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明史》為何費時百餘年

浮世閱史

●劉緒義學者

明清易代，官方對修明史予以極高的重視，然後為何前後費時140年，創下了歷史之最？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明代末年，官員坐等出事，紛紛等待新主，可是為什麼清朝立國後，很長時間還消除不了人們對明朝的記憶？清朝帝王對詩文中出現「明」字一直格外敏感，成為心中抹不去的魔咒，這是何原因？

首先要問的是，對舊朝懷念的都有哪些人呢？一是遺民；二是貳臣；三是底層文人。

清初明之遺民格外懷念晚明的美好生活。陸應回憶萬曆年間百姓吃穿之外，喝酒聽戲是常事。「至今好不思慕」。生於萬曆四十六年的陳舜在《亂離見聞錄》中描述天啟年間的物價：一斗米賣二十錢，一斤肉只六七文錢，「窮者幸托安生」，「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康熙年間丁耀亢回憶，萬曆年間的山東農村，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家家戶戶健牛肥馬，一斗粟米只需十錢。回想起來，「如何過之心不哀」？(《古井臼歌》)

遺民李長祥在《天問閣集》之《劉宮人傳》中對萬曆皇帝有過高度評價，認為萬曆比起漢光武帝、唐太宗來，品德更在其上。「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吳嘉紀詩箋校》中收錄《一錢行，贈林茂之》一詩，反映了清初從文人到賣酒普通市民對萬曆皇帝的深厚感情，甚至看見萬曆時期的錢，而至於潸然淚下：「杯深顏熱城市遠，卻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曆錢」。《漁陽感舊集小傳》載一個叫林古都的福建人「嘗紉一萬曆錢於衣帶間」。清朝定鼎二三十年後，有作者寫文章時，仍用「崇禎五年」年號。因為年號的問題還弄出很多文字獄來。

貳臣，清初特指背明降清之臣。乾隆敕修《貳臣傳》，分甲乙兩編，列貳臣123人，文武各半，如孔有德、吳六奇、祖可法等58個武人；馮銓、錢謙益、陳名夏等65個文人。但是順治康熙年間的史館，恰恰是貳臣會集之地，其中有史館任職經歷的多達17人。

同時貳臣私修史書非常普遍。許多貳臣世代官宦之家，有的甚至為著名藏書家。如孫承澤有7萬餘卷的藏書樓玉鳧堂，時稱「退谷萬卷樓」；錢謙益先建有拂水山房，次建紅豆山莊，後建絳雲樓，藏書稱七十三櫝。通過修史，補充史料，寄託對明朝的懷念之情。孫承澤，一生三易其主，但對明朝始終懷有眷戀之情，晚年杜門山居，不問朝事，專心修史。此時官修明史更促成了私修明史的熱潮，最終還弄出「庄廷鑨明史案」。

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爾袞命撫按查明並贍養明代諸王的遺腹子，馮銓等趕忙叩頭謝恩，多爾袞說他們不忘舊主，馮銓答曰：「一心可以效忠兩位君主，但是對一位君主不能二心啊」。

順治三年(1646)六月，錢謙益稱疾乞歸，返回南京，一年後突然被逮捕北上，關入刑部大獄。經柳如是全力奔走營救，才得以免禍。順治六年(1649)，從蘇州返回常熟，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與西南和東南海上反清復明勢力聯絡。瞿式耜上奏桂王說：錢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劃形勢，了如指掌，綽有成算」。他不顧年邁體弱，多次親赴金華策反總兵馬進寶反清。順治十七年(1660)，鄭成功等再度北伐，連克數鎮，錢謙益欣喜若狂，慨然賦詩歌頌抗清之師，「殺盡羯奴才斂手」。另一貳臣陳名夏也說：「只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得意門生，他將修《明史》看作繼承先世遺業、效力明朝的一種方式：「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為其玄曾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略，死尚可以見吾先人地下乎？」他接受清廷邀請參加「明史」修撰，卻終身拒領薪俸。黃宗羲勸勉萬斯同說：「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勿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後又同意弟子和兒子參與修史，「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同時也斷絕了朝廷徵召自己修史的念頭。

明清鼎革之際的貳臣們為什麼入清後反而懷念舊朝？一方面是漢人面對的大變局超乎想像，被迫拋棄了漢服，剃掉了頭髮，穿上了馬褂，梳上了長辮，以臣服的代價換得倖存後有種黍離之悲。另一方面，清朝雖然建立，但希圖為明復仇者不乏其人，直至康熙時期民間反清勢力仍有相當影響，特別是台灣鄭成功、吳三桂勢力不可小視，這些都給貳臣們以強大的心理刺激。此外還有一關鍵因素，就是清朝的皇權專制下對漢族士大夫予以嚴格制約和打壓，漢族士子很難進入權力高層。晚清文人管同總結明清之差異，明代大臣專權，而清朝大學士、督撫不過是奉命行事；明代言官競相言事，清代御史可有可無；明代讀書人結社講學，清代則完全見不到；明代士大夫主持清議，清代則將敢於議論時政的人於科舉中淘汰。明代官橫而士驕，清代士大夫只知仰承上意，緘默畏葸，養成一種不負責任的風氣。兩相對照，不言而喻。

