中的混亂的策略，隨著蘇聯、東歐雪崩式瓦解和十年來俄羅斯的持續危機以及國際競爭的激化，民眾的國家認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經驗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家對於社會的自上而下的「縱」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經極大削弱，國家直接控制的工業資源已經不到30％，傳統的「單位」體制已經越來越弱化，跨國企業和民間資本已經佔據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舞台。而在越來越市場化的社會輿論和大眾文化的主導下的所謂「公共空間」也已經迅速形成。人們的生活經驗已經不可能處於國家的全面控制中，而是明顯地處於一種橫向的聯繫之中，市民社會已經以一種獨特的形態開始形成，而隨著大量移民的出現及互聯網的發展和國際投資的劇烈增長，中國的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國在全球化之中無疑早已不再是一個全能的社會，而是一個社會的「橫」向的關係和國家的象徵及」縱」向管理交錯的複雜的社會。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點就在於一種「物質性」的出現。沒有物質性的變化,我們就不可能有新的未來。雖然我們可能丟失八十年代寶貴的東西,但這丟失卻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們的想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礎上的，我們好像是用頭腦站立在世界上，我們雖然仍然面對匱乏的生活和新的來自外界的物質性的誘惑，但我們的純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撐了我們的想像和追問。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時期」雖然有極大的物質性的吸引的背景，卻是在精神的層面上展開自身的，它依然是不及物的。這裡的追求幾乎忽略了「物質」的誘惑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卻是將八十年代的抽象的精神轉變為物質的追求。最初的消費的誘惑的力量，也凸顯了當年抽象的「主體性」今天在現實的全球化和市場化時代的困局。這是將康德的玄虛的用頭腦站立的狀態，轉變為用雙腿支撐自己的「主體性」。

其實，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實在斷裂中自有其連續性。九十年代將八十年代抽象的「主體」變成了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實實在在的「個人」，八十年代的「主體」是以抽象的精神進入世界的，它僅僅表達了一個真誠而單純的願望，也提供了一個可能性的展開。它的沒有物質支撐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這些中國的「個人」以實實在在的勞動力加入了世界，用自己的具體的勞動和低廉的收入尋找一個實實在在的物質性的世界。所以，我們會發現其實正是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給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個具體的、感性的現實。八十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觀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費願望和物質追求所具體化的。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體」變成了九十年代黑格爾式的「理性的詭計」撥弄下的「個人」。這些個人的成長和變化其實正是今天社會凝聚和發揚的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九十年代開啟了二十一世紀的未來。

而中國內部的變化正是全球的變化，全球化其實正是需要中國的參與，而中國的發展本身也必然帶來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國內部和外部所展開的」物質性」的力量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改變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國最堅實的基礎。九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於它終結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虛的「主體」，而是尋找到了一個「主體」賴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全球化的進程其實是歷史的新的一頁。它一方面告別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性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宏大敘事。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五四以來反抗西方的宏大敘事，而是在豐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尋新的方向。今天的中國的豐富而複雜的形態，正是那個時代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嘆的一切中其實都深深地打著那個時代的影子。今天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開放所奠定的。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在那個時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成了今天的主人翁。一切都變了，我們從今天回望那個時代，那些回憶好像遠了，也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的這一切，正是從那裡來的。我想，那個時代對於今天的人們仍然活著，它仍然在我們之中發揮影響。

讓我們從這本書回到九十年代，在回憶中領略那過去，而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也可以從這部書回到那個時代，那依然活在我們之中的時代。

是為序。

《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新周刊》編著 2017年12月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