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神話表明人類擁有共同的根

【核心提示】過度強調文化和宗教的差異不應成為相互共存和包容的阻礙。這些文明既然在過去能夠相互共存，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和平共處，現在就沒有理由不能夠共存。宗教一直以來處於第二位，並且現在依然處於第二位，社會和政治衝突（例如在北愛爾蘭、菲律賓、葉門、奈及利亞等地區）才是泛歐洲地區天主教和新教之間30年戰爭（1618—1648）的真正原因。泛伊斯蘭和泛西方地區不存在完全對立的前沿陣線。人們不應受上述輕率的二分法所誤導。

邁克爾·威策爾（Michael Witzel，1943— ），哈佛大學南亞系教授、國際比較神話學會主席。他早年在德國學習印度學，1986年起執教於哈佛大學，因其對吠陀梵語方言、早期印度歷史與吠陀宗教信仰發展史、南亞史前語言學等的精深研究而聞名於世。他早期關注吠陀經的研究，後日益關注吠陀經文本的地方化以及印度早期歷史證據研究。自1990年開始，尤其是2001年以來，他致力於研究古印度、歐亞大陸以及其他地域神話間的彼此關聯，發起成立了國際比較神話學會並擔任主席。其主要著作有《吠陀中的神奇思想》（1979）、《文獻內，文獻外——吠陀研究新方法》（1997）、《世界神話起源》（2012）等。

2016年，新英格蘭的深秋，正是紅葉最美的時候，我們兩個同在哈佛大學訪問的密友坐在懷德納圖書館二樓的小過廳談天說地，忽然聊起了楊汨的導師邁克爾·威策爾教授——這位幾十年如一日埋頭於故紙堆中，專心研究梵文古文獻的學者，究竟為什麼在接近古稀之年開始了大部頭的創作，煥發了學術上的青春？抱著求解的好奇心，加上又受《中國社會科學報》之託，我們來到威策爾教授環壁皆書的辦公室，愉快地開始了訪談。滿頭白髮的威策爾教授精神矍鑠，從介紹其新作《世界神話起源》開始，回答了我們關於神話的起源、世界各民族神話的異同和他書中揭示的天下神話源於非洲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尊敬的邁克爾·威策爾教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採訪。神話學研究是洞察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對於一個國家的文明史而言，神話學研究具有追根溯源的重大意義，特別是在中國提倡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神話學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找到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文化支點。能否請您談一談，您是怎麼開始對神話學研究感興趣的？又是如何投身這一研究領域的？

威策爾：對神話學的研究興趣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那時候（20世紀60年代末）我愛閱讀古印度、古伊朗和其他印歐語言神話的原文，已經注意到歐亞神話有某些重疊，只是沒有去系統地研究它，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研究古代印度和來自伊朗的文本，還有其宗教信仰、儀式、歷史以及它們對現代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不過對神話學我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

1990年，恰好當時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學術休假，於是我便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比較歐亞儀式、神話之間的相似性和共同點上，後來這種比較範圍擴大到了全世界。當發現歐洲和亞洲某些神話之間存在高度相似點後，我決定聚焦於此，並展開系統的研究。為讓神話的相似點更加清晰明了，我後來制了一張對應表，這張表囊括了冰島、羅馬、希臘、聖經舊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瑪雅、伊朗的波斯古經、印度吠陀和日本神話等。令人驚訝的是，印度吠陀神話和日本神話雖然在時空上隔著很遠的距離，卻有許多不易被解釋的共同特徵。因此我很好奇，想找到一個解釋，一個迄今為止尚未有其他學者給予的解釋，這促使我尋找更古老的「共同起源」。後來，我利用學術休假時間，全身心投入到對不同神話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上，並將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命名為「勞亞古大陸神話學」（Laurasian）。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神話學研究打破了以往純文學、歷史及哲學的研究範式，利用文獻學、語言學、考古學、遺傳學及其他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形式的神話，研究不同民族的神話起源與流布，將業已消失的神話與現存的神話進行比較研究，可以說開闢了神話學研究的新範式。作為歷史信息的儲存庫，神話其實蘊含著豐富的內涵。請問您如何用神話學揭示人類文明的起源？

