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為什麼轉得這樣快?

摩羅為什麼轉得這樣快? 許錫良

2010-04-06 00:21:02 歸檔在我的讀書與教育生活

轉貼按：我是從「草原部落」叢書發現並注意摩羅的，其時他的確發表過一些頗有見地的文章。可是，前兩年鐵道部文章好像一些變味了，近來尤其走得更加「誤入歧途」了，其言說不僅表現陳腐教條，簡直幼稚弱智，有如村支書言論。看到許錫良先生這篇文章，真是「甚合孤意」，喜錄收藏，並推薦諸好友。——民主自由=====================================================許錫良按：我總感覺有些人開始弄點東西就是為了嘩眾取寵的，先引起人們關注，以獲得一些資本，然後向當朝媚眼高拋，投懷送抱，準備招安做官發財了。除此之外，我實在看不出摩羅思想轉變有什麼內在的邏輯與思想學理脈絡上的根據。 談起對一個人的失望，那一定是因為以前曾經寄予過太多太大的希望，我對「摩羅」這個名字就是如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有賀雄飛先生主編的「草原部落」叢書，摩羅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中，這些書尤如一顆顆重磅炸彈，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上震動，給令人窒息的社會一絲絲新鮮的氣息。但是，這種感覺逐漸淡漠了。摩羅先生開始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道路。 在他近期的文字里，頻頻亮出強烈的文化復古主義傾向與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在他的文字里，「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錯誤的，引進民主與科學也是錯誤的，梁啟超、嚴復倡導學習西方是錯了，魯迅先生的國民精神改造是錯的，胡適先生對民主憲政及自由獨立人格精神追求也是錯的，後來的殷海光、柏楊、龍應台的文化批評也是錯誤的，都是一種「自虐」行為。因為，中國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國民劣根性，世界也根本沒有什麼民族與文化是先進的，大家都是有缺點的，人性的弱點是共同的。既然如此，中國人即使有點缺點，也是不必改造的。這一切都是西方列強為了侵略中國強加給中國人的，是對中國人的極大污衊，但是中國竟然有那麼多的文化精英全力幫助西方列強鼓吹中國人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劣根性。是魯迅、胡適他們共同在中國百年來打造了一個「自虐時代」。 還在2008年4月29日柏楊先生去世時，摩羅先生就急不可耐地寫了一篇詛咒式的文章——《但願柏楊的「自虐時代」就此結束》，文中這樣寫道：「對照著『內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來尋找我們的國民劣根性，是近代以來一條錯誤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識精英們的思想一旦進入了這樣的路徑，一時就難於回頭。他們如此擅長於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時，他們對於自己的自虐狀態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於長驅直入一百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自虐傾向的集中表現，它使得自虐心理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彼此以後，對於『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於『西方性』的趨近和嚮往，成了我們的基本心理傾向。在魯迅之後，中國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數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他們對準中國文化、對準中國國民性，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掃蕩。柏楊先生是繼承魯迅衣缽，用雜文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作家。」 我現在只想問魯迅批評的國民性中的麻木不仁，冷漠自私，愚昧無知，一盤散沙，踐踏人的生命，這是不是真實存在於中國的？如果存在，是不是需要改變的？還有柏楊先生批評的《醜陋的中國人》所列出的那些特點，是不是我們所具有的？還是別人污衊栽贓的結果？如果是真正存在的，那麼我們應不應該改正？我們還要不要追求過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對這個中西文化的問題，龍應台有一個很好的解說，她說：「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歐美一些價值觀念或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擷取。如果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該見賢思齊，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我們都不要受誘惑。但是我們若不能清除掉對西方的情緒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義和團式的反洋也好——我們就永遠不可能面對西方，就事論事，作客觀而合理的判斷。當一個西方人說：『在台灣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過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國人臟、亂、嘈雜、粗魯』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為我知道，當中國人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回來的時候，他們也說：『哇！那邊好落後，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上街會被撞死。他們又臟、又亂、又吵，真受不了！』『他們』聽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僅只西方人而已。這個世界，有醜陋的美國人，也有醜陋的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你想，就少得了醜陋的中國人嗎？」（龍應台：《正眼看西方》）這裡最關鍵的是，人家對我們說的是不是真的？我們究竟有沒有人家批評我們的那些缺點？如果有，就應該改正，就應該認真聽取，然後努力去改進。他們提出的那些價值是不是應該擷取的？我相信，任何國家的人，都不希望食物是有毒的，奶粉是飽含三聚氫胺的，學生用的教室是豆腐渣做的.......總之，無論中西方人性確實有相通之處，這個相通之處就是追求更安全幸福自由的生活，把一個國家的文明建立在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的底線上，沒有這個底線，人們要談幸福而有尊嚴地生活是不可能的。 