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人本主義的發展與回歸孔子

2015年8月22日至8月23日，海外著名華人歷史學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特級教授王賡武先生受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邀請，參與了IPP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廣州聯合舉辦的「新人本主義、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了「人本主義與治理：回歸孔子」的主題演講。會後，IPP就相關議題進一步專訪了王賡武先生。鳳凰大學問獲得授權轉載系列文章。

王賡武先生（資料圖）

IPP：您在昨天的演講上談到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同的人本主義，在您看來，新人本主義和啟蒙時期以來以個人權利、個體利益為本位的人本主義有何差異？

王賡武先生：

現在UNESCO所講的新人本主義重點擺在環境保護，包括重視婦女和兒童這些，以前人本主義確實不大談這個。從renaissance（文藝復興）一直到啟蒙時期，humanism（人本主義）一直在演變，演變就是每次都加一點或減一點。

首先是引入科學。我想最早是從培根，他們開始講人是可以解釋很多問題的，而且要「為人而做」。他是這麼講但並沒有用humanism這個詞。通過科學追問的道理就是要使得人要多了解自身與這個世界。當時在義大利、法國、德國那帶，尤其是義大利早期的這些思想家，整天講說天主教用「為了後世」，「為了上天堂或下地獄」這種話來討論學問是不夠的。學問到最後是為了人在這個世界，從生到死這幾十年怎麼使我們的生活好一些。所以從這個概念呢，以人為主，並不是完全撇開神，有神也可以，但我們同時也要顧慮到人的地位，這是最初的開始。但也不敢多說，因為天主教的勢力很大。

漸漸地到根本不需要講什麼神不神了，基本上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有了入世的概念。入世的概念也慢慢演變，到啟蒙時代的時候，科學越來越發展，而且科學所發現的問題從自然為出發點，神根本是不可知的，而且死了之後怎麼樣於我何干？根本不談這些東西。這點反而有點像儒家的思想。不談過世的事，有沒有神有沒有鬼不可知，就不講了。而且有另外的感覺，知道也沒用，當時就不理它了，就講人在社會的作用。因為天主教的力量那麼強，要等到從16世紀開始後才能從宗教中解放出來。隨著一步步越來越解放，後來進而演變成the idea of progress，進步論。進步論很特殊，在以前從來沒有過，世界所有文化裡頭都沒有進步論，進步論在人本主義的視角中才得以開始。看到「進步」在這個世界如何得以改進人們的生活，不僅是經濟，還包括精神方面等都要考慮到。可進步論一說出來之後呢，反對的人很多，尤其是信教的。在他們看來普世價值永遠如此，是天賜的，天主和上帝賜給我們的怎麼可以變，不可變，進步根本是是騙人的。所以在18世紀啟蒙的時候鬧得很厲害。結果有了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有它的理由，除了政治理由之外，背景是思想上的爭論。天主教、宗教的勢力太強，皇帝也站在宗教那邊，所以皇帝也要被殺掉，因為皇帝也阻止我們發揮進步論。從那個時代起人本論就變成主流了。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宗教的勢力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英國和美國也有一點，但美國處理的方法不同，宗教和政治體制要分開，但不排斥宗教的影響力，個人的信仰完全尊重，但不要把宗教帶到政治上來。與此相比，法國更厲害更極端，將教育或者說和社會政治有關係的所有東西都盡量避免宗教有瓜葛。英美不是這樣是因為，他們不是天主教的世界，有所脫離，所以他們有一種溫和的態度，使得各個宗教，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可以保留，只要不干涉政治都尊敬。這裡又是一個階段。