威策爾：首先，我們必須重構早些時期的神話等級，例如，先是印歐神話，隨後是諾斯特拉神話、歐亞神話和勞亞古陸神話。然後，我們必須重構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亞、新幾內亞和一些其他人種（例如安達曼人、印度南部尼爾吉里山上的托達人、馬來亞的塞芒人、菲律賓的阿埃塔人）的「南部」神話。通過主要的神話體系——北部勞亞古陸神話和南部民族神話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出神話的一些共通點：例如，世界範圍內都存在著有關洪水的神話，存在著人類是由一個高高在上的神或由神的兒子創造的神話，存在著關於人類早期的惡行和傲慢的神話，還有關於死亡怎樣產生和出現的神話。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研究角度和純粹歷史學或者考古學的研究角度有何不同？相對於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神話學的價值究竟在哪？

威策爾：從比較和歷史相結合、共時和歷時相結合的角度研究神話，能告訴我們人類在發展為智人（Homo sapiens）的過程中，其不同階段狀況反映在精神、儀式、社會這三個層面上的信息。某些神話包括儀式被某一個社會認為是必須的，例如印度文化中最基本最古老的「三債」觀念，即：欠神、祖先和原始先賢的債；或是中國文化中與此類似的強調尊崇祖先的觀念；或者是猶太教—基督教中強調聽從上帝的命令。我們喜歡把這種不斷強化的觀念稱為「路徑依賴」，這些觀念會對未來產生重要影響，也是各區域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這一點，在馬林諾斯基提出的神話是信仰的「社會憲章」學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它告訴我們，為什麼即使在今天，我們的行為舉止也必須符合某種方式，因為始祖和神靈一開始就是這樣做的。

就中國的情況來說，對適當的行為和儀式的強調在孔子及儒家思想中得到進一步強化，即使是在今天，他的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師生關係、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上。這種基於「以人為本」，而不是基於來世回報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國及東亞與歐洲、美洲、印度和近東文明區分開來，這些文明全都強調將來的獎賞，無論是在天堂還是在塵世度過下輩子。

然而，如果僅僅是依靠純粹的歷史學方法，就只能向上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書面文獻。儘管考古可以提供幫助，但是考古的局限又在於古老的、沒有文字的材料並不附帶任何解釋，因此，我們必須自己去解釋它。事實上，試圖去解釋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前2600—前1900）的眾多理論是多麼深奧和難懂，從中就可以看出這類解釋工作是多麼困難。他們的建築、工具、圖形等講述了一個個故事，但是這些故事並沒有傳遞出多少有關他們古老信仰體系的信息。舉例說明：我們一直堅信瑪雅文明是和平的文明，然而，直到他們的銘文幾十年前被破譯，才證明他們一直就像其他民族一樣好戰。

相比之下，通過比較來重構古神話之間的共同點（如勞亞古大陸等），我們就能了解到很多關於公元前3000 年之前的信仰體系和社會的知識，從而最終得知人類遷徙離開非洲東部的時間——大約是在6.5萬年前（也有人說是10萬年前）。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我們所知，您認為，儘管神話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可是迄今尚未發展成強有力的解釋體系。在您看來，以往的研究或者集中於某一個神話，或是該神話的各種異文，其解釋都限於局部，而您提出的「勞亞古大陸神話學」（或稱「歷史比較神話學」），其方法可以突破上述局限，並對世界範圍內的神話起源作出解釋。在我們看來，您的研究方法與神話學歷史上的「自然神話學派」比較相近，能否請您解釋一下您的研究方法與「自然神話學派」的區別和聯繫？

威策爾：這取決於你所說的「自然神話」是什麼。如果你說的是馬克斯·穆勒在19世紀提出的「自然神話」，那麼我的方法顯然與他完全不同。穆勒想要把古老的印歐神話都解釋為自然現象，或夜間天象這類簡單的故事，他認為由於「語言固有的疾病」（指穆勒認為語言常常在變，這是語言固有的疾病），古老的印歐神話被扭曲，這使得幾個世紀過去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變得越來越晦澀，越來越難以被人理解。

