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大家讀四書
《四書》是公認的儒學經典，它是由《論語》《孟子》這兩部書和《大學》《中庸》兩篇文章合輯在一起的統稱。《四書》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的集中體現，記載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在中國思想史上產有深遠的影響，堪稱為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華。
一、《大學》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顥、程頤兄弟把它從《禮記》中抽出，編次章句。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注釋，稱為《四書》，從此《大學》成為儒家經典。至於《大學》的作者，程顥、程頤認為是「孔氏之遺言也」。朱熹把《大學》重新編排整理，分為「經」一章，「傳」十章。認為，「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就是說，「經」是孔子的話，曾子記錄下來；「傳」是曾子解釋「經」的話，由曾子的學生記錄下來。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是說它不是講「詳訓詁，明句讀」的「小學」，而是講治國安邦的「大學」。「大學」是大人之學。
《大學》全文十一章，按三綱八目展開論述。
第一章立論。首先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條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親民（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在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知止（要達到的目標）而後有定（志向堅定），定而後能靜（寧靜，不浮躁），靜而後能安（心安理得），安而後能慮（思慮周祥），慮而後能得。」
進而提出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同時還強調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的本末關係
第二、三章分別論述了明明德、親民。
第四章講止於至善。文章認為先「知其所止」（知道你應該停在什麼地方）才談得上「止於至善」的問題。文中指出，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大都市及其郊區古來就是人們嚮往而聚居的地方。但這還只是身體的「知其所止」，不是經義的所在。經義的所在是精神的「知其所止」，要達到「至善」的境界，不同的人，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努力方向，最後要實現的，就是通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研修而達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成為流芳百世的具有完善人格的人。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第五章講本末關係。這一段以孔子談訴訟的話來闡發「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的道理，強調凡事都要抓住根本。審案是「末」，使人心理畏服不再犯案才是目的，或者說才是「本」。這也可以引伸為教化與治理的問題，教化是本，治理是末。
第六章講致知在格物。說獲得知識的途徑在於認識和研究萬事萬物的原理。主張人要接觸天下萬事萬物，用自己已有的知識去進一步探究、認識事物。經過長期用功，總有一天會豁然貫通，這就叫知識達到頂點了。
第七章講誠意。就是使意念真誠，不要自己欺騙自己。要像厭惡腐臭的氣味一樣，要像喜愛美麗的女人一樣，一切都發自內心。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也一定要謹慎，使自己的意念真誠。
第八章講修身在正心。修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是因為心有憤怒、恐懼、喜好、憂慮就不能夠端正。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樣：雖然在看，但卻像沒有看見一樣；雖然在聽，但卻像沒有聽見一樣；雖然在吃東西，但卻一點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所以說，要修養自身的品性必須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第九章講齊家在修身。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先要修養自身，因為人們對於自己親愛的人會有偏愛；對於自己厭惡的人會有偏恨；對於自己敬畏的人會有偏向；對於自己同情的人會有偏心；對於自己輕視的人會有偏見。因此，很少有人能喜愛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點，厭惡某人又看到那人的優點。這就是不修養自身就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第十章講治國在齊家。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有修養的人在家裡就受到了治理國家方面的教育：對父母的孝順可以用於侍奉君主；對兄長的恭敬可以用於侍奉官長；對子女的慈愛可以用於統治民眾。一家仁愛，一國也會興起仁愛；一家禮讓，一國也會興起禮讓；一人貪婪暴戾，一國就會犯上作亂。所以，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第十一章平天下在治國。平定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會孝順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長輩，老百姓就會尊重自己的兄長；在上位的人體恤救濟孤兒，老百姓也會同樣跟著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人總是以身作則，推已及人，注重修養德行。有德行才會有人擁護，有人擁護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使用。德與財，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本末倒置，就會與民爭利。所以「財聚民散，財散民聚」。財不明而得，終將不明而失。仁愛的人仗義疏財以修養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斂錢發財。一個國家不應該以財貨為利益，而應該以仁義為利益。文章還認為，有德的人愛憎分明，如果發現賢才而不能選拔，選拔了不能重用，這是輕慢；發現惡人而不能罷免，罷免了而不能把他驅逐得遠遠的，這是過錯；喜歡眾人所厭惡的，厭惡眾人所喜歡的，這是違背人性，災難必定要降臨他的身上。所以，忠誠信義，便會獲得一切；驕奢放縱，便會失去一切。