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非常大，法國大革命為什麼得到重視，是因為當中的反映出來的原則慢慢地影響到其他國家。尤其是拿破崙把歐洲各國都打下來之後，法國大革命的理想都傳給各個國家。因此，使得這些國家的普通市民也有這個感覺，覺得這個理想是對的，大家都是受宗教壓迫，壓迫得太厲害，而且現在有一套理論可以拿來對付神教。影響到德國、義大利、西班牙這些天主教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反應，反應最快的是德國。德國宗教戰爭也打了很久，大家對此都很反感，想避免宗教爭端，往民族-國家的方向發展，因為法國已經成為民族-國家了。緊接著其他個個也都來學，所以整個歐洲一個個都變成了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我昨天已經講了現在看已經過時了。民族-國家後人本主義性質又改變了，改變成什麼呢？每個國家內的人本主義，多多少少就有了排外的成分加進去。這是本來沒有的，人本主義的主體都是人類嘛，但民族-國家就不同了，我的國家裡面的人特殊，有特權，你們不是的，我們就考慮怎麼對付你，所以內外就分得越來越清楚。開始有了主權這些政治問題。民族-國家產生有其理由，我昨天也講了，結果導致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從民族-國家爭取霸權鬧起來的。影響多大？損失多大？基本使整個西歐的文明衰亂掉了。民族-國家打了幾十年，一點好處都沒有，到底誰贏了？有說贏得是美國和蘇聯，整個西歐敗了。我們看民族-國家有什麼好處呢？

再說回人本主義怎麼一直在改變的問題。民族-國家在最高峰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德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不過其實民族的帝國主義從法國和英國已經開始了，有一些成分在裡頭。最極端在希特勒的納粹黨時，民族主義達到了最高峰。最高峰在什麼地方？就是乾脆排斥其他的民族，比如屠殺猶太人。不是我民族的人就可以殺。換句話說，從文明變得野蠻了。從好的人本主義，走向極端就變壞了，我覺得歷史中可以看到的教訓很多很多。這個時候，人本主義又改了，可以借人本主義概念來殺人，他們說你根本不是人，我是德國人才是人，你們不是德國人就不是人，可以殺。日本人也有點如此，他們是人，你們都是次等、劣等的人。

次等和劣等的人這個概念一部分從科學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就是純血、混血、雜種的辭彙從18世紀科學家對植物學、動物學的研究里演變出來的，被加到了人類裡面去。你不純，你就不是人。誰是純的？人類哪有純不純的問題？都是人嘛。和你的民族和血統有什麼關係？每個人應該有他的地位，這就延伸到怎麼處理這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就是說每個人都應有他的法權，每個人在法律面前應該是平等。為什麼又講這個呢？本來也不講，個人主義是很晚很晚才發生的，發生的理由也是因為這種排外的東西太可怕。就越來越重視說，你不保護個人的話，人就很容易被傷害。如果你認同每個人都是人，每一個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他有他的自尊心，法律上保護他，那才是文明的。這時候人本主義又增加了一步。

我覺得人本主義在不停地變，不是說某一個說法就是人本主義。連儒家人本主義也在變，只不過有一部分的人本主義變得沒有力量。畢竟中國權力的結構道理不同。儒家是有功勞的，儒家從漢武帝起，他幫助皇帝建立安定穩定和講道理的社會，在法家的體制上，緩和了這個體制的暴掠，所以才能維持2000多年。

IPP：您談到儒家，這也是我的問題。您昨天講演中談到重回孔子，我們知道儒家在歷史上也遇到數次比較大的思想危機，但都會整合其他價值，通過修正自己來維持自身體系。儒家價值需要通過社會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通過社會教化的方式來實現。但這些制度在中國現代化與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已經支離破碎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重回孔子？

王賡武先生：

所以我沒有講回歸儒教，只是講回歸孔子。孔子一方面沒有當過權，可以說他作為個人的一生是失敗的。但他有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本主義，神鬼都不要理，要照顧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這點基本上普通的、一般的中國人都接受。雖然有精神的需要，信佛信道在精神上有個出路，但主要還是說要以人為本。這一點，這一些都是孔子所講的。談「有教無類」的也是孔子，雖然並沒有完全做到，可卻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原則也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全世界也都接受「有教無類」這個概念。還有一些很好的理念，像仁義禮智信。還有孝，連忠也是。孔子所說的忠是很有道理的，他講忠不是效忠皇帝的，忠是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自尊心，應該怎麼做人的，要忠於自己做人的原則。但後來這個話就改變了，所以說人本主義會往不同的方向變。一方面可能變得更自由更平等，另一方面也可能更不自由更不平等。