那麼，清初統治者是如何試圖消除漢族文士對故國的懷念情結，特別是潛藏在他們內心的民族情緒和民族矛盾，以維護其合法統治？

馬克思說過，落後的民族征服先進的民族，從來都是歷史的倒退。為掩蓋這種歷史的倒退，修史是最好的選擇。

順治二年四月，御史趙繼鼎奏請篡修《明史》，博選文行鴻儒充總裁、篡修等官。趙繼鼎也是貳臣，奏請修史不外兩種心理，一是服務大清不忘大明；二是對故國文獻的熱愛。作為一個飽讀儒家詩書的士子來說，畢竟王朝認同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是繞不過的坎。

修前朝史，對於新的政權來說，一則可以藉此宣告前朝已亡、本朝繼統，消解遺民的反抗之志；二則可以為前朝君臣正名，以示尊榮，藉此安撫緩解民族矛盾。因此，雙方一拍即合。修明史正治統，消除漢人對明代的記憶，本著這一宗旨，順治很快就批准了趙氏請求。當即起用大量貳臣主持修史，或擔任副總裁、篡修官。這些人並不都是毫無氣節的東林黨舊人，也有一些有氣節的遺民。順治年間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任總裁，詹霸、賴袞、伊圖、寧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充任副總裁官。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篡修進入正軌後，又有徐元文、徐乾學、湯斌、熊賜履、王鴻緒等先後任總裁官。康熙甚至多次促請遺民萬斯同主持修撰《明史》，並允許其在堅持不署銜、不受俸(這等於承認其遺民身份，需要很大的度量)之前提下前後修史19年，並以為定稿，其目的就是希望使之「心服」。

從1645年至1783年，耗時140年的《明史》篡修始告完成，時間之長，參修人員之多，令人驚嘆。

為什麼一部《明史》耗費時間如此之長呢？過去學界以為主要是由於開國之初修史條件不具備，史料不全，搜集資料耗時太久。如崇禎實錄不存，加上各地戰火不斷等。這些原因其實都不成立，司馬遷修《史記》尚且只歷時14年，其條件比清初如何？不僅記時長度遠勝於明，而且中間還經歷宮刑意外。

筆者以為，《明史》修篡時間之長，是清朝統治者有意為之。署名張廷玉等篡修的殿本《明史》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才下旨全面啟動篡修的。這一年恰好是三藩之亂吳三桂稱帝。難道恰好這個時候修史的條件才成熟？

與其說清初統治者是借修史籠絡漢族士子，還不如說藉此羈靡士子，讓他們的心思都放在修史上。

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明史》版本之多也是破例的，既有萬斯同版《明史稿》第一版，又有王鴻緒版《明史稿》，還有張廷玉版《明史稿》，後者是在前兩版基礎上按照滿清皇帝的意思來修撰和刪定的。一個中央政府要搞這麼多《明史》版本幹什麼？何不集中人力搞一個版本？

更明顯的是，《明史》對明朝歷代帝王的評價經歷了一個由美化到貶化的過程。

前期的《明史》版本美化明朝歷代帝王，可謂是處處用心。如對朱元璋的評價是「治隆唐宋」，對朱棣的評價是「遠邁漢唐」。前期美化明朝帝王，是著意安撫貳臣遺民文人對故國之思與歉；民間反抗之志一日不消，修史則一日不止。

但是，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面世，乾隆對其並不滿意，認為其中有許多犯諱處。在篡修《四庫全書》時，開始修改《明史》。從乾隆四十年(1775)，歷時七年多，改定，並錄入《四庫全書》。

修改後，原《明史本紀》中的「英宗贊」稱英宗「前後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改修後則成了：「前後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賞僭濫，失亦多矣，或臚舉盛德，以為無甚稗政，豈為篤論哉？」原本評價明世宗為「中才之主」，而修改後則變為：「且倚任權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獨何哉！」只須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庫」本《明史》對比校讀，就會發現，明朝十幾位皇帝中，特別是景帝、英宗、武宗、憲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紀中，評語都由褒到貶。這樣，總體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這一定位。

對帝王如此，對大臣也是如此。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下令集議謚明靖難殉節諸臣和表彰明末清初抗清人物。十二月，下令將清初降清人物如洪承疇、馮銓、錢謙益等編入國史《貳臣傳》。這些人多數在清初開國立下大功，有的還深得賞識，到了乾隆時不想卻落到這樣一個結局。

原因其實很簡單，到了乾隆年間，各地反抗力量已消滅殆盡，修史已不再具有最初消解前朝記憶的意義，《明史》賦予了新的意義：維護對體制的忠誠。表彰氣節貶抑貳臣就是這個用意。