二、《中庸》
《中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作者為孔子後裔子思，後經秦代學者修改整理。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中庸就是即不善也不惡的人的本性。從人性來講，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實質上用現代文字表述就是「臨界點」，這就是難以把握的「中庸之道」。
就字面來說，「中」是中間，「庸」是平常。對任何事情的態度，能採取居中或適中的立場，並且又能合乎平常的要求，就是中庸。對中庸的理解有三個層次。第一，不要過與不及，亦即恰到好處。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所把握的接近此意。第二，「中」由中間引申為一個人內在的心意，「庸」由平常引申為恆常。內在的心意表現為仁，恆常的要求必須靠勇，而連繫仁與勇的，正是智。這三者合稱「三達德」，是助人走上正途的方法。中庸原為名詞，所以有「擇乎中庸」與「依乎中庸」的語句。但是它本身也是「方法」，配合《中庸》對「人之道」的解說，就是「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第三，「中庸」「中庸」即是「用中」， 「中」是指人心對善的要求（仁），人心所要求的「善」，就是「人與人之間適當的關係的實現」，也就是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用」指「擇而固執之」。「擇」所需要的是「智」，「固執」所需要的是「勇」，而前面所謂的「中」（人心對善的要求），則是「仁」。合之正是三達德。因此，文章強調「誠之者，人之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即是人之道，也就是「擇善固執」。把握了這四個字，才會進而宣稱：君子之中庸，表現為「時中」，亦即「隨時以處中」，這要靠「智仁勇」兼備。小人之反中庸，就論於「無忌憚」。一個人只要放棄「擇善固執」四字，不就是「肆無忌憚」了嗎？正由於擇善固執是出於一個人的「誠之」，合乎為人之道，所以可說「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此，「盡其性」即是指擇善固執到達極點。既然如此，則「人之性」顯然應該是「向善」的。《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意思是順著向善的本性走去，即是「人之道」，也正是擇善固執。
本文共有三十三章。內容依序論述了三個重點：
一是中庸（第一至十一章）
第一章具有全篇總綱的性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文章從道不可片刻離開引入話題，強調在《大學》裡面也闡述過的「慎其獨」問題，要求人們加強自覺性，真心誠意地順著天賦的本性行事，按道的原則修養自身。本章從正面提出「中和」（即中庸）這一範疇，本章對「中」、「和」作了正面的基本的解釋，認為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的情感時，心中是平靜淡然的，所以叫做「中」，但喜怒哀樂是人人都有而不可避免的，它們必然要表現出來。表現出來而符合常理，有節度，這就叫做「和」。二者協調和諧，這便是「中和」。人人都達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氣和，社會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無事了。
第二至第十一章，提出了「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認為中庸難能可貴。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是聰明的人自以為是，認識過了頭；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揚的原因是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賢的人根本做不到。人人都說自己聰明，可是被驅趕到羅網陷井中去卻不知躲避，選擇了中庸之道卻連一個月時間也不能堅持。天下國家可以治理，官爵傣祿可以放棄，雪白的刀刃可以踐踏而過，中庸卻不容易做到。品德高尚的人和順而不隨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國家政治清平時不改變志向，國家政治黑暗時堅持操守，寧死不變。有些品德不錯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廢，不能堅持下去。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無聞不被人知道也不後悔，這隻有聖人才能做得到。
二是君子之道。第十二章開始至第十五章，多次談及「君子之道」，事實上，「君子」一詞在文章中，前前後後共出現三十五次。對君子之道的闡述主要有：「君子之道，費而隱」（廣大而精深）。「道不遠人」（道並不排斥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總是根據不同人的情況採取不同的辦法治理，只要他能改正錯誤實行道就行）。「忠恕」（自己不願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給別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君子「素其位而行」（安於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應做的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子無論處於什麼情況下都是安然自得的），「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攀援）上；正己而不求（苛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行遠必自邇」（走遠路必定從近處開始），「登高必自卑」（登高山必定從低處起步。）
三是誠。第十六章到二十六章，「誠」成為主導觀念。先借孔子對鬼神的論述說明道無所不在。接下來闡述了只要修身而提高德行，總有一天會受命於天，擔當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第二十章哀公問政是全文的精華，借孔子的回答提出了政事與人的修養的密切關係，從而推導出天下人共有的五項倫常關係，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三種德行，即：「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治理天下國家的九條原則，即：「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招納）百工也、柔（優待）遠人也、懷（安撫）諸侯也。」最後落腳到「真誠」的問題上來，並提出了做到真誠的五個具體方面，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為政在人。取（選拔）人以身（自身的修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等觀點，為大家所熟知。