摩羅先生最近又在《書屋》（2008年第10期，第4-9頁）發表一篇《「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的文章，再次將中國客觀存在著的那些千年來困擾著我們中國人的黑暗，說成是「一個西來的殖民話語。」把中國貧窮落後老弱挨打的原因說成是被西方編造的殖民話語所致。好像如果中國沒有西方，則那些貧弱黑暗的原因就會不存在。宮女太監製度，強迫女人纏足，及「三綱五常」所製造出來的奴性就會不存在似的，或者這些中國的舊文化，在摩羅先生看來也是美不勝收，妙不可言？「五四」運動反對這些，也是走了歧途？這真是難以理解的思維方式。事實上摩羅先生正是這樣看的。他說：「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現代性價值理念改造中國、壯大中國的願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們對於通過迅速的富國強兵舉措來抵制西方的屠殺與掠奪頓時完全絕望。精英群體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殃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從此以後，這隻無辜的羊真的認為自己國民性很骯髒，甚至常常懷疑自己確實污染過狼的水源，『否則那隻狼為什麼非得吃掉我不可呢？』——這隻可憐的中國羊一百年來常常進行這樣的現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文同上） 中國人在近代百年歷史上對自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認識確實經歷過一個曲折的過程，但是，這個認識過程並不是錯誤的，問題就出在太過於曲折，得到這樣的認識付出的代價太大，而且這種的認識仍然十分膚淺，乃至於中國目前仍然無法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的制度層面，特別是在價值觀層面與普世價值接軌。使我們吃虧至今，仍然無法有所突破。我們仍然要生活在一個高度污染的環境中，仍然要面臨吃有毒的食物，喝含有三聚氫胺的奶粉，我們的「文革」雖然不是在西方人的詛咒下產生的，完全是自己的功勞，卻仍然沒有得到反思，也不想「自虐」了。我想，這樣的局面不僅西方國家不願意出現，中國人也不願意來承受，莫非摩羅先生願意過這樣的日子？難道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人家西方殖民主義話語的結果？事實上接受了來源於西方，卻普遍適用於世界的那些人類最普遍的價值的國家與民族，他們就不容易有這樣的踐踏人權，蔑視人的生命，特別是把嬰幼兒的生命與健康當成遊戲來忽悠的問題。但是，我們總是繞不過去。我們的官場也遠比人家的官場險惡。中國目前仍然無法擺脫官本位的命運。 摩羅先生的說辭無法用來解釋日本在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的思想指導下的西化過程所得到的發展。開始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前，似乎也是被美國等西方人醜化的，他們分別有兩次戰敗在美國人手裡。但是，這兩次戰敗，日本人充分吸收了教訓，第一次戰敗是1853年，敗在美國海軍少將佩里將軍的四艘用當時最先進的蒸汽作動力的戰艦上，這次戰敗促使日本下定決心搞改革，因而有日本後來的明治維新。第二次戰敗是1945年二戰再次戰敗在美國人手裡。這次改革更徹底，日本人連憲法都是美國人幫助制定的，而且有長達十年的美國完全統治與殖民時期。但是，日本人不但沒有被美國人妖魔化，反而逐漸開始從戰爭的惡魔陰影里走出來，開始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有良好的民族形象，今年有四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兩個科學獎項，這不是偶然的，科學是跨國界跨民族界限的，連信印度教的印度人也獲得好幾個諾貝爾獎，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是文化與宗教歧視。相反，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反而得不到國際認同。我們好不容易辦一個奧運會，連個火炬傳遞都會遭受到那麼多的國家的阻攔。但是日本人、韓國人這些同為亞洲的國家，卻沒有這樣的麻煩。 這裡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在普世價值的路上，總是步履艱難，總是頑固不化，堅決不改。要承認，一個「三鹿奶粉事件」後面是普世價值的缺失，日本、韓國就不會出現類似的事件，即使出現，也會儘力控制在萌芽的階段，而不會讓他產生如此大的破壞作用。一個良好的社會聲譽，不是靠吹噓而可以得到的，而是要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日子過好來達到。日本人在二戰之後的良好聲譽，是靠他們的青山綠水，靠他們的經濟實力與創造發明，靠他們的尊重人權與國民的幸福指數的不斷提高，靠他們的清潔衛生，靠他們的文明禮貌，靠他們的良好秩序，靠他們給予國民的高福利，靠他們自己營造的社會安全感，也靠他們從西方學習來的民主憲政及科學發明創造的高質量的產品。有了這些東西的保障，即使中國人罵日本，美國人罵日本，全世界的人都來罵日本，日本人也仍然是充滿自信的，無論美化還是醜化，短時間裡靠虛構可能有效，長期虛構是沒有效力的。日本政府，對自己國民的信心就遠比我們要充足。他們的新聞輿論，電視報紙可以獨立自由於政府，他們的電視可以任由自己的國民選擇觀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電視台。這就是人家自信的地方，這種自信來自於制度文化與價值觀上的自信，而這種自信又來自於「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最徹底地「醜化」與否定自己以前的缺點與錯誤了，也就是最徹底的「自虐」行為了。但是，日本人卻因為提出「脫亞入歐」，而使日本大變樣。當然，日本人民沒有忘記這位拯救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把他的頭像放在一萬元日元上，以示紀念。 一個真正自信的民族是不怕揭醜的。一個真正優秀的民族，是妖魔化不了的。一個民族的自信源於實力，而不是靠美化自己與醜化別人。美國人的報紙電視台上天天在極力批判美國的各種問題，這在摩羅先生看來，一定也是一種「自虐」行為，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反對美國的國家，也在把美國極力妖魔化，儘管美國人一直喜歡「自虐」，外國人又極力妖魔化，但是，美國仍然是美國，全世界的人都還是願意到他們那裡去生活，各種精英與財富源源不斷地湧向他們。真正的信心源於實力，實力源於一個良好的制度與普世價值觀念的確立。而我們在這些方面幾乎是一點也沒有受到西方的影響，我們其實仍然是相當地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我們有足夠巨大的文化與心理的慣性，可以再滑行個數百年而不衰。可是，當一個民族總是碰壁的時候，是硬頂著頑固不化，堅守醜陋與缺點，還是從善如流，認真反思，努力改變自己，這是具有生命活力與生命活力枯竭的分水嶺，而這個分水嶺，已經把日本與中國分隔在聰明與愚蠢的兩邊。這個現實還請極力反對反思自己，以防「自虐」的摩羅先生作最後一次認真的反思。請用文明與事實說服我：您究竟要把中國引導向哪裡？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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