我並不想解釋自然現象（除了個別時候，例如對神話中大洪水的解釋），而是根據不同的語境來詮釋所有的神話，例如開天闢地（象徵著男性和女性的分離，或者神明和人類的分離），或者被遮住的太陽重放光明（天空之神的女兒逃到一個山洞裡，因為她被其近親性侵）。在這裡，「光明」和「太陽」的母題再次出現，但是這並非是指太陽消失和太陽「重生」，而是指上古時代第一天發生的事情。

研究中我們首先必須依靠最古老的書面文獻，因為它們代表著當地神話的原始狀態——在其還未進一步發展前和被其他神話影響之前。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那些沒有被記錄下來的（或者是最近才被記錄下來的）世界各地的口頭傳承的神話。它們不僅代表了神話的地方版本，而且通常保存了已在別處喪失的古老特徵。因而，波利尼西亞（指大洋洲東部波利尼西亞群島，毛利人屬於波利尼西亞人的一個分支）神話與印歐神話有許多緊密重合的特徵，以至於19世紀的研究人員想知道，為什麼紐西蘭的口頭神話傳統看起來如此「希臘」。這些孤立的「奇怪」特徵往往是先前已經過去了的一個階段的遺迹。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提到古老的書面文獻，我知道，文獻學（philology，也可譯為語文學）也是您很重要的研究領域，能否請您介紹一下什麼是文獻學？

威策爾：學者們對於文獻學有很多種不同的定義。一些學者簡單將其解釋為「緩慢的閱讀」，一些學者認為它是「理解文獻的含義」，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有一個更為廣泛的定義：「文獻學是在文獻的基礎之上研究人類文明的學科。」因此，文獻學並不是研究人類遺留物（如考古學、古生物學）或者是研究藝術（如繪畫、雕塑、音樂等）的，它實際上是研究某種特定的文化所創造出的文獻的科學，這些文獻可以是書面的（手稿、印刷品、文件），也可以是口頭上代代相傳的，例如民間故事、英雄故事、史詩等，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當下的文獻，例如神話。在進行文獻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利用許多輔助的學科，很顯然，這些學科包括研究語言、語法、書面語系統、手稿和印刷品，以及解讀文獻的不同的方法。總的來說，文獻能夠揭示某種文明的本質或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從而給我們以啟發。例如，中國文化是以書面文獻為基礎的，而印度文化就更加重視口頭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得是2006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比較神話學國際研討會上，您宣讀了論文《走出非洲：最初神話的傳播》，指出勞亞古大陸模式潛藏在現今大部分人群的神話中，通過研究世界範圍內廣泛共享的神話，有助於認清我們共同的精神起源。請問，您認為您的歷史比較神話學研究方法，真的能夠揭示人類文明的起源和共同思維模式嗎？

威策爾：即使現在我們的比較歷史研究還處於早期階段，但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已經可以比較地方和區域的神話、禮儀和文明，辨識出「北方」神話中常見的一些模式，例如在長篇故事中，從世界的誕生、神祇和人類的出現到它們預期的終結。與北方神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地區流傳的「南方」神話，對人類起源更感興趣，卻缺乏有關世界末日的故事。

但是，「北方」和「南方」這兩種版本的神話都可以追溯到我們的非洲起源，如果我們能有機會以某種方式接觸尼安德特人的神話，還可以試探性地窺視我們最早的神話和信仰。近來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從基因上來說，歐亞人種與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有1％—5％的混合，而這些我們早期和遠古的親戚能說話，有象徵性的思想和儀式，人們現在已經發現古人用來舉行儀式的很深的洞穴，在時間上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約17萬年前。因此，我們的工作尚未完成，有很多空間等著我們去開拓。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勞亞古大陸神話學更強調人類思維的共性，可是亨廷頓先生曾經提出過「文明衝突論」，並把世界文明劃分為不同的板塊，您對此怎麼看？

威策爾：簡要地說共性和差異都存在。儘管我們享有共同起源的故事（指人類源於非洲），這往往表明我們擁有共同的根源和信仰，但如今主要的文明之間也存在著許多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基於其在過去3000—5000年間特殊的「路徑依賴」。