三、《論語》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由其學生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鍊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
（一）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思想原則。
孔子認為道德與政治有密切關係，強調道德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在孔子看來，以德為政，就可以像北極星那樣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自然受到人們的愛戴和擁護。
孔子認為，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註：《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如果能以道德禮讓來治理國家，那麼治國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如果不能以道德禮讓來治國，只是在口頭上談「禮」，則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孔子認為，「政」與「德」是不可分割的。 「政者正也」「正」即正直、公正，這本身就是道德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孔子以「正」釋「政」，說明孔子是把治理政務同道德要求聯繫起來看待的。孔子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還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些，都反映了孔子對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及其品行的重視與強調。
當然，孔子在倡導德治、仁政的同時，並不完全反對刑罰，相反，他充分肯定了刑罰的社會作用。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恰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孔子所反對的是刑罰不公正、不得當，他反對獨任政刑，迷信政刑，對百姓不先進行教育便加殺戮。在孔子那裡，「德治」是行政的主要手段，而刑罰則是輔助手段。孔子還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認為在審理訴訟案件方面自己同別人是一樣的，只不過是希望通過道德教化消除爭訟。正因為如此，在行政的「寬」與「猛」的問題上，孔子既主張「寬政」，認為「寬則得眾」，同時也不否認「猛政」的作用。他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他主張「寬猛相濟」，以「寬政」得眾，又以「猛政」糾正「寬政」可能帶來的弊端，以此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
孔子不但倡導「德政」，而且還主張「以德導民」，要求為政者注意社會道德教化，並把道德教化視為治國之本。當冉有問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時，孔子回答說：「教之。」這裡的「教」，主要的還是指倫理道德方面的教化。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即德行，它作為一個實踐範疇，包括道德活動和道德行為在內；「忠」即忠誠老實、誠實為人等道德品質；「信」主要是指講究信用、誠實不欺，它與「忠」一樣也是一個重要的倫理道德範疇；「文」雖然主要是指文獻知識，但也包括為人處事方面的道德知識和能力，以及在道德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和儀態風貌，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包含這方面的意思。
孔子對道德教化與政令刑罰的不同社會作用曾作過精闢的論述。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認為道德教化比政令刑罰還重要，以法制禁令引導百姓，以刑罰統一其行動，百姓只是畏罪而不越軌，卻沒有羞恥之心，而以道德引導百姓，以禮制統一其行動，百姓就會有羞恥之心，並且自覺地遵從一定的社會規範和規章制度。在孔子那裡，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教以人倫」，培養為當時社會所需要的「士」或「君子」。
（二）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範體系。
1、仁。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仁」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他甚至還說：「當仁，不讓於師。」由此可見， 「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孔子倫理道德規範體系中的基本原則。樊遲問仁時，孔子回答說：「愛人。」還有一次孔子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問仁時，孔子回答：「恭、寬、信、敏、惠。」等等。可以說，孔子提出的一系列倫理道德規範，都是「仁」的具體展開和體現，同時又都可以歸結於「仁」。在孔子提出的愛人、忠恕、孝悌、禮、讓、中庸、信、義、寬、敏、恭、惠、勇等道德規範中，始終貫穿著「仁」的思想和要求。或者說，「仁」是一個居核心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範疇和概念，孔子倫理道德規範體系的基本原則就是「仁」。
2、愛人。「愛人」是孔子關於「仁」的道德原則的理論基礎和第一要義，也是人們在實踐「仁」的過程中的首要的指導思想和道德要求。在孔子看來，以「愛人」作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紐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可和諧融洽；如果整個社會都建立在「愛人」的基礎上，那麼社會自可安定太平。樊遲問「仁」時，孔子回答說：「愛人。」他還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泛愛眾，而親仁。」。「愛之，能無勞乎？」「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這些都反映和體現了孔子的「愛人」思想。
3、孝悌。孔子把孝悌看作「仁」的本源和基礎。孔子的弟子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孔子那裡，孝悌是指孝順父和敬愛兄長。具體地說，「孝」是指後輩對前輩的孝順，用以維繫宗族中縱的關係；「悌」是指平輩中年齡小的要尊敬兄長。孔子正是從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骨肉親情出發，推及其宗族，要求尊敬長輩，厚待親友，並由宗族關係推及「泛愛眾」。孔子提出：「弟子，人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他要求學生首先要做到孝悌，把孝悌等道德品行的修養放在第一位，而把書本知識的學習放在第二位。