忠被變成效忠皇帝個人，是儒家當官後的妥協。妥協的結果是把忠和孝結合起來，這本來不是孔子的話，和孔子沒有關係，是董仲舒講這些，當官了要討好皇帝說的。因為要皇帝聽他們的話，他們也需要讓步，這是一種討價還價的方法，我效忠於你，你讓我教育下一代包括皇帝的子孫，在宮廷裡面獲得話語權，這個讓步就變成儒家的原則之一。注意我這裡講的是儒家，而不是孔子。儒學裡頭重要的概念變成是效忠皇帝：儒家是絕對不造反的，我批判是建設性的批判，為了你好，為了你朝代好，為了你家天下，為了維持你的勢力。所以儒家能夠這麼有效維持了2000多年的理由就是皇帝不怕他了，其他的不可靠，只有儒家可靠，絕對不造反。所以說為什麼有人提出來說王莽是不對的，他是一個儒家不應該當皇帝的，除了他以後就沒有過，儒家後來整天拿王莽的故事來說我們絕對不像王莽那樣。

這裡頭儒家有他的一套道理，這套道理非常聰明，靈活地去處理一些問題。你同時既要做點好事情，但你又不要有政權，你要幫助有權的人來做好事情，這是我們的責任。這點就是儒家人本主義的出發點，我們為了人，為了整個社會的好處去幫助當權者做好事。正是這個原則，使他成功搞了2000多年，同時他有功勞，因為有他這種勸說的自由，批判的自由，皇帝其實做了不少好事情。有些皇帝本來沒有能力，除了幾個有名的皇帝之外，其他的子子孫孫可能都沒有什麼才幹，但就是靠著一批批的官員們很理智地很認真地想各種方法各種政策來維持政權，使得社會穩定，民眾的生活可以改進，社會發展不至於退後。同時也資助軍隊去國防，經費上怎麼收稅都有計劃。儒家主張以文人管而不讓軍人管，皇帝很聽儒家，怕軍人管，怕軍人奪權，文人管不怕，不會造反。儒家成功在這一點。

我昨天也說了，可惜到明清時代，士大夫階級互相鬥爭，同時皇帝也不信他們了。尤其是永樂皇帝，不過這從朱元璋就開始了。明太祖洪武皇帝已經不信這些文官，永樂更不信，把很多人殺掉，不用他們，用了一批新的，把宦官帶進來，糟糕得很。由宦官主導了朝政，真是個最糟糕的時代。表面上考試，表面上士大夫當官，表面上士大夫有一定的自由，但他們有了特權，成了特權階級，已經不遵從精英主義。真正的精英主義是去找人才，選拔新人，但這時候的士大夫的家庭開始用各種方法去找特權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開始腐敗了。達到高官高位並沒有政權，權力還是由皇帝和他們的宦官控制。權力不平衡下大家都腐敗了，儒家再也沒有新的概念和新的思想，儒家思想從明朝開始就衰落了，只是把老的一套使用著。本來朱子理學是了不起的哲學概念，但被考試製度運用控制一般的人，變成政權統治的工具，根本上失去他本來的效果。一套很好的思想被用作死死板板的八股文的考試，流失了多少的人才？最糟糕就是明朝，儒家完全失敗了。

到清的時候，皇帝也對儒家無所謂，他們不是漢人，想著怎麼控制漢人，覺得明朝的做法很好，就同樣地拿來用。清朝不用宦官，用自己的貴族，滿蒙的貴族，由旗人的貴族來管。儒家獲得不了權力，儒學也成為他們統治的工具。所以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希望打倒是（明清）這套東西。但當時激動得很，把整套東西都放棄了，如果都能把孔子的學說和明代腐儒的想法兩種區分開來就好，全部都推翻了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回歸孔子的理由就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能會覺得這種極端的做法不可取，必須回到孔子那裡找尋智慧，我談的是這個意思。

作者：黃靖洋

（本文轉載自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官方微信IPP-REVIEW，已獲授權。實習編輯趙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