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球化、歐洲中心論與普遍歷史

論全球化、歐洲中心論與普遍歷史　 卓立　　在全球化的理論背景下，歐洲中心論看起來當然是荒謬的。這首先是因為全球化意味著一種整體主義的視角，而歐洲中心論卻必然地是狹隘的，於是它在今天就顯得無地自容；其次，全球化的另一種含義是全球的一體化，這也就意味著歐洲的存在不再是絕對特殊的，而歐洲特殊論若不能成立，歐洲中心論才真正地是「無地自容」的。　　然而，實際上，歐洲中心論並沒有這樣簡單地被全球化否定掉，因為即使歐洲在今天並不特殊，並不說明歷史上的歐洲並不特殊，即使歐洲就種族和地理而言並不特殊，並不意味著歐洲人創造的文化和精神在價值上並不特殊，而且，如果歐洲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確是在今天影響和改變了整個世界，那麼就等於是承認在價值上這種文化和精神是特殊的，而全球化透露出來的一點卻恰恰正是歐洲價值觀和精神文化的全球化。因此，僅僅是現實的狹隘的歐洲中心論被全球化否定了，而歷史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的理解，在這一點上全球化反而是證實了歐洲中心論，因為歐洲中心論主要地還是一種歷史觀。　　實際上，歐洲中心論之所以令人厭惡，只是由於它的出於歐洲人利益的狹隘，因為任何正義都不可能是狹隘的。然而，當我們通過反對歐洲中心論的狹隘來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時候，我們真正反對的其實並不是它的狹隘，而是對歐洲文化和價值觀的價值肯定。因此，如果我們還能認同全球化，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能不承認全球化，另一方面則在於我們認同的只是全球化中的整體主義的視角，因為整體主義似乎就包含了多元論的可能性。而全球的一體化，這似乎是全球化更主要的含義，它對於我們則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全球一體化當然不會是以中國文化為藍本，無論我們有多麼希望中國中心論能夠實現。於是，整體主義，當我們認可它時認可的其實是多元主義，全球化對我們而言只能是多元的全球化，這就是我們開始關注起整體主義的世界體系論的真實意圖。於是，當弗蘭克《白銀資本》的中譯本粉墨登場之後，這樣的企圖便昭然若揭了。尤其是，雖然弗蘭克本人明確地宣稱他並不主張中國中心論，但是他卻論證了「中國在歷史上的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①]，這一點怎能不讓我們喜出望外，而他的標新立異是否牽強附會倒在其次。　　狹隘的歐洲中心論當然不可能長久，這也是整體主義的世界體系論的出發點。然而，就根本而言，尤其是就我們的意圖而言，世界體系論與歐洲中心論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它們都是探索關於全人類整體的普遍歷史的產物，而這種探索在一開始就註定了多元論是不可能的。　　整體主義的世界體系論是探索普遍歷史的產物，這一點從它的宗旨就可以看出，甚至在《白銀資本》中，以革命者的面孔出現的弗蘭克也同樣地宣稱他的目標是超越任何種族中心主義，建構一種真正整體論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歷史和全球性社會理論。而這一點正是中世紀後歐洲史學一貫的追求。　　那麼，為什麼這樣的探索會產生出歐洲中心論？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興起以及此後神學枷索的被打破，這就使對人類普遍歷史的探索成為一種潮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普遍歷史的探索從一開始表現出的特點就預示了歐洲中心論的產生，並且事實上，這種探索也的確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歐洲中心論的傾向。[②]首先，普遍歷史的探索總是藉助於一些普遍概念因素來展開，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也是因此而產生的。因為這些「普遍概念」正是後來飽受批駁的形而上學的「實體」概念。實體性質的「普遍概念」之所以被運用，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是理性的象徵，而普遍歷史的探索必然是理性主義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普遍歷史的探索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類被認為具有統一性，而為了統一人類和人類歷史現實上的多樣性，就必須藉助於一般概念來進行，於是，普遍歷史的探索，實際上也就表現為對人類以及人類歷史統一性的探索，階段論和進步論都是在這一基礎上展開的。其次，普遍歷史的探索總是包含了對現代性的價值肯定，而這是歐洲特殊論的源頭。普遍歷史的探索對現代性的價值肯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普遍歷史的探索本身就包含了這樣的價值肯定，那就是相對於神意史觀的對人類歷史的價值肯定，而這本身即是一種對現代性的肯定。　　因此，弗蘭克才會從否定現代性出發來否定歐洲特殊論，雖然也正因為如此他的理論才註定了只能是一種標新立異。對現代性的價值肯定在今天是自然而然的，這是因為有一種價值尺度在今天幾乎已經被廣泛地認可，而對現代性的價值肯定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對這種來自歐洲的文化的肯定，這就為進一步的歐洲特殊論埋下了伏筆，並且，只要現代性的價值獲得肯定，那麼至少歷史上的歐洲特殊論就應該被肯定。因此，對歷史的歐洲特殊論的否定就只能從對來自歐洲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否定開始，而不是像弗蘭克那樣從經濟上入手。但是弗蘭克的努力也體現了世界體系論者在方法上的轉變，那就是不再是通過實體性的普遍概念來追求人類歷史的統一性，而是把對歷史統一性的追求轉化為單純的對歷史事實的結構分析，從而盡量避免捲入不同文化的價值紛爭，這才是他們的整體主義的含義。然而這實際上是迴避了問題而不是解決了問題，因為對歷史事實的結構分析並不能代替對歷史的理解，因為我們對歷史的任何一種理解都必然地是在一定價值體系上的理解，並且，對於歷史而言，對歷史事實結構的認定本質上是為了對歷史價值進行認定，因而它也必然走向價值，所以弗蘭克的論證才會讓我們的中國中心論者欣喜若狂。