關於如何做到「孝悌」，孔子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要求。就「孝」來說，孔子認為，首先，要善事父母，承擔贍養義務，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為了能及時照顧和事奉父母，還要做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其次，要服從、繼承父母的事業與志向。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他還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第三，不但要在生活上照顧和贍養父母，還要關心其精神生活的需要。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在孔子看來，對父母只養不敬不是孝。所以，孔子所講的孝，不僅是指對父母物質上的供養，而且還包括對父母的愛戴和尊重，包括對父母精神、心理、情感等方面需要的關心和滿足。
4、忠恕。孔子從「仁」這一根本道德原則出發，還提出了「忠恕」的道德規範。孔子曾說：「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的「一貫之道」是什麼？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基本要求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和要求：首先，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次，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第三，要具有寬以待人，與人為善，成人之美的精神。孔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外，忠恕還有忠誠、信實、寬恕、容人的意思。
5、禮。孔子所講的「禮」，既是一種規章制度，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孔子關於「禮」的論述很多，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他還提出「約之以禮」，並認為「恭而無禮則勞（煩勞憂愁），慎而無禮則葸（膽小怕事），勇而無禮則亂（魯莽惹禍），直而無禮則絞（尖刻傷人）」。孔子認為，「禮」的核心是「正名」，即要求名正言順。而「正名」的具體內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有為君之道，臣要有為臣之道，父要有為父之道，子要有為子之道，這樣才符合「禮」。孔子從密切人們的倫理關係出發，認為社會成員都能遵守一定的「禮」，才能達到改善人們的社會關係，求得社會安定和諧的目的。所以孔子強調人們的一切言行都要合乎「禮」的要求，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孔子還提出：「禮，與其奢也，寧儉。」人們在遵循「禮」的要求時，要注重「禮」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繁文縟節。
6、義。孔子關於「義」的論述很多，如「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義然後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見義不為，無勇也」，等等。在孔子的思想中，義既是一項重要的道德規範，也是仁人君子應具備的一種道德品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孔子認為，仁人君子要懂得大義，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符合「義」的要求。一是要正確處理人際關係。如「君臣之義」、「使民也義」等。二是要正確處理義利關係。在義利觀上，孔子是重義輕利的，他所講的「見利思義」、「見得思義」都說明了這一點。
7、信。孔子關於「言而有信」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信則人任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道千乘之國，敬事而有信」等等。孔子認為，人們只有遵守「信」的道德規範，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使自己的行為取得滿意的效果；否則，如果不講信用，虛偽欺詐，就會寸步難行。
8、中庸。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孔子不但把中庸看作一項重要的道德規範，而且還將其提到「至」的地位。中庸這一道德規範要求人們的言行要「固執其中」，保持在無過無不及的理想狀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即狂妄，狷即拘謹，是兩種對立和品格。人們按照中庸的道德要求去選擇自己的行動，就應當不狂不狷，做到「樂而不淫（快樂而不過度快樂），哀而不傷（哀痛而不過分悲傷）」，「惠而不費（給別人好處而不損害自己），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有慾望但不貪求），泰而不驕（心胸寬廣不驕傲），威而不猛（威嚴而不兇悍）」，「溫而厲」，「恭而安」（莊重而安詳）。
9、恭。「恭」主要是指言行舉止端莊嚴肅，為人要溫厚和善。孔子多次講到「恭」，如「其行己也恭」、「居處恭」、「貌思恭」「與人恭而有禮」等等。這裡都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適度，要和善穩重。要使自己的舉止言行達到「恭」的要求，就要反對花言巧語、行為輕浮。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吾亦恥之。」孔子還說：「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在孔子看來，要做到端莊和善，而不巧言令色，就要以「禮」來加以約束。
10、寬。「寬」即寬厚、寬容之意。孔子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他還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和。」這裡所說的「寬」，在倫理道德意義上，也就是指待人寬宏大量的意思。孔子關於「寬」的道德要求，與「愛人」、「忠恕」等道德規範的要求是一致的。
11、敏。「敏」即聰敏、勤敏之意。孔子多次講到「敏」，如：「敏於事而慎於言」，「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敏則有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等。「敏」要求人們對待學習和工作要勤勉努力，而不能懶散懈怠。所以，當宰予白天睡覺時，孔子氣憤地斥責說：「朽木不可雕也」。孔子認為，只有以勤敏的精神對待學習和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否則將一事無成。