中國及其東亞鄰近地區之外的主要文明，包含了歐洲文明及其在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俄羅斯及信仰東正教地區的分支或子文明，然後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印度教—佛教文明，最後是穆斯林為主的北非、近東及中東地區的文明（包括南亞部分地區，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如今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儘管這兩個國家仍保留著一些印度教—佛教的特徵）。

顯然，西方國家、中國、印度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的傳統中存在很多差異，如：宗教的作用，社會結構、個人或家庭或群體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國家性質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多不同點。從這些顯著的不同點來看，這些主要文明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無法共同生存或是相互協作。

然而，這也是一種過度強調特性的做法。這種情況總是出現在某個國家想要建立和彰顯自己國家地位或是擴大影響力的時期。很久之前，義大利思想家、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印度的考底利耶和中國的孫子，都對這種情況進行過恰當的描述。

雖然個別政府的行為可能會部分受到它所繼承的文化的影響，例如西方社會對於普遍人權的堅持或者是穆斯林通過政治表達其宗教思想，各國政府終究會以其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但是過度強調文化和宗教的差異不應成為相互共存和包容的阻礙。這些文明既然在過去能夠相互共存，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和平共處，現在就沒有理由不能夠共存。宗教一直以來處於第二位，並且現在依然處於第二位，社會和政治衝突（例如在北愛爾蘭、菲律賓、葉門、奈及利亞等地區）才是泛歐洲地區天主教和新教之間30年戰爭（1618—1648）的真正原因。泛伊斯蘭和泛西方地區不存在完全對立的前沿陣線。人們不應受上述輕率的二分法所誤導。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神話猶如汪洋大海。記得20世紀末，美國漢學家柯文出版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很大反響。事實上，從《春秋》《史記》到太平天國的歷史，我們在中國文化中看到了地地道道的「神話歷史」，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神話編碼的解讀技巧，中華文化的特質和源流是隱藏著的，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尋也就難以做出有效的解析和判斷。請問，您如何研究中國神話，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

威策爾：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說到研究，我們必須依靠中國早期成文的傳統神話，如《山海經》，以及很多當地不同少數民族口述的傳統神話。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孔子和他的早期弟子持有一種反神話的立場。他們認為，古神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最早期人類演員所上演的民間故事，古希臘神話作家猶希邁羅斯也持相似的觀點。

事實上，最早期的幾位皇帝與神話之間的聯繫就在於，他們更像是某種文化英雄（造物主或智者），他們治理洪水，或是「發明」養蠶繅絲術。這同古羅馬最早期的幾個國王的「歷史」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的功績，例如建立羅馬、移民新「鎮」等，使他們成為文化英雄——這和中國最早的皇帝們十分類似。

這種早期羅馬和中國神話的「歷史化」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創世神話大相徑庭，在那些地方，貴族和國王在神話中出現的時間晚了許多（例如埃及的法老或古希臘的國王的出現要比創世和原始大洪水晚得多）。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接觸到的早期中國文獻的選材。正如上文提到的，只有少數古老神話安然度過了儒家思想的過濾。此外，很大一部分非漢族神話被融合吸收，這使得我們了解最早期的中國神話變得更加困難。例如，著名的盤古神話應該是流傳於早期中國南部的民族中（這些民族到如今繁衍為苗族、瑤族、白族、彝族等）。甚至它與早期的印度及其他地區神話也有著密切的聯繫。

總而言之，我們首先需要重構中國不同地區之間早期的神話，之後通過比較，更好地了解古代中國文明，以及不同民族是如何作出不同貢獻、促成其發展的。事實上，儘管現在有大量的有關早期中國神話的書籍，但我們仍然需要有一個詳細而系統的歷史比較。這種比較最好是研究這些神話的最初形式，無論這些形式是古漢語還是其他語言文字。在最近重構的早期印歐語系神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比較工作的成效，它清晰地揭示出：古希臘神話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近東神話特性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神話故事中體現出來的中華文化觀念？