因此，我們就可以這樣說，只要我們無法否定歐洲價值觀的現代性，只要我們無法否認歷史本質上是作為一種價值理解而存在，我們就無法否認歷史學的歐洲特殊論的存在，而這就意味著我們無法否認純粹歷史意義上的歐洲中心論，而不是價值意義上的狹隘的歐洲中心論。歐洲中心論之所以會產生，這首先是由於現代價值體系的產生和對現代的價值的承認，然後，由於歷史的歐洲特殊論的存在而產生出了價值上的狹隘的歐洲中心論。這也就是說，整體主義的世界體系論否定的只是狹隘的歐洲中心論，而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歐洲中心論，相反，從理論上看，它們一脈相承地都是探索普遍歷史的產物。因此，真正的問題就應該是，為什麼對普遍歷史的探索必然會是對人類歷史統一性的探索？歷史的理解為什麼在本質上是屬於價值體系的？為什麼源自歐洲的價值體系會獲得普遍的認同以及它是否必定會獲得普遍的認同？　　第一個問題實質上是歷史學的多元論是否可能的問題。多元論的鼻祖是斯賓格勒，而其思想淵源則應上溯到赫德爾的歷史主義。這裡，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歷史學的多元論本身是因為理性主義的探索而產生，然而其本質上卻是非理性主義的，歷史主義就是非理性主義的體現。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倒是依靠理性思辨寫成，但就像人們由於他的多元論而忽略了他的思辨的價值一樣，人們也忽略了他的思辨與多元論之間的矛盾，而真正支持他的多元論的其實只是生機論，而生機論正如生命哲學一樣，只能是非理性主義的。並且，就理性的性質和要求而言，多元論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實的存在本來即是多樣的，而理性認知的目的正是為了從多樣中尋找統一，因此，假如這種尋求的結果是多元的，那麼就等於是說這種對一的追求還沒有完成，反過來也就是說所謂多元永遠也不是理性認識所追求的最終結果，因此，多元其實就是對認識的人為的中止，這種中止的理由只能是非理性的。實際上，在多元論的主張中也已經體現了對普遍歷史的理解必然要藉助於對統一性的探求這一點。從赫爾德提出的「民族精神」，斯賓格勒提出的「文化的靈魂」到湯因比的泛化的宗教以及後來的「文化精神」，這些相似的概念不僅僅是作為區分不同文明的根據，而且是作為理解個別文明的統一性來提出，這也就表明了，多元論其實是在宣稱各種文明之間不可能獲得統一性的同時認為對單個文明的認知必須依賴於對它的統一性的尋找。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有人類歷史的統一性，為什麼不能有追求這種統一性的關於人類整體的普遍歷史？並且，人類生活的多樣性與對人類生活和精神統一性的認知，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人們也許將繼續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下去，並且人們的生活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但是人類歷史既然是一種存在，就可以獲得對它的理性認知，而這種認知就必然地是對統一性的追求，甚至多元論也是這種追求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於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必然地是一種價值體系基礎上的理解，並且，因為這種理解雖然有不可避免的主觀性，但卻是追求著真實性甚至最終的確定性，因此，它就必然地會與理性認識追求的統一性結合起來，這也就是說，價值體系上的對普遍歷史的理解最終依賴於普遍的人類價值的確定，而人類價值的統一性，這又是理性的另一次要求。所以李凱爾特才不能不設定「自在的」「超驗價值」的存在[③]。李凱爾特認定歷史認識的對象只是價值個體，因為歷史並不是編年史，歷史事實的堆積決不是歷史，而價值就像一隻篩子，篩選出所有相對於歷史理解是本質的歷史事實。這一點的確是毫無疑問的，但這只是一個歷史學家自己的價值體系，而不是一開始就是客觀存在的，它的最終的客觀性則是體現為普遍的人類價值的最終確定，而這一點當然是至今也沒有完成，所以才會有多元論的甚囂塵上。人們當然是可以最終獲得普遍價值體系的最終確定，否則就不必有哲學的對真理的探求。因此，當非理性主義主宰了哲學世界，哲學——這個上帝唯一的真正的使者——實際上就等於是死亡了，而非理性主義只有主張，沒有理論。然而多元論卻是以理論的面孔存在著的，而且的確是被當成一種理論，而且，這就是今天我們的理論。這就像我們詢問一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他的回答是他就是要這樣做，然後宣稱這就是他的理論一樣的滑稽。因為，實際上，真正的理由就只是利益，而不是永遠的理性。　　狹隘的歐洲中心論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為它只是用來維護歐洲人的狹隘的利益。那麼，同樣地，為了維護部分人的利益而被提倡的多元論也一樣地令人厭惡，甚至由於它的故作公平的面孔而更加令人厭惡。因為，任何一種理論雖然可以不是真理，但卻必須是由於追求真理而產生，否則它就沒有真正的必要存在。就像任何一段歷史記載雖然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觀的成分，但卻必須是由於追求歷史的真實而產生，否則它便沒有真正的必要存在。因此，就像服從於狹隘利益的歷史記載不可能維持它對歷史真實的追求一樣，服從於狹隘利益的理論也不可能維持它對真理的追求，因此，它們就只能是令人厭惡的。　　普遍的歷史必然只能是追求統一性的歷史，就像真理必然只有一個，世界也只有一個。歐洲中心論並不是什麼神話，而是由於追求統一性而經歷的階段，而全球化的意義只是在於表明了，統一性的追求不但是合乎理性的，而且也正在變成現實的。2001年4月16日[①]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前言。[②]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0頁。[③]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商務印書館，1986年，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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