12、勇。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孔子所講的「勇」即勇敢、勇猛之意。在孔子倫理思想中，勇與仁、義是聯繫在一起的。他說：「仁者必有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從這些思想觀點出發，孔子主張「見義勇為」，在關鍵時刻要敢於挺身而出，捨生取義。
除以上主要內容外，孔子還提出了其他一些倫理道德規範，如溫、良、儉、敬、剛、直、毅、木、訥等等。如前所述，在這一系列道德規範中，始終貫穿著「仁」的精神。孔子在回答子張問仁時說：「能行五者於天下者為仁矣。」其具體內容即「恭、寬、信、敏、惠」。他還說：「剛、毅、木、訥近仁。」由此可見，孔子關於倫理道德規範的理論和學說，都是圍繞著「仁」而展開的。
（三）總結了一套關於道德修養的理論和方法。
孔子認為，一個人能否將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自身內在的道德素質，使自己成為有仁德的人，關鍵在於能否自覺進行道德品質方面的修養。他明確指出，人與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強調人的道德品質修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孔子所提出和闡述的道德修養方法，內容非常豐富：
第一，強調「博學」。他主張通過學習，來培養自己的良好品德。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讀書學習是掌握道德理論的基本途徑，也是培養自己的道德品質的重要手段。孔子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如果廣泛的學習古聖遺文，再用禮來約束自己，就不會有背離仁道的行為。他還說：做官的學習了，就會有仁愛之心；老百姓學習了，就會循規蹈距。他的學生子夏進一步指出，「君子學以致其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第二，提倡「慎思」。他主張通過「內省」和「自訟」改正過錯。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發脾氣要想到後果），見得思義。」他還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他要求自己：「吾日三省吾身」。由此可見，孔子及其弟子是非常重視「內省」這一修養方法的。自訟作為對自己已經產生的過錯進行自我批評、自我責備的方法，比內省更難做到。所以孔子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自訟者也。」他認為，一個人犯錯誤是難免的，內省和自訟的目的，就是要把檢查出來的過失加以改正，棄惡從善。他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則勿憚改」。他還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第三，孔子主張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即把所學的道德理論和道德知識付諸實踐。孔子在講到對自己的評價時曾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他認為，就書本上的學問而言，自己和別人差不多，在身體力行、躬身實踐方面自己還沒有達到君子的標準，實在沒有什麼心得。在孔子看來，行是比知更為重要而且又更難做到的。道德修養的目的不但是「學」或者通過「學」而獲得知，更重要的是「行」，是具體的實踐。所以孔子又特彆強調言行一致、知行統一。他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從「聽其言而信其行」，到「聽其言而觀其行」，反映了孔子對躬行實踐的高度重視。孔子還教導他的弟子要「訥於言而敏於行」，把「行」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還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等等。
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從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總結了許多很有意義、很有啟發性的教育思想和獲得知識的方法。
1、孔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君子儒」。他認為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個體的修養，不斷完善自我，以達到「仁」的境界。
2、關於教育對象，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教育不分貴族與平民，不分華夏與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
3、孔子對教育內容進行了重要改革。他研究整理了我國古代的大量文獻，排除了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成分，注入了春秋時代的人文主義精神，選出《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部經典，作為教科書，並主張重點實施「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歷史知識的學習，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養。
4、孔子還主張從現實生活方面得到知識。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恥下問」等等。
5、孔子概括總結了一套教育與學習方法。如「溫故而知新」，「學而時習之」，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認為「學」是「思」的基礎，所以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他注意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他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注意循序漸進。
此外，學習論語還能感受孔子的天命思想。 「天命」即尊天信命。孔子認為天道無形無狀，然而四季的運行與萬物的長成，都在天的法則之中，天無言而有作為，人看不見天的作為，而能見天的事功。人唯一能做的是以行為來契會天道。孔子強調天人合一，主張畏天命。他認為人的一切全在天的掌控中。人須稟持天道而行，不可胡為妄作。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認為君子「畏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他認為大概只有天才了解他。
四、《孟子》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推到了與《大學》、《論語》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一）「民本」思想