威策爾：一些中國古老的神話被認為是來自南方（例如盤古），它們會反映原初的不同觀念，例如關於世界、神靈和人類的起源，所以這不僅僅只有一個答案。每一個神話都必須先單獨研究，然後必須再調查它與外在神話的關係（也可能是沒有關係）以及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相互影響。表面上看，中國神話與北亞神話和東南亞神話之間有許多聯結。可是，如果中國神話按照以下方式來算，即：在過去2000年左右、以書面形式流傳下來的那些，我們應該能找到對這個組合神話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早期儒家持反神話（Anti-Myth）的態度，或者儘管他們發起了神話歷史化的運動（Euhemerization，攸赫麥魯斯運動, 將諸神解釋為歷史上的人），一些神話已經成為「創始神話」——比如關於早期的皇帝（類似於早期羅馬歷史上的國王）的神話。兩者（中國早期皇帝和羅馬國王）都建立了當地的人類社會形式，甚至機智地發明了早期的工具和技術。這為中國文化、宗教、社會關係，甚至國家觀奠定了強大的共同基礎。這一基礎一直持續到現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通過您的神話學研究，您覺得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有何異同？

威策爾：如果我們將西方文明定義為歐洲文明以及它的分支美洲文明、澳洲文明等，我們就可以比較其典型特徵，正如它們現在與現代中國文明一起出現。雖然宗教過去曾在這兩個地區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繼續發揮作用——特別是在美洲地區，但是西方文明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奠基於古希臘羅馬文化特質與中世紀基督教的歷史融合，以及來自一些早期文化（例如日耳曼、斯拉夫等）的重要影響，人們甚至依舊可以清晰看到它們在當今歐洲絕大多數世俗傳統中的蹤跡。同樣，在中華文明中，我們也看到了古代儒家、道家和佛教傳統的融合，以及來自早期非漢民族傳統的影響和混合。

比較兩個現代文明，我們可以看到非宗教的顯著影響和基於人文主義的傳統，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國儒家學說的傳播。而與其他一些傳統（例如印度文明）相比，這種「以人為本」的方法很明顯是一致的。然而，在這兩個地區，由於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壓力，我們也看到一個顯著的趨勢，人們傾向於去一些傳統宗教與邪教中尋求「安全感」。當然在兩種文明之間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在中國，傳統價值的重點是放在家庭，歐美的重點卻越來越多地放在小型核心家庭（或者單身人士）上，或者走得更遠些，個體之間日益疏離，導致代與代之間無法密切聯繫與合作，年輕人與日益增加的老一輩人的隔離——類似的現象也開始出現在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神話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您覺得當前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文化要想「走出去」並融入世界文明，我們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威策爾：對一個局外人和非專業的中國文化專家來說，這無疑是很難回答的一個問題，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議。我們看到，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背景下，人們（尤其是家長）顯然覺得有必要讓那些受到溺愛的獨生子女，樹立起某種意義上的社會責任感。顯而易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所有這些文化規範，可以給人提供在世俗環境中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一些人認為這可以藉由回歸佛教實現，因為佛教在中國有2000年的歷史和區域發展，它也能提供與中國傳統文化同樣古老的連接方式。

在我們這個越來越相互依存、越來越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交流不應該停滯不前。相反，在學校尤其是大學教授不同語言讓學生了解世界其他主要（或次要）文明的特徵十分必要。許多文化都有「近視眼」：印度曾認為自己是神話世界的「中心國」，這非常類似於古代中國。直到幾十年前歐洲也這樣認為，美國這個排外主義視角下的「上帝的國度」仍在繼續這一趨勢。

同時，中國應該繼續堅持對外推廣其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就像現在已經在做的一樣。有些已經初見成效，因為一些國家的學校里已經開始教漢語。這些做法應該得到支持，還應該支持更多的學生雙向交換和交流。中國文字的書寫性質無疑構成了一個主要障礙，怎樣教漢語，需要開拓有創意的新方式。對於我們人類這樣的視覺動物，可以通過電視和電影的方式。事實上，有五花八門的方式可以吸引社會各界的眼球，正如瑜伽為印度所作出的貢獻一樣，在日益注重健康養生的西方社會，認真嚴肅的傳統中醫教學和行醫也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切入點。

原題：神話比較揭示人類擁有共同的根——訪哈佛大學南亞系教授邁克爾·威策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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