他明確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認為決定統治者統治地位的政治基礎是民心的向背，民心歸服是統一天下的決定性因素，「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於這種觀點他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二）「仁政」思想
1、養民。一要制民之產，「是故明君必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民之為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決土地、衣食、教育、土地問題等基本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仁政，必自經界始（行仁政自劃清田地開始）。 」二要使民以時，休養生息。 孟子認為統治者在徵用勞役時就以「不違農時」為前提，同時也反對濫捕亂伐，「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cu四聲)罟（gu三聲）不入洿(wu一聲)池（不用細密的網捕魚），魚鱉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反映了注重保護自然資源的可貴思想。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張薄稅輕斂，取民有制。 「省刑罰，薄稅斂。」即不能濫征，不能搞苛捐雜稅。他把這看作是富民之道，說：「易（治）其田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他把「十一之稅」描繪為最理想的稅制，認為這種十分抽一的稅率不能再提高，而且還須根據實際收成情況而減征或緩徵。他列舉當時賦稅繁多的情況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征布、征糧，還要征勞役，三重負擔加在一起，人民是不堪忍受的：「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他要求對這種重稅加以寬減，君子用其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2、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屢屢說：「謹庠（xiang二聲）序之教（辦好學校教育），申之以孝悌之義。」他認為教化是保證社會和諧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倫」。
3、法先王。孟子主張行仁政,必須效法先王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統治政治這樣便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三）「王道」思想
孟子認為民本與仁政能否實現，關係到能否實現「王道」這一目標。孟子所謂「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他列舉商湯、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在孟子看來，實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正因為孟子把實現王道作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國者，便都被他視為「獨夫民賊」，遭到他的猛烈抨擊。
（四）「性善論」思想
在孟子思想中，性善論是其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吾養吾浩然之氣。孟子認為，人的本性與動物本性的不同之處在於人有道德，即人生而具有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人們都有一種先天向善的能力，即「良知」、「良能」：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其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是說，兩三歲的孩童，愛他們的父母的，等到長大了，愛他們的父母的，等到長大了，又沒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長的。親愛父母便是仁，尊敬兄長便是義。為了使人們確信人性本善的結論，孟子進行了論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在孟子看來，沒有同情、羞恥、辭讓、是非之心的人，簡直不是個人。人有這種心向，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樣，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義禮智這些美德，是人本身就生而具有的，只不過人們不去想它罷了。
（五）「盡心知性」思想
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孟子構建起了他的心性之學的思想體系。在孟子看來，「盡心知性」是成為堯舜這樣的「聖人」的一個必要途徑。所謂「盡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擴充到極致；所謂「知性」，即指對本性中的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有準確深刻的認識，並且付諸實踐。「盡心」和「知性」二者關係密切，「盡心」是前提條件，只有做到「盡心」才有可能實現「知性」。在孟子看來，只要在「寡慾」、「內省」、「養氣」這三方面下功夫，就有可能實現「盡心知性」。「寡慾」要求淡泊物慾。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他認為修養心性沒有比減少慾望更好的辦法的了。他認為人如果慾望少，即使善性有所缺失，也不會失去很多；人如果慾望很多，那麼即使善性有所保存，保留的也不會很多。「內省」要求反求諸己。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他認為任何行為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省自己。養氣的目標是「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對「浩然之氣」的解釋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孟子認為浩然之氣，必須與義和道相匹配。否則，就顯得軟弱乏力。它是義在內心積累起來所產生的，不是偶然的正義行為而取得的。簡而言之，孟子心性之學的根本目的即是塑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這對於蛆造中